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们研究多倍体的前后
鲍文奎
谈到植物的多倍体，就得先说一下染色体。染色体是细胞核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一个植物种中，它的数目一般是一定的。例如普通栽培的小麦有四十二个，水稻有二十四个。在二十世纪初期，植物学家发现在分类上有亲缘关系的植物种，它们的染色体数目常存在一定的倍数关系。例如小麦属中的许多种，它们的染色体数目最少有十四个，其次是二十八个，最多有四十二个。它们都是七的倍数。因之，称十四个染色体的小麦种为二倍体（七的二倍的意思），二十八个染色体的种为四倍体，四十二个染色体的种为六倍体。四倍体，六倍体，都统称为多倍体。
染色体数目的倍数关系到底包含着什么意义呢？现在为大多数学者所同意的学说是：二倍体的种是原始种，多倍体的种是衍生种。这就是说，多倍体的种是由二倍体的种原始种综合而成的。从杂交试验结合染色体组分析的结果都证实了这个学说。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组成多倍体的二倍体原种都可能找到。因为有的可能尚未被发现，有的可能已被自然界所淘汰。例如直到如今，在小麦属中还只找到一个二倍体的原种，还有两个尚待我们去发现。在芸苔属中已经找到了三个数目不等的二倍体原种，就是：二十个染色体的普通油菜，十八个染色染体的甘兰菜，和十六个染色体的黑油菜，许多芸苔属的多倍体种都已经被证明同这三个原种有亲缘关系。
多倍体在植物界中占有相当高的比数，这已是为许多统计材料所证明了的事实。我们曾统计一千七百一十一个种子植物的种，其中就有38.17％是多倍体。禾本科植物中，多倍体所占的百分数更高，我们统计一百零七个种，其中就有71.96％是多倍体。所以多倍体在植物种的形成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自然规律的发现，不但在理论上有它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上也为人工创造新的植物开辟了途径。根据这个自然规律，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许多在地球上尚未存在过的新的植物种。在这方面第一个得到成果的是苏联植物学者卡毕钦科，他在三十年以前，综合了萝卜和甘兰菜得到新的多倍体种，他给所合成的新种命名为萝卜——芸苔属。
一般远缘杂种第一代的染色体数目只有二个亲本染色体数目之和的一半，而且常常是不孕的。这是由于卵和精子的染色体数目都只有半数（单倍体），所以由之结合而成的还只是二倍体杂种。因此，在人工创造多倍体新种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使染色体数目加倍。所以在这一个时期，许多科学家对加倍染色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个重要的任务一直到1937年发现秋水仙精的作用，才基本上得到解决。秋水仙精是一种产于地中海沿岸称为秋水仙的植物中所提炼出来的植物硷。经秋水仙精处理杂种种子或幼苗，就可以使原来不孕的二倍体成为能结实的四倍体综合种。所以在1937年以后，许多人工引变的多倍体就创造出来了。这在选种工作上的重要意义，可以从齐津院士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说明，他这样说：“利用多倍体现象，我在1947年终于能够制定方法，借它之助，黑麦——鹅冠草第一代杂种不孕性完全被克服。黑麦——鹅冠草杂种不育性的克服是苏维埃选种的伟大胜利。”
加倍远缘杂种第一代的染色体数目而得到的多倍体称为异源多倍体，因为它的染色体是由不同种的父母本而来的。我们也可以加倍未经过杂交的种的染色体，这样所得到的多倍体称为同源多倍体，因为它的染色体来自同一个种。异源多倍体是综合的新种，它具有新的性质是容易理解的。同源多倍体虽然只是简单的染色体数目的加倍，但比之原来的二倍体，也常出现了新的特性，最常见的如植株变得粗大，花和果实或者种子变大，以及其它生理特性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对人类来说常常是有经济价值的。所以巴拉诺夫在一篇“为苏联农业服务的多倍体植物”的论文中总结说：“多倍体是为科学所掌握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必须使它为苏联的农业服务”。
1950年冬天，我从美国回到了祖国，1951年初并开始了多倍体的引变和选种工作。我们采用秋水仙精处理幼苗的办法，两年中获得了四个品种的大麦同源多倍体，小麦——黑麦远缘杂种异源多倍体，和三个品种的水稻同源多倍体，在1953年我们又得到了几种类型的小麦——黑麦杂种，但是，可惜得很，因为秋水仙精的处理工作被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摩尔根主义的，所以不再应用它进行处理，结果这些未经加倍染色体的杂种都因不孕而未能得到后代。
无论是同源多倍体或异源多倍体，虽然都能结实，但结实率常常不能达到正常程度，而且种子也常绉缩不饱满。这是运用多倍体规律于禾谷类作物上所遇到的主要困难。这个困难，在我们工作开始前就曾经给予充分的估计。根据秋水仙精对分裂细胞的作用，我初步认为人工引变的多倍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所以它的结实率不高，种子不够饱满，是同多次强迫自交而产生的退化现象相似的。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话，那末只要设法使人工引变的多倍体异质化后，它的结实率和种子饱满度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异质化的办法可以用强烈的刺激因素，如紫外光，爱克斯光以及放射性元素而产生的具有高能量的粒子，使有机体从内部发生遗传上的变异；也可以用多倍体品种间杂交的方法使它具有异质性。原来的计划中就同时运用了这两种办法，所以在我回国时，除带了几克秋水仙精外，也带了紫外光管和爱克斯光管。不幸这三样东西都是所里的一些人所反对应用的，因此到1953年起就全都停止运用。紫外光和爱克斯光只在同源四倍体黑麦上试用过一下，因为时间太短，它们的效果无法证实。我想最近的将来在有条件运用原子能的产物放射性元素的时候，这项工作也是值得考虑进行的。
至于多倍体品种间的杂交工作，到1954年夏收时，就开始得到了明显的效果。那时大麦同源四倍体品种间杂种已到第二代，许多植株的结实率已经接近正常，种子的饱满度也有很明显的增加，许多植株的千粒重比二倍体的原种增加了一倍以上。小麦——黑麦异源多倍体同普通小麦的杂种，也已到第二代，其中也同样的出现了结实率正常，种子饱满，并且生长健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植株。水稻同源四倍体籼粳杂交到1954年早春在温室内才获得成功。当年第一代杂种的表现就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良好。大家都知道二倍体籼粳杂种第一代可孕性亟低，一般能结种子的小穗不到6％。但是我们所获得的四倍体籼粳杂种第一代，一般的结实率就达到50％左右，种子的千粒重也超过了二倍体的60％。在水稻育种工作中，这个结果是值得重视的。
就在初步获得结果的1954年，当我们正在整地预备播种麦类多倍体材料的时候，突然所里通知我们停止多倍体研究工作。对于领导方面的这一措施，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一方面请领导同志看一下我们已有的材料，同时指出这样的决定是违背不久前才公布的宪法的精神的。另一方面我又请求如果所里不允许我们种，就请拨给我们一小块地，一切费用由我自己负担，我们可以在工余抽出时间来进行研究工作，以便保存这些种子。但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许可。结果尚未播种的停止播种，已经播种出苗的四倍体大麦也由秘书室同志带领农工铲除，在钵子里分期播种的小麦——黑麦异源多倍体也在领导同志监督下勒令试验的同志亲手拔除。当时我们的悲痛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所能形容的。我们为这许多的宝贵材料而痛惜，我们体验到教条主义和权威思想所带来的危害。但我们同时也深信这决不是党和政府对待科学工作的政策。我们的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实事求是的党。我们毫不怀疑，于人民有利的工作毕竟有一天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
不久以后，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方面又要我在四川省全省技术会议上作关于秋水仙精问题的检讨。在会上同志们照例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和责难，我的检讨没有能够通过。会后我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同志允许我在会上发表我自己对于多倍体问题的意见，得到同意。在第二天的会上我述说了多倍体工作的意义及现在我们已经获得的多倍体材料的情况，并提出了巴拉诺夫通讯院士在1954年第二期苏联植物学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为“苏联农业服务的多倍体植物”。经过一天的讨论，最后由会议主席宣布了三点结论：
一、认为应用秋水仙精处理多倍体是脱离实际和脱离政治的。
二、用秋水仙精处理多倍体是同米丘林学说相冲突的。
（根据以上两点，认为用秋水仙精处理多倍体的路线和方法应该停止。）
三、前几天报上曾发表文章说：在科学技术上的争辩是容许少数人的意见存在的。鲍文奎同志的意见和同志们的看法有距离，我们允许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强迫他接受大家的意见，但希望他将来可以接受。
这是1954年11月24日的事。
几年来为了继续我们的多倍体研究工作，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斗争，这次研究工作完全被停止，不过是这个问题斗争的顶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坚决地反对多倍体和秋水仙精呢？反对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主要的根据不外是李森科院士在1948年全苏农业会议上论生物科学现状报告中的一句话：“这（指爱克斯光，秋水仙精——作者）不是计划选种的道路，不是进步科学的道路”。不是进步的，当然就是落后的。落后的东西应该反对、清除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谈到多倍体就不得不谈到染色体，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就是说基因是在染色体上的，所以就得到推论，谈染色体，做多倍体研究工作就是摩尔根主义。摩尔根主义是唯心的、反科学的、反动的，所以就得出结论做多倍体的研究工作也是唯心的、反科学的、脱离政治的。
但是，我想一个科学工作者热爱他所进行的研究工作，重视他所得到的即使是很小一点点的研究成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一切多倍体工作是被停止了，可是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这项研究工作。我们对被停止播种的多倍体材料感到焦虑，这些材料如果在1955年秋还不能播种，则所有种子必将因不能发芽而完全损失。所以在是年五月间，我们就向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反映这里所发生的多倍体问题。约一个月以后，就得到农业部恢复多倍体研究工作的电报，七月初，我们又才重新得到机会播种水稻多倍体材料，虽然播种时间已太迟，但四倍体籼粳稻杂种第二代还是收获了一部分种子，现在它们的第三代幼苗正在旺盛的生长中。去年秋天播种的大麦等多倍体材料，今年夏收时也得到了较好的结果。
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并提出了在科学技术上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部长也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一切都充分表示了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我确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祖国的科学事业一定会迅速的繁荣起来。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百家争鸣是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竞赛。在这个竞赛中我决心努力争取做一个先进的科学工作者。（附图片）
说明：（1）二倍体37—2裸大麦种子。（2）同源四倍体37—2裸大麦种子。（3）二倍体37B—45A种子。（4）同源四倍体37B—45A种子。（5）（四倍体史大堆×四倍体37—2）×四倍体37B—45A的第一代杂种种子。（6）四倍体史大堆×四倍体37—2第二代中的裸粒种子。
说明：（左）小麦——黑麦异源多倍体的穗子及种子。
（中）完全未结种子的小麦——黑麦第一代杂种穗子。
（右）小麦亲本，中国春小麦的穗子及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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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雪舟纪念展览会在北京揭幕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和外国的美术家们、许多和平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外交官员，二十三日在这里揭幕的世界文化名人、日本杰出画家雪舟逝世四百五十周年纪念展览会上，欣赏了雪舟的不朽名作。
这个展览会的揭幕式，二十三日上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美术展览馆举行。前来中国参加雪舟纪念活动的日本著名画家山口蓬春在热烈的掌声中剪采。接着，山口蓬春和同来中国参加雪舟纪念活动的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北川桃雄、著名画家桥本明治引导来宾们入场参观。他们向前来参观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和许多画家们介绍雪舟作品的特点。山口蓬春热情地向中国画家们说，在中国展览雪舟的作品，比在其他国家展览雪舟的作品，更使他感到高兴；因为雪舟的画同中国画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
展览会上共展出了雪舟遗作的复制品五十四幅以及许多介绍雪舟的书刊。展品中有不少是日本雪舟四百五十周年纪念会寄赠的。展品中包括雪舟最擅长的山水画，以及他的人物画和花鸟画。在雪舟杰作“四季山水图长卷”、“慧可断臂图”、“益田兼尧像”和“花鸟图屏风”等的前面，拥挤着很多参观者。从1932年就开始研究雪舟作品的国画家傅抱石在展览会上对记者说，雪舟吸收中国绘画的长处，出色地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这种创造性地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这个展览会，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它预定展出十八天。
为了纪念这个展览会的开幕，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二十三日晚上举行酒会。酒会上，中国画家同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画家以及外国画家们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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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举行研究古代铜器的学术会议
新华社23日讯 从上海市废铜中抢救出的二百七十五件古代铜器中有一个高三十九点七厘米、口径三十九点六厘米的大鼎，引起考古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这个大鼎经故宫博物院铜器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鉴定，肯定它是两千八百年前西周的器皿，鼎内有八十二个字的铭文，记叙了当时铸鼎的经过。它现已被列入故宫博物院收藏铜器的精品。
故宫博物院为展开古代铜器研究工作，聘请了上海、广州、济南、长春和北京等地大学教授和学者徐森玉、王献唐、郭宝钧、容庚、于省吾、商承祚、陈梦家和唐兰等组成铜器专门委员会。这个专门委员会从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举行了第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了铜器的鉴定、陈列、保管方法和从废铜中抢救古代铜器，以及开展关于铜器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
铜器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器皿上的铭文又是研究我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故宫博物院现已收藏商周至清代的铜器有两千四百多件。学者们这次从一千四百多件铜器中鉴定出一百七十多件精品。在鉴定过程中曾就一些青铜器的时代、真伪和名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争论。
在讨论铜器陈列、征集、保管等问题时，学者们一致建议故宫博物院应成立铜器馆，并主张重点陈列我国最珍贵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使院藏的丰富而宝贵的铜器能和广大观众见面。
学者们还认为，从废铜中抢救古代铜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他们列举上海、旅大等地从废铜堆里拾出有鲁器、小臣宅簋等珍品，说明废铜中是有不少珍贵的古代文物的。他们建议有关部门注意在收购废铜时检查和保留国家的文化遗产，使珍贵的铜器免于销毁。
在这次学术会议以后，故宫博物院铜器专门委员会将要编制院藏铜器藏品目录，并陆续编辑青铜器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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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工作
苏克勤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是在1952年九月成立的。研究部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这是前政务院批准的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中规定的。关于少数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薄弱的部门。为了实现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事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大力加强关于少数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四年来，研究部的同志们对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做了些调查研究，并协助民族工作机关做了些族别问题的研究。同时，在翻译苏联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著作、编写某些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情况的教材以及搜集、展览少数民族文物等工作中，都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研究工作人员已经写出了一些研究论文、专著和资料，其中一部分已经印发有关单位参考。
研究部的同志们在进行上述工作中，摸索到了一些经验。
研究部的研究工作人员，能够经常参加民族工作的实际活动，得到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帮助，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同时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面，也有较好的机会和条件，这不仅使研究工作人员增长了民族工作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而且使他们能够从这样的学习和锻炼中纠正旧的学术思想观点，从而步入结合民族工作的实践开展关于少数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轨道。这是一项重要的经验和收获。
研究部同志们在工作中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们选定的研究题目，都是根据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而确定的。如我国各族人民要求能够读到本民族的历史，和正确处理历史上各族的相互关系的中国通史，研究部就进行关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各族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又如当前的民族工作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和解决某些族别问题，研究部就进行关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生活的特点及某些族别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但符合于民族工作的需要，而且推动了本门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学这门学科，以前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但通过结合实践的研究，它的研究内容已经比较明确和丰富了，它的名称也初步确定了。过去有的人忽视实践，总喜欢在这门学科的定义问题上绕圈子；经验证明，那对本门学科的发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研究部的同志们在工作中注意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如历史学吸收了民族学的材料，民族学得到了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帮助，而有些工作，如对于族别的研究，则采取了几个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此外，研究部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人员都注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在历史学方面，还注意大量搜集、整理、编纂少数民族史料的工作。采用这些研究方法，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
自然，研究部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错误。如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注意不够；有的研究表露了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民族学的错误理论。研究部的同志们对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注意，正在努力克服中。
中央民族学院在出版工作方面，一向是采取慎重处理的态度。但是我们过去曾在一个时期里，没有积极地把可能印发的论文、专著和资料及时地予以编辑出版，这个缺点，近一年来才有所纠正。
近半年来，研究部的部分同志参加了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十二年规划草案的制定工作，同有关方面的专家们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方向和重要问题。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决议的贯彻，和“百家争鸣”政策的号召，更大大地鼓舞了研究部同志们的工作热情，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
本年七月二日到四日的三天内，我院召开了科学讨论会，专门讨论研究部同志们提出的一些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中，有概论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学的研究的，有论述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发展变迁和历史分期问题的，有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有论述族别问题的，也有论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一百四十余人，其中有各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及其他方面专家四十余人。会议就上述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对于族别问题的研究讨论最为热烈，主要是讨论如何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党的民族政策，具体地进行分析研究的问题。对一部分论文提出的若干论点，如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曾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藏族在吐蕃时期是奴隶制社会、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是奴隶制社会、达呼尔族来源于契丹、“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等等，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许多同志在讨论会的发言中都强调在今后关于少数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地理学等都应密切配合和合作。大家在讨论中还一致提出：在开展关于少数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认真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尤其必须认真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
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从我院研究部和其他学术机关调集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工作人员五十余人，派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这批人员出发以前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两个月的学习和准备工作。这次调查工作是一项规模很大的关于少数民族的综合的科学研究工作。经过这次调查工作，将为今后关于少数民族的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对于我们研究部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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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编辑的“知识就是力量”即将出版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编辑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第六期定二十六日出版。
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曾为中国青年工人编辑了五期中文专刊。从第六期起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继续编辑出版。在这一期杂志上，刊有中国医学家马誉澄教授所写的的一篇关于抗生素的文章。
前五期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用通俗的笔调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发行以来，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改由中国编辑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每期仍将从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选择一部分文章发表，原有的许多专栏如“帮助青年工人”、“我们的辞典”、“有益的建议和方法”等将继续设置。另外，将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通俗科学杂志上选择一部分文章，并且将广泛邀请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执笔，介绍中国科学研究中的成就和经济战线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