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昂首而过”
岳军
“中国青年”登过一幅漫画，讽刺见了教授昂首而过的大学生。谁也不会主张学生见了老师要行三跪九叩礼，但“昂首而过”的确是一种反常现象。
在大学里念书，只不过刚夸进科学之门，离开科学之峰，还远得很哩。如果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就目空一切，见了教授，也眼睛朝天，心里想：“你有什么了不起！”这真是“了不起”的派头！
有人批评不尊师的大学生，引了老虎拜猫为师的寓言（见七月五日中国青年报“大学生派头”一文）。当然，现在不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时代，老师们不必担心饿死，因而不必留下一手。但是，像老虎那样骄傲忘本的行为，总使人感到厌恶。
今天固然不必恢复“隆师重道”的封建家长式的师生关系，然而尊师，仍不失为人之美德。老师是亲爱的长辈；新的师生关系，是同志关系。生尊师，师爱生，师生互相学习，特别是后者向前者学习，才有利于教学。很多饱学的教授还虚心表示要向青年们学习，而初学的青年反而瞧不起老师、不尊重老师，这除了显得幼稚可笑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学习，来不得半点虚夸和骄傲。不向前人学习，不向老师学习，不啻自绝前进之路。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都是很谦逊的。一个人越好学，就越谦逊；越谦逊，就越好学；越好学，就越有学问。而一个人眼睛长在头顶上，像煞很有学问，倒未必真有学问。这难道不值得骄傲自满的青年人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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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歌和洋唱法
楼乾贵
一个声乐工作者是多么注意批评家的评论和听众的反应呵！前些时候，当我随中央实验歌剧院出外巡回演出的时候，听到群众说我们的表演“没有洋味道，吐词清楚，感到亲切”以后，特别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深深地感到群众的评论和喜爱，是鉴别好坏的可靠依据；往往是和内行人从技术角度出发的要求一致的。
说起来，实在可怜，我们这些学西洋发声法的人，从我们的先辈那里接受的东西实在太微薄了。在解放前的二、三十年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音乐教育制度下面，我们真是得益不多，受害不浅。先不谈发声技巧、声乐理论、修养等问题，就拿中国人不会唱中国歌这件事来说，就是最好的证明。看不起中国歌，不唱中国歌，又怎么能谈到对祖国语言的珍爱和研究呢！这种毛病在今天的舞台上，也不是完全克服了。例如有些合唱队，每个队员的声乐技巧都还不错，但是唱起歌来却那样死板，吐词也不清楚；既不感动听众，也不感动自己。有些人想把字唱清楚，但又把词咬得七零八碎，成字不成句。有的人把中国字唱得像拚音字母，例如明明是个“窗”字，他非要唱成“吃乌——昂”甚至“吃乌——汪——昂”。有的人为了保持声音的共鸣位置，不是在唱歌词，而是把嘴张得圆圆的，在那里唱着练声的五个母音字母。还有一种最坏的，所谓“面罩”唱法的，就是把所有的字都拥塞在鼻子里，嗡嗡，嗡嗡，什么也听不清楚。类似这样一些所谓“洋嗓子”唱法，就难怪群众有意见，不欢迎了。
其实唱不好自己国家歌子的人，也不能算是已经掌握了西洋唱法的人。因为真正的西洋唱法的大师们，不但发声好，吐词清楚，也能充分地表达情感。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声乐艺术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在表现方法上，在追求吐词的清楚上，都有了可喜的进步。因此，我希望我们学习西洋唱法的人，应该在最短时期内努力克服目前还存在的这些缺点。
但是，我并不是说在目前声乐艺术中只有这些问题，更不是说技巧的提高不需要提出了。当然，每个人更应该按照自己的情况做不同的着重的努力。但从目前舞台上普遍存在的缺点看，我认为应当首先把词唱清楚，把情感表达出来。另外，我也希望音乐学院增加有关语言的课程，同时在教学中不要把歌词这部分从技巧训练中分出来不管。
要克服我们学习西洋唱法的同志们演唱中的这些缺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民族遗产学习。我听说，为了训练肌肉，使其灵活，准确地发出唇齿喉舌等各种字音，我们的戏曲演员就有一套完整的练音方法；这一套方法可能比外国音乐学院为了达到同一目的的训练方法，对改进我们的演唱更为切实有效。
在全国音乐界大会师的日子里，我提出这个不是新鲜、但又是重要的问题来，希望能引起从事声乐艺术工作者的注意和讨论，以便把我国的歌唱艺术水平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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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镜头
旁若无牌
一对夫妇，带了小孩在中山公园散步，忽然孩子甩脱妈妈的手，跑到草地上去玩，孩子活泼的翻滚，显然是吸引了作爸爸的。一面也在草地上躺下，一面看着旁边的“爱护草地，请勿入内”的木牌，赞叹着这块绿油油的草地的可爱。毛亚震
摇铃者
某工人休养所担任按时摇铃的服务员，一日三餐，他只要看见休养员纷纷前往饭厅，便在后面叮叮噹噹地摇起铃来。他说：“休养员同志们大多数都有手表或挂表的，许多人的时计一定是很准确的，我跟在大家行动后面摇起铃来，这是真正的走群众路线啊！”
萧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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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竹号
傅仇
一队红领巾号手，
飞上了白头山峰；
像小狮子高昂起头，
一排竹号齐举向天空。
雄壮的号声翻山越岭，
追着雪花飞奔长空万里；
孩子们给大地送来了欢乐，
万户人家领受了孩子的年礼。
万户人家喜闻这嘹亮的号声，
它生动的传达了丰收、幸福、和平。
孩子用竹号作了一年的总结，
欢欢喜喜地又去迎接新的年辰。
白头山峰已在悄悄发绿，
谛听着号声把寒天送走。
最早看见春天的，不是报春鸟，
是这一队红领巾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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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读者中来
死制度“制”住了活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规定今年有半个月休假。这对演员和舞台工作者来说确实是个喜讯。
剧院的演员，大多数都是轮回演出好几月的戏了，他们应该休养一下。当然，休养名额有限制，不可能一视同仁，那末在限额以内更多地照顾到演员，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却不然，剧院提上去的演员名单，被批准休养的不到二分之一。理由是只有处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休养。的确，被批准休养的演员有的曾任过处长，或者是薪级相等于曾任过处长的演员的级别。被批准休养的行政干部都是曾任或现任的处级干部。但是现任处级干部的薪级有的比不在休养名单之内的演员还要低一二级。身任处长而拿不到处长的薪级，是值得考虑的事，问题是为什么比现任处长高一二级的演员不能休养？你去问领导机关负责人事的干部，他会振振有词地回说：“这是制度，只有处长以上的才能休养。”
显然，被批准休养的是处长这个职别，而不是人，而领导机关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脑子里有的只是死的机构和制度，而不是活的人！机构和制度本是人设立和制定的，想不到一个没有生命的机构和制度却“制”住了活的人！ 风沙
作者是谁？
近来在一些报纸杂志上，时常出现难以辨认的草体字的文章标题和作者署名。标题字太草还不大要紧，因为认出其中一半或一大半，其余的字还能猜出来；作者署名一草，可就很难认出来了。比如中国青年报七月二十五日的那篇“不要忘了祖宗！”的文章，作者“田汉”的“汉”字就草得很。我们这里有几个人看了说是“田蒙”，另外几个人又说是，“田汉”，但都不敢肯定。看了文章不晓得作者是谁，要向别人介绍这篇文章说不出是谁写的，真觉得很蹩扭。我认为，报纸杂志用手写体的标题签名来美化版面是可以的，但是也应当照顾到读者的方便，不要把字写得认不出。 学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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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和鞋子
秦牧
人和鞋子的关系，是人制造鞋子，人穿鞋子；决不是鞋子制造人，鞋子“穿人”。
人是为了更好地走路才制造鞋子和穿上鞋子的。因此，要求鞋子能够合脚。自然，“五个宝宝一张床”，既要穿鞋子了，脚板，脚趾免不了要受约束，但这约束决不是要把脚趾变成罐头里的沙丁鱼，不让它有任何伸缩的余地。鞋子紧了，可以改造，可以放松鞋带。砂子溜进来了，还应该除下鞋子来清理清理。这些，都是常识以下的事情，再说下去就会有人怀疑作者发了神经病了。
然而在实际生活里，却竟然有人完全不睬这些道理，他们穿着紧鞋子，像古代的缠脚妇女穿弓鞋一样，弄得走路摇摇摆摆，却自许为“遵守制度”。
许多工作的制度、办法、规章，作用本来和鞋子很相像，是为了帮助我们工作做得更好。但正像鞋子有时会不很合脚，必须垫一块皮或者放松鞋带一样，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全不许可有灵活性的。可是，现实生活里却竟然有不少人以人的身分，却像物质遵守物理和化学的定律一样，来遵守这些制度、办法、规章。
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有些地方为了使农民把猪养得大一点才出卖，规定收购站收购生猪的规格是120斤。有的农民把猪抬来了，收购站的人员就用棍子把猪赶得在院子里团团转，让猪拉过了屎尿之后才来过秤。一秤，不多不少是119斤半。于是，说一声“不合规格”，就要农民把猪抬回去。猪是被抬回去了！然而卖猪的人却真个是“怨声载道”了。
医院有它的一套病人必须登记、缴费才得入院的办法。这些办法在通常的情形下自然是应该遵守的。但好些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情况异常紧急的病人抬进院来，医院人员一定要慢吞吞地办完一切手续才准见医生，结果就发生了失医致死的事情。
像这一类事情，都使人想起，究竟这些人是想穿着鞋子好好走路呢，还是想用一对弓鞋套住自己的脚，使自己寸步难移？
像这些死板地执行规章，不理别人死活的人，你说他们真的是组织性纪律性很好么？我看也不见得。他们往往是用“制度”“规章”做幌子，来遮盖自己对人的冷淡无情，遮盖自己对人民事业责任心薄弱的烂疮罢了。
我们一切事业的一切部门，一切规章和一切办法，都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增进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切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当小道理和大道理在特殊情形下发生冲突的时候，紧紧遵守大道理大原则呢，还是抓住一点小道理，把大道理大原则忘个干净？常常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真正原则性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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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怎样度过一个星期日？
和年轻人在一起
胡一禾
我由学校调到机关里工作，已经五年了。五年前我在重庆一个中学里教过的学生，有很多都来到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学习了。
最近一个星期天，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的一个学生一大早就跑来看我，并且告诉我在北京回民学院任教的一位同学就要回西南结婚，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婚后就留在那里工作，不来北京了。为了祝贺，也为了送行，八位老同学约好在这个星期天聚会，特地请我去参加。这样一个聚会的好机会，在我是求之不得的，我当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了。
和同学们见了面，他们一起欢呼着向我涌来，拉着我的手，显出顽皮的样子一定要我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当我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以后，又是一阵拍手和欢呼。我刚坐下来，他们就争着向我互相介绍各人的情况。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说笑，看到他们的幸福的表情，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忽然想起了五、六年前向他们讲解冰心写的“我的同班”这篇文章时的情景。当时他们都很小，有时会因为一些小事就争吵起来，我在讲解“我的同班”时曾向他们说：同校又同班，是很难得的，若干年后你们见了面，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生活，一定会感到你们现在的争吵是不值得的，好笑的；应该培养和珍惜学生时代的友谊，给你们的将来留下美好的回忆。想起这一件往事，我不禁笑了。我说：“你们还记得冰心的‘我的同班’那篇文章吗？”他们都回答说“记得”。一个说：“我们都喜欢‘我的同班’中的那位热心为大家服务的李大姐。”另一个接着说：“当时我们的班主席很像李大姐，老师讲了‘我的同班’后，我们都叫她李大姐，还不许别人再叫她原来的名字呢！”听了这话，想起当时的情景，大家又笑了。
忽然有人提议说：“我们唱歌吧”，狭小的房间里立刻扬起了一片歌声。有的站起来做指挥，有的拍着手，有的像一位有经验的歌唱家，动人地轻轻摇摆着身子。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幸福的表情，一起陶醉在美好的歌声里。唱了歌，他们又开始分别用俄文和中文朗诵诗。
面对着这群年轻人，我又想起了苏联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和“大学生”里所描写的大学生的生活，我向他们谈起这两部小说。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颇有怨意地向我说：“我们中国大学生的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没有人把我们的生活写出来。”听了这话，我略为一惊，没有回答她，但我心里却肯定地说：“我相信会有的。在我们中国的作家里面，一定会有人把你们丰富多采的生活描写出来的。”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大家决定去天安门前照像。照了像，我就向他们告别了。我坐上了公共汽车，从汽车窗口望着阳光照耀下的天安门，再看看这群年轻人的背影，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祝福。感激他们给了我一个快乐的星期天，祝福他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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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山上（木刻） 彦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