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应该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
朱契
在十二年科学规划草案中间，关于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中，列出1840—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史一项，说明“包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近代中国土地问题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民主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在历史学重要问题中，又列出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一项，认为应该“系统和全面地阐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总结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两个重要问题，是互相有关联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中，都没有指出或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而要研究1840—1949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史，不可能不涉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解放前夕，整整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中，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一步步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帝国主义势力还没有完全消除；而且经济侵略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深而且巨的。现在离开这个时期还并不很远，应该及时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史料，加以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先打下研究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基础。
我们整理1840—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历史，比整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都要来得重要。但是恰好这一部门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中间比较薄弱的环节。解放前，虽有若干先进作家，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历史，作了一些轮廓性的叙述，但是是不够深入和不够全面的。解放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进展得很迟缓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许多资料和档案——如海关、银行、外国货币流通情形、外债、证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铁路、航运、客邮、堆栈、原料收购、制造、商品倾销等等——还没有认真加以搜集和整理，更谈不到有系统地和全面地加以叙述和描写了。
原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是有它们完整的一套体系的。它们首先控制我们的海关，掌握我们进出口贸易的咽喉。海关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权力是如此之大，它利用海关税收，操纵我国财政；它管理沿海沿江航道，控制灯塔航标，甚至兼管港务。海关在外人管理之下，从1854年（清咸丰四年）设立海关税务司起，到1949年中国解放为止，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所以它保存的档案、资料，特别丰富。除了已经历年公布的海关进口税及出口税税则，海关税收统计，进出口贸易统计，进口货物类编，出口货物类编，国内贸易土货转口统计外，还有许多秘密文件，从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操纵我国财政的阴谋，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甚至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的诡计。这些统计、报告和海关秘密文件，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都十分重要，但是解放以来，还不曾进行有系统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我建议要研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首先应从搜集、整理海关资料着手。
其次是有关外国银行方面的资料。原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进行经济侵略，首先要在中国设立银行，作为它们操纵金融、输出资本的枢纽，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进一步共管中国财政。最早设立的是英国的汇丰银行（在1877年以前已经设立），其次相继成立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帝俄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比国的华比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起初这些银行，互相竞争；最后联合起来，垄断资本市场，四国银行团（英法德美）组织在先（1911），五国银行团（英法德日俄）成立在后（1913），终于在国际垄断资本操纵和压迫之下，同我国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订立了所谓“善后大借款”。这个善后大借款，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进行经济侵略的借款，不但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并且还要指定以盐税为担保；不但控制海关，还要进一步控制盐务；不但严格限制借款用途，还要进一步监督我国财政（审计处设立洋稽核员，领款凭单须经其签字，再经过银行代表核对，方得提款）。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家和民族工业，也随时随地加以摧残，加以打击，如1935年汇丰银行非法拍卖申新第七纱厂，即为一典型的例子。这些帝国主义银行的档案资料，有的被我国正式接收了（如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德华银行），有的还有一部分留在中国，但未能正式接收（如汇丰银行）。我们要研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也应该及时把这方面的材料加以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
再其次是外债。外债是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借款攫取“特权”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最常用的一种工具。从1865年（清同治四年）第一次伊犁借款起，到辛亥革命（1911）为止，凡有大小借款十余次，实业借款二十次；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崩溃为止，凡有外债十六次，另外日本“西原借款”一次；从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京成立起，到1949年大陆解放为止，凡有外债二十余次。最后外债由普通借款形式变为“美援”形式，更沦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军事侵略的工具。有关外债的档案和资料，还全部保存在国内，应该及时加以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
再其次是外国货币。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侵略中国，往往利用它们的货币直接在中国各贸易口岸流通。最早流入中国的，是西班牙的本洋，还是十六世纪从菲律滨群岛输入的。此后数百年间，外国银币，陆续流入中国；其中最常见的，有墨西哥的鹰洋、美国的“贸易银元”，法国的西贡银元，日本的“龙番”，英国的香港“站人银元”，新加坡银元等。这一些外国银元，随着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操纵金融，喧宾夺主，一直到1887年（清光绪13年）中国广东造币厂自铸银币以后，方才逐渐缩小它们的流通范围。到了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日本“老头票”，又在东北一带流通；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的美元钞票，又泛滥各通商口岸和各经济中心城市，并且成为投机的对象。这些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流通情形以及所留下来的实物和资料，也应该及时加及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
再其次是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交易所的组织，随着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最早在上海成立，不久即传播到其他通商口岸。在证券交易所中，进行着各式各样有价证券的投机买卖；有价证券中，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行的债券、股票以及中国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和中国工商企业的股票。操纵证券交易所行市的，往往是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大垄断资本家，而帝国主义派来的海关官员，也往往利用他们的职权，进行大规模的证券投机买卖。海关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利用“关余”作担保制造空气来操纵九六公债行市因而大发其财，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商品交易所也操纵在外国人之手，洋商利用他们交通运输上和市场联系上的种种便利，通过商品交易所进行洋米、洋粉、洋棉的倾销，对中国的农村经济起着瓦解的作用。这一部分经济资料，也有待于我们及时加以搜集和整理。
再其次是铁路、航运、空运、邮政。在铁路方面，这个时期内全国各重要铁路，极大部分是借外债所筑，如京奉，沪宁，广九，沪杭甬，京汉等线由英国投资；津浦由英、德投资；正太由俄、法投资；汴洛由比利时投资；中东铁路由俄国投资；东北极大部分铁路由日本投资。这些铁路借款，大多数指定以铁路收入及本身财产，作为担保；甚至于还要另外指定税款担保，并攫夺铁路管理权。在航运方面，外商除了操纵我国沿海航行权之外，更侵占我国内河航行权，我国最大的内河航路长江，变成了一条国际航路，洋商到处设立码头、堆栈，造成了一个航运系统。在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有英商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祥泰木行轮船部、亚细亚火油公司、赉赐洋行、开滦矿务局、汇德丰洋行；有日商的日清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三井洋行、昭和汽船会社、山下汽船会社；有美商的捷江公司、美孚洋行、德士古洋行；意商的义华公司、中宁公司；此外还有法国、丹麦、葡萄牙、荷兰、挪威、智利各国商船。至于经营我国沿海及远洋航路者，国别及吨位更多，还没有计算在内。在空运方面，不论外商组织的航空公司或是由外资操纵的航空公司，他们也是无孔不入的。德国汉沙航空公司操纵的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于前，美国太平洋航空公司操纵的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后；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期，臭名远扬的陈纳德，更成立民用航空大队，到处替国民党反动派运军火、运部队、投机走私、无所不为。在邮政方面，最早的时候，是由海关兼办；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才完全归交通部管辖，但是法国人的势力，还是相当之大。此外又有所谓“客邮”；客邮中间，又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办的客邮（以东交民巷为中心），及日本帝国主义所办的客邮（以青岛、大连为中心）。在电信方面，我国电信事业，起初也是由外商水电公司所垄断。这些交通、运输、邮电方面的外人投资或管理的企业，都可以操纵我国的国计民生，影响我国的政治军事，对于我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关系极为密切。这一部分档案及资料，还大部分留在国内，也有待于及时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
最后是关于原料收购、商品制造和倾销。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一方面把中国看作一个原料的供给地方，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看作一个商品倾销市场；同时又利用租界，设立工厂，利用低廉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在中国制造，再向内地倾销。在原料收购方面，除了动员它们所控制的金融机关、交通运输机关和买办人员以外，更利用官僚资本势力（例如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贸易委员会），低价收进桐油、生丝、猪鬃、茶叶以及铜、锡、钨、锑各种矿产。帝国主义国家，更直接在中国攫夺矿权，自己开采（例如日本之于东北矿产，英国之于唐山，门头沟煤矿，德国之于井陉煤矿等）。在商品制造方面，资料更为丰富，其中尤以上海、天津、青岛、沈阳、广州各地的外商纱厂、丝厂、面粉厂，卷烟厂，占重要地位。在商品倾销方面，它们利用所控制的海关，片面规定我国的海关进口出口税则，进行一般的商品倾销；更运用汇兑方面降低汇价政策，进行“汇兑倾销”，结果外国商品，无孔不入，一方面打击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商业，使它不能发展，陷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另一方面摧毁了农村里的副业，促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这一方面的经济资料，异常丰富而且复杂，也有待于搜集、分析、编纂和印行。
以上各部门的经济资料，不过举其大者，还够不上一个轮廓的描写。而在这各部门之间，又互有密切的关系，千丝万缕，互通声气，构成了经济侵略的一个吸血的网。我们建议在科学规划草案中，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首先搜集资料、加以分析、整理，然后编纂印行。这个部门的资料，不妨称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资料汇编”，内容分为（1）海关，（2）外国银行，（3）外债，（4）外国货币，（5）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6）铁路，（7）航运，（8）空运，（9）邮政，（10）原料收购，（11）外商工厂，（12）商品倾销，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纂，然后印行，以供研究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参考。
搜集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基础，而研究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核心问题。我们希望科学研究机关加强规划，组织各方面研究力量，广泛搜集资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这样，我们才可希望在十二年内，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并且使它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
第7版()
专栏：
南京图书馆积极为科学研究服务
本报南京讯 南京图书馆是全国重点图书馆之一，藏有中外书籍二百四十万册以上。每天平均有三千多册次的图书资料和读者见面。
南京图书馆有七个专门资料室，集中了馆藏一切有关的珍贵图书资料。专家学者们常常能在这里得到第一等的参考材料。这个馆有一千四百册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从1951年以来，就专门辟了两间僻静的房间，给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著名专家罗尔纲教授和其他专家们进行研究工作。“地方志”室藏书的广泛丰富是国内少有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研究基本建设中的地震问题时，利用这个室内的图书资料，得到不少收获。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利用地方志和其他书籍，搜集了大批资料，编辑了“中国农业遗产资料选集”和“中国农书目提要”参考书。八十三岁的“探花”商衍鎏为了完成“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在南京图书馆阅读了近百种参考书。这个馆为了便利各方面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工厂设立了流动站，把图书送到工人手里；开办了个人和机关团体外借书籍工作，使图书发挥更大的作用。
南京图书馆内设立的显微影片阅读机，备有各种善本书的胶卷，南京的专家学者来馆就可以阅读到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同时，南京图书馆内也藏有不少传钞本、摄影善本、孤本等书籍资料，他们接受外地研究工作者的委托，钞录副本。他们曾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研究工作者要求，协助钞录了“犬窝谈红”、“读红小识”等书；山东大学教授研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著作，他们曾协助钞录了“湖海集”全部。
今年三月，南京图书馆联合南京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二十八个单位的图书馆，编制了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同时，签订二十八个图书馆际互借合同，推动馆际互借，以满足专家教授学术研究的要求。七月，该馆和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图书馆联合举办了图书馆人员训练班，通过学习，使他们初步掌握了目录版本学，一般工具书，中外文图书分类编目及资料整理等基本知识，可以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
今年，他们通过北京图书馆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建立的国际互借关系，南京的科学工作者可以通过南京图书馆借到苏联的图书。同时，他们还积极补购外文科学技术图书，筹备成立科学技术图书阅览室、地方文献阅览室。为了便利专家研究，他们还准备逐步建立八个个人研究室。目前，馆内正在进行十五万册中文图书的整理工作，外文报刊联合目录的集稿工作和“中国医药”、“中国古农书”专题书目的编印工作。
第7版()
专栏：
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文字
将采用斯拉夫字母进行改革
新华社乌鲁木齐27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等四个民族的文字都将采用斯拉夫字母重新制定新文字；乌孜别克、塔塔尔两个民族的文字将采用苏联乌兹别克民族和鞑靼民族目前使用的斯拉夫字母的文字；蒙古族文字的改革将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制定的新文字方案实施。这个文字改革方案是15日到22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确定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代表和各族各界代表共二百四十多人。这个会议还提出今后将为塔吉克族创造文字，进一步研究达呼尔族的文字改革工作。
上述各民族现在应用的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对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丰富祖国文化宝库，巩固民族团结都有过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文字因有字形变化多，附加符号复杂，书写不便等缺点，不能充分表达出各民族的全部语言，使人民在使用的时候以及在报纸、出版等方面造成许多困难，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需要。以斯拉夫文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推行以后，上述缺点都可以得到解决。并且对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干部学习新疆各民族语文创造有利的条件，使自治区各族干部能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会议闭幕这一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到会讲话。他指出：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族人民现在使用的文字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采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制定新文字是比较适当的。有些问题还不是一次所能解决，会后还必须继续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第7版()
专栏：
试论我国的指导思想和百家争鸣方针的统一
王亚南
我想单就“百家争鸣”这一问题，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应当明确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当人们在学术上强调百家争鸣的时候，常常以为这个“争鸣”会和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方针发生矛盾。这种想法，一般是从这个论点出发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各家的学说同等看待，因而，就以为所谓马克思主义派是同时并存的种种学派之一，是百家中之一家，把百家中之一家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感到显然和百家争鸣的方针相抵触。其实，这样立论，在逻辑上是二重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种原则创建的各别社会经济学说，不是一个东西。在特定的场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学说，例如把工资学说、恐慌学说等等，拿来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加以比较说明。可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就不能这么说，那是极其根本，极其概括的，我们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学说加以区别，就极容易把一般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和种种狭隘的，入主出奴的学术派别混为一谈。这样的混同，根本就是由于认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这个世界观出发，整个宇宙，处在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人类社会，则在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运动规律发展着。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那个客观运动规律的必然表现，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无非是在努力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者由这个世界观展开的阶级学说，关系着全人类的历史命运问题，对整个现代社会的阶级生活和阶级变化关系，作了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说明。因之，把包括了这样的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或学说，拿来和其他仅就某一自然方面、特别是就某一社会方面的问题加以论证的学说相提并论起来，从而，把这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和这样那样的派系，等量齐观起来，即使把是非丢开不说也犯了所谓“不知类也”的错误。
其次，应当明确认识我们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含义。
认定我们国家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难于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想法，多半是由于这样一种揣测，以为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有类于我国历史上汉代以后各皇朝的崇尚儒术、罢黜百家。如果拿上述的那个论点，即拿马克思主义派也看作百家之一家的那个论点加进去，上面的想法，就更会被强化起来。因为从百家之中挑选出一家之言来作为指导思想，即崇尚一家之言，岂不就是罢黜或抑黜其余的各家？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不同于其他一般学术上的有关某一方面的某一家自立门户的言论，而是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的、关系着全人类社会历史命运并为一切真理敞开着大门的思想体系时，我们的看法想法，就应当不同了。而且，事实上，作为指导思想云云，显然没有罢黜百家之言的意思，恰好相反，只有容许其他各家之言的存在，只有让百家争鸣，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就不难明了它是怎样为一切真理敞开着大门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曾不惮反复说明，他们的这个思想体系有三个来源，即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他们又还不惮反复表示，自然科学上一有划时期的新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就要得到一次新的证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中，比如说，在马克思的大著“资本论”中，对于那些完全不顾事实，专门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唯心理论，固然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对于那些尽管是不完全但却道出了某种事实真相的学说，即使是出自保守反动的作者，也“不以人废言”地加以赞扬。谁都知道，马克思的要求是相当高，也非常严格的，但却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从他那里得到的“伟大的”光荣称号。这不但说明了马克思的广阔襟怀，同时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一点一滴的科学真理，都是值得宝贵的。不错，马克思主义者只赞扬并吸收那些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合乎客观规律的学说，其他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东西，不是被批判掉了、被“罢黜”了么？不能这样理解。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不曾幻想从任何那怕是伟大的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吸收一套现成的完整的理论。真理往往是混杂在非真理成分中，合理核心往往被包裹在不合理的表层里面，批判吸收的工作，几乎类似砂里淘金，干脆把砂否定了，金子也无法找出来。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学派的学说，固应如此看待，就是对于那些那怕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见解，同样不能要求百分之百都是真理，同样要经过反复讨论的批判吸收过程或砂里淘金过程。仅就这点立论，已说明我们确定指导思想，并无碍于百家争鸣，相反的，愈是容许百家争鸣，反而愈是需要有指导思想，这将在下面进一步交代清楚。
最后，应明确我们在学术上采取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和要求何在。
谁都知道，国家允许并鼓励我们在学术上有所鸣或相与争鸣，并不是为了要使大家对于每件事物、每个问题的看法说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相持不下，纠缠不清，争吵得没有结果；或者为争鸣而争鸣。决不是这样的。争鸣的目的在发现真理，在鼓励大家共同努力来发现真理。大家的立场不尽一致，观点不尽相同，特别是已有的知识基础颇不一样，对于同一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或其他问题，可能要发生极其相异的，甚至相反的讲法。就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的本质说，特别是就它们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说，真理决不是任何一个全智全能的伟大人物一次可以发现无遗的；它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参考各方面的意见，需要从异求同，把不同的论点逐渐引向较全面较正确的认识，而由是得出有利于我们社会文化建设的科学结论。
但在这里，要使争鸣不变成争相立异、各逞诡辩、各执一词的混战局面，我们参加争鸣的人，似乎需要逐渐提高或淬励我们为人民事业效忠和为科学真理奋斗的品德。一个有志于以科学真理来为人民事业服务的人，尽管对于自己的意见勇于争鸣，一旦发现他人的意见胜过自己，一定要虚心接受。就我们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要做到这点，不仅要求我们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更要求我们具备一定程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修养。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在全国继续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在学术上提出百家争鸣的号召，就不但没有什么抵触，还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百家争鸣的目的才能很好达成，也只有采取百家争鸣的方式，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得到更好发扬。我在这里不妨再说一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一切真理敞开着大门的。
第7版()
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乾”、“藉”、“徵”的简化写法
编者按：我们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对于“乾”、“藉”、“徵”三个汉字的简化提出问题。他们问：有人把“乾坤”、“乾隆”写成“干坤”、“干隆”，把“狼藉”写成“狼借”，把五音宫、商、角、徵、羽的“徵”写成“征”，是不是许可呢？我们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答复这个问题。下面是他们的答复。
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第一表把“乾”简化为“干”，“藉”简化为“借”，“徵”简化为“征”，都是用同音的字来代替繁笔字。但是同音代替只限于读音相同的字，在读音不相同的时候就不适用了。
汉字简化第一表中，“乾”和“幹”都简化为“干”。“幹”只有一个读音（ㄍㄢ去声），没有问题。“乾”却有两个读音：“乾燥”“乾净”“豆腐乾”的“乾”读作“干”（ㄍㄢ阴平声），所以按照习惯简化作“干”。但是，“乾坤”、“乾隆”、“陕西乾县”以及一般人名中所用的“乾”，都读作箝（ㄑ—ㄢ阳平声），不读作“干”，因此仍应写作“乾”，不能简化作“干”。“汉字简化方案”括弧中的废除字，不用“乾”而用“乾”，就是表示这一个限制。
根据同样的理由，“藉口”、“藉端”、“凭藉”的“藉”，在普通话中本来和“借”同音（ㄐ—ㄝ去声），意义也相通，所以用“借”作为“藉”的简化字。但是，从竹头的“籍”并没有简化。“狼籍”的“籍”和姓“籍”的“籍”，习惯上固然也写草头的“藉”，读音还是和竹头的“籍”一样，普通话都读着ㄐ—阳平声，所以都应用“籍”，不能简化为“借”。
“徵”一般读作征（ㄓㄥ阴平声），意义也可以相通，所以按照习惯简化为“征”。但是，“徵”用作古音乐五音之一的时候，读作止（ㄓ上声），因此仍然应当用原字，不能简化为“征”。把五音写成“宫、商、角、征、羽”，是不对的。
总之，凡是根据同音代用的原则简化汉字，只有原字的读音和简化字的读音相同的时候，才能够适用。要是原字所代表的是另一读音，就只能仍写原字，不然就成为张冠李戴混淆不清了。
跟这个写法问题相类似的，还有一个读法问题，也需要附带说一下。“叶”“吁”“适”“厂”作为“葉”“籲”“適”“廠”的简体字，现在都已经通行了，但是这些字原是借用了另外一些不常用的字，它们本来的读音是“协”“嘘”“括”“庵”（“厂”古读“喊”，不过旧日的文人雅士却早已用作“庵”的简体字了）。这些字在作本来意义用的时候，当然要读本来的音。
由于简化汉字推行的时间还不长，还缺乏经验，我们对简化方案的说明也不够详细，所以个别的字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发生差错。我们要求语文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和语文教师们，在发现这些错误的时候随时加以矫正；要是在使用简化汉字的时候，发现新的问题，请随时提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