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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声援殖民地人民
我学生代表表示将努力促进世界学生合作
新华社布拉格28日电 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26日下午继续在布拉格举行，由日本学生代表田中担任主席。
第一个发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代表蒂马尔。他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扩大学生合作和加强学生团结的建议。
苏丹学生代表吉达里也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大部分是谈苏丹学生同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也支持学生团体的团结。
代表大会经过广泛的讨论后，通过了摩洛哥和突尼斯学生所提出的下列决议：“代表大会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对他们表示声援，并且向在战争中死难的学生默哀致敬”。
据新华社布拉格28日电 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27日上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
在会议开始后，到会者起立为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中牺牲了生命的学生默哀一分钟。大会的这一行动是根据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学生代表在26日下午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而作出的。
在默哀的时候，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的观察员中有四、五个人暂时退出了会场。他们的借口是他们的团体的规章不允许他们参加任何政治性质的示威行动。但是，这个联合会参加大会的大多数观察员仍然和大会采取了一致行动。法国、荷兰和瑞士的学生团体的观察员没有起立默哀。
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马列克在会上发了言。他说，阿尔及利亚学生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他呼吁各国学生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并且用一切办法来支持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正义斗争。马列克要求同法国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并且希望法国青年能够发出自己的呼声，要求停止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
中国学生代表团团长胡启立接着发言。他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提出的关于团结学生运动的建议，并且号召扩大各国学生团体之间的联系。他说，国际学生合作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应当以共同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以互相尊重别人意见、不干涉内部事务，并且以耐心协商来解决分歧和争端作为基础。由于各国学生生活和各个国际学生组织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因此，合作的发展形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胡启立还主张发展区域性的学生合作。他认为增进国际学生合作和团结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工作，需要表现特别的耐心以便逐步获得结果。
胡启立接着说，曾经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学生深切同情殖民地国家的同学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他们完全支持埃及学生和人民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保证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正义行动。中国学生关心阿尔及利亚学生所处的困境。他们主张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必须结束，那里的流血战争必须被制止。中国学生还支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和人民分别为收复果阿和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斗争。
胡启立说：我们已经邀请挪威、法国、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的同学分别派遣代表团到中国去作客。为了增进中美学生之间的接触和了解，我们还邀请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派遣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我国。我们正期待美国朋友的赞同的答复。
他最后说，中国学生将不遗余力地促进世界学生的合作事业。
突尼斯学生代表卡罗乌伊的发言，大部分是谈学生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他主张召开所有学生团体代表大会。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富尔尼埃说，我国的联合会好几年一直没有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因此，这次法国学生代表团是作为观察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富尔尼埃接着说，联合会决定参加一切国际性的学生会议，包括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以便建立学生团体之间的接触。
他建议在1957年，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举行“合作会议”，邀请所有全国性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意见，这次会议要研究对大家来说都有可能合作的那些问题。他指的是改革高等教育、学生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需要、文化和体育联系等问题。
匈牙利学生代表科斯托尼支持法国学生提出的召开“合作会议”的建议。
接着是奥地利和缅甸的学生团体代表发言。
在上午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越南学生代表，他强调越南青年准备同其他国家学生团体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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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到达河内
胡志明主席接见并招待梭发那·富马首相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越南首都河内人民今天隆重地迎接了应邀前来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以梭发那·富马首相为首的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
今天上午，当从广州起飞的飞机降落在河内嘉林机场的时候，梭发那·富马首相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团员们受到了范文同总理、潘继遂和武元甲两位副总理以及其他越南高级官员和越南国民大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越南的使节和冒雨前来的民众代表三千多人。
在检阅了仪仗队和接受民众代表献花以后，富马首相和范文同总理分别致辞。
范文同总理在致辞中说：首相亲王和代表团这一次访问越南，是越、老两国间良好的邻国关系的新的开端，它将使这种友谊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利益，同时对保卫印度支那、东南亚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范文同还说：越南人民和政府热烈欢迎老挝王国的人民和政府在此以前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深信老挝王国的人民和政府在建设和平中立和统一的老挝的道路上，将得到更多的胜利。
富马首相在致词时对这次旧地重游表示很高兴，富马首相曾在河内上过学。他说，我们很高兴能发展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关系。正如我们曾经访问和发展了同中国的友谊关系一样，相信我们两个邻国能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富马并且希望这次访问能使两国领导人之间互相交换和解决一些彼此还不大了解的问题，以使两国更加接近。
上午11点，当代表团坐汽车进入河内市区的时候，从嘉林机场到河内市中心的还剑湖畔，满街都是金星红旗和巨幅标语。人民夹道欢迎，频频向代表团拍手欢呼。
据新华社河内28日电 今天中午十二时三十分，胡志明主席接见了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副首相卡代和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的其他代表，并且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
胡志明在宴会上致词说，越老两国是邻国，两国民族是兄弟。但是在过去近一个世纪，帝国主义分离我们，隔开我们。现在，帝国主义已经被赶走了，我们国家又恢复了独立。我们认为已经到我们恢复兄弟般的关系的时候了。你们这一次访问，将为恢复这种关系开辟道路。
胡志明并且宣布，越南人民和政府绝对尊重日内瓦协定和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原则。他说，越老两国间的各个问题，都可以以睦邻的精神和兄弟般的关系来加以解决。
梭发那·富马在致答词中说，过去我们两国都是被奴役的，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两国都独立了，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发展这种友谊。他说，我们到河内来交换意见，以便我们互相更加了解，以解决我们之间的误会，例如边界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这将进一步巩固印度支那、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梭发那·富马说，如果世界上各国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和平就会更加巩固。
胡志明主席和梭发那·富马首相在讲话的最后，都互相举杯，祝贺两国友谊的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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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家谈原子船的设计
北极地区将开辟航路建筑机械化海港
据新华社讯 苏联科学家在继续进行用于和平动力的原子装置的设计工作，并且已经决定这种装置将首先用于马力异常强大的原子破冰船。
苏联工程师莫拉列维奇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苏联决定首先在破冰船上装置原子能发动机，是从原子装置能够使这种船只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征服北极的考虑出发的。在破冰船以后，就将立即建造原子船，因为靠原子破冰船来引导一般的轮船，那将是不经济的。
苏联最新的一种载重量达一万吨的运输船，是适合用原子能的标准船只。在原子船的一个被严密地隔离开来的房间里，将安放真正不知疲倦的船只的心脏——反应堆。它的大小和能量都比原子破冰船上用的小得多。因为运输船用不着打破厚冰块，但是原子动力装置仍然将供应电力给约一万五千匹马力的推进机。
莫拉列维奇工程师说，美国曾经建造过一艘原子潜水艇。但是结果完全失败了，这使建造者和海员们很苦恼。在试航的当中，这艘潜水艇靠原子装置启程航行，而回来的时候却关上了反应堆，开动了备用的普通轮船的柴油发动机。现在美国有关方面还在设法克服这些工作中的缺点。
据新华社讯 苏联正在北极地区开辟航路，建设机械化的海港，并且筹备在1957—58年国际地球物理学年期间在北极地区进行科学观察的工作。
苏联负责在北极地区进行建设的托辣斯“北极建设”的负责人拉法伊洛夫在答复“消息报”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苏联在北极地区进行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北方海路，使它成为能够经常通航的航线。
拉法伊洛夫说，苏联正在北纬七十五度以北的孤独岛、北纬八十度以北的鲁道尔夫岛和白令海峡以西的弗朗格尔岛上建立地磁学、地球物理学和高空气象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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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以公平价格售给印度六万吨大米
新华社28日讯 中国和印度的大米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今天在北京签字。
按照这个协议，中国将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售给印度六万吨大米，并且在今年十一月底以前运完。
中国方面在协议上签字的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印度方面签字的是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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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展览结束
我国木偶片“神笔”得一等奖
新华社布拉格28日电 威尼斯消息：1956年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中的纪录片和第八届国际儿童电影展览在8月25日晚上结束。参加国际儿童电影展览的中国木偶片“神笔”和苏联儿童片“亚浪珈之火”获得了八岁到十二岁儿童文艺影片的一等奖，同时得奖的还有苏联、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二十多部纪录片和十部儿童片。
25日晚上威尼斯举行了盛大晚会，放映各国精彩纪录片。我国纪录片“欢乐歌舞”受到很大的欢迎。
中国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代表蔡楚生25日在威尼斯举行酒会，招待电影节主持人、当地文艺界、各国电影代表、各国新闻记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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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泊尔国王接见我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8月27日晚七时三十分，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在皇宫接见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潘自力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座的有尼泊尔总理和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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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内各报欢迎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访越
据新华社河内28日电 今天河内各报发表社论和评论，欢迎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
“人民报”社论说：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这次访问越南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在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中一个新的进展，同时它也记载了和平共处精神的一个新的胜利。
社论指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曾经遭到殖民者的侵略和统治。殖民者曾经采取它们一贯的分裂政策企图破坏越老两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国际反动分子也还在执行这个恶毒阴谋。但是，两国人民曾经不断地并肩进行斗争，反对殖民主义，解放自己的民族。目前两国人民正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巩固和平、实现国家的统一、完成民族独立、使自己的祖国日益繁荣。社论说，两国之间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两国的有效合作。
社论还说，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的这一次访问将对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了解作出贡献。
“每日河内报”和河内中文“新越华报”都发表评论指出，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这次访问越南是为开始恢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实现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处主张的深切愿望供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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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赫格居斯说
匈南将互派大使促进友好关系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27日讯：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赫格居斯说，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接受了匈牙利政府提出的关于将公使馆升格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的建议。
赫格居斯说：由于匈、南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两国友好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匈牙利同南斯拉夫签订了财政协定、科学技术和航空交通协定。两国的文化团体、群众社会团体等的联系已经日益扩大。
赫格居斯在8月26日出席了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在萨拉州那吉卡尼萨召开的群众大会，他向数千名与会者说了上面这番话。
赫格居斯对过去匈、南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他说，我们纠正和摈弃了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尽力使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两个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建立密切的合作和良好的关系。
赫格居斯接着说，加强了我们两国的联系，就可以取消1949年以后在靠南斯拉夫边境设置的那些限制，取消边境地带和技术障碍物。
匈牙利政府已经作出决定，那些在1949年以后遵照行政措施从边境地区迁走的人可以毫无限制地回到原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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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锡兰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以柯里亚为首的锡兰政府代表团在8月27日晚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将同苏联政府商谈两国建立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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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和芬兰决定建立邦交互派公使
新华社布拉格28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27日讯：阿尔巴尼亚政府和芬兰政府经过谈判之后，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公使级的外交代表。
阿尔巴尼亚驻苏联大使普里夫蒂兼任驻芬兰公使，芬兰驻意大利公使基瓦洛兼任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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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们的喜悦
“如果没有这些关怀工人生活的措施，我们的工厂就不能够做出这么多的成绩。”这是莫斯科小型汽车工厂党委第一书记斯捷潘诺维奇同志接见我的时候说的话。
的确，莫斯科小型汽车工厂近来有一件事很受人们的注意：这个工厂的职工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内把工艺过程全部改变，用新的流线型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代替了旧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这种新的“莫斯科人”初次停在莫斯科街头时，经常招来一群群“观察家”的围观和品评；敏感的画家也速写了“莫斯科人包围‘莫斯科人’”的现场情景在报上发表。最近又听说，这个工厂在年底又要生产一种供农村使用的前后轮轴同时转动的新汽车了。
7月10日早晨，我们坐在工厂党委副书记布拉吉连夫斯基同志的办公室里，党委副书记是一位个子不高、神情稍微有点严肃的人。我们向他说明：我们虽然对“莫斯科人”牌汽车很感兴趣，但是今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生产这种汽车的人，他们最近以来，尤其是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的生活又有了那些改善和提高。
“你们的要求都可以满足，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现在马上就开始访问。”党委副书记马上答复我们。
老工人的喜悦
“我今年五十九岁，已经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其中有三十年是为汽车工业服务的，前二十二年是当铸工，现在作修炉工作。汽车工业部为我三十年的劳动而嘉奖我，并发给了奖金。卫国战争期间我曾在前线作战三年，负伤后回后方。我是1930年入党的。我的妻子在别的工厂作会计工作也已经三十八年了。”当我们同大家尊敬的老辈工人彼得鲁辛谈话开始时，他的自我介绍虽然很简短，就已经描画出他勤勤恳恳走过的光荣的道路。就是这些朴实的老辈工人的青春和双手，换来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接着我们的话题很快地转到最近公布的新的优抚金法案上去了：“我现在每月的工资是一千二百卢布，按照旧的优抚金法令，根据我的年龄，如果继续工作的话，每月除工资外可拿到养老金一百八十卢布，如果不工作的话，全部养老金只有二百四十卢布。而现在按照新的法案，我退休的话可以拿养老金九百卢布，加上我妻子的养老金五百卢布，就足够休养了。”彼得鲁辛用他的手抚了抚他灰白的头发后又说：“每月一千四百卢布，在莫斯科是不小一笔数目了，况且我现在的住房很宽敞，在新优抚金法案公布前，我就定制了两件大衣、两套西装、两件秋大衣；我家里有收音机和电视机。因此，以后的养老金主要是供伙食用。”彼得鲁辛笑了笑说：“当然，如果工厂需要我任何帮助的话，我将不吝惜我的力量。”的确，彼得鲁辛，以及随后跟我们谈话的六十二岁的有四十六年工龄的谢苗诺维奇、六十六岁的有五十年工龄的基里洛维奇，就是这些老一代的工人，他们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建设的事业。我想，苏联政府新公布的优抚金法案不仅是对他们晚年生活的物质保证，而且也表达了全体苏联人民对老一代工人的衷心的感谢和尊敬。
母亲们的感谢
莫斯科小型汽车工厂的工人中有40％是女工。对于这些女工的评价，是后来党委第一书记斯捷潘诺维奇给我们作的。他带着一种满意的口吻对我们说：“我们工厂的妇女工作得很好，工作得很好，她们不仅在工作上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也很好地完成了母亲的任务。”可以想像，在工厂结束了并不轻松的工作以后，女工们回到家庭以后还要照料家务和教养孩子。附带说一句，在苏联家庭里雇用保姆是十分少有的事。因此，没有既耐劳又能干的品质是担不起这付担子的。
但是这绝不是说妇女们是一点困难也没有了。苏联政府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采取的休假日和节日前六小时工作日制和延长产妇产假的决定，就是考虑了妇女们的实际情况后作出的。同我们谈话的女工莎尔尼柯娃显然对星期六工作六小时的决定很满意，她津津有味地对我们讲最近两个星期六是怎么度过的。但是，莎尔尼柯娃现在正在怀孕期间，她更多地谈到了她生活中的这件大事。“我是汽车车座的裱衬装饰工人。因为我怀孕，根据医生的决定，我已调做更轻松的工作，工资仍照旧是一千一百卢布。做三个月轻松工作后，我就要休假了。因为按照新的决定，产前可以休假两个月，产后可以休假两个月，前后共有四个月工资照付的假期；而过去产假前后一共是四十二天。接着，我将要度每年照例的休假期。现在新的决定对母亲们是个福音。如今，母亲可以休息得更好，婴儿也会更强壮了。”莎尔尼柯娃说话很流利，而且滔滔不绝，可是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下面的话讲还是不讲。“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我现在想要一个女儿，因为女儿将会是母亲的好助手。我相信，一定会生个女儿。”莎尔尼柯娃微笑着，结束了她的谈话。
我们同莎尔尼柯娃告辞时，预先祝贺了她未来的女儿的健康和幸福，虽然我心中有个疑问：为什么莎尔尼柯娃认为儿子不能成为母亲的好助手呢？
青年工人的希望
十七岁的共青团员、青年工人华西里也维奇每天工作六小时已有八天了。这是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青年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时的法令在七月一日起生效的缘故。华西里也维奇是读完中学七年级后进工厂工作的，他现在正在工厂的夜校学习。我们请这位开始有点害羞的青年工人谈谈他对青年工人六小时工作日的看法。他说：“年青人需要学习、进行体育锻炼，使自己更健康。现在新的法令生效后，学习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都有保证了，而且工资照旧。我努力使自己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后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所以再三提到体育，他原来是拳击和田径运动的爱好者。这位青年工人要托我们转达他对中国青年工人的祝贺：“我希望中国青年工人按照共青团员的方式去生活和工作，支持共产党，使得党能够依靠青年。但最主要的是学习、工作和从事体育，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壮。”
我相信，我们国家的青年是不会不同意共青团员华西里也维奇的意见的。
本报驻苏联记者 胡思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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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彝士运河公司的秘史
苏联 阿·列奥尼多夫
苏彝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使西方反动势力陷入混乱和狂怒中。也许从来没有一个私人联合股份公司的命运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如此的大骚动。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呢？
运河公司的国有化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机构——一个为有爵位的英法资产阶级政客在尽力效劳之后理应享受的“金融疗养院”的存在。即使在十九世纪，公司的董事职位就是许多首要的反动政客、外交官、将军、退职总统和退职外长们所垂涎欲啖的肥肉。在许多情况下，得到董事职位的愿望左右着候补者的政见，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公司能够夸言有这样显贵的董事会。自1875年以来，运河公司一直是不列颠帝国军事和经济上的一件战略武器。同时它又是欧洲金融寡头报偿其忠诚与有势力的政治同盟者的基金。这一个私人企业的秘史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左拉小说中的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反动分子在埃及决定把苏彝士垄断企业收为国有时被触怒了。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众所周知的国际苏彝士运河公司，是在1858年为前法国驻罗马的公使费德南·德·勒赛普所创办的，他是有名的暴发户，由于参加巴拿马诈骗案而被判处五年徒刑。他的幕后合作者拿破仑第三，是当时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最大的投机家之一。（皇后欧真妮是勒赛普的外甥女）。勒赛普贿赂了埃及统治者赛伊德·巴沙和他的宫廷人员。拿破仑则从外交方面下手。两者都不择手段，因为他们的赌注下得很大。
办公处设在巴黎的新的联合股份公司从埃及总督手里得到了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权，到1968年11月17日满期。
建造运河的不是法国人而是埃及农民，他们是当局强迫来服役的。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机器，累得腰酸背痛却没有报酬。公司使用了几千年前建造金字塔的同样的方法。整村整村的人灭绝了，死亡的总数达十二万人——这个数字从未在欧洲公开过。这是上世纪最重大的罪行之一，而此后八十六年中股票持有人所堆积的大批黄金就是这桩罪行的利息。
欧洲金融家的致富意味着埃及人民的贫穷。到1875年埃及的国债增加了将近六倍。国家濒于破产，即使是新总督、法国傀儡伊斯迈尔·巴沙也再不能从他的人民身上榨出更多油水来了。英国资本家利用当时的局势压倒了他们的法国敌手。1875年11月，狄斯拉利首相——就是在十八年前宣告运河工程“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同一个狄斯拉利——决定把运河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凭着洛希尔集团的一笔贷款，英国政府就秘密地从伊斯迈尔那里买得了埃及的股份。虽然这只是全部股份的44％（52％属于法国，其余4％属于别的股东），但是由于法国的股份是分散的，英国获得了对运河的控制。
洛希尔集团从那笔贷款上取得3％的利息，可是埃及总督却要付给英国5％的年利，一直到公司开始分股息为止。换句话说，英国不仅控制了运河——同时取得了对中东的政治统治——而且使埃及人来付所借的账。
这以后，伦敦就开始把运河当作“帝国的生命线”，把埃及当作另一个英国殖民地。翌年，埃及作为无力偿还的负债国被正式置于外国的保护之下，而到1882年英国军队就开入当地去“保护外国财产”，主要是苏彝士运河公司股东的利益了。为了这些股东而开凿的这条运河不仅要埃及人民付出十二万条生命，而且还要付出他们的民族独立。
运河证实了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事业之一。国际公司的股票控制权在1875年以一亿法郎的代价就被人买去了。五年后，1880年，公司的纯利已达一千二百三十万法郎，1900年——五千一百六十万法郎，1920年——一亿四千三百七十万法郎，1954年——一百零五亿法郎。在1930年，人们估计公司六十年来的利润高达四十亿金法郎，相当于全部工程费用的十倍。近些年来，公司的管理开支还达不到收入的一半。在1924年，每股股票的票面价格是二百五十法郎；在第二次大战前不久，已标价到二万五千法郎。英国付出四百万英镑而取得的控制股票，在第二次大战后其价值已增到好几亿镑。
利润是这样分配的：10％归运河公司的创业者的后代，2％归公司全体人员，2％归董事们，71％作为股东的红利。埃及政府的份额，原先规定至多不超过15％，被逐渐减少到6％还不到。
这就是数字。将近一百年来苏彝士公司是国际贸易中的一条寄生虫。通过这条沟贯欧、亚两洲的水道枢纽的每一艘船只，要向这家私人公司纳费，但这却跟开辟出运河来的人民沾不上丝毫的关系。那末钱都到那儿去了呢？
最大的股东是英国政府，它掌握总共八十万张股票当中的三十五万三千五百零四股，达总额的44％还多一点。其它的大股东是西欧的大垄断资本，特别是英、法、荷的航运公司。但是还有为数不少的股票掌握在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经营的英、美、法石油公司手里——石油占通过运河输入欧洲的运货量的一半。归根到底，公司的实权是掌握在这些石油垄断资本的手里。例如今年公司的董事会包括：赫伯特·伊瓦斯爵士——前英伊石油公司经理和威甘特·德·劳安、维特尔·德·梅兹——巴黎—荷兰银行的两名高级人员。
在幕后指使巴黎的反动集团的军火公司——维克斯，许奈特——克劳索，温台尔——和巴黎—荷兰银行，也分占着公司的管理大权。巴黎—荷兰银行在董事会里占了一个董事长和两个董事的席位。洛希尔公司充当运河公司的财政代理人。
还可以举出一些执行这些手握大权的集团的政策的人来。今年的董事会包括十六名法国人、九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荷兰人和五名埃及董事。
要当上一名董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根据公司的规章，一个董事必须至少握一百股的股票，相当于好几百万法郎。但是并不是每个合乎规定的股东就有希望在董事会里占一席的。董事是特权者当中的特权集团。他们分享有比正常红利更多的利润。在1951—1955年的五年内，他们从五百七十亿法郎的纯利中分得了十一亿四千七百万法郎。
一个董事位子实际上就等于一笔优厚的年金。需要大部分董事所做的全部工作却不过是一年参加几次董事会议，在会议记录上签签字。这些“年金”每一笔数达几百万，是由那些在公司会议上选出董事会的头号股东们指拨的。
五十年来，董事当中包括两位前法国总统——卡息米尔·白里安和加斯东·杜美格；许多前英、法内阁大臣——例如符·居林与安德烈·勒邦，瑞斯摩尔爵士，罗伯特·荷恩爵士和一些有名的退伍将军如前法国总司令魏刚将军和前英国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尔达克将军。
近百年来出任过董事的法国人还有前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两位前外交部秘书长茹勒·刚本和查理——卢（今年董事会董事长）；三个前驻伦敦大使——柯尔素，阿米·德·佛洛林和查里·柯宾；前驻意大使卡默尔·巴来勒，驻梵蒂冈大使西累库·若纳尔（董事长）和驻德大使查理·娄昂。
英国董事中有前外交部常任次长亚历山大·卡道根，前首相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约翰·戴维斯爵士；索尔斯倍里和鲍尔福的前秘书伊安·马尔洪爵士；前驻阿富汗大使佛兰昔司·威利爵士；哈定兹爵士和卡尔诺克爵士的前秘书克鲁米尔爵士（他父亲是埃及的财政独裁者）；外交家奥斯汀·李爵士，威廉·米克里瑞德，罗伯特·伊萨克逊；汉恩凯爵士——1912年至1938年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就在这个时候同时，又任内阁和枢密院的秘书，负责主持帝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制订”（今年他参加了运河公司的董事会）。
就这样，石油大王和军火大王们有了一批可靠的股东和董事骨干，其中包括垄断资本家雇用的卸任外交官。许多这种人在不久以前还在制定资本主义欧洲的政策。而且纵令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在退职以后才当上董事，但是却不能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雇用人员。
1948年，这些人物当中又加多了一名重要角色，另一位退任外交官当上了董事。他就是前美国驻埃及公使和驻几个南美国家的大使苏末威尔·宾尼·杜克。消息灵通人士相信，他的任命是在某一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取得了梵蒂冈的运河股票之后。垄断资本的目的何在不难猜到：洛克菲勒财团早就在致力于在中东建立一个新的石油王国。为此，它必须把阿拉伯国家纳入美元轨道内，从而取得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美帝国主义一贯敌视苏彝士公司——直到它成了公司的股东之一为止。
难怪埃及的接管苏彝士运河管理权的合法决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这样歇斯底里的叫喊。苏彝士运河公司的董事们以及他们被任命来保卫其利益的垄断资本，实力雄厚，但是埃及人民却更是强有力得多。（黄元节译自苏联“新时代”杂志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