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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书记滥用职权
不久以前，原中共河南省永城县城集区委何书记，在领导党员干部学习“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时候，对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当时有个叫侯守体的党员同志，对何书记的发言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按说：在学习讨论中，遇到分歧意见，领导上就应该让大家大胆发言，从争论中提高认识，可是何书记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认为：“侯守体给领导人找难看”，“故意调皮”，简直是“反抗领导”。于是当场宣布停止侯守体的党籍，撤销了他的行政职务。
人们不禁要问：何书记在领导党员学习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时，为什么不联系实际检查一下，自己究竟具备了八项条件没有？从何书记的行为来看，显然没有这样做。否则，怎么会这样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怎么会这样随便停止一个党员的党籍，怎么会这样擅自撤销一个干部的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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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院长结婚医生停止出诊
内蒙多伦县人民委员会郭副科长（兼县卫生院长）在七月上旬举行结婚典礼。在结婚的前几天，消息就传遍了全城。医药界还号召每人拿一元钱，给郭副科长送礼。结婚的那两天，真把卫生院的干部忙得“不亦乐乎”，大家连应该参加的街道基层选举活动都没空参加，只得派出一名代表。有人来请医生去看病，也因为：“副科长正在举行结婚典礼”而停止出诊。
本来，结婚送礼都是用不到别人干涉的个人私事，然而像多伦县这一位郭副科长结婚时的情况，就大可研究。人们先不问郭副科长为了办喜事，应不应把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人们首先要问：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为了办喜事，把病人丢开不管，这难道是允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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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
新华社8日讯 在今天开幕的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副市长薛子正说，首都面貌已有很大改变，七年来政府平均用了占每年市财政预算的25.54％的费用，来改善首都供水、排水、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园林绿化等设施。
他说，目前全市饮用自来水的人口已达218万多人，相当于全市人口66％，比解放初期用水人口增加了两倍半，城区饮用自来水人口已达97.6％，每人每日用水量也由解放初期三十点六公升增加到五十二公升。七年来共修复了旧下水道二百八十多公里，新建下水道289公里，修筑各种道路682公里。
在迅速发展的市政建设中，原来是苇塘、垃圾粪便汇集的臭水坑——陶然亭、龙潭，现在都已变成了美丽的公园。道路和河道旁新植了九万多株树，著名的北海、中山、颐和园、天坛等公园，都有了很大改善。原来的西郊公园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动物园。
市内公共交通营业路线已有四百多公里，比七年前增加了四点六倍，按城市长住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利用公共交通车辆次数也比七年前增加了四点七倍。乘客人数目前平均每天九十六万人次。
今年市政建设支出占市财政支出总额的29％，可比1955年增加0.46％。今年还计划修建道路九十四公里。为了解决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的水源，永定河引水工程也将在今年完成初期工程。新建下水道二十八点八三公里。扩充区域性小型公园十处。今年还将在五十公里的行人道旁增植一些树。
薛子正详细谈到了目前市政建设上存在的缺乏计划性和预见性的缺点，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他特别检讨了以往几年来在市政建设中群众观点不强，对群众切身利益关心不够的缺点。他说，北京城市的扩建改建是要逐步进行的，因而必会有一些街道展宽，有一部分民房拆除，一部分住户要迁移。但在规划设计时必须注意尽量少占农田，少拆民房，实在不可避免时，也必须妥善地、有计划地负责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解决被迁户的困难。
在今天会议上副市长张友渔、程宏毅还分别作了“北京市1955年财政收支决算和1956年财政收支预算”，“改进北京市的商业工作”两个报告。
这次会议预计在八月十三日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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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私方人员的奇异态度
章世鸿
上海钢窗厂公私合营已四年多了。但是，四年多以来，这个厂的私方代表王逸民一直没有工作可做，而且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冷淡和歧视。
王逸民今年六十四岁了，早在1950年他就申请合营，而且两次要求“献”厂。合营以后，他又主动要求工作，他说：“我年纪已老，希望在有限的几年中能对社会主义建设作一些贡献。”这种要求也是完全合理的，但却得不到公方代表的支持和重视。公方厂长为王逸民设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事实上他是无公可办，每天只是上班下班，到车间转一转，看看书报；厂内开任何行政会议、生产会议都不叫他出席，公方代表看到他也不理睬；职工怕被套上“靠拢资产阶级”的帽子，也不敢和他接近。
这样对待私方代表，当然谈不到对人的改造，而且对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完全不利的。王逸民解放前任过建筑工程师，专门从事钢骨水泥设计，有丰富的技术经验，也有管理能力，对本厂的潜在力量也很熟悉。举个例说，去年公股厂长和党支部书记去北京开会时间，一个部队机关要订购捷克式钢窗柱，跑了几个大城市，找不到能接受这批任务的工厂，后来找到了上海钢窗厂。这个厂过去也没有生产过这种产品，原拟不接受，但经王逸民主动加以研究后，亲自设计，出主意，由有技术的老工人试制，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部队机关极感满意。显然，私方人员这种生产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十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应该受到鼓励。但恰恰相反，因为这种技术经验是被王逸民这个资本家掌握了，就处处遭到冷淡和轻视。比如有一次工人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技术科按这个建议画图纸，王提出这样设计还不够安全，应加上一个什么装置，但技术科不接受，硬说安全没有问题。最后，事实证明还是王的建议是正确的。
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有技术经验而又愿意接受改造的私方代表要采取这种冷淡和歧视的态度呢？除了这个厂的主管部门金属结构总局不应该对王的工作迟迟不作安排，和前公方代表郝成禧有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以外，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厂的公方人员和党组织存在着下面两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
第一，他们一直认为这样对待私方代表，才是站稳了立场，和资产阶级划清了界线。“五反”以后，这个厂的干部阶级觉悟提高了，和资本家的界线划清了，这是好的。但由此就产生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似乎“划清阶级界线”就是和资本家一刀两断，任何和资本家的联系都是立场不稳的表现。去年，这个厂一个公方厂长到王逸民家去了一次，抽一枝烟就走，回来还立即向支部书记汇报备案，深怕别人说他丧失立场。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这样理解“站稳立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既没有看到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一面，也没有看到几年来阶级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们不知道，不和私方人员发生联系，不对他们进行工作，就无法完成双重改造的任务。为了改造人，就应该进行细致的耐心的工作，就应该和他们在工作上、思想上、日常生活上发生很多的联系，这种联系只要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可怕的。这种联系只会逐步改变私方人员的立场，而对公方人员来说，则并没有涉及什么立场问题。
第二，只看到私方人员的短处和缺点，看不见他们的优点和积极的一面。当人们和这个厂的公方代表谈到王逸民时，他们强调王逸民的短处和缺点，说他有一些历史问题，说他工作上怕艰苦，责任心不强，说他合营后仍有一些自私自利的打算，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曾经是资本家，具有资本家的本质和各种思想特点，我们才需要通过说服教育方式来对他们进行改造吗？以为私方人员的各种表现必须和公方人员一样，用革命干部的水平去要求他们，这是不实际的。但这种不实际的想法竟成为这个厂不分配王逸民工作的理由之一。他们一方面不给他实际锻炼的机会；一方面又要他进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正好像要一个人学会游泳但又不准他下水一样荒谬吗？
现在，这个厂的问题由于上级领导机关的干预已初步得到了解决。但上面这两种片面的错误观点几乎在公私关系搞得不够好的合营厂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观点是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思想方法上的狭窄性、片面性和缺乏发展的观点所造成的。他们只看到私方人员某些正在改造并且逐步削弱着的消极因素，而看不到正在发展着、增强着的积极因素。他们的眼光太老、太旧、太小，跟不上一日千变的现实的发展，这就势必大大加重了工作中的困难，使我们在改善合营企业公私关系中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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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限制恋爱的“决定”
四川省自贡市邮电局局长张术德，不止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座谈会上、干部大会上，公开地、正式地宣布：新参加工作的人，在实习期间禁止谈恋爱，时间起码在一年之内！已经有爱人的，只准保留，不准外会！他还说，这是党的决定，任何人不能违背。
在党的支部大会上，大家曾质问过张术德，并叫他拿出正式文件来，他说这是市委的通知。我们继续追问，他又说这是省邮电管理局分党组一个书记说的。
由于张局长的限制，不少青年的恋爱受到影响。 易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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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北京来客吃饭难
外地到北京来的人，除了不容易找到住的地方外，吃饭也是困难的。不少机关的食堂，都把售饭票的时间机械地固定在一定时间内，如果外来人没有碰上这一时间，那就无缘在机关吃饭了。
在饭馆吃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少饭馆在十二点以后就挂出了“休息”的牌子；有时在休息前赶到，也常常买不到饭。至于饭馆里的拥挤情况，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外地到北京来的人的工作时间，很难像在机关里那样，准确地固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但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到北京吃饭才不难！
王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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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训练团政治处来信：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登载读者来信“不能这样马虎”一文，其中提到我团在开写党员介绍信时粗枝大叶，把非党群众唐江海、王生泰（经查不是王生春）介绍为正式党员一事，是确实的。我们已对有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责成下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今后在工作中注意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来信说：七月五日“公文老在睡觉”一文，批评了我们对公文的积压，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积压情况远比所指出的还要严重。不仅积压，甚至尚有六十多件公文至今查无下落。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检查过去的工作，并从各方面改进工作方法。我们经过反复研究，找出了公文积压的原因，并已经确定了改进工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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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福大沟
刘敏吾
当我请假探家回到部队的时候，同志们见了我都关切地问起我的家乡的情况。我的家乡吗？那在湘水、柳林江之滨，青草、天井湖之畔的湖南省望城乔口，现在真是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记得在过去，一到雨季，农民就对着那些低洼的稻田发愁。他们常常眼看着快成熟的稻子，被渍水淹盖了，无法拯救。然而渍水比起洪水的危害还要小一些。过去每当洪汛到来的时候，湘水暴发，通向湘水的柳林江也跟着涨水。一旦两岸的河堤被洪水冲溃了，乔口附近的村庄就要遭受巨大的灾害，稻田被淹没，房屋被冲塌，牲畜被冲走。多少人家呵，由于洪水的危害，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到处逃荒。
这容易遭受水灾的地方，不下雨，旱灾同样可怕。农民白天黑夜车水灌田，有的高田得不到灌溉，禾苗枯萎了。多少年来，许多农民就因为这样操劳过度，葬送了生命。
共产党来了，幸福也跟着来了。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用自己的双手，修固了堤防，堵塞了通向湘江的柳林江，征服了洪水的灾害，创造了想像不到的奇迹。
现在废弛了的柳林江河堤，栽了一行行的杨柳，江里养了许多鲤鱼、青鱼、草鱼。附近农民夸誉这条堵塞了的河为“幸福大沟”。
由于柳林江的堵塞和湘水河堤的加固，过去那些十年九不收的低田，现在成了丰收的良田。国家给附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了贷款，装上了抽水机，雨水多了，农民就把田里的渍水抽到湖里和河里去；土地干涸了，就把湖水、河水抽进田里来。我回家的时候，天久不雨，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着；那些还没有安装抽水机的农业合作社的社员羡慕地说：“还是水龙（抽水机）好，你看真是人力胜天工。”
乔口附近的农村，不仅在外貌上日新月异，那儿劳动人民的思想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访问过一个在解放前迷信很深的雇农任让亮，问他现在还去庙里敬神不去。他告诉我，这几年来的事实教育了他，靠天靠神没有好处，跟着共产党走，积极劳动，幸福无限。
黄昏来到的时候，微风送来快要成熟的稻谷香味，孩子们背着书包，跳跳蹦蹦地从学校回来了；老年人牵着黄牛，从青草坪回来了；青年男女荷着农具，从田野回来了。新插下的修建公路、开凿水渠的标志，从近处伸向远方，秋收后就要开始动工了。我的家乡，这生长我的地方，将要变得多么美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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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晋江专区千余户华侨地主富农改变成份
本报讯 福建省晋江专区各地侨乡六、七月份已结合检查宣传贯彻侨务政策，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全国第四次侨务扩大会议的精神，根据“爱国守法、放弃剥削”的条件，把1，260多户地主和富农成份的华侨，改称为农民，并允许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被改变成份的侨户，经过教育后，普遍感激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表示要进一步搞好生产，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南安县山头镇于七月中旬改变二十二户华侨地主、富农的成份时，当天就有五户写信向海外亲人报喜。侨眷吕美英，成份改变后，一面向海外亲人报喜，一面要求参加农业社，并表示入社后要积极劳动，搞好农业生产。
（郑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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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照顾夫妻在一起工作 重庆市调动一批教师
据新华社重庆7日电 今年暑期，重庆市教育局对于夫妇不在一起工作的教师普遍进行了调查以后，和各地的有关机关联系，已经将夫妇不在一起工作的中小学教师一百三十多人，调在一起或邻近地方工作。有些是将夫妇一方从外地调到重庆的，有的是从重庆调到外地工作的。重庆第九中学教师赵素琴，爱人在安徽蚌埠淮河航运管理局工作，调动有困难，重庆市教育局就设法把赵素琴调到安徽去。
过去，重庆市的理化、生物教师比较少，现在有些要调出去，就更感到缺乏。为了准备调动教师，重庆市教育局组织一批原来的初中理化和生物教师进修，补充高中理化、生物教师。再从小学教师和失业知识分子中培养、训练一批初中的理化、生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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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全国体操冠军赛男女乙组规定动作比赛结束
新华社天津7日电 1956年全国体操冠军赛进入第三天，近四百名男、女乙组运动员参加的规定动作比赛，已经在今天上午结束。
在男子乙组自由体操、单杠、双杠、吊环、鞍马、跳马六项规定动作比赛中，得分最多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选手蔡庚。他的总成绩是56.08分（满分是60分）。他的每个单项的分数都在九分以上。
女子乙组自由体操、高低杠、平衡木和跳马四项比赛得分最多的是北京市十八岁的选手黄新河，她一共获得36.85分（满分是40分）。
男子乙组规定动作比赛中成绩突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和天津的运动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六名运动员的平均成绩达到了54.9分，他们在困难的鞍马比赛中表现了优良的技术，六人当中最低的分数是9.2分，有三个人都得了9.5分。
参加自由体操规定动作比赛的绝大部分运动员的成绩都超过了八分。蒙古族的运动员恩和木仁得了8.5分；青海省的土族运动员秦才让的成绩是7.7分，他们两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体操比赛。
二十六个单位的一百九十多名女运动员在女子乙组规定动作比赛中，以北京、天津、上海和陕西省的运动员成绩最好。
男、女乙组的运动员，将在八月八日和九日进行自选动作的比赛，到那时候才能产生单项和全能比赛的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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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举行跳伞和滑翔表演
据新华社8日讯 参加“航空爱好者夏令营”的三百多名各地的青年航空爱好者，今天上午同近一万名北京的观众，冒雨观看了跳伞、滑翔和飞机特技表演。
阴雨和风大给表演带来了困难，但是运动员们仍然表演了预定的十个项目中的七个。
十点多钟，当一颗绿色信号弹打到空中以后，第一个项目——初级滑翔机的起飞和降落表演开始了。接着另外两架滑翔机也陆续做了起飞和降落表演。
跳伞表演开始了。参加表演的运动员都是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跳伞代表队的队员。他们今天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比赛的规则进行表演的。运动员由飞机跳下以后，要求落在一个直径三百公尺的圆圈内，并且越接近圆心越好。由于风大，他们不得不在离目标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往下跳。
一架运输机飞过去了，天空中留下了五个黑点。这是八百公尺高度集体定点着陆跳伞表演。当观众知道参加表演的是五名女运动员的时候，鼓起掌来。接着五个男运动员表演了八百公尺高度集体定点着陆跳伞。
两架初级教练机分别把两架高级滑翔机牵引到八百多公尺的空中以后，滑翔机脱离了飞机，开始表演螺形旋转和翻筋斗等特技。一架初级教练机随后也参加了特技表演。各项表演至此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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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体育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8日讯 应邀来中国参加朝、蒙、越、中四国体育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体育代表团一行四人，今天到达北京。
代表团由越南民主共和国体育体操委员会委员陈志贤率领。
朝、蒙、越、中四国体育会议预定八月十日到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将讨论这四个国家在1957年的体育交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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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国家女子篮球队到京
新华社8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二人，由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红星”体育协会主席穆德拉·瓦次拉夫率领，在六日和八日先后坐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邀来中国访问和进行友谊比赛的。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女子篮球队是欧洲实力最强的女子篮球队之一。今年六月，她们在欧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仅次于苏联和匈牙利获得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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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德两位体育家到京
新华社8日讯 一度是中距离赛跑世界纪录创造者的奥托·佩耳策尔博士和足球教练阿洛伊斯·明斯特尔曼，今天坐飞机来到北京。这两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著名体育家是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奥托·佩耳策尔博士今年五十六岁，他在1926年到1930年间，曾经创造过四百四十码、五百公尺、八百公尺、八百八十码、一千公尺和一千五百公尺六项世界纪录。他在1929年曾经到中国访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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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厦门港的风浪
本报特约记者 杨朔
荔枝正熟。这个季节，并不是东南沿海的风季，动不动你还是可以听见远远扬起一片类似呐喊的声音，于是本来碧绿碧绿的大海忽然会变黄了脸，卷起千万点雪似的浪头，紧跟着，那荔枝树、龙眼树、还有别的叶子发亮的树木，就会百般做弄出一片战争的声音。
说真的，我原先猜想厦门处在海防的最前线，隔着条海峡就是台湾，大小金门岛更在眼睫毛底下，说不定该有多么紧张。其实不然。这儿是前线，又不像前线。这儿也像祖国的任何角落一样，正在建设着自己图画一般的生活。
应该纠正地图上的一个错误。从地图上看，厦门四面环海，是个岛屿。实际上早不是个岛屿，而更像个半岛了。造成这个奇迹的是一道新修的海堤。我去看了看这道海堤，我在这道海堤前站着不能动了。多么惊人的创造啊！一条两公里多长的大堤，一色是雪白的花岗岩垒的，从北到南把一座波浪滔滔的海港一下子从中切断。海港切断，厦门岛却和北边的大陆连成一片了。
海堤南头有座亭子，围着亭子栽满桉树、合欢树、相思树……每棵树都铺展着清凉的影子。来来往往过堤的人都爱在亭子里歇脚乘凉。我登上亭子，放眼望着海堤，想像着修堤的人怎样经过千辛万苦，创造出眼前这个奇迹，我不觉自言自语说：“真不容易啊！”
有人轻轻笑了笑。我一回头，看见亭子旁一棵相思树的荫凉里立着个青年人，有二十几岁，模样像个农民。他的眼神很怪，好像不会正眼看人，总是歪着头，从眼角扫你几眼，显得又机警，又调皮。
我指着海堤问：“你觉得这是容易的么？”
那青年摘下头上戴的尖顶竹叶帽，一面扇风一面说：“容易？我看天底下除了吃饭，没有一件容易事。你要能看见当时的情形就有意思啦。那么多人，炸山采石头，又拿石头填海。海是容易填的么？大风大浪的，有时好几吨重的大石头，说冲走就冲走了。何况头顶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总来炸。白天来，黑夜也来。你来了，我躲一躲；你一走，我又出来修。足足修了两年多，到底修起来了。”
我又不禁赞叹说：“这真是移山填海，造福万代，真是些了不起的人呐！”
那青年戴上竹叶帽，整理着一担我叫不上名的海菜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说着挑起那担海菜，又从眼角扫了我一眼，怪调皮地问：“你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么？”一面走上海堤，扁担在他肩膀上一颤一颤的，飞似的走了。
我望着那青年的身影。他的身影又瘦又小，他的举动却是又准确，又自信。这种人总是懂得他从那儿来，他要到那儿去；总是懂得他自己在做什么。
我从亭子上朝南望去，我望见许许多多类似这个青年的身影，都是那么精干，那么自信，正在紧连着海堤的地方来来往往挑着土篮，垒着路基。这是当地人民正在进行的另一个大建设——鹰厦铁路的厦门段。每个厦门人民都明白这条铁路会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什么，自然要用全力来建设自己的命运。我时常听见炸山，这是在为鹰厦线采石头。我的住处紧临着海滩上一个大石场，天一亮就听见叮叮噹噹钻石头。钻好的石头装上船，为了赶潮，三更半夜扬帆而去，送到海港的另一角，那里正干着另一件移山填海的大事情，替鹰厦线修着跨海的大堤。有一回，在垂着长胡子的老榕树的浓荫里，我看见好些老年人聚精会神地用竹子编着什么大东西。我觉得奇怪，一个老人眼皮也不抬，一面编一面说：“竹笼啊”。编这些大竹笼又为什么，老人家不大懂北方话，说不清楚。我却立时清楚了他的意思。我做了个搬石头的手势，朝编了一半的竹笼里一装，又举起双手，往远处一投，老人就笑着连连点头。不用说，你也明白：大竹笼是要装石头填海，又是为的鹰厦线。
厦门人懂得劳动，也懂得生活。每当黄昏，港湾里的海水像喝醉了荔枝酒似的，匀上一层晚霞的红光，对面鼓浪屿只剩下模糊的山影，这时候，在海岸上盛开着的凤凰红下，我常常看见大群大群的劳动人民迎着晚风歇凉，或者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细心品着武夷山茶。不知什么地方响起福建的南乐，奏的是“梅花操”，音调那么恬静、那么幽美，我从心里感到一种和平的诗意的生活。这种生活、难道会是在前线上么？
但这里究竟还是前线，而且是面对着台湾的最前线。现在我是在我们海岸炮兵的阵地上，小金门横躺在我的眼前，中间只隔着六千来公尺的海面。夕阳斜照里，我从炮对镜里清清楚楚望得见岛子上的房屋，树木，还有敌人在山头海岸上修的炮位和工事。却不见一个人影。夕阳散了，岛子上暮沉沉的。我忽然发现有个穿白衬衫的人影倚在树上，一动不动，分明在望着大海这边。他正在张望什么呢？月亮从海底浮上来，海面上风平浪静，闪着一派金光。这工夫，我右手山头上的广播器里悠悠扬扬响起好听的音乐，一会就听见一个清亮的男音在向金门岛报告祖国的建设消息了。我又对着炮对镜望了一眼，金门岛黑漆漆的，连一星火光也看不见。
别以为敌人肯这样沉寂下去的。观察员告诉我说，近来岛子上空常出现飞机，拖着条长口袋，风一灌，鼓的多大，下边的高射炮就练习射击。敌人深深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压着他，不能不慌，一慌，只有乱打冷炮来替自己壮胆。可是只要我们的大炮山崩地裂似的一张嘴，敌人立刻悄没声的，连大气也不敢出了。
你能说这不是前线么？这是前线，可又不完全是前线。就在这种最前沿地带，我们的人民也和祖国迈着一致的步子，一步深似一步地走进自己的理想里去。
我不想多写我们海岸炮兵的建设。他们的建设当然出色。如果你在一个屡建奇功的炮阵地后边忽然发现漂亮的花园，能说这不出色？花园里面种着状元红、矢车菊、夹竹桃，以及各色的花木，还用闪亮的贝壳在地面镶出一只展翅飞舞的大和平鸽。杂花正开，时时有蝴蝶飞来飞去。一只粉蝴蝶不知怎么飞进炮阵地，落到炮口上，两只翅膀一张一合的，也许是闻到炮口上有什么花香了吧？
这些海岸炮兵更出色的建设是帮助农民走进社会主义去。有一天晚饭后，我跟着炮兵连长和一个叫林礼昌的测距员去看“前沿合作社”。合作社离炮阵地不远，到处红屋绿树，显得很富足。稻子长得又黑又壮，扬着米粒大小的白花，飘散着一股焖饭的香味。社员们正在村边浇菜，割豆子，看见林礼昌，争着招呼：“老林！老林”林礼昌每星期要到村里去三个晚上，帮着合作社做扫盲工作，人缘自然熟。
我们在村里转了转，随后来到合作社主任门前，坐到老榕树荫凉里。主任叫林安心，只有二十四岁，稳重得很。他侄儿林进财，十七岁，眉眼像画似的，很俊，也出来端茶送水，招待客人。
我对林安心笑着说：“哎呀！你们是在敌人鼻子底下搞社会主义啊。”
林安心怪含蓄地一笑说：“敌人也就是爱打炮，存心破坏。冷不防撂过一排子炮弹，炸毁庄稼，炸死牛，人倒没怎么的。不要紧，再坏，还能挡住咱的路啦？别说还有解放军同志掩护着呢。”说着望了望炮兵连长。
连长是个寡言寡语的人，没开口。林礼昌抢着说：“社里有什么活，只管分配给我们做，可别客气。”
林安心沉吟着说：“你们费的心也不少啦……”
炮兵们费的心，据我刚才看见的，有三口新挖的水塘，存满雨水，可以浇地，也可以沤肥料；有一个俱乐部，内里有书、有画、有乐器、有跳棋一类的玩具——是由全连战士捐款布置的；还有一所林礼昌等人帮着筹办的夜校。从林安心咀里，我知道水兵们还替合作社拔麦子，送双轮双铧犁，送牛，送记工分的本子，这些本子，林安心说，用一辈子也用不完。不过战士们支援合作社最贵重的礼物却是警卫着海防的大炮。林安心说：“我们是在解放军的炮口下搞社会主义啊。”
林进财那孩子原先坐在旁边，眼望着天，听着旁人说话，光是眯着眼笑，忽然插咀说：“人家蒋介石也支援咱们合作化呢。”
我笑着问：“也是用大炮支援吧？”
林进财说：“可不是。炮弹打过来，有的是炮弹皮，你捡一捡卖给政府，多的能卖好几百元，都变做合作社的资金。”说的大家都笑了。
天早黑了，合作社还要开会，讨论分配工分的问题。我应该走了，可又有什么东西恋着我，总舍不得走。在生活当中，我处处遇见过这样一些好青年，都是那么蓬蓬勃勃的，给你一种感觉，好像你是站在黎明的海岸上，露水未干，海风吹来，使你从里到外都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
我们沿着海滩往回走时，月亮已经升起多高，遍野都是草虫叫。不知那儿响起几声爆炸。有人说是敌人打炮，也有人说是我们自己在崩山。在厦门总是这样，有时是炮音，有时又是建设的声音。我们就是在炮声里进行建设，在建设的声音里增强着解放台湾的力量。海上又起了风浪，夜静当中，听得见海潮拍岸的声响。远远望去，金门岛只是一片黑影，漂在海上，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都会沉到波浪里去。我仰起头望望月亮，天很晴朗。我想，明儿战士们也许该帮着“前沿合作社”种蕃薯了。（附图片）
鼓浪屿日光岩是厦门大八景之一，也是鼓浪屿的最高点，在这里可以俯览厦门的景色。 倪海摄（厦门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