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无的放矢的电报
几个月来,湖北省荆州专区京山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上有一个苦恼:他们对荆州专署发来的电报指示,有许多都无法批办。
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为什么一到下面会变得无法办理了呢?原来这些电报是“无的放矢”的,比如二月二十九日,荆州专署发来一个绿化长江、绿化汉水的电报,而在京山县县境内既无长江,又无汉水,何来绿化长江,绿化汉水的任务呢?再如四月二十二日,荆州专署发了一件解决湖草纠纷的电报,而京山县根本没有湖,那里有什么“湖草纠纷”要解决呢?又如六月二十六日荆州专署又发来一份作好防汛工作的加急电报,但京山县是一片山区,一不滨江,二不临海,防汛任务又从何说起呢?
作为一个领导机关的荆州专署,对自己领导的县有什么,没什么,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竟然如此无知,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党所一再强调的因地制宜,具体领导是不是还没有进入荆州专署改进领导作风的议事日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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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查不清还是不查清
今年二月中旬,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乐山分院搬进了乐山中级人民法院迁走后的空屋。在清扫工作中,发现在办公室外的空地上有些机密材料未加处理,而且在原中级法院收发室的地板洞下,找出了四十多张完整无损印有“绝密”“机密”字样的正式文件。发现这种严重的失密情况后,检察院李建寅副检察长当时就把中级法院的刘祥东庭长找来,把文件交还给他,并建议他追查这件事。接着地委和专署直属机关党委会也指示要他查清这件事(刘祥东是共产党员)。以后,党支部也曾多次督促过。但时间已过去五个月了,现在还是没有查清。
这件事的证据如此确凿,而有关的人又只有寥寥几个,为什么查了五个月都查不清呢?
因此,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究竟是查不清还是不查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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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对人这么冷淡
黎秉宁 任俊明
这是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我们偶然地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对过、正阳门的城门洞内,发现了好几个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汗臭味,而貌似学生的年轻人。城门洞旁边的马路正在修理下水道。城门洞里堆了一堆堆的泥土石头。挖开了的下水道散发着一阵阵的臭味。这批年轻人有的就躺在泥土与乱石堆上睡着了,有的则正低着头用功地看书。他们身旁放着好几个铺盖卷、背包、漱口杯、牙刷……等东西。看来,似是外地到北京来的人。
他们是谁?为什么来北京?又为什么睡到这正在翻修的臭水沟旁,弄得如此肮脏呢?
原来是北京市教育局成立的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招生委员会规定:招生委员会只管报名、考试事宜,外埠前来投考学生,住宿问题一律自行解决。至于外埠学生抵京后是否都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了!
七月十一日,江苏省徐州市第三中学的应届毕业生苏超,来北京投考水利学校。他原打算借住在学校里。招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冷淡的回答:外来投考学生,住宿问题一律自行解决。于是这位在首都举目无亲,又没钱住旅店的年轻学生就在街头流浪了整整两星期。
再请听一位女学生和招生委员会的干部的对话。女学生:请替我解决一下住宿问题吧!干部:上级规定,外来考生,住宿问题自行处理。女学生:坦白说,这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我就只好露宿在街头了。干部:你睡到那里,我们不管,可就不能睡在这里。
露宿考生越来越多,我们访问过的就有十三个。因此露宿范围也就从正阳门城门洞扩大到前门城门洞,前门后面种满了花草的小花园、火车站候车室以及沿着前门大街的马路边上也都睡了学生……。遇到下雨,躲在城门洞内的还好,没在洞内占上位置的只好跑到火车站候车室或者跑到火车站旁边的派出所的屋檐下去。
就在这群年轻人流浪街头的时候,北京市三百多所大、中、小学,成百、成千幢房子却在空着。
看来这问题需要提请招生委员会重新考虑。我们打电话给招生委员会秘书组的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
当天,他们就告诉我这个情况已向教育局局长反映了,已作出决定,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还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这批学生的地址。
可是,很遗憾,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考生们却仍然是露宿在街头。
现在考期已经过了,考生们已经陆续离京回家,这个问题也就算是“解决”了。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隐藏在这些同志们的脑子中,是多么冷淡的对人的态度啊!
编者附记:在收到黎秉宁、任俊明同志的文章后,我们曾向北京市教育局中等技术学校招生委员会秘书组长胡奇同志核对事实。据他说,招生委员会在报名前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研究过外地考生的住宿问题。当时一位同志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外地考生们住在学校,考取了还好;要是考不取,学生们住在学校不走,要求帮助解决吃饭、住宿、升学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避免这个麻烦,会议就确定:外地考生一般不予接待。编者曾经询问提这个问题的同志有多少事实根据,是不是去年有很多考不取的学生赖在学校不走?胡奇同志开始说“不清楚”,后来说“听说有过”。编者再问究竟哪些学校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胡奇同志又说不知道。编者又问:当这次会议确定外地考生一般不予接待时,是不是考虑到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比如会不会让外地来的学生在酷暑中流浪街头,发生疾病、中暑甚至更严重的意外?胡奇同志很爽直的回答说:“没有考虑!”而事实上就有一个考生因为无处可住弄得一进钢铁工业学校的门就昏倒在地(该校已负责把这个学生送进医院)。
在开始报名时,有的学校不但自己不为外来的考生解决住宿问题,而且对别的招待住宿的学校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原因是怕这些学校因此把学生都拉走,影响他们学校的招生。
当黎秉宁等同志向招生委员会提出意见以后,从表面看来,他们已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也通知了各校如果学生住宿有困难,报考学校应该负责解决,可就是没有人去安置一下这些已经露宿街头多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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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月之内,侦破落网
新华社记者 南天
今年“五一”节晚上十一时,深圳车站以北二公里的地方发生了爆炸事件。爆炸点的位置在广(州)深(圳)铁路线上距广州一四一点二三公里的地方,炸断了一根钢轨和一根枕木。在爆炸点附近,发现有铁罐铁片等物。
这一事情发生后,边防公安人员曾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和研究;但当时天很黑,对四周的搜索并未获得什么结果。这就在边防公安人员面前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爆破的罪犯究竟是谁呢?他从那里运来炸药?从那里接近铁路?又经什么路线离开了现场?现在罪犯又到那里去了呢?
经过多方面的侦察,边防公安人员终于找到了一件很有价值的情况。这一情况是住在深圳附近的一个居民提供的。据这位居民说,他曾在“五一”节的前一天,碰见了他的一位久不见面的同乡,这位同乡好像是刚从外边回来的,但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只是拿着一罐好像“阿华田”粉之类的罐头。
侦察的结果证明,事情就发生在被那个居民碰见的“同乡”身上,他的这个“同乡”名叫刘立,是一个从1953年就在香港参加了蒋帮特务组织的职业特务,曾经潜入深圳、樟木头等地进行过搜集我军事情报等特务活动。1955年4月,又跑回香港去了。今年4月,香港蒋帮特务机关接到了台湾本部的指示,要在“五一”节对我进行破坏。台湾特务本部还为此特地派了一个姓宋的教官对刘立进行了计时爆破等技术指导。这一切弄妥之后,刘犯就在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从香港潜来深圳。五月一日晚上,他按照特务机关的指示,把预先伪装成“阿华田”罐头的定时炸药放到铁轨旁边。这个狡猾的职业特务,在放好炸药以后,很快便又逃回香港去了。
第二天,罪犯刘立在香港醉琼楼出现了,有不少特务分子在那里为他庆“功”。刘犯不但获得了“勇敢、能干”的“赞誉”,还得到了金钱的奖励。但是也有人不满足地说:“可惜这回叫共产党损失的太少!”
不久,刘犯又接受了特务机关的一项新的任务,携带着电台零件再次混进深圳来。
五月三十一日早晨,一个“旅客”从香港越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在到达深圳后的一整天里,他想尽办法消磨时光,等候着黑夜的来临。电灯亮了的时候,他还买票到戏院看了一场戏。晚上九时三十分,戏院散场了,他才回到他早已定好了房间的新新旅店。这位“旅客”就是一月前爆炸铁路的特务刘立。
当刘犯刚把房门拉开,突然公安人员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顿时如梦方醒地打了一个寒颤说:“完了!”
(据新华社广州二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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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夜出诊
在福建前线某海岛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卫生员郭伟同志已经熟睡了,突然被人唤醒:
“卫生员,卫生员,快些起来去看看,有个老乡的孩子病得很重。”连的指导员领着两个老百姓站在郭伟的床前,催郭伟快些起来。
卫生员郭伟一听有重病人,一骨碌爬起来,背起出诊包就随着老乡去了。
这时候正在下着大雨,海风嚎叫着,夜黑得像在人们的眼睛上蒙了厚厚的一块布。郭伟跟着两个老乡跌跌撞撞地走去,弄得身上又是泥、又是水。
郭伟来到了一个老乡的家里,老乡的一个孩子已经不会哭叫了,喉咙里集塞了许多粘液,由于喘不出气来,蹩得浑身发了青紫色。郭伟一看心中有些着急,如果半小时内不能把喉咙里的粘液抽出来,小孩就活不了啦!可是医院离这个地方很远,而自己连队又没有这种医疗器械,这可怎么办!郭伟想了想,下定决心由自己来克服困难。他先给孩子打了一针,然后用双手代替“开口器”,把孩子的嘴打开,用注射器代替“吸痰器”试着把喉咙里的粘液吸出来。他居然试验成功了,粘液被抽在注射器里,孩子能够喘出气来了。
郭伟又冒着雨赶回连部取医药用品,冻得上牙碰下牙,浑身打颤。夜晚两点钟左右,郭伟又往老乡家里跑了一趟,给孩子打了一针。不久,这个婴孩转危为安了。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能够吃奶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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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
确定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城市的作用
据新华社天津1日电 以“发掘一切潜力、发展经济、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议题的中共天津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三十日胜利闭幕。
通过这次大会,代表们进一步明确了天津市在支援内地工业建设上的重要作用,一致认为天津是我国沿海旧有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之一,不仅工业发展的历史较长,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和经验,而且设备潜力很大,还没有充分发挥。例如国营天津钢厂如果再投资1,491万元,钢锭的产量就可以相当于今年计划产量的四点八三倍,钢材的产量可以增加一点六八倍,劳动生产率提高80%,成本降低20%,每年可增加利润四千六百万元。因此,代表们认为: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以较少的投资进行必要的改建、扩建和有条件的新建,不断地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以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为国家重点建设提供技术、资金和技术人材,满足广大人民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要,是天津全党和全市人民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大会认为,天津在过去几年中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全市工业总产值逐年都在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1955年比1949年增长七点九九倍,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三点一七倍,主要产品中的电力、钢、金属切削机床、棉布、胶鞋、自行车等的产量相等于1949年的213.51%到2353.4%,预计全市的生产总值今年即可达到1957年的水平,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此外,职工人数、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是,大会指出,由于过去对沿海工业城市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因此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是工业产品的质量低、品种少、成本高。根据去年年底地方工业部对457种产品的统计,有157种产品的质量忽高忽低或者质量长期不好,不受群众欢迎。大会认为,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性认识不足,片面追求数量和利润所致。今年以来,各厂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在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之下,展开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虽有若干产品的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其次,工业和贸易部门的相互配合、协作问题,因为双方都有本位主义思想,加上体制上有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如双方计划不衔接,或者是工业生产不适合消费者的要求,或者原料供应不及时等等,这样就影响到有些工厂和手工业社生产时忙时闲,很不正常,甚至使若干厂、社赔钱,影响生产潜力的发挥。第三是对职工生活关心不够,如自1952年以来全市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9.98%,但职工的平均工资仅增长6%,而且由于1953年以来取消了年终双薪、合作社优待以及物价上升等原因,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职工缺乏住房的现象很普遍,很多人的文化生活也得不到满足。第四,上届市委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对实际工作部门指导不力。如在对手工业的生产改组中贪大、求快,盲目并社等,就曾造成一定时期的混乱,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对先进生产者运动贯彻不力,运动停滞不前,也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
大会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代表们认为上届市委和许多领导部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联系群众、深入实际不够。对重大政策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组织工作,很少下去检查和解决实际问题,对有些问题满足于口头上的号召,缺乏具体的办法,或者只有布置没有检查。如工业生产的质量低、品种少和工业贸易关系不协调等问题,已存在好几年了,市委也曾一再号召要解决,但却没有具体认真的去帮助解决。甚至在这样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市委却没有把工业生产掌管起来。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机构重叠,办事拖拉和对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等方面。大会认为:官僚主义的存在是今后发挥潜力的障碍,应该大力克服。
代表们对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城市的作用,支援内地建设,都充满了信心。许多人都根据新的任务和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挥潜力的目标和办法,规划了未来的远景。
大会最后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了新的市委委员和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自十九日开幕,出席代表663人,列席二百人,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共148人。在开幕时,黄火青同志代表上届市委作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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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中苏爬山队胜利返回宿营基地
新华社慕士塔格山2日电 新华社记者杨克现报道:中、苏混合爬山队三十一名队员冒着严寒和雨雪,在一日下午六点钟(当地时间)胜利返回宿营基地。在第二号和第三号高山营地的后备队员,也全部返回宿营基地。
至此,中、苏混合爬山队结束了为时二十三天的征服慕士塔格山的活动。
中、苏混合爬山队三十一名队员是三十一日下午三点半钟(当地时间)离开慕士塔格山顶的。三十一日晚上,气候开始恶化,风雪交加。他们在海拔六千一百七十公尺处的第三号高山营地宿营。
八月一日,喀什人民慰问团团长米吉提·伊里木迎着冰雹和风雪,亲自攀登到海拔四千四百五十公尺处的第一号高山营地欢迎中、苏爬山队员,同他们握手,拥抱。当中、苏爬山队员到达山下的卡尔吐马克的时候,那里的柯尔克孜族牧民高举着中、苏两国国旗,提着酸奶,冒着风雪,列队欢迎他们。
当中、苏爬山队员到达宿营基地的时候,扩音器放出了欢迎他们凯旋的音乐,别列次基队长向中、苏队员庆贺攀登慕士塔格山的完全胜利。他说:“让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为中国和苏联争光。”这时候,全体队员高呼“胜利!”“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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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
上海队获南京区第一名
据新华社南京2日电 1956年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一阶段南京竞赛区的比赛已经在一日结束。上海队获得第一名。
参加这一竞赛区比赛的还有广州、厦门、福州和南京四个足球队。比赛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上海队和南京队先后都战胜了广州、厦门、福州三个队。上海队将在八月下旬到北京参加第二阶段比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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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福建女学生洪淑彬
刷新一项自行车全国纪录
新华社福州2日电 1956年厦门市田径、自行车选拔赛的女子一千五百公尺自行车比赛中,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学生洪淑彬以二分五十八秒六的成绩打破了二分五十九秒六的全国纪录。
洪淑彬在这次选拔赛中,还打破了福建省女子三千和五千公尺自行车比赛的纪录。
在田径选拔赛中,有三名运动员的成绩达到二级运动员的成绩标准,六十名运动员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成绩标准。
这次厦门市田径、自行车选拔赛在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共举行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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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蔡树藩、王昭等到柏林
新华社柏林1日电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等四人应民主德国国家体育委员会的邀请,在七月三十一日乘飞机到达柏林。
中国公安体育协会主席、公安部副部长王昭等三人应民主德国内务部狄纳莫体育协会的邀请也在这一天同机到达。
他们在当天下午就从柏林转赴来比锡参加八月二日到五日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全德体育运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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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昆明市举行跑马大会
新华社昆明2日电 昨天在昆明市滇池东面的跑马山上,昆明市郊区和呈贡县的各族农民,按照古老的传统,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跑马大会。
这天,昆明市郊区和呈贡县的许多农业社都放了假。到中午的时候,观众就已经有两万多人。
跑马大会正式开始了,经过挑选出来的社员们,踏上骏马,分成十五组依次举行骑赛。挤在跑道两边的人群,不断挥手向疾驰而过的骑手呐喊助威。比赛结果,前四名得到了大会的奖励。矣六乡农业社十九岁的社员徒志获得第一名。第二名是红光乡农业社的饲养员施芬,他饲养马匹已有十多年了。
相传跑马山上的跑马大会在元代时就已经开始。每年,当繁忙的春耕结束以后,各族农民就在火把节的白天,会集到跑马山上举行跑马游戏,祝福牲畜兴旺和人们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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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见闻(上)
林钢
日光城
拉萨的天空,蓝得透明。阳光把喇嘛庙的金顶照耀得闪闪发光。在这个城市里,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不见太阳。“老拉萨”告诉我们,雨季来到以后,常常晚上骤雨如注,白天又是晴朗的天。所以藏民骄傲地把拉萨称为“日光城”。这里的气候很好,据说盛夏来时也并不燠热,最高温度不超过华氏八十五度。冬天最冷的时候,河水不结冰,室内可以不生火炉。在西藏高原上,很少听见有生肺病的。若不是海拔高了一点(拉萨海拔近三千七百公尺,初来的人一时不易适应),这里倒真是一个理想的疗养地。
拉萨河从市区身边静静地流过,水清又浅,可见河底的鹅卵石。河滩上,洗衣裳的藏族姑娘们,唱着快乐的歌子,歌声里夹杂着笑声。沿着河岸的林卡,披上了一片鲜艳的绿色,使这个美丽的城市显得更加年青而妩媚了,藏语“林卡”,是林园的意思,它跟内地的公园和花园不一样,树木多,花草少,也没有专供游赏的设备。但是拉萨的林卡实在是赏心悦目的好地方。每到假日,林中空地上搭起了许多彩色的帐篷,藏族和汉族的男男女女,背了青稞酒,带了弦子、笛子、手风琴,一起在这儿跳舞、唱歌、野餐、游戏。有些贵族在属于私人所有的林卡里,建造了房屋,作为消夏别墅。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移居罗布林卡,有一定的日子,还要举行仪式。从那一天起,拉萨正式换季。市民们都换上了夏装,“耍林卡”的季节,接着也就来到了。
漫步拉萨街头,我们随时为陌生而又亲切的西藏风习所吸引。市区并不大。街道很短,窄巷很多。房屋都是石砌的,一般是二三层,梯形平顶。门和窗的上端,有斗拱作檐。拉萨人爱花卉树木,挂着绸幔的窗口差不多都有花盆点缀。墙壁外面都泥以白垩粉,大街小巷一片白色,给人一种恬静舒适的感觉。家家户户的屋顶上拉着绳子,挂满五颜六色的经旗。我到拉萨的当天傍晚,登屋顶平台了望,只见全城一片彩旗,还当作是过什么节日呢。
街道转角处有人民警察和藏军在共同维持秩序。街上来往行人拥挤。无论男的女的,老年人还是小伙子,走起路来都从容不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原上空气稀薄,走快了要气喘的缘故。藏族妇女爱穿色彩浓艳的服装,爱戴饰物;男子都留发辫,有的盘成发髻,有的拖在背后,他们都喜欢在腰里佩一柄短刀。披着绛红色裟袈的喇嘛,走路时把黄帽搭在右肩。官员穿的是清代沿用到今天的黄袍。贵族过去是骑马的,现在大多数驾驶摩托车了。牧民光身穿着羊皮袄,一点也不着急地跟在走得很慢的牦牛群后面,牦牛背上驮着进城来卖的皮张、牛油。近郊农民每天赶着骡帮给城市运来牛粪。拉萨是用干牛粪作燃料的。
你到背街的小巷走走,可以看见皮匠倚门在缝制红统藏靴,铜匠在打造精致的佛像。如果遇见了嘛呢堆(是一堆石头,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经文或“唵嘛呢吧咪吽”的六字真言),你得尊重藏民的宗教习惯,从它的左面绕行。
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是商店和摊贩集中的地段。贸易公司、人民银行和新华书店也设在这里。商店都没有招牌,掌柜的多半是妇女。她们经营态度的大方慷慨,确是值得一提。几个顾客同时进去,店主人拿出顾客们各自所要的物品,任凭你挑选,不加监督。挑好以后,你自己去付款。因此,假日顾客再拥挤,一位女掌柜的也足以应付自如。摊贩上面都支着一块白色篷布遮挡炎阳。摊上摆的多半是西藏自产自销的土特产品:氆氇、藏毯、哈达、佛像、木碗、镶金边花帽、马具、干牛羊肉、酥油……。帝国主义曾经通过拉萨市场对西藏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解放以前,拉萨市场上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商品,从好莱坞的化妆品、外国挂面、直到各种高级贵重物品。现在市场的性质正在起着变化。贸易公司用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牧民的羊毛,人民银行发放无偿贷款来扶持农业生产。已经有一千多种新从内地运来的国货商品出现在拉萨市场,藏胞很喜爱杭州来的绸缎,上海的日用品,云南砖茶,江西瓷器。街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代销店。
喇嘛教的圣地
古老的金碧辉煌的寺庙建筑,遍布全市。我曾随中央代表团到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发放布施。这座名寺有七千多喇嘛。佛殿、屋宇数千间,重重叠叠,盖满了半个山坡,俨然一座市镇。拉萨市五万左右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喇嘛。
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的骄傲,它丰富了祖国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在灿烂的太阳光下,还是在星星之夜;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看;站在它面前瞻仰,还是从远处遥望,布达拉宫永远是雄伟美丽的。
大昭寺门前,从朝到暮有藏民在顶礼膜拜。阶前的青石板,都磨成了许多光滑的人形深槽。藏语“拉萨”是圣地的意思,每年从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万里跋涉来到这里朝圣的佛教徒,不可数计。远近佛教徒来到拉萨,在汗水没有干以前,就先到大昭寺礼佛,大昭寺是圣地的中心。一切宗教盛典都在这里举行。每年藏历正月初三起,拉萨要举行传召法会(藏话叫“莫朗青波”)。三大寺的喇嘛纷纷下山,和来自西藏各地及四川、青海等省的喇嘛,齐集在大昭寺念经二十一天。这时拉萨几乎成了喇嘛的世界,每当夕阳西下大昭寺散经的时候,满街尽是红衣黄帽的喇嘛。达赖喇嘛在传召期间亲临法座讲经。西藏军区负责人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商人也在这个时候,向寺院喇嘛放布施。
我没有见过比藏族人民更虔诚的宗教徒。几乎每家都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当喇嘛。家家户户都有佛堂,逢到节日就点燃酥油灯供佛。藏民出门时,胸前带着佛盒,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得到佛的护佑。人们没有一天不念经;有些老年人,除了张口说话和饮食以外,劳动、行路的时候也都在念经。
每天清晨和黄昏,可以看见成群的藏族男女,手里摇着转经筒,或者数着念佛珠,在围绕大昭寺的八廓街上绕行。这叫做“转经”。喇嘛教有好多种不同于内地佛教的念经方式。在街道、窄巷和广场,无处不可以见到经塔和嘛呢堆,藏民认为,顺着时针转动的方向绕经塔或嘛呢堆一周,等于念经一遍。寺庙的回廊上都有圆柱形的转经鼓,里面藏有经卷,朝佛者走过,将鼓不断拨转,以代替念经。屋顶上的经旗,也是这种作用,风吹旗动,就算日夜都在念经。在这个城市里,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同宗教密切不可分的。
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几年来编造了多少关于共产党在西藏“消灭宗教”的谎话。到了拉萨,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喇嘛教的兴旺,看到藏族人民自由地进行着一切宗教活动,不能不为我的外国同行叹息。
我曾访问了甘丹赤巴和赤江活佛。甘丹赤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法座的继承者,是西藏品德最高、经学造诣最深的人。我们请他谈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拉萨执行得怎么样。
甘丹赤巴说:“毛主席的宗教政策,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只有畜生和地下的虫,才看不到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福气。”他说:“不光是在拉萨,你到西藏各地都可以看到,寺庙里一片宁静、和平的景象。没有任何人来干涉我们的朝暮课诵。喇嘛们喝茶、诵经,下辩论场、举行法会,一切都如法如律地进行着。老百姓也照常的朝佛、念经,磕长头,放布施,做种种修功积德的事。”
这位须发都已经花白的长者,盘膝坐在铺垫上同我们谈话。他不时按动手边的小铃。于是一喇嘛进来,把桌上的酥油茶和点心端起来,请我们饮用,然后又斟上热茶。
他说,共产党来了以后,宗教方面的变化是有的:黄教同红教、白教、花教各教派之间亲密团结起来了;解放军修了公路,到拉萨来朝佛的人多了;拉萨的传召法会,一年比一年隆重,一年比一年盛大。今年比去年就增加了五千来人,酥油茶也多烧了好几锅。寺院的收入一点也没有减少,相反,朝佛、放布施的人多了,糌粑酥油更充足了,喇嘛的生活比过去有了提高。
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是西藏人民景仰的人物。他在布达拉宫自己的经堂里接见我们,从这里可以听见大经殿上不断传来喇嘛们诵经、击掌和鼓乐之声。
“解放军到拉萨,喇嘛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帝国主义的谣言现在已经不能起多少作用了。西藏人民看到了事实。我们现在自己可以揭穿这些谣言。”赤江活佛说:“在西藏,汉族和藏族,喇嘛和解放军,是真正亲密团结的。原因在那里呢?从我们信仰宗教的人看来,首先是因为解放军同我们藏族人民一样尊敬我们的两位佛爷。”(附图片)
拉萨的街道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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