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杨荣国
争鸣的社会环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其所以为黄金时代，就是大家对学术问题各抒所见，百家争鸣。
当然，那时百家之所以能争鸣，是由于有其可以争鸣的社会条件。
从西周末奴隶大暴动之后，发展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就急激地由种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我是这样看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有氏族贵族的走向没落，有奴隶们的争取解放，又有新兴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日趋上升。这就使得氏族统治大大松弛。因此，原来只是在氏族贵族和氏族成员——自由民之间有着相对的民主，这一来，民主的气氛增强，新兴的势力也稍有资格说话了。如“绛之富商”，他虽“无寻尺之禄”，但是因其富有，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以过于朝”而“行诸侯之贿”。（见国语晋语）他能“行诸侯之贿”，可见其说话的力量。
也正由于氏族统治走向崩溃，民主气氛大大增强，所以臣子在国君面前，不仅有他一定的说话自由，有时还肆无忌惮，对国君很不客气。
在春秋时代，如晋襄公听了母亲文嬴的话，把从秦国俘获来的三帅释放了。但是，大夫先轸走来，问明秦的三帅已经被释放，大怒，对襄公便“不顾而唾”（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在战国时代，比如，齐宣王见了颜斶，便叫“斶前！”——叫颜斶到他面前去。颜斶不但不去，反过来，还叫“王前！”——叫齐宣王到颜斶的面前去（见战国策齐策第十一）。孟子对齐宣王也是如此。王问到孟子关于“贵戚之卿”如何，孟子毫无忌惮地答复，国君犯了过，一再不听臣子的规谏，那末，贵戚之卿便可“易国君的位”，——把这一国君推倒下去，另换一个好的上来（见孟子万章下）。再如“范睢至秦”，秦王执宾主之礼以接待，秦王为了向范睢请教，还向范睢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答曰唯唯。“若是者三”！最后秦王还去跪（即跽）而请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于是范睢才答话（见战国策秦策第三第五）。
在他们中间，如果不是有着民主的气氛，上述的这种种情况是不可以想像的。后来，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缺乏民主气氛，就不见有这种情况，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一面由于有着一定的民主气氛，大家尚敢于说话。另一面，也正由于社会的急激变革，学术逐渐普及起来。原来，学术只为官府所有，文化官只能“父子相传，以持（奉也）王公”，——教育王公大人的子弟；即对学术本身，也只能“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见荀子荣辱篇）——不敢稍有所增损；到了这时，氏族统治由松弛而走向瓦解，因之学术也由官府而走向民间，——孔子是最先把学术带到民间的一人。同时，由于孔子抱着“有教无类”的主旨，使许多人都受到教育，都有探讨学术的机会，所以学术得到蓬勃发展。
孔子所带的徒弟的众多，据纪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见史记孔子世家）。其后如墨子，也“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见吕氏春秋当染篇）。孟子也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这一来，不仅学术空气更加浓厚，也出现了各种学派。
战国时代，某些较开明的统治阶级，如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和孟尝君，他们给有学问有能力的以优礼，所以许多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都争往归之，如孔子的后裔孔穿和名家公孙尨都在平原君那里作过客。其后吕不韦也是如此，也争取了不少有学问的人在他那里研究学问。
同时，还出现了如邹与鲁以及齐之稷下这样有名的文化中心点。
这是当时百家之所以能争鸣的一般社会环境。
争鸣中论战的情况
由于探讨学术的人众多，于是大家各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对自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主张和看法，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见荀子非十二子篇）。因此，出现了各种学派，所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见庄子天下篇）——各有一套，相互对立。
首先是儒墨的对立。
比如，孔子说以亲亲为主的“仁”，墨子便道“无差等的”“兼爱”；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墨家便“以薄为其道”（见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立命”，墨家便“非命”，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主张虽处于对立，虽各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对学术的探讨上，也有各自的优点。比如，孔子重证据：“文献不足，”无以为证，他便不说。同时，不论他所做到的程度如何，在学术的探讨上，他倡导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见论语子罕）——这是一个很好的治学态度。墨子重经验，他的“三表法”就是以经验作为认识真理的准则，同时，他虽然非难孔子，但是对孔子的“当而不可易者也”（见墨子公孟篇）的地方，他还是首肯，并不是一概抹煞。
就是孟子，他是主观很强的人，他“辟杨墨”，不论他所辟的应不应该，对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有一点好的精神，就是他对杨朱墨翟的著作，确是探讨过一番，所以他能把杨墨的中心思想提出来——杨子“为我”，墨氏“兼爱”。他把对方思想的中心抓住，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就不会是无的放矢。只要评论得对，也就容易令人折服。
因为墨子开了这一风气，——抓住对方的中心思想和中心论点来作分析批判，所以后来其他各家的互相论难，都是针对对方的中心论点来作分析批判。这个情况，具体地表现在庄子天下篇、荀子解蔽篇和非十二子篇、以及吕氏春秋不二篇中。特别是吕氏春秋不二篇和荀子解蔽篇，前者以一个字概括各家的中心思想——如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和阳生（杨朱）贵“己”等等，后者则以一个字恰当地批判了对方的思想——如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宋牼）蔽于‘欲’而不知‘得’”和“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等等。这是当时学术论战中的一个特色。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由于当时有些学者们抱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能抓住对方的思想中心进行研究讨论，所以真理也就出现。
比如，孔子倡导“天命”，墨子反对。他说：“夫岂可以为其命哉？故以为其力也。”（见墨子非命下）于是，到了荀子手里，这道理愈辩愈明白。荀子虽属儒家，理应遵守儒家的意见而相信天命；可是，他在这点上，还是首肯了墨子的意见，并且还比墨子进了一步，不仅不相信天命，甚至认为人们应当“制天命而用之”，（见荀子天论）——应当征服天命，征服天命而为人们所用。
墨子“明鬼”，——说是有鬼神。这虽然是他达到兼爱的一个手段，可是要说有鬼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不仅儒家如荀子，不认为有鬼，说有鬼只是人的精神恍惚或失常的时候，才感到有，实际上是没有的，因而反对“营于巫祝，信禨祥”（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法家韩非也是如此。他也反对“事鬼神，信卜巫”（见韩非子亡征篇），而倡导“使民以力”（见韩非子六反篇）。就是墨家后学，对他老师其他思想，如兼爱的思想和科学的思想都加以阐扬，但是对他“明鬼”这一点，连提都没有提了。可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儒和法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礼治”和“法治”之争的上面。
在春秋时代，一般对新鲜事物感觉很强的政治家，如郑国的子产和晋国的范宣子，他们见到：当时社会在急激变革，有奴隶们的争取解放，又有新兴势力的抬头；在这情势之下，自然，礼治是站不住了。于是，他们就要施行法治。只有施行法治，才能解决当时现实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可是，公元前五三六年，当子产在郑国施行法治时，晋国叔向听到了，写信给子产，说是这一来，“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会不利于统治。子产坚持他的意见，答复说，“吾以救世”，非行不可（见左传昭公六年）。到公元前五一三年，范宣子又要在晋国施行法治，孔子听到也反对，说是这一来，便“贵贱无序”了，又“何以为国”呢？范宣子没有理喻（见左昭二十九年传）。
就是在战国时代，商鞅在秦国要施行法治时，还和杜挚他们展开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辩论中，商鞅的道理，就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结果，商鞅战胜，秦国于公元前三五○年厉行法治（见商君书及史记六十八商君列传）。
并且，这一论争，不仅是法家战胜了，就是稍后的儒家，如荀子，他也给予法治以肯定。他所倡导的“礼”，便和儒家传统的“礼”不同，他的“礼”是带有“法”的意义的。到他的学生韩非便正式倡导法治，——成为法治学的完成者。
倡导“法治”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发展的，而坚持“礼治”则反是，因此，法治战胜。所以反对派的儒家，如荀子，也不能不在这一真理的面前低头，——肯定法治。
至于“名”和“墨”的对立，一个是要把具体物概念化，从概念化中而否定具体物；一个则要求实事求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倒是为非。
比如，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为什么呢？他认为：白是命色的，马是命形的；既只是白色和马形，怎的说是马呢？
墨者从正视现实中给予公孙龙以反击。他从论证中，不仅认为白马是马，骊马（黑马）也是马；因之乘白马即是乘马，乘骊马也是乘马。
墨者的论证是走向真理的途径。
又如，公孙龙和孔穿在平原君家，辩论臧获（仆人）是否有“三只耳”的问题。尽管公孙龙论“臧有三耳”论证得头头是道，孔穿说他不过，但是孔穿还是对平原君说：虽然公孙龙说的头头是道，可是硬要说“今为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说“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见孔丛子公孙龙）。——不承认公孙龙的论证。
儒家荀子也反对，说名家这班人是“蔽于辞而不知实”（见荀子解蔽篇）。
给予名家批评的，还有被称为阴阳家的邹衍。他从对名家的批评中，认为学者的立说，应当“抒意通旨”，使人“明其所谓”，而“不务相迷”；像名家的立说，就不能“抒意通旨”，不能“明其所谓”，反而“相迷”，这是很不好的。同时，他还认为，学者们的互相论难，不论是论战胜了或是败了，都应当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刘向别录，见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意思就是学者们的论战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故战“胜者”固“不失其所守”——所守的对了，但不要骄傲；而不胜者亦应虚心，应认识对方之所以战胜，就是对方的立说是真理；既是真理，因而在自己一方面，就是“得其所求”。这是追求真理的很好的态度。
从上述各家对学术的探讨与论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探讨和论战，学术的真理性日益鲜明起来。具体的表现是：（一）由“宿命”而“非命”而“制天命而用之”；（二）由“有神论”而“无神论”；（三）由“礼治主义”走向法治主义；（四）由“似是而非”的理论走向“实事求是”的理论。
加上当时因冶铁事业的发达，生产力抬头，对科学技术的要求益为迫切，这就引导到科学思想的开展。墨家本有科学的传统，墨家后学又从对各家的论战中，特别是从对惠施公孙龙思想的论战中，除了引导到他们的方法论日臻于严密——不仅是运用类比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又知道从事物的矛盾中去把握事物的质（所谓“同异交得，放有无”）（见墨经），——等等之外，最重要的是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之下，发现了力学原理、光学原理和几何学原理，形成了一套自然科学理论。
一方面有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另一面也有了科学的制作。除“考工记”中所载各种工艺产品外，水利工程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有李冰的都江堰和郑国的郑国渠（见史记河渠书）。这两大水利工程的建造，自然又引导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达。
于是，我们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既提高了学术文化的水平，又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
我们对争鸣的认识
上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给予我们的认识是：
第一，在各以其学而争鸣中，各人自应坚持各人的中心论点而进行论战；在论战当中，如果发现对方的某些意见确有是处，即使是点滴的，人们即应坦白承认。孔子是墨子的敌对派，可是墨子对孔子的某些意见，是“当而不可易”的，他就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为学态度！如果是“非真理性”的东西，如墨子说到有鬼，不仅当时稍有认识者难以首肯，就是墨家后学也就把它摒弃不提了。
第二，在论战中，关于对方的中心思想和中心论点，一定要掌握住。这样，既不会流于任意谩骂，无的放矢，达到实事求是；同时，如果所分析批判的是正确的话，自也为对方所乐于接受。
第三，在论战中，固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待到若干时候，从真理的愈辩愈明中，对方的主张或看法是正确的，于是自己除坦白承认对方的意见外，自己欠正确的地方也可因之而进行修正。这也就是邹衍所指出的：“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他这一番话，也自反映出当时各学派论战的总的精神。这一总的精神，也是我们今日学术上百家争鸣所应有的。
第四，百家争鸣，互相论难，就从争鸣论难中而日益接近真理，走向科学，因而引导到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从科学技术的发达中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所以百家争鸣，既提高了科学水平，又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力。
第五，他们从争鸣论难中所达到的真理性的结论，例如，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都给予后代思想的影响很大，王充和范缜的系统的无神论思想自是由这一时代的无神论肇其端。贾思勰之“齐民要术”中所叙述的各种工艺科学，以及张衡和祖冲之的科学发明和科学理论，也是由这一时代的人定胜天思想导其绪。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今日的时代，在本质上并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只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气息，而今天是人民民主时代。今日倡导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全然是自觉的，而一切条件又较春秋战国时代优越到不知若干倍。特别是今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因之今日所掀起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高潮，不仅范围广大，而且成绩也就一定更大，更能引导到科学水平的提高，从而一定能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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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六十名留学生学成回国
从苏联回国的研究生中有两名博士
据新华社1日讯 我国在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朝鲜、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今年将有260名学成回国。到目前为止，从苏联和蒙古两国回来的留学生已经有174人。
今年从苏联回国的研究生共六十二名，大学生143名，专科学生十一名。他们中最早的一批是1951年去苏联的。六十二名研究生中张鹤宇和高景德两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张鹤宇在1951年出国以前是北京农业大学家畜解剖学的副教授。他在列宁格勒兽医学院继续在家畜解剖学方面进行了研究。高景德在列宁格勒加里宁工程学院进行了五年电机学方面的研究。除他们两人外，其余的人在结束学习时也都取得副博士学位。
这一批留学苏联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中，大部分是学习冶金、机械制造、地质和勘探等工科各类专业的。
今年从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回国的留学生是学习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等各类专业的。
这一批回国留学生已经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各业务部门的所属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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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建立鲁迅研究资料室
据新华社杭州28日电 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建立一个为鲁迅研究者服务的资料室。这个资料室除了备有鲁迅的著译和许多研究、纪念鲁迅的书刊以外，还有不少鲁迅青少年时代的资料。其中有鲁迅在绍兴时读过的书籍；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等学校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学生听课时的笔记；鲁迅外婆家和其他与鲁迅青少年时期生活有关地点的照片等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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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教师举行暑期联欢
本报讯 武汉市二千多名教师七月三十日在文化俱乐部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这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暑期教师联欢晚会。教师们有的在花坛树林间的茶园里谈心、下棋，有的在葡萄架下和正廊中猜谜或作“钓鱼”和“解放台湾”游戏，有的在后院里听相声、湖北大鼓等曲艺，更多的人则聚在巨大的露天舞池中跳舞。教师们还观赏了几个短小的歌舞节目和小型焰火，至十一时半始尽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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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微生物学家初步找到砂眼病原
据健康报报道 我国微生物学和眼科专家已初步找到砂眼病原。这次中国微生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宣读讨论的论文中，有一篇论文报告了初步找到砂眼病原的重要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工作是在1954年开始的。1954年6月，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汤飞凡正式跟北京市同仁医院合作，开始研究砂眼病原问题。参加这个工作的还有：北京市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技师黄元桐、李一飞等。
他们先是利用从砂眼患者眼里刮取的分泌物，给小白鼠注射，用来寻找病毒。从1954年6月到1955年6月一年中，他们一共研究了一百零一个典型的砂眼病例，但是没有分离出任何病毒来。
在这以后，他们就改用鸡胚来分离砂眼的病毒，终于分离出来两株新病毒。这两株新病毒的形态大小，和砂眼包涵体内的原体相近似。根据新病毒能引起猴子发生典型的滤泡以及其他某些生物学性状的特点，新病毒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不同于其他较大的病毒，它很可能就是砂眼的病毒，因此，他们把这种新病毒暂时定名为“砂眼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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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得自苦学中
本报驻苏联记者 李何
1956年5月18日下午六时，列宁格勒以加里宁为名的工程学院的会议厅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是来参加中国留苏研究生高景德的学位论文答辩会的。这里有四位主试人。他们是电机专业的权威，事先审阅了高景德的论文，作出了评价，准备当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高景德辩论，所以俄文把主试人叫做“论敌”。这里有专业的教授、主任、党委书记、学术会议秘书和学术会议的其他委员。这里有苏联的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国的留学生。
这次学位论文答辩会对于三十四岁的陕北人高景德是生平第一次，对于许多中国留苏研究生也是空前的。事情很令人兴奋。你看，高景德不但是第一个考取博士学位的中国留苏学生，而且他是越级考取的。他准备的副博士论文“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电机及其参数的影响”，越过了副博士水平，经过深入研究，写成了博士论文“应用于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凸极同步电机研究”。这篇论文在几个月以前已经印发了。
这一天，主试人向高景德提出了各种问题。多少双眼睛瞧着这位戴眼镜的高个子的中国留学生。多少教授和同学为他担心。一位主试人赞许他的论文够博士标准，好。另一位主试人认为他的数学算法有缺点。第三个主试人同意给他博士学位。第四个主试人说他的论文确实超过了副博士水平，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评语。高景德自己很沉住气。这几年科学研究使他知道，从苦学中得到的学问，应当像金子经得住火烧。他解释了，答辩了。辩论进行了四个小时。抱着怀疑态度的那位主试人没有意见了，没有彻底表示态度的那位主试人也赞成给他博士学位了。最后，学术会议的每个委员同时投了两张票：一张关于副博士的，一张关于博士的。全部赞成给高景德副博士学位，其中五分之四同时赞成给他博士学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学位是学问达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它是不徇私情的。只要你有真才实学，你会无愧于衷地得到它。
经过加里宁工程学院学术会议和全苏学位资格审查委员会批准以后，高景德得到了技术科学博士的学位。这是高景德在葭县小学、榆林中学、武功西北工学院当学生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当助教的时候，甚至在初到苏联的时候，都没有梦想到的。当然，高景德在年青时代不是没有理想的。在解放以前，他也想把技术学好，满以为学好技术就能够把事情办好。因此他在西北工学院小油灯下刻苦地念过书。但是毕业后在西安电厂的一段空洞的生活和工作，使他觉得现实距离理想多么遥远。所以他宁肯跑到当时北洋工学院北平分部做个清寒的助教，把精神寄托在书本里。可是人民翻天复地的革命浪潮，打破了他那不问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共产党使他认识到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使他懂得了，只有在人民的国家里，科学和技术工作者才能够施展所学为人民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使我国成千累百青年得到了留学苏联的机会。高景德也是其中一个。他在1951年秋天才到苏联当研究生的时候，俄文一字不识。专门学了半年俄文，他能够粗懂本门技术书籍了。这时才去见了指导教授科斯田科。一般苏联教授都很高兴自己科门有中国学生；科斯田科又到过中国，所以特别热诚地接待了高景德，帮助了他制定研究的计划。在苏联有的先生给自己的学生只列俄文参考书。科斯田科不是这样。这位教授知道高景德懂英文，给他指定的技术书籍有俄文的也有英文的。
这样，高景德正式开始了电机专业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那已经是1952年春天了。研究、考试、实习……一切照常进行着。第二次专业考试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类似学术论文的论文作为电机理论的应试作品。科斯田科教授很满意，问他：“你要快学完呢还是要慢学完？”高景德回答：“当然要快。因为祖国等待用人。”于是，商量了把研究生的期限缩短半年，开始了准备副博士学位论文。选什么题目呢？高景德自己也不知道。科斯田科替他出了主意说：“中国是个大国。远距离输电将来一定会大发展。想把你培养成这方面的人材。”这样，高景德选了关于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的电机的较大题目。作了一番研究工作以后，他又跑到教授那里请教。科斯田科看出了他是可以深造人材，就又对他说：“我忙，连仔细思考问题的时间都很少。我想，你回去后一定也忙，不得空深造。这样吧，你把原来写副博士论文的时间延长半年，把同样内容的题目写成博士论文。”高景德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苏联，一般研究生用三年功夫考取副博士学位，工作若干年以后，还要用两年功夫考取博士学位。而科斯田科相信高景德能够在四年到四年半期间从普通研究生成长成博士，而且一步步指引他，鼓励他。这是因为这位教授有知人之明呢，还是因为他有一付为中国培养人材的热心肠呢？应该说，两者都有吧。
为了不辜负祖国的希望，高景德知道，必须更加刻苦地钻研。围绕着研究的问题，他尽量多读资料。俄文的；英文的，不同观点的，能找到手都读。资料不比教科书，没有那么简单明了，阅读起来有时很费劲，不懂的地方要查考别的书籍。这是最初阶段。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许多观点是互相贯通的。他越读多了，越读得快，也越会从浩瀚的篇章中去糟取精了。
他连续读了五个月资料，把所读的资料整理了一遍。他觉得，整理资料帮助了他找到了学问的联系和系统，从原先看来是混乱一片的问题中摸出了几条清楚的道路。
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他勤动脑筋多思考。从苦学和钻研中，高景德发现了新的东西。本来，远距离输电系统中电机改进的主要方法是换变数或者换座标轴。他把现有的换变数或者换轴的各种方法加以整理和系统化以后，发现还有一种换变数法可以利用来研究问题，因此创造了同步电机在这个轴下的基本方程式。他试用自己的新方程式，迎刃而解地解决了别人用别的方程式所解决的问题。这证实新方程式的正确和作用。他进一步用这个方程式解决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百试不爽。这一段研究进行了七个月。这构成他的论文的理论部分。
到了这个时候，苏联指导教授认为高景德论文的理论部分已经够了，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给他作实验，说：“我们不以培养够标准的人材为满足，而要培养更全面的，包括会实验的人材。”起初，实验就在加里宁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进行。那里设备还不充足，实验有困难，但是练熟了手。实验时常因为设备不得空而中断。他充分利用空隙来分析实验的方法和其他有关理论的问题。过了个把月，在科学院所属的实验所进行了正式的实验。有理论准备，在练手时候又思考过，所以他真正做到了用理论指导实验。在实验中绝大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出偏差的部分也很快被纠正过来了。正式实验经过两个月完成了。
到1955年5月，博士论文的全部材料都有了。高景德用四个月时间整理了这些材料，在九月初写出了论文初稿。初稿经教授看过，根据教授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十月付印，十二月发出。这样，从1952年初到1955年底，高景德以四年功夫完成了博士的学业。这是当初有些思想比较保守的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他们说：“我们连研究生的水平都不够，考取什么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考取，只是做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高景德一再对我表示这一点。他说：“往往看见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某些同志怕走弯路。应该只考虑一种研究对国家有无用处，而不要怕走弯路。自然，要注意少走弯路，走上弯路时及早扭转。不要怕走弯路而不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