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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可夫元帅答“纽约时报”记者问
苏联裁军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七日报道：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说，空军和核子武器不能决定武装斗争的结局。在现代战争中仍然需要大量的军队。因此，苏联大量裁减武装部队并不是考虑到设想中的现代作战方法的性质，而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有利于发展苏联的和平经济。
朱可夫元帅在他八月四日给美国“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逊·鲍德温的一封信中表示了他上面的看法。他在这封信中回答了鲍德温七月七日在写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六个问题。
空军和核子武器不能决定战争结局
鲍德温提出的头两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认为，美国夸大了苏联空军的实力？”“作为一个大陆大国，苏联现在特别重视空军；照你看，这是不是意味着空军和核子武器现在是战争中占支配地位的军种？”
朱可夫说：我没有确切的材料来判定美国在对苏联的空军作怎样的估计。可能美国某些人士，特别是关心军事订货的人，喜欢夸大苏联空军的人数，以便有利于增加军费和制造对苏联的不信任气氛。
空军和核子武器本身不能决定武装斗争的结局。尽管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但是在军事行动中除了这种武器以外必然要使用大批军队和大量常规军备。
苏联裁军为了巩固和平和发展经济
鲍德温问：苏联宣布复员一百八十万人是否反映现代作战方法的趋势？换句话说，核子武器加上飞机和导弹的力量是否会减弱大量军队和海军水面舰队的作用？在美国人看来，你们的复员似乎没有影响到武装部队中最重要的而且显然也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空军和核子武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朱可夫说：敌视苏联的美国人对苏联任何措施的看法永远都是否定的、非常不客观的。苏联政府裁减军队的决定并不是由于考虑到设想中的现代作战方法的性质，也不是由于考虑到所谓现代作战方法的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首先是考虑到巩固世界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为了利于发展苏联和平经济和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
必须进行有效的裁军监督
鲍德温问朱可夫，美国已经表示愿意允许双方互相进行空中和地面视察，以对裁军进行监督。假如苏联将大量兵员复员，那么为什么它不答应让人家进行这种视察呢？
朱可夫说，美国所建议的以空中摄影来进行监督的制度，实质上不外是展开侦察活动，因此免不了要引起相互的怀疑，使得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不信任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苏联的建议规定建立的一种国际监督制度，能够切实地保障监督裁军的实行。
苏联主张，所建立的监督应当使监督机构有可能真正检查各国履行自己的裁军义务的情况。
我认为，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说明有效的国际监督以及美国所建议的空中侦察和空中摄影这两种办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苏联坚决反对大小战争
鲍德温向朱可夫提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你认为是不是有可能进行不使用核子武器的小规模战争或者任何其他战争？”、“为什么苏联制造这么多的潜水艇呢？”
朱可夫回答说：苏联坚决反对大小战争。任何战争都是破坏性的，而使用核子武器的战争不但对交战国而且对非交战国都是十分危险的。
苏联只制造保卫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不制造任何多余的东西。苏联的海岸线约占国境总长度的三分之二。因此，苏联这样一个海上大国，当然应该对保证海岸线安全的海军给以适当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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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裁军和苏联裁军问题
美总统复信给布尔加宁
新华社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八月七日接见美国驻苏大使波伦。
在接见的时候，波伦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布尔加宁关于裁军和苏联裁减自己武装部队的问题的信件所写的回信交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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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协代表团应邀到达雅加达
据新华社雅加达7日电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达浦生率领下八月六日到达雅加达。他们在机场上受到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普里约诺教授等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是应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到印度尼西亚作一个月的友好访问，并且参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日庆祝典礼的。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萨勒·乌马尔在致欢迎词时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高贵的悠久的友好关系应该进一步加以发展，使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文化方面以及在两国人民生活其他方面的合作得以扩大。
达浦生团长致答词说，我们到印度尼西亚访问，将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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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越南北方农村里
五谷丰登
在越南北方，今年夏稻和其他农作物普遍丰收。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和平恢复两年来第三次大丰收。由于农业生产连续的胜利，越南北方历史上每年一度的周期性的饥荒已经克服了。
据统计：越南北方今年夏稻耕种面积超过原计划3.1％，产量超过13.54％；玉米耕种面积超过原计划21.3％，产量超过13％；红薯耕种面积超过原计划29％，产量超过63％；棉花耕种面积也超过原计划，增加了29.63％，比战前最高的指数要大得多。
组织起来好处多
越南北方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土地改革，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生产情绪异常高涨。农村里的积极分子首先要求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许多互助换工小组随着出现了。
海防市郊区农村阮文孟换工组，就是属于这类互助换工小组的一个。阮文孟换工组今年三月底才成立，很快就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组里有个雇农阮氏慧，家底差，人口又少，她种着两分稻田和一些玉米地，过去常因为缺少口粮去打短工，只好让自己的田地荒着；自从她参加了换工组，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解决，现在不仅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而且因为换工挣了工分，在青黄不接时也不愁没有粮食吃了。今年春耕的时候，一般单干户农民每分田只能施三担肥料，阮文孟换工组却施了十七担肥料。种植玉米的时候，阮文孟采取了辅助授粉法，结果每分地收获玉米一百二十公斤，而单干农民每分地只收三十到四十公斤。
红薯丰产新纪录
南定省南直县南江乡有一位老农民阮大禧，他今年创造了红薯丰产的最高纪录。过去这一带种的红薯，一分地最多收二百二十公斤；土地改革后，农民多施肥，每分地可收三百公斤；可是在阮大禧的一分半红薯地上，却收获了一千一百公斤。这位在土地改革中翻身的老农民对去访问他的人说：“秘密全在这双手上。”然后，他便把自己深耕细作的经验一五一十地介绍给大家，他说：“这样做法是很费工夫的，但是我想图省劲是不会有好收成的，因此我努力去做。”
秋耕中的挑战
越南北方最老的换工组之一——太原省大慈县雄山社邓丁生换工组，不久前向全国各地换工组提出挑战，以改进耕作技术、提高秋稻产量、超额完成1956年国家增产计划为目标。具体条件是：今年秋稻每亩平均产量要达到928公斤，比去年秋稻增产208公斤。因此，邓丁生换工组保证秋耕时各类田地必须犁三遍到五遍，每亩田施六十至七十担肥料和一百公斤磷肥，并且实行温汤浸种和单株密植等先进方法。此外，还开垦两亩荒地种植香蕉、椰子等，挖一个池塘养鱼，以增加收入。
许多地方的换工组已经接受了邓丁生换工组的挑战。有名的清化省郑春拜换工组和阮世羌换工组也都提出了具体的应战条件。郑春拜换工组保证今年秋稻每亩平均收获1，800公斤，比去年秋稻增产340公斤。（按以上所说的亩是北越亩，每亩约等于我国五亩多。）
（本报驻越南记者）（附图片）
越南民主共和国永福省镇兴村阮文门互助组组员们正在簸净丰收的稻谷。 越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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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德国国营工业增长
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计划都完成或超额完成
新华社柏林8日电 德意志通讯社在八月七日发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统计局关于1956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
公报指出，中央国营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了8％；地方国营工业的生产增加了9％。
中央国营工业的计划完成了99.3％，地方国营工业的计划完成了98％。但是，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包括电力和煤气的生产，烟煤、铁矿和铜矿的开采，生铁和钢的生产，农业机器的制造，人造橡胶的生产，布匹、针织品、鞋类的生产等等。
在农业方面，机器拖拉机站所完成的工作总量比去年增加了20％，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5月31日到1956年6月30日这一段时间内增加了四百九十九个，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种的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总额的23％。
货物运转计划完成了105％，运转量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
第二季度的对外和国内贸易总额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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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上半年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5％
新华社8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七日报道：根据南斯拉夫联邦统计局的材料，今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化学工业的产量已经超过了1946年到1955年期间的平均年产量。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产量在上半年增加了13％，平均每个月生产的卡车有一百八十四辆，农业机器和设备有一千二百吨重。
南斯拉夫今年上半年生产的电力达到二十三亿五千万度以上，超过了1947年到1951年期间的平均年产量。煤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六十万吨，焦炭增加了八万吨，铁矿石增加了十三万吨，铜矿石增加了七万五千吨。在冶金工业方面，生铁、钢和铝的产量增加得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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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真理报”发表观察家文章
驳斥日本对苏联领土无理要求
据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苏联“真理报”今天刊载观察家关于苏日谈判的文章，驳斥日本坚持把苏联领土国后岛和择捉岛移交给日本的无理要求。
观察家指出，日本方面在提出新的“根据”为它的领土要求辩解。它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同规定把千岛群岛归还苏联的雅尔塔协定没有关系。观察家指出，波茨坦公告是在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作出的，这完全是起码的常识。
观察家还驳斥了日本的另一个“论据”，即借口苏联没有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所以它不能引用这个条约来证明日本放弃了对国后岛和择捉岛的要求。他说，这样提问题是毫无根据的。旧金山和约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千岛群岛，这对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日本是有充分的法律约束力的。
观察家指出，日本方面企图利用领土问题取得苏联的进一步让步。但是这种赌博是危险的，只能有利于反对苏日关系正常化的人们。
观察家指出，苏联在日本的要求下已经同意在和约草案中列入若干新条款，虽然这些条款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方面考虑到日本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它迫切的要求，已经同意从和约草案中删去规定日本保证不参加任何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盟的条款。在渔业问题上，苏联向日本作了相当大的让步。最后，苏联为了同日本达成和解，已经作了另一次慷慨的表示，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给日本。观察家最后说，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六日的苏日谈判中代表苏联政府曾经重申，苏联不同意作进一步的让步。这是苏联方面的最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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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苏运动大会上
一万公尺长跑破全苏纪录
在全苏各族人民运动大会开幕式上，苏联功勋运动员库兹以二十八分五十七秒八的成绩刷新了一万公尺全苏纪录。这是全苏运动大会开幕后第一个打破纪录的运动员。
库兹在竞赛结束后发表谈话说：“虽然我刷新了自己的成绩并创造了全苏纪录。但是，坦白地说，我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库兹的最后一句话是有所指的，因为他的成绩比匈牙利人伊哈洛斯创造的世界纪录多十五秒。
出人意外的水球赛
六日上午，在中央运动场的游泳池举行水球冠军赛，有来自各共和国的十八个队参加。当报告员宣布拉脱维亚队和塔吉克队进行水球赛时，大家都毫不怀疑，来自波罗的海的运动员一定会打败来自山区的塔吉克队。
但是水球赛开始后不久，人们都反而替拉脱维亚队担起心来了。上半场是拉脱维亚队占先，下半场一开始，塔吉克队越战越勇，先后四次破拉脱维亚球门。这次水球赛终以四比二、以出人意外的塔吉克队获胜而结束。
庞大的记者队伍
在中央运动场的新闻中心，挤满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有人在紧张地打听消息，有人在埋头书写，十分热闹。各国报纸和通讯社十分重视这次全苏规模的运动会的报道。据了解，来采访大会消息的苏联和外国记者共有四百人。在外国记者当中，不仅有人民民主国家的记者，还有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通讯社，如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
长距离自行车比赛
傍晚，中央体育场的红色大道上出现了第一辆全苏长距离比赛的自行车，观众热烈欢呼迎接了比赛胜利者。莫斯科年青运动员卡比诺夫在这次比赛中创造了全苏纪录。他以六十八小时二十二分四十二秒完成了二六六二公里的比赛路程。
离莫斯科一七六公里的格柴斯克到莫斯科是自行车比赛的最后一段路程。在这一段进行了紧张的追赶。天空布满乌云，不久后即下了二小时大雨，但比赛者一个紧跟着一个，继续以每小时四十三公里的高速度奔到莫斯科。
二比二
全苏最有名的“狄纳莫”与“苏军中央之家”两个足球队，五日在中央体育场崭新的足球场上进行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全苏足球冠军轮赛。这场比赛吸引了十多万观众。莫斯科电视进行了全部比赛实况转播。比赛开始，阵容坚强的苏军足球队占了优势。开球后五分钟，苏军队迅速进攻，直逼对方球门，射进了一球。“狄纳莫”队迅速反攻，很快地也射进了一球。苏军队再次组织进攻，以紧密传球，准确射球，第二次射进了“狄纳莫”队球门。第一场在不断的掌声中就此结束。
下半场比赛双方一直处在紧张的相互进攻和相互严密防守状态。观众们为“狄纳莫”队是否能挽回局势而担心。这时一个偶然事情发生了；苏军队因为犯规被罚球。“狄纳莫”队队员在对方球门十一公尺处以急速的射球命中了苏军球门。这场紧张的比赛结果是二比二。
（本报莫斯科八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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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方要求越南国际委员会采取措施敦促南越严格执行委员会建议
新华社河内8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讯：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越南国际委员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敦促南越当局严格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建议。这个要求是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联络代表团七月二十七日在给国际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
这封信说，从今年一月以来，国际委员会在越南人民军提出控告以后，曾经决定对南越当局违反日内瓦协议的七起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南越当局不是避不作答，就是利用“不安全”的借口来阻挠国际委员会的机动小组执行自己的任务。国际委员会曾经六次向对方提出建议，但是到现在为止，一项建议都没有得到实现。
信件指出，对方这种行为对于日内瓦协议的继续实行和对国际委员会的活动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并且说明法兰西联邦方面和南越当局蓄意拒绝同国际委员会进行有效的合作，从而违背了日内瓦协定有关条款的规定和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五月八日信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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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国务院用刑罚威胁美国新闻记者
再次发表声明禁止美国人来中国访问
新华社8日讯 华盛顿消息：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八月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不准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后，国务院又在八月七日发表正式声明，禁止美国公民（包括新闻记者）到中国访问。
国务院的声明说：“国务院趁这个机会对它的不发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政策进行了缜密的研究。在经过这种研究以后决定，不发这种护照仍然是国务院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为自己这特别的“政策”所提出的唯一辩护就是：中国仍然拘留着在中国犯罪的美国犯人。它硬说这种情况给美国人来中国访问造成了“特殊的障碍”。
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里普在宣读了上述声明后表示，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将被认为是“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可能被判处五年以内的徒刑或两千美元以下的罚款。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马上在美国新闻界引起了不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说，人们强烈地反对国务院的看法。“纽约邮报”指出，国务院的决定是“危险的自招失败的荒唐举动”。“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对国务院的态度表示遗憾。它说：“我们希望国务院最后会看到帮助各种报纸根据能力和愿望尽量采访全世界的新闻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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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札记
罗伯逊等待的“时间”
美国冷战外交家不敢公开反对共处，一直想利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散播不和的种子。他们一再地争辩着说：共产党人不愿意离开共产主义，这就是不应该信任社会主义国家并同它们友好相处的根据。
最近，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就又一次表演了这种拙劣手法。不过，这一回，他求助于吉卜林的诗句，得出了一个“使我们今天极感不安”的结论。
罗伯逊不胜感慨地想念到殖民主义安然统治东方的“过去的好日子”。罗伯逊说，那时西方“差不多每一个人在谈到远东时一开头总是引述吉卜林的著名诗句：‘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头’。”
但是，不幸，殖民主义者在东方为所欲为的日子并不是这样“永远”的。罗伯逊承认，这种日子的尽头终于已经到来了，东方站起来和西方“会了面”，从而“一下子产生了一大批重大的问题”。是些什么问题呢？列在他的“问题”中的第一个是，“深深地憎恶西方的殖民主义”，同时，当然特别使罗伯逊切齿痛恨的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国际地位的蒸蒸日上。
罗伯逊为了挑拨其他国家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猜疑和仇恨，竭力想把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人民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描绘为“对远东的威胁”，甚至包含“包围美国”的危险。他还把中国、越南等国人民的解放，同战后另外许多亚非国家人民“摆脱了依赖西方国家的地位而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对立起来。但他又不能不把中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斗争同东方反殖民主义斗争，一起列为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所“碰”到的“问题”。这样，罗伯逊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巴掌，承认不论是共产主义者或是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东方各国争取独立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斗争，都是对殖民主义者和战争挑拨者的致命打击。
事实正是如此。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已折断了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独立发展的大道。而且，由于这共同的命运和斗争，亚非国家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尽管罗伯逊之流怎样想利用意识形态来挑拨和破坏这个友好合作的关系，都不能阻止五项原则的深入人心、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思想的影响的不断扩大。
尼赫鲁总理最近就抨击了美国“鼓励对别人的仇恨、猜疑和恐惧”的冷战政策。他反对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虑东西方的冲突，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强使别人遵从它的意志，正在助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尼赫鲁总理的这些话，证明别有用心地推销反共的背时货的冷战宣传，在亚非地区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但一再遭到挫败的冷战外交家，仍然硬着头皮重申“美国决不会承认失败”。罗伯逊要给殖民主义者打气，而又苦于找不到可以使他们得到鼓舞的事实，就只好告诉他们说：“时间是有利于我们的”。罗伯逊这样期望着。可是，罗伯逊在表示这样的信心时，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就是历史的时针是向着他所指的相反的方向旋转的。而正是这个事实，注定了罗伯逊之流的“信心”要全部落空。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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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
苏联作家 萨比特·穆卡诺夫
我们三个苏联作家——瓦吉姆·索布柯、薇拉·凯特玲斯卡娅和我，在中国的中部和东南部旅行了大约一个月光景。当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国度已经游历了一遭以后，我们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我的同志们到北方，而我则到西北，到新疆。
我在跨进兄弟般的中国的门槛以后，就决定把我在这伟大土地上将要看到的一切牢牢地记下来。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起，我就逐日不间断地记日记，在二十六天当中，我已经把两本三百页的袖珍日记写满了。
而当我离开中国的首都北京到新疆去的时候，我陷入了沉思：“在逝去的那些日子里，我在中国看到了一些什么呢？”我打开自己的日记本，它的每一页都用热情的眼光惬意地望着我，因为每页日记都铭记着我在旅途中从中国朋友那里接触到的那种兄弟般的诚挚的感情。所有我直接接触过的这些朋友，现在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现在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儿，就像向他们每个人告别时候那样，真想一个个紧紧地拥抱他们，热烈地吻他们。我认为自己比以前更加幸福，因为我现在不是从纸上，不是从期刊和书本上，而是通过我的许多朋友，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动面貌，来了解中国。这些人，我在二十六天当中同他们结识并且成了好朋友，我将永远记着他们。
我们从苏联到北京，并从这里沿着这样的路线旅行：北京——广州——武汉——上海——北京。在这些城市里，我们访问了许多国家机关和文化机关，参观了历史纪念物，欣赏了伟大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许多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到过工厂、新建筑工地，访问了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见了合作社的社员和其他个别的人，听了剧院和音乐会的演出，看了许多影片，游览了许多名胜。所有这些，现在都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的面前。
在把自己关于人民中国的著述的大部分留待未来完成的时候，对于下面两个问题，我在这篇短文里仍然不能不说一说：一是关于两国人民的友谊，一是关于灿烂的中国艺术，特别是戏剧。
先谈谈友谊。当初我只知道，在这里，在人民中国，人们都喊我们是“苏联人”。不管是我们乘车或步行，不管是在城市、乡村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会认出我们是苏联人，而且到处都是用亲热的声调招呼我们，用亲热的目光看我们，并且齐声喊道：“苏联……苏联……”，还加上几个字：“老大哥”。现在，我们在中国处处听到的这种友好而亲切的合唱，还在我的耳际愉快地响着，而且很好听。
但是这种合唱不仅用声音来表现，而且回响在事业中。我可以举出这方面的许多事例，可是这篇文章无法容纳它们，因此我在这里只限于讲一件明显的事实。
六月四日，我们在武汉市参观了长江大桥的建筑工程。大家都知道，苏联专家也参加了这项建设。我先到工程师西林·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那里。他曾参加新桥的勘查设计工作，现在也参加了新桥的建筑。这是一个愉快的中年人。他向我们热心地介绍了建筑材料和工作进程以后，建议我们去跟萧传仁工程师谈谈。同时西林还说，萧传仁是这个建筑工程引以自豪的人，因为他是大桥设计工作和建筑工作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
我想这位值得称赞的中国同志一定是个上了岁数的人。可是我猜错了，原来萧传仁同志只有三十二岁，是个端正、漂亮、健谈的年轻人。我们在同他谈话中了解到很多东西：不仅有关于大桥建设方面的，还有关于地球上一条伟大河流——长江（全人类十分之一的人住在它的两岸）的、关于它伟大的建设前途的事物。我们从萧传仁同志的谈话中知道，这条大江数千年来不仅哺育了大部分中国人民，同时也曾经是许多自然灾害的来源，终于，它要被民主中国的钢铁般的手臂彻底制服，并且驯顺地、忠实地为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服务。
萧传仁不仅是大桥工作的专家和组织者，而且是个大思想家。他那健康而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头脑充满了美好的创造性思想，充满了对自己的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光辉前途的向往。更好的是，他，这位有才能的青年工程师不仅思考，而且行动，不仅行动，而且领导。他工作好，为人也好。他在担负建筑工程的重要职位时，无论在工作方面或待人接物方面，都是无可指责的。他对同事们的批评合情合理、谦虚而有礼貌，同时又是实事求是和要求严格的。所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值得重视的还在于：他在谈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绩的时候，把它们都归功于苏联工程师科西金·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由于经常同科西金同志在一起，由于他的教导和具体帮助，我这个年轻的工程师才学会了领导大的建筑工作。”萧传仁同志说。
“事实并不是这样，”身材高大、颇有年纪、长着络腮胡子的科西金同志谦逊地指出，“其实，要是笨人，教也是白教，可是萧同志很好，因为他聪明能干。”
在这些客气话中就深藏着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根，他们互相学习的根。
在谈到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时候，我不能不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一位小姑娘——秦启全，在长江岸上，她取下自己少先队的红领巾，把它系在我的脖子上。她的话的大意是：“把我这件表达心意的少先队员的礼物送给苏联老大哥。”由于这些话的声调是那样动人，我们作家的感情使我流泪了。我除了说声“谢谢”以外，没有找到别的话来表达我对她的那种父亲般的感谢之情，而在这几分钟里面要我想出别的话语也是办不到的，因为我太感动了。我含着眼泪紧紧地拥抱她，吻她，而心里充满了快乐，因为我在这位十一岁的少先队员的脸上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光辉前途，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下面我想简单地谈谈对中国戏剧的印象，特别是关于在汉口看到的汉剧。
我们就这样来谈谈汉剧“阿黑与阿诗玛”吧。应当说，照我看来，在中国戏剧中，特别是在京剧中，有很多幻想的、非现实主义的东西。“阿黑与阿诗玛”的价值在于：在这出戏里面，现实主义的主题压倒了幻想的成分，剧情没有对现实的特殊的夸张；它表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他们的痛苦和幸福、忧虑和期望。
男主角牧羊人阿黑由有经验的、演技精湛的天才演员李罗克扮演，女主角阿诗玛由年轻女演员花碧兰扮演。她的表演充满了令人信服的戏剧效果，她唱得不错，舞得也不错。如果她以后不骄傲自满，继续前进，那末毫无疑问，她将在剧坛上获得更大的荣誉。
后来，我向剧团的工作者谈了我对“阿黑与阿诗玛”这出戏的看法。总的说来，我觉得，这个剧团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日益深入到现实主义中去。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利用我访问中国时所得到的材料，但是可以相信，我将会利用这些材料写出一些东西来，因为照我看来，它们都是有趣的，因此，尽管很不充分，还是可以从某个角度表现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卓越事物的。我将要写它们，用各种文体来写，最诚恳地来写。
（本报特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