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探求与追随
宇文壬
学习苏联经验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但在学习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苏联的中学实行男女分校了，我们的一些中学也很快地分开了；苏联的中学实行男女合校了，我们的一些中学也很快地合起来。只见分而合，合而分，似乎谁也不知道效果在哪里。
在苏联，分与合，各有理由，教育家们都发表过文章，论述分或合的好处，各家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暂时是很难定高下。然而，在我们的中学男女生或分或合的前后，教育家们发表了多少有独立见解的能够让人心服的论文？又有哪些实验成绩能够为之作证？
教育事业的改革效果，需要由实际的经验来证明。在没有实际的经验证明以前，分不见得比合更“先进”，合也不见得比分更“先进”。实验者不妨大胆地走在前头，其他的就不妨先按兵不动，听听动静，看看景相，这反正与“落后”“保守”无干，更没有理由在探求者还没摸清道路时就随着照搬。
可惜，这类照搬的事太多了，不要以为光是中等教育里才有，大学、小学里也有，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业、卫生等方面都有。
探求者的经验永远可贵，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但是跟在探求者后面照搬的作法和认真地学习却不相干。如果探求者在还没摸清方向的时候碰过壁，难道追随者也必须挺着脑袋再往墙上碰一次？没有人自觉地干这种傻事情。但是，不自觉却更可怕，碰痛了，还感到是“不可避免”。
世界上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为人类而走在最前边的探求者是勇敢的。然而，世界上的路并没走完，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否则再也不会有新的探求者和新的路出现了。追随者自己也是后起的探求者，只要有作探求者的志愿，就可能在追随的路上发现新的走法。探求者并不希望别人仅仅是跟着走。单纯的追下去，被追者就成了偶像，而追随者也就成为不思而行的盲从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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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法”与“国学”
鲍昌
“后汉书”的“儒林传”上曾谈到：汉朝光武中兴后，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当时“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这里说的，就是这种学术研究上的“家法”。
用“家法”来讲授学术，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事。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大大戕害了文化的发展。当时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典籍，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便只好传之以“家法”。但这却带来不少好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以说，又是一次“百家争鸣”。
什么时候取消了这种风尚，把“家法”变为“国学”，那学术界的繁荣气象就为之一蹶。例如诗经，汉初时至少有齐、鲁、韩、毛四家传诗。汉平帝时，独把毛诗郑笺立为“国学”（见陆德明“经典释文”）。自此之后，别家的诗也就不传了。流传至今的毛诗，固然已是无价的文学国宝，但如果多传下几种诗来，岂不更是幸事。这一点，至今我们感到遗憾。
“家法”和“国学”，究竟哪一个更好些，当然要看这学术的本身。但有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百家争鸣总比一家独鸣要好些，而百家之言也往往比一家之言更能刺激学术的发展。
目前，在学术领域内，我们没有立“国学”这一说。党在前几年就提出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方针。最近又响亮地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来。但在学术文化界内部，有人却分不清上面的道理。例如：由负责的学术部门组织一批人，集体编写出某学科的权威性著作或教科书来，这本是好事。但颇有人以为这就是“立国学”了。盲目迷信者有之，持有异见，但怯于立论者也有之。最糟糕的是造成某些人的依赖思想。听说大学中有些学科长期开不了课，对这门课程有研究的人不敢讲，却要等待负责部门编出“教科书”来。如果教科书迟迟不来，那就一直在等待，然而这门学科也就一直在停滞……。
应当改改这种情况了。即使是某负责部门编出了一种什么教科书，不应就看成是一种“国学”，或者不如说，那也是一群“家”们的集体创作，可说是“一派之言”，因之也可与之争鸣。与此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家”传之以“家法”，亦即“一家之言”。一门学术能有许多家们来争论，自然就会走向繁荣了。
当然，一派之言也好，一家之言也好，最希望的是能像伯牙的那张琴，音调既美，又有内容。而不希望是契柯夫说过的那面鼓，听起来咚咚有声，实际上却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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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局长办丧事
徐晓民
山东省广饶县人民委员会接到浙江省人事局公函一件，大意是：本省气象局代理局长李瑞祥同志，系你县刘集区李家桥村人，母亲病逝。据本人反映，花去埋葬费数字过大，超过一般群众的开支，李要求国家救济。特函请协助本局调查：李局长办丧事的开支、家庭情况和丧葬后当地群众的反映。
下面就是调查来的情况。
三月底，李局长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后，就带着钱回家举办丧事。李局长一到家，就专门请了近族叔父主办丧事，当场双手交付一大笔丧费，并嘱咐道：“花钱要大方，钱不够还有办法。”
这位“孝子”碰到的第一件伤心事，是当地买不到好棺材。只好加一加工，用油漆刷亮。棺材既然不好，就只好在坟上多作文章。李局长请了当地有名的工匠，修一座漂亮的双身坟（包括未死的父亲的寿坟）。那坟的四壁，修了门楼，门楼上面画着美丽动人的花草，还写着“一旦辞红世，千秋卧白云”的对联。
出殡的那天，真是轰动远近。清早，锣鼓喧天，古乐齐鸣，四乡的人们早就听说这个“大出丧”的气派，于是祖父搀着孙孙，母亲抱着孩子，都来观看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盛典。那装饰的红红绿绿的彩罩里面，放着李局长母亲的灵柩，油漆得净光透亮，还画着金色的凤凰，写着“东来紫气，西望瑶池”的金字。此外还有使人眼光缭乱的纸桌、纸椅，纸箱、纸楼、捍钱杖……，死后花的用的应有尽有。
“养儿为了养老送终，有这样的好儿子，死了也享福。”一位搀着孙子的老太太目不转睛地望着出丧队伍中的“孝子”——李局长，对孙子说：“孩子！你看人家多好，你长大了也要学这样有出息。”
青年人却另有主见。
“又封建，又迷信。还算是个革命干部哩！”
“社员们投资买砖打井，局长花钱出殡；社里天天打井备耕，他出殡引这多人来耽误干活。”——这是一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的意见。
旁边一位带孩子的妇女插嘴说：“你知道吗？合作社里还派了六七十个工给他出殡，另外帮忙的人还不算数哪！这几天社里的活耽误不少哩！”
自然，送殡行列里的李局长是听不到这些旁观者的议论的。他默默地走着，貌似哀戚，心里却很为这场丧事满意。
正午安葬。古乐奏起送终曲，纸灰在空中纷纷飘舞，惹得远近人人注意。
可是，丧事却没有就此了结。李局长还要设宴招待亲友乡邻。凭着局长的身份，亲自到当地区公所要来一百五十斤小麦，选择吉日，大设宴席，整整坐满了五桌。
李局长略表谢意后，宴会开始。
“三桃园！”“五魁首！”“八仙过海！”酒令声、喧哗声酿成一团，如果你从这里路过，也许会认为是办喜事哩！
丧后，主办丧事的老人给算了一笔账，整整用出四百八十六元。
这就是李局长请求“国家救济”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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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头
苏金伞
先进带后进，本是推进工作、开展运动、带动社会前进的好方法。但就在这大家公认的规律上，却也常常发生问题。
不久以前，安阳动员农民打井，打井本是解决农村水利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砖石，农民须挖窍门、想办法。某乡的支部书记就动员农民“挖”祖坟，并“带头”首先“挖”了自己的祖坟。农民在他这样“带头”之下，纷纷挖起祖坟来。有的挖开坟墓对着尸骨说：“老爷爷，请你也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吧！”
乡支部书记为了动员大家打井，“带头”挖了自己的祖坟，其真心为社会主义，是很感动人的，可惜影响却很不好，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可见“头”也不能乱“带”，乱“带”，就会带出恶结果。
即使是最好的事情，带头也要首先带动思想；如果以自己的“带头”，“逼着”群众照自己的样子作，实际上那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好事也会作成坏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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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朵山茶花
——介绍“边疆文艺”
李剑
把“边疆文艺”比作云南省迷人的山茶花是决不过分的。它美丽、鲜艳而又如此充满着浓郁的山野气息。读着它，你就会像漫游在云南各地，满眼是绚丽的山川花草，满耳是各民族的神奇的传说和嘹亮的歌声。
“边疆文艺”从创刊以来，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生动地表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斗争，它的作品、插画、封面上都洋溢着边疆和民族的浓郁气息。“边疆文艺”在发掘整理各民族文学遗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刊载了许多优美的民族传说和诗篇，如大理白族优美的传说“望夫云”，反映藏族流浪歌人生活的诗篇“热芭的歌”，歌颂纳西族青年的坚贞勇敢和理想生活的故事诗“玉龙第三国”，以及描写阿哲族青年的爱情的故事诗“爱佐与爱莎”等等；同时也介绍了各民族健康多姿的歌舞。这些传说和歌舞，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理想和斗争，歌颂了各民族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和坚贞的爱情，而且在艺术上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
“边疆文艺”所刊载的作品，不论从文艺样式来说，或是从内容来说，都是多样的。就文艺体裁看来，有小说、诗歌、散文、特写、通讯、戏曲和民间传说等等，就反映面看来，在七期中，它反映了彝、藏、回、布朗、拉祜、傣、纳西、阿哲、佧瓦、撒尼、白等族的生活斗争。
“边疆文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把培养新生力量这个任务真正地在它的版面上体现出来了。在每期上都有不同民族的新的写作者出现，例如藏族青年饶阶巴桑、泽汪仁增，纳西族青年牛相奎、木丽春，彝族青年普飞，青年作者毕绍文、李茂荣，工农群众中的作者全民、晓报、西林、席仕联、李石生等，这些新人的出现说明了“边疆文艺”已逐渐成为各族青年创作的园地。
“边疆文艺”从创刊到现在已出了八期，每期印数已由一万五千册增加到二万五千册，这说明了边疆人民对文化艺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刊物还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它还没有很大胆地去干预生活，在它的作品中还缺乏那种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抨击阻碍生活前进中的东西的作品。某些作品在反映生活时还是表面的，我们在这部分作品中只能看到边疆的一般风物和各民族的外在色彩。这可能是由于作者深入体会生活还不够；另一方面，对各民族的作者的培养，鼓励和帮助也不够。刊物缺乏批评和争论。我们希望“边疆文艺”组织和号召它的作者更深刻地反映各民族人民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系列尖锐变革，塑造出边疆斗争中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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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报纸应该注意争取时间
目前，北京出版的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一个严重的缺点是忽视争取时间，不仅常常把应该早登的东西迟登了，而且读者有时要到中午十二点钟才能收到报纸，这样“日报”就变成晚报了。由于报纸总是姗姗来迟，使人们只好占用一些工作时间或者只好到中午或晚上再去看报。
我们反对时间第一论的观点，我们同样要反对躲在这种反对旗帜下的懒惰和官僚作风。报纸刊登的消息、文章首先要力求正确，但这决不是允许我们可以忽视“快”的原则。应该以更有效率的工作去吸引更多的读者，扩大报纸的影响。
余治平
不要忽视图书评论的工作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很少刊登图书评论的文章。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篇评论新出版的小说的文章。报纸对于文艺理论书籍的评介工作，也做的很少。例如关于中国文学史，目前已出版了好几种，如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报纸如果把这几种书加以比较、评论，对读者将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正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图书评论工作就更加需要。报纸应该担负起帮助读者挑选读物的责任。楼汝棠
大冶铁矿区有数千辆汽车吗？
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冯健、姚昌淦同志报道的“大冶铁矿区建设加速进行”的新闻。这篇稿件是这样叙述的：“数千辆大型自卸汽车，沿着像带子一样盘山而上的登山公路，往返疾驰”。所谓数千辆汽车的数目是错误的，据我了解，大冶铁矿实际只有自卸汽车五十多辆。
根据新闻报道看来，大冶矿区现在有“数千名矿山建设者”，为什么汽车就有数千辆呢？难道这个矿区除了驾驶汽车的司机以外，没有人做其他的工作吗？
这样的错误必须纠正。
大冶铁矿 谭志文
两个数字为什么不同
叶国树的来信：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汪敬虞所作“六十年和六年”一文中提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棉纺织厂，计划为三十八个”。但是，1955年第十四期中国纺织刊物所载蒋光鼐部长“为胜利完成纺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却说：“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内，进行建设的共有三十九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这两个数字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
汪敬虞的复信：“六十年和六年”一文中提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棉纺织厂，计划为三十八个”，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六十三页上的数字。这只是指棉纺织厂。蒋光鼐部长所提到的“三十九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没有说明只是指棉纺织厂，所以两个数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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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湖（铜版画） 曹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