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伟大的乌克兰作家伊凡·弗兰科
为纪念伊凡·弗兰科诞生一百周年而作
戈宝权
“我是人民之子,
我的口号是:劳动,幸福和自由”!——伊凡·弗兰科
今年的8月27日,是伟大的乌克兰作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伊凡·弗兰科诞生的一百周年。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今年4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特别会议的决定,把伊凡·弗兰科列为今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伊凡·弗兰科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乌克兰文学史上,继伟大的诗人谢甫琴科之后而起的一位最杰出的古典作家,也是乌克兰人民最敬爱的作家之一。他的光辉的名字,和塔拉斯·谢甫琴科、米哈伊尔·柯丘宾斯基、莱霞·乌克兰卡等人的名字,永远并列在一起。他继承了和发展了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他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丰富多产的活动,标志出了乌克兰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伊凡·弗兰科又是一位热情的和真诚的革命战士,他把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同争取乌克兰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争取人类的幸福自由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友爱团结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穷困和迫害,无论是逮捕和监禁,什么都不能把他的坚强的意志动摇和摧毁。他是乌克兰人民的忠诚的儿子,他永远忠于自己的人民和事业!他曾经这样讲过:
诗歌和劳动——是两个伟大的力量!
我答应要一生为它们服务到底。
在另一处地方,他又写道:
我情愿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斗争!
我情愿为了它而死亡,
并且要把斗争的旗帜
完整地一直带到坟墓里去!
现在让我们在此回顾一下伊凡·弗兰科在六十年当中所走过的生活和创造之路吧:
伊凡·弗兰科于1856年8月27日,诞生在西乌克兰加里西亚的一个乡村铁匠的家庭里。加里西亚在当时受奥匈帝国的统治,可是当地的人民却是生活在波兰的统治者和地主的压迫之下的。因此伊凡·弗兰科从童年时起,就深深体验到民族的和社会的双重压迫,同时也切身知道西乌克兰人民的悲哀的和辛酸的生活。伊凡·弗兰科在小学读书时,就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的诗集“琴手”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差不多能背诵出这本诗集的每一首诗。他开始写作的时间也很早,1874年时他最早的诗作就已经发表在里沃夫出版的学生们创办的“朋友”杂志上。1875年他读完德罗高贝奇中学,随即升入里沃夫大学的哲学系。187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谣和故事”,第二年又出版了以鲍里斯拉夫油矿工人生活为题材而写成的“鲍里斯拉夫短篇小说集”。就在这个时期当中,在谢甫琴科的创作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进步作家的思想影响之下,伊凡·弗兰科积极地参加民族和社会解放的运动,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
1877年,伊凡·弗兰科和“朋友”杂志的编辑委员们因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罪名第一次被捕,判决虽然只是六个星期,但他在牢狱里却被囚禁了八个多月。出狱之后,他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他加入了里沃夫城的“工人委员会”,编辑波兰文的工人报纸“劳动报”,和西乌克兰著名的政论家及作家巴甫里克合办了“社会之友杂志”,在工人小组中讲授政治经济学,编写了通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甚至还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个别章节。1880年伊凡·弗兰科又第二次被捕,共囚禁了三个月。释放之后,他一方面在和迫害及穷困进行斗争,一方面又以惊人的力量从事写作和进行社会活动。1887年他的著名的诗集“高山和低地”出版。从这一年起直到1897年止,他参加了波兰文的进步报纸“里沃夫邮报”的编辑工作。1889年伊凡·弗兰科又因为宣传争取将加里西亚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而第三次被捕,共囚禁了两个半月。接二连三的逮捕和监禁,再加上宪警的迫害和追踪,并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却反而更加增强了他斗争的决心。
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伊凡·弗兰科已成为西乌克兰文学和社会活动中的主导人物。1904年时,他曾经在“俄罗斯的春天的气息”一文中迎接了即将来临的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命的感召之下他写成了著名的长诗“摩西”,预言了人类美好的将来,同一年还写了文章来声援被沙皇政府囚禁着的伟大作家高尔基。
1907年初,伊凡·弗兰科的健康开始恶化,手脚瘫痪,但此后许多年当中,他还是继续写作和从事文学史的研究工作。1916年5月28日他在里沃夫城逝世,享年六十岁。乌克兰的劳动人民把他埋葬在雷恰科夫墓地,现在他的墓碑上雕刻了一个他所歌颂过的“碎石夫”的形象。这个雕刻象征了他艰苦斗争的一生:碎石夫用铁锤敲打着坚固的山岩,好铺出一
条平坦的大道来,让后代的幸福的人们从上面走过!
从文学创作来说,伊凡·弗兰科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产的。他是位诗人和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民俗学者,他又是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四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一共写了将近五千篇作品。为了纪念他的诞生一百周年,乌克兰已编印了他的二十卷的著作集。假如把他的全部作品都编印出来,那至少要在一百卷以上,从此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学遗产之丰富了。
在诗歌方面,伊凡·弗兰科留给了我们“高山和低地”(1887年)、“落叶”(1896年)和“我的箴言”(1898年)等诗集以及长诗“摩西”。诗集“高山和低地”,用激情的诗句燃烧着人们的心,号召人们起来从事斗争。在乌克兰文学当中,这本诗集被视为是继谢甫琴科的诗集“琴手”之后的最杰出的作品。在散文方面,伊凡·弗兰科写了“鲍里斯拉夫短篇小说集”(1877年)、中篇小说“巨蟒”(1878年)、“鲍里斯拉夫在笑”(1881年)和历史小说“扎哈尔·别尔库特”(1882年)。通过这些作品,伊凡·弗兰科写出了西乌克兰人民的无权的、悲惨的和辛酸的生活;沉重的劳动、可怕的贫困、喝血的剥削者对被压迫者的虐待、侮辱与蔑视,到处是叹息、呻吟和眼泪;但同时他也写出了他们渴望光明和自由的自发的激情,为了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的忘我的斗争。在戏剧方面,伊凡·弗兰科写过六个多幕剧和五个独幕剧,其中以“被窃取的幸福”(1893年)最为有名,一直到现在还是苏联各剧院经常上演的节目。在文学史方面,他写过论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等国的文学的论著。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他也做了很广泛的工作。
伊凡·弗兰科非常重视文学这个武器。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倾向性和战斗性。它们应该唤醒人们的自觉,鼓舞人们去为了美好的生活而斗争。伊凡·弗兰科曾经和那些唯心主义的超社会和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作过无情的斗争,他这样对乌克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们讲道:“对不起,先生们!提倡超党的文学,——这只是你们在做梦,这只是你们的幻想,事实上这样的文学是从不存在的。……我们的唯一的美学法则——这就是生活。”伊凡·弗兰科在他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文学,它的使命及其最重要的特点”(1878年)一文中曾指出:“文学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应该是民族的”,“文学应该是人民的”。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就要求文学应为人民所理解”。伊凡·弗兰科在另一篇论文学的文章中又讲道:“每一个先进的作家,——无论他是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本身应该象一株大树,他要把自己的根,尽可能更深地和更牢固地伸到自己亲切的民族的土壤里去,尽可能更多地吸取它的充满活力的乳汁,把它在自己的身上消化掉,而树干和树梢要沉浸在思想性,以及科学的、社会的、美学的和道德的意向的国际主义气氛当中。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具有价值,他能向整个有教养的人类,就那些最激动他的心灵的重大问题发表和善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他能选用一种最适合作家的民族特点的形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伊凡·弗兰科对介绍和翻译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认为这会有助于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学。正因为这样,他在创作活动之外,还化了很多时间来从事翻译工作。1883年他这样告诉女诗人乌里雅娜·克拉甫琴科:“在今天,要写一篇好的小说,一个人就得阅读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学作品,就需要有一种已经发展了的表达方法和据有丰富的知识。”他又这样讲过:“翻译外国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科学论著,对于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它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可能了解人类精神劳动的作品和成就。”他认为翻译工作有如一座“黄金的桥梁”,把古代和今天连结起来,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更加紧密起来。
伊凡·弗兰科翻译过荷马、索福克里斯、但丁、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雪莱、彭斯、席勒、哥德、海涅、雨果、普希金、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密茨凯维奇、杨·聂鲁达等许多人的作品。像索福克里斯的“奥地普斯王”、哥德的“浮士德”、普希金的“鲍里斯·高都诺夫”、果戈里的“死魂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做什么?”等书的乌克兰文译本,就都出自他的手。
除了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之外,伊凡·弗兰科还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社会活动和革命的事业,献给了争取乌克兰人民解放的事业、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争取全人类幸福美好的将来的事业。这种献身于人民的事业的精神,就像一条红线似地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伊凡·弗兰科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就讲道:
人们啊,人们!我是你们的弟兄,
为了你们我要献出一切力量,
我要用我心中的鲜血,
来洗清你们的悲伤。
伊凡·弗兰科对于人类幸福美好的将来,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像他在“写给狱中难友”一诗中就指出:
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人类的幸福。
在他的名作“碎石夫”一诗中他又讲道:
我们都怀着一个信念:
我们要用双手凿开悬崖,粉碎巨石,
我们要用自己的鲜血和骨肉筑成坚固的大路,
当那新的一天来临的时候,
另一种生活即将来到,世界也将从此改观。
当1898年乌克兰人民庆祝伊凡·弗兰科的文学和社会活动二十五周年时,他在答词中讲道:“作为一个吃农民的硬面包长大了的农民之子,我认为把自己一生的劳动献给这平凡的人民,是我自己的义务!”从伊凡·弗兰科的一生来看,他的确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而且他所预言的幸福和自由的生活,在乌克兰的广阔的土地上也早已完全实现了。
伊凡·弗兰科的光辉的名字和他的不朽的作品,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是异常亲切的。今天,我们和全乌克兰的人民、全苏联的人民、全世界的进步人士一同来纪念伊凡·弗兰科的诞生一百周年,我们要加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我们要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和人类幸福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让伊凡·弗兰科充满激情的诗句鼓舞着我们前进!伊凡·弗兰科的形象是光辉不朽的!让我们借用他在“颂歌”中的话来纪念他。
永生的革命家——
他的精神号召着我们
为了进步、幸福、自由而斗争,
他是光荣不朽的榜样!…………
他永远活着,他没有死亡!(附图片)
伊凡·弗兰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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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师资、扩大师资来源
上海两千多新教师
学习结束将分配工作
据新华社讯 二千多名新的教师已经完成了他们在上海市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的学习任务,将在新学年开始之前,被分配到全市的各个中学去任教。
在这一支新的教师队伍中,包括社会失业知识分子、家庭妇女和机关转业干部,其中40%左右是大学毕业生。
这些教师在这个训练班里经过将近半年的学习,系统地学完了教育学和一些专业学科,一般都能比较正确地分析教材,并初步具备了教学的能力。他们在学习结束以前曾进行过试教。三百多名教师曾被分配到上海二十五所中学进行教学实习,教学效果良好,有不少人实习成绩得到五分。
新教师中有近五百人是从家庭中走出来的知识妇女,她们过去有的长期失过业或者闲居家中。
内蒙古提拔三百多名 小学教师到中学任教
新华社呼和浩特26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今年从各小学校提拔的三百六十五名各民族教师,现在已经到达各个中等学校。他们正在积极为新学年准备课程。
这批被提拔的优秀小学教师将担任中学一、二年级的教师。其中有50%是小学校长和教务主任。他们过去长期教学,工作能力都提高了,并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今年他们还经过了半年多的专修科学习,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中毕业水平。有的教师的语文水平已经达到大学程度。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全区的中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已由解放前的九所发展到九十六所。为了解决师资不足,自治区教育厅在今年新学年前,训练了中等学校蒙古、汉、满、回、朝鲜等七个民族的师资近五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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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的风景和建设将在银幕上同大家见面
本报讯 我国首都的风景和新的建设,将在银幕上同各地观众见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几部介绍首都的影片。彩色纪录片“颐和园”已经摄制完成。挟着手提摄影机的摄影师们,正在北海、天坛等名胜古迹精心地选择角度。这些介绍北京风景的影片都是用天然彩色胶片摄制的。介绍首都规模最大的王府井大街百货商店的彩色片“百货大楼”也已摄制完成。首都劳动人民常在假日组织郊游,不久观众将在银幕上看到以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到碧云寺旅行为内容的一部新颖的纪录影片。介绍首都建设和故宫博物院的两部影片“首都在建设中”和“艺术宝库”,正在筹备摄制。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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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弗兰科作品选集
本报讯 今年8月27日,是伟大的乌克兰作家伊凡·弗兰科诞生一百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已建议各国人民纪念这一文化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目前正在编选和翻译伊凡·弗兰科的一本作品选集。这本选集将包括他的“高山和低地”、“加里西亚小景”、“落叶”等诗集中的动人的抒情诗篇,小说集“鲍里斯拉夫短篇小说集”和“满头大汗”中的一部分短篇小说,以及他的著名的戏剧“被窃取的幸福”。这本选集将在195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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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吃蝌蚪真的能够避孕吗
最近,各地报纸刊登了叶熙春中医师(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介绍的吃蝌蚪避孕的单方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妇女界极大的兴趣。在浙江,有的打电话给报社、医院询问,有的写信给报社、医院以及叶熙春医师询问。现在许多已经结婚的青年妇女都活吞起蝌蚪来了。设在杭州市郊拱宸区的公私合营杭州棉纺织厂里,有的女工悄悄地用碗、面盒去捞蝌蚪活吞,有的怀孕女工也去捞蝌蚪当作打胎药物活吞。拱宸区是杭州市郊血吸虫病流行较严重的一个地区,女工们打捞蝌蚪的西施河不但有血吸虫寄生,而且还有钩虫卵、蛔虫卵等其他寄生虫寄生,河水脏臭。女工们活吞蝌蚪会不会将其他寄生虫卵也一起吞下去呢?蝌蚪会不会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这些问题使得这个厂的医务人员很着急。这个厂的卫生科俞科长打电话请示杭州市卫生局,卫生局也难以答复。报上介绍蝌蚪避孕是“稳当可靠,没有任何副作用”,又说百分之九十五可达到避孕,百分之五无效。为什么会有效?为什么会无效?在寄生虫可能寄生的河沟、池塘里把蝌蚪捞出来活吞,又怎样能保证它“稳当可靠,没有任何副作用”呢?
我到浙江省卫生厅了解蝌蚪避孕的效果,他们也很难答复。省卫生厅中医处中医师王晓春说:“现在各报都纷纷登载这个消息,特别是代表中央卫生部发言的健康报在七月十三日竟以‘蝌蚪可以避孕’为题来答读者问,好像卫生部已经肯定了它的效用似的。”他认为在卫生部门没有对这个单方进行科学的检验作出结论以前,为了保证人民健康,有关部门必须劝止盲目吞服。
叶熙春医师对我说:“蝌蚪避孕单方是口口相传而来,无书籍记载,亦无科学根据可考,只传说简便、省钱、稳当可靠和无任何副作用”。北京日报曾登载过访问叶熙春医师的报道中说,服蝌蚪避孕的“试验已不下百十余人”,“至少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完全有效的,只有少数人在五年内生育过”。他表示这个报道有错误,百十人是大概估计的。他把这个避孕单方介绍给人也只是口头上同人谈谈,到底对方吞了没有无从知道。因此,百分之九十五有效也有夸大,他说大概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有效,但这个数字也是朋友聚谈中的估计,无事实根据。接着他又说“例子难查,而不敢无中生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欺骗全中国妇女界”。最后他又说:“我早知邵力子代表要在会上发言讲这点,我就不谈了,因为尚待研究。”
关于蝌蚪避孕单方的效果,根据我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因为这个单方是邵力子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的,已引起人们特别关心。我认为人民日报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向群众说明真相。
正峰


第7版()
专栏:读者来信

关于服蝌蚪避孕问题的商榷
自从邵力子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介绍了服蝌蚪避孕的单方之后,北京日报又访问了原提供这个单方的中医师叶熙春大夫,他肯定了这一单方的“稳当可靠”,报纸把他的谈话登了出来,各地报纸又纷纷转载,因此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广泛的注意,把它看作“有计划生育”的福音,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不是这样简单呢?作为一个业余中医研究者,在我看来,是有疑问的。第一,叶熙春大夫没有把蝌蚪同受孕的本质联系加以说明,也就是说:没有从生理上和药理上加以分析,告诉人们服蝌蚪为什么能够避孕。第二,我们知道妇女的生育机能同人体各个组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同月经尤其息息相关,因此叶大夫尽管凭他的多年经验说这个单方的有效程度达95%,但是他没有根据他的观察说明这些妇女服用后的反应,例如月经是否发生变化?性机能有无变化?发生变化的后果如何?因此我只能说他说的“稳妥可靠”是不可靠的,是不科学的。
由于中医长时期以来受了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在医药文献上极少看到避孕方药。至于民间流传的单方,据我听到的就有三种,即蜗牛、田螺和蝌蚪。这三种虫类都不是内服药,更不是常用药,方书上缺少可靠的记载,但它们之间却有一个至阴至寒的共同性。我们从“调经种子”的反面来推论,以及叶熙春大夫在谈话中提到的“中医避孕方法如六味丸加黄柏或龙胆草大苦大凉之药也不见得完全有效”上,可以设想服蝌蚪避孕的作用是寒凉药,对生育机能起遏止作用。如果这一设想不错的话,那末我以为这一单方的公开提出是利少害多的。这是因为服蝌蚪既不是直接杀死精虫或直接破坏卵子,那末寒凉药下去就不可能不起其他反应,特别是虚寒体质的人就可能因而发生意外。明代文学家归有光记述他的母亲为了避孕吃田螺丧命的故事可以引为鉴戒。同时,不问虚实一体同行的做法是根本上违背中医的传统治疗方法的。
这一单方的提出,关系到千万人民的健康,关系到正确对待生育问题,尽管邵力子先生在结语中希望卫生部门加以研究,然后推广,但一经报纸宣传,就很难阻止人们自发的服用(我就听到一家工厂准备在明年春天组织一百个女工来试验)。为了对人民负责,我希望将这篇短文刊载出来,以便引起医药界的深入研究,得出比较完整的结论,借以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和损害。 张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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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共西安市委采取许多具体措施
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新华社西安26日电 中共西安市委员会领导各基层党组织,积极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西安市的高级知识分子过去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普遍感到图书资料不足和兼职过多。中共西安市委员会已决定拨款六万元购买一批科学图书,同时并着手汇编国内外期刊目录和市属各单位现有科学技术书目,以便各单位按需要借阅。西北大学,西北俄文专科学校等单位也在加紧充实图书资料。西安市地方工业局等单位正在拟订高级知识分子参观工厂、工地的一些办法。
高级知识分子兼职过多的问题,有关方面也正在着手解决。此外,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所属几个单位和西北大学最近相继开辟了一些书房或工作室,供本单位有特殊成就的总工程师、教授们进行专门研究时使用。西安市中心医院、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等部门已为本单位的主治医师、总工程师等配备了工作助手,协助他们收集整理资料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工作。
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西安市各单位的党组织也都建议行政予以照顾和帮助。各个高等学校和工程技术部门现在普遍设立了供高级知识分子用膳的小食堂或专用桌,有的单位的供销合作社设立了高级知识分子购物处,随到随买,不需要排队。西安市有些医院还设立了高级知识分子特诊室。有些单位对高级知识分子出外的交通问题也作了适当解决。
中共西安市委员会为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曾先后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最近并制定了关于西安市知识分子工作的两年(1956—1957)规划。这个规划中要求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在1957年应有70%的人都能参加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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