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招待所招待谁
肖文
重庆市委的一位同志,在赤日炎炎的中午陪我到了重庆市第一招待所——从前的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
刚刚把行李放下,招待员也尾随而来了。第一句话就是:“他是那一级干部?”这一下使我楞住了。我想:可能是客多房少,不能不分分等级。
饭后,到大楼四周瞧瞧,原来绝大部分房间都是空着的。再到街头逛一遭,看到了更多的招待所:第二招待所、第三招待所、“重庆宾馆”、某某部或某某机关的招待所,名目繁多。我没有进去,不敢说这些地方一定是冷冷清清的,但进出的人并不熙熙攘攘,却是事实。这么多的招待所,是不住人呢?或是没有人住呢?
夜间,一位老同学陪我登上枇杷山公园。闲谈中不禁又扯到旅途的艰难。他说:“武汉也有不少招待所,可是前年我们到北京去,路过武汉,没带介绍信,也没找当地的负责人,就简直找不到住的地方。”说到重庆,他也扯起一件近事:不久以前,他和交际处的前任处长蹓大街,想进第一招待所看看,因为是步行客,门房不让进。
北京、上海、武汉以及重庆,到处都有各色各样的招待所;而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也都会听到旅客们感叹住房困难。可是,从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决心把这些招待所统一管理起来,开放开来。结果是部门分工越细,招待所占用的房间越多,无处住宿的旅客也越众,而感叹也迄无终止。
如果能把绝大多数招待所改为旅馆,作为一项企业办理,进门不必分车行步行,住房不先问几等几级……国家既可增加收入,旅客也得到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话又得说回来,难道这些意见不是早已有之的吗?为什么现在还成为问题?我想起了同重庆市一位同志的对话:
“人民日报去年批评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建筑浪费和利用率太低,你们的意见如何?”
“没有什么,那都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事。”
我想,问题就在这里。虽然早已知道了,就是不愿意改正;既然不去改正,慢慢就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看得不以为奇了。
希望重庆市的同志下次将告诉人们:第一招待所的利用率已达到了50%、60%或者更多。
希望旅客们听到招待员的第一句话将是:同志,旅途辛苦了,请休息吧!
更希望各地招待所的大门都向旅客开放,“调整广厦千万间,愿使天下旅客俱欢颜”。


第4版()
专栏:

不要求“平均”,而要求合理编辑同志:
七月里,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对职工生活问题提了许多意见。主要问题是工程局领导干部对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太多,而对一般职工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太少了。大家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拿住房来说,人多房子少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正因为房子困难,就更需要把现有的房子作合理的分配。可是工程局把房子是怎样分配的呢?请看:处长以上的干部住精致舒适的“高干宿舍”,每户有三个卧室、一个会客室和储藏室、卫生间、厨房各一间,一共七间,六十八平方公尺;科长以下的住一般宿舍,科长每户住两间,二十六平方公尺,一般职工每户住一间,十三平方公尺。按照这一规定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有的处长以上的干部只有夫妻两口住了七间房(实际能作卧室的有四间),而职工哪怕家有十口,也挤在一个房间里。而一家能够分到一间房子还算幸运,因为有些职工连一间也分配不到,只好住在席棚里。对这样过份悬殊的分配办法,一般职工有意见,而有的领导干部显然没有重视群众的意见,还强调说这样做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真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局里一等工程师陈昌言是个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处长级干部,但他家三代八口人至今仍然挤住在一般干部宿舍的两个房间里;而党员副总工程师朱世源一家只夫妇两人,却在“高干宿舍”里住了一套房子(七间),这能算贯彻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吗?
不但住房问题上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工相比过份悬殊,在使用家具上也对领导干部作了过多的照顾。以一户局长的家庭来说,公家就为他购置了沙发四件、皮椅八个、靠椅二个、餐桌连凳子一套、镶玻璃的藤圆桌和藤椅一套、写字台三张,还有衣柜、书柜、茶柜、床头柜、衣架和架子棕床等大批家具。而租用民房的职工想向局里借一张凳子、一付铺板也办不到。
既然处长以上的干部所住的“高干宿舍”房子好,设备齐全,那就应该按等级向公家缴房租。可是,他们每户七间每月才出房租五元一角六分。就拿能作卧室的四间来计算,他们平均每间才出一元二角九分,而一般职工所住的一间房子每月得出一元三角七分,比他们出的房租还高。(租用民房住的职工,所出的租费就更高了。)同时,“解放新村”(一般干部的宿舍)的许多房子上漏下湿,没有厨房,并且是平均五、六百人共用一个厕所,人们每天早晨起来要等一刻钟左右才轮到上厕所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工程局所能解决的,但始终拖着没有解决。更严重的是有些工人住的工棚连个窗户也没有,里面潮湿阴暗、臭气熏人,工人们要求局里开个窗户,也一直不给开。
对职工生活困难的补助,同样存在着十分不合理的现象。如果是一般职工生活有困难请求补助,那就要经过小组讨论,基层工会研究,上级工会批准,手续繁杂不说,往往还不能得到补助。但是领导干部怎样呢?工程局政治部今年上半年有笔干部补助费,他们规定凡是科长以上的干部不管生活是否困难一律可受补助,结果,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戴树芬头天收下一百元补助费,第二天他爱人就上街去买了时装和高跟皮鞋。在发奖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去年年终评奖,一般职工都参加评比,按各人工作成绩分甲、乙、丙三等发奖;但处长以上的干部不论工作好坏,每人一律领到奖金六十元。难道处长以上的干部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了吗?政治部宣传部长郑杰时常在办公室里睡大觉,工作做得不好,大家对他意见很多,但他也按规定得到了六十元“奖金”。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奖金,这样的奖励能起什么作用呢?
武汉夏季酷热,各工地办公室和若干高温车间都未安装电扇,人们只能在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浃背地紧张工作;而处长以上的干部呢,不但办公室里有电扇,连他们的宿舍里也由公家设置了电扇,每户一把。许多工地都还没有搭起芦席凉棚,而在“高干宿舍”区里,早就花一千七百多元修盖了两座红柱绿檐的凉亭。
虽然代表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提了许多意见,但大会主席团仿佛并没有认真考虑,只是在最后的总结中一般地说了说领导上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难道上面说的这些事实,仅仅是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吗?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关心得那么周到,对群众的生活关心得这么不够,这又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检查检查呢?目前,大桥工程局在铁道部整个部署下,已开始准备花些钱来解决职工生活福利问题。至于如何改变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太特殊的状况,则至今不见什么动静。这主要是有的领导同志还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很多不合理的待遇,所以在会上避而不谈,会后也不着手改变。难道生活没有困难而领补助费是合理的吗?难道工地上都不给搭凉棚,工地办公室都不安电扇,却给自己宿舍搭凉棚、装电扇是合理的吗?难道房子住的最好而房租出的最低是合理的吗?同志们不是要求“平均”,而是要求合理,要求在解决职工生活困难问题的同时,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文道吉 张文


第4版()
专栏:

四世同堂 李滨声


第4版()
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选出中央委员、主席和常务委员等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闭幕。
大会在最后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今后的重要任务。决议说,中国民主促进会今后应该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对要求进步而政治上开展较慢的人进行工作,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启发他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发展组织方面,决议要求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积极发展组织,着重发展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也要适当发展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同时充实组织生活,推动会员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尚未建立组织的地区,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发展会的组织,扩大会的工作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今天的大会上,还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选举了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说,从这次大会看出,我们民进是能够担负起国家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的。今后大家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努力。
王绍鏊最后致闭幕词。王绍鏊说:这次代表大会充分表现了民主精神。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鼓舞和指导下,全体代表经过热烈的讨论,认清了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所应负的责任。无论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中,自始至终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敞开了思想,对会的工作和国家事务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贯穿了整个大会的过程,说明这次大会发挥了监督作用,标著着我们民主党派成员政治责任感的提高。王绍鏊说,这种情况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可贵的民主精神,以后应该继续加以巩固和发扬。
王绍鏊还说:代表们在这次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对国家事务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将由新的中央机构和有关部门研究处理,争取都有交代。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六十二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八人。另外,中央委员名额中还保留十五个名额,其人选授权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根据需要选举产生。
中央委员名单是:方明、王绍鏊、王历耕、沈慧儒、安绍芸、巫宝三、吴若安、吴研因、吴贻芳、车向忱、余之介、李平心、李祥生、李霁野、宓逸群、林汉达、周建人、周煦良、金芝轩、金通尹、陈礼节、陈秋安、陈选善、段力佩、柯灵、孟秋江、胡颜立、祝其乐、马叙伦、俞子夷、徐伯昕、徐相任、徐楚波、柴德赓、许崇清、许广平、章廷谦、梁纯夫、曹鸿翥、梅达君、冯少山、冯宾符、郭承权、张纪元、张明养、张景宁、阳太阳、傅彬然、雷洁琼、杨石先、杨东莼、董守义、董秋斯、董纯才、赵朴初、葛志成、潘承孝、臧慧芬、谢冰心、严景耀、顾均正、顾颉刚
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是:王幸生、王宝初、史念海、司晓南、刘天香、朱镜清、余文光、沈同一、吴企尧、李述礼、李学盈、李燮华、苏玉阗、金海观、陈慧、陈鸿楷、陈芦荻、范烟桥、胡明树、梁明、温崇实、杨国英、郑效洵、郑资颖、郑显通、蒋永维、谢加因、严宝礼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今天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了马叙伦为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等人为副主席,选出的常务委员是吴研因、吴贻芳、金芝轩、柯灵、徐伯昕、徐楚波、许崇清、陈礼节、张明养、冯宾符、杨东莼、雷洁琼、葛志成、赵朴初、严景耀等。
全会还讨论了民进中央委员会的今后工作问题。


第4版()
专栏:

九三学社大力开展宣传组织等工作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和各地方组织最近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学习讨论并宣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组织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最近曾连续召集在京中央委员、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社员以及北京市分社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分别讨论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关于互相监督的性质和形式;关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今后的工作等问题。在这些座谈会上,大家对于这个方针感到极大的兴奋和鼓舞,同时认识到民主党派今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从而克服了对民主党派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对民主党派工作的信心。大家一致指出,要贯彻这个方针,民主党派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工作,民主党派的成员必须更加积极地学习政治理论和国家政策,以进一步改造思想,在岗位工作和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中起模范作用。
在发言中,许多人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九三学社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关于如何起监督作用的问题,大家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九三学社中央正参照这些意见,研究今后怎样开展社的工作。他们初步决定,本年下半年度,各级组织要以发动社员积极学习和宣传这一重大的方针,作为社的中心工作之一,并决定了加强社的各方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九三学社的各地方组织也都在组织社员学习和讨论这一方针的有关问题,并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研究改进今后工作的办法。
关于百家争鸣的方针,九三学社的成员,由于绝大多数都在科学文教界工作,他们特别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很多人在社的组织的推动下,配合所在单位的规划,拟订了个人的科学研究的计划。九三学社中央着重指示各级组织要推动和鼓励社员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努力向科学进军。许多地方组织都组织了有关百家争鸣的座谈会、报告会,并准备选择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学科,发动社员和所联系的科学文教界人士,带头争鸣。
九三学社从本年二月间举行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以后,由三月到七月底止,所发展的社员人数等于1953到1955年两年内发展社员总数的五倍半。此外,成都、兰州分社筹委会正式成立了分社;武汉、杭州直属小组改建为分社筹委会;并且在昆明、唐山、广州、合肥等地分别建立了中央直属小组;济南直属小组正在筹备建立分社筹委会。


第4版()
专栏:

从金门回大陆的叶庆耀等已参加祖国建设工作
据新华社福州24日电 从金门岛回到大陆的台湾籍青年叶庆耀和吴丙丁,已经在祖国建设岗位上愉快地进行工作。他们的职业是由福建省劳动局根据他们的志愿介绍的。
曾经在日本东京目黑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读过书的叶庆耀,现在在福建省工业厅重工业处工作。目前,他正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一个机械厂的基本建设设计工作。在这以前,他曾经完成了一架柴油机改为木炭机的设计工作。吴丙丁选择了正在筹建中的地方国营福州市耐火材料厂的总务工作。现在他正为工厂的筹建采购物资。
叶庆耀和吴丙丁原在金门岛蒋军中服役,今年三月驾舢舨归来。


第4版()
专栏:体育新闻

中罗男子篮球二次友谊赛
我“八一”队赢了一个球
本报讯 罗马尼亚男子篮球队二十四日晚在北京体育馆同“八一”男子篮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比赛结果是六十五比六十三,罗队输了一球。
这一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罗队经过三天的休息以后,队员的体力有些恢复,六号弗尔伯尔特、五号?德夫和十号弗尔多三人的外围配合攻击的特长在比赛中有些发挥,同时他们还利用掩护给中距离投篮能手六号和十号造成许多投篮的机会。罗队在比赛中给观众最深的印象就是无论输赢始终稳扎稳打,控制住球,绝不轻易出手。同时他们在防止“八一”队的快攻方面也很有成效,退守比以前快些。所以上半时罗队曾以五比一、十二比七和十九比十六领先。“八一”队队员在比赛中也很努力,战斗意志很强,所以上半时一直奋起追赶,九次和罗队打成平局,最后反以三十七比三十二赢了五分。但是整个看来,“八一”队队员都有些紧张,不如罗队沉着,上半时两个中锋十九号俞元煦和九号范仲余很快就都四次犯规,另外还有两个队员三次犯规;在二十一次罚球中,只投中了十一次;同时队员的互相配合也不算好,有的队员往往在其他队员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在中距离跳起投篮,结果把球丢了。下半时比赛更为紧张,“八一”队八次换人,有四个队员五次犯规;罗队也是八次换人,有三个主力队员五次犯规。罗队的后备力量较差,主力六号和十号罚下以后,进攻力量便显著减弱,“八一”队勉强保存了实力,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甸义)


第4版()
专栏:

广东爱国华侨钟先生捐赠巨款建设家乡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广东省中山县平岚区东桂乡西山村侨眷钟文滔在国外的亲人钟先生,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最近捐赠港币二十一万元作为东桂乡各项公共事业的建设费用。平岚区公所、东桂乡人民委员会、钟先生家属钟文滔和当地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为了满足钟先生爱国爱乡关心家乡公益事业的愿望,特别组成钟先生公益事业建设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部的建设工作。中山县人民委员会专门指示当地政府大力支持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这个公益事业建设委员会计划在西山村兴办小学、保健站、农业垦殖场等公益事业。筹办小学校的工作已经着手进行。


第4版()
专栏:

七月份全国县以上行政区划变动情况
新华社22日讯 1956年7月份全国县以上单位行政区划变动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
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委员会由巴彦塔拉迁驻保康镇。
吉林省:
一、成立怀德专员公署:专员公署驻怀德县的公主岭,领导原由省直辖的怀德、榆树、农安、扶余、德惠、九台、梨树、伊通、双阳、西安等十县。
二、原由省直辖的长岭、双辽两县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划归白城专区;东丰县划归通化专区;其余永吉、舒兰、磐石、蛟河、敦化、桦甸等六个县仍由省直接领导。
三、西安县改名为东辽县并自1956年8月1日起实行。
福建省:
一、撤销南平专区的水吉县。
二、撤销福安专区的周宁县。
三、撤销福安专区的柘荣县。
四、撤销龙岩专区的宁洋县。
五、将南平专区的三元县与明溪县合并,改称为三明县:县人民委员会驻原三元县人民委员会旧址。
六、南平专区的水吉县和福安专区的周宁县待完成夏收抗旱工作后再行撤销。
七、南平专区屏南县人民委员会自长桥镇迁驻古坋镇(古厦与长坋两乡合并改设为古坋镇)。
河南省:
撤销焦作矿区,设置焦作市,并以原焦作矿区的行政区域为焦作市的行政区域。
贵州省:
一、撤销兴义专员公署,所属兴义、兴仁、盘县、普安、关岭、郎岱、晴隆等七县划归安顺专区。
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1956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同时原炉山、雷山、台江、丹寨等四个苗族自治县正式改为炉山县、雷山县、台江县、丹寨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于1956年8月1日正式成立(同时原罗甸布依族自治县正式改为罗甸县、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正式改为惠水县)。
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炉山县凯里镇,在凯里镇进行建设时期,自治州暂住镇远县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驻都匀县城。
四川省:
南充专区南充县人民委员会由龙门场迁驻南充市。


第4版()
专栏:

大陈岛上的新生活
钟敬文
如果你曾经从一年半以前所拍摄的纪录影片“解放大陈岛”和“大陈的灾难”中,对大陈岛的荒凉破败的景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话,那末,现在再来看看大陈岛今天的面貌,就会给你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今天,生活不但在岛上复活,并且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繁荣的景象。
在上大陈,曾经被破坏殆尽的废墟上,已经出现了一排排崭新的平房。在原来居民集中的下大陈,也是遭劫最惨的地方,一年多来已被守卫海防的驻军陆续修复了一千多间民房。被劫居民留下的财产,都经人民政府挨户清理予以保管。一年中,驻军战士们已将岛上触目皆是的成堆垃圾清除干净。
在大陈随处可以见到各种不同职业的新居民,他们都是从大陆来到这里进行各种生产和建设的劳动人民。其中多是农民和渔民,现在岛上成立了两个农业社和一个渔业社。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建筑工人和搬运工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二百多个小伙子和年青姑娘组成的“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他们的出现,给这个古老的、曾经一度死寂的大陈岛带来了无限的青春和活力。
随着生活的要求,这里很早就设立了供销合作社、邮电局、书店、银行等近十个国营企业的营业机构。现在又从大陆迁来了饭馆、食品店、零售代销店、缝纫社和理发店等各种服务性的行业。过去大陈居民在夏秋两季,因久旱缺水,饮水常常发生困难。今年战士们在短时间里修复了两座大水库,水库中已经积满了碧澄的清泉,等待即将来临的干旱时期,供给全体居民饮用。在上下大陈一片肥沃的土地上,部队战士和垦荒队员们已将全国各地送来的各种花木种子和成万棵果苗栽种起来。岛上出现了不少精美的小花园。在山岗上或公路边,都可看到一棵棵幼嫩的树苗,在海风熏育下渐渐茁壮起来。
大陈像祖国沿海无数个岛屿一样,是一个美丽可爱的海岛。尤其值得称道的,还在于它是我国东海最大的渔场之一。这个渔场的总面积有一万多平方公里。一年四季出产大量的黄鱼、墨鱼、鳗鱼和带鱼等各种鱼类。以前这里的渔民把它称为自己的“粮仓”,今天来到大陈的人都亲昵地叫它为“祖国的宝岛”。一解放,这里的渔业生产就恢复了,全年的总产量达到了十七万四千余担。最近我刚来大陈时,人们就争相谈述不久前刚结束的春季墨鱼汛的盛况:大陈洋中丰富的鱼群,吸引来了宁波、舟山、温岭以及福建等地二十个县的两万多渔民。七千多只渔船聚集在各个港口,销售渔产,购买生活用品,使大陈岛变得空前的繁荣。从小在大陈捕鱼的王守鉴说:“我今年六十四岁,打从我十几岁能记事的时候起,从来也没有过今年这次渔汛的热闹”。今年春汛中,光是大陈渔业社就捕获了三千四百担鲜鱼。
随着生产的发展,这里渔民的生活正在迅速地改变。大陈渔业社在去年冬汛中,每户的平均收入,比1954年增加了三倍多。大陈解放时,被我军从孤岛上救回的老渔民王守鉴和他的儿子王其昌,去年参加了合作社,在冬汛四个月中就分得了一千六百多元。两人买了毛线衣,做了新衣,儿子买了手表,又在银行存了八百元,至今还没曾动用。另一个在敌人逃跑时病得奄奄一息,被解放军从垂死中救活的老人孔江波,今年八十一岁了,他从去年起就由渔业社包养,生活过得很愉快。老人自己不甘闲逸,还帮助社里作些零活。冬汛期中,他一个人担任了替外地渔民“蒸网”的副业生产,分到了一百多元。老人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我:“刚解放时,解放军每天派人送来三次饭,每顿都有鸡蛋,身体很快就调养好了。后来一直受政府的照顾,现在又有渔业社供吃,生活还用愁吗!”他内心充满着喜悦,一边说一边拿出了银行的存折,上面写着他在今年五月间,存储了九十元余款。
渔业社的其他社员都是大陆来的移民,今天在他们中间普遍流行着这样的话:“来时穿旧衣片,现在穿毛线衫”,这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形象的写照。何兆才原是海门的农民,早年出海捕鱼时得了腿疾,影响了劳动力。后来回大陆种田,一家生活很苦,十多年没做过新衣,还负债二百多元。去年来大陈后,一个冬汛中分得了五百九十多元,全部还清了旧债,自己做了三套衣服,全家都添置了新衣新被,还买了公债。生活大大变了样子,亲友们都为他高兴。我遇见他时,他正趁渔闲在给自己添盖新厨房。当我祝贺他的幸福生活时,他十分振奋,告诉我下半年就要送失学多年的儿子上新建的小学读书。在他家里,碰到了一个名叫奚周鉴的老人,他时常打断何兆才的说话,谈述自己的生活。他今年六十七岁,过去在大陆以卖水度日,每天最多挣到三四角钱。来大陈参加渔业社后,冬汛中净得四百多元。老汉兴奋地告诉我,他也做了新衣棉袍,还存了四十元。我笑着问他是否还想回大陆去卖水,他愉快地表示:自己的愿望是永远在大陈参加渔业生产,但如果大陈原来的老百姓回来后,政府要他再搬回去的话,他当然回去的。
其实,大陈岛并不希望他们再回去了。大陈岛需要更多的人来建设它。“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们就是新生活的豪迈的建设者和勇敢的创造者。这二百多个年青人,大的二十七、八岁,最小的才十四、五岁,绝大部分人在不久前刚刚跨出了学校的门槛,现在已投入了一座宏大的生活的炼炉。年青人美丽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使困难一个一个地在他们的面前让开了路。海岛上常有的台风,吹得人站不起身来,他们从不间断地在山上坚持垦荒,植树;踏着找不出路的山坡,把肥料一担担地运送到半山腰上。有时被风吹倒了担子,粪肥沾满在身上,也没有畏缩。经过半年的锻炼,他们大都能挑着一百斤上下的担子爬山越岭。体重普遍增加了五、六斤到二十斤。从事牧畜的队员们把这门行业自豪地看成为建设大陈岛的新事业,把它和大陈未来的远景紧紧连系在一起,岛上起伏的山丘和肥美的牧草使他们看到了牧畜业发展的广大前途。渔业队的队员们都是体格特别壮实的小伙子,半年以前他们还难以真切地想像海洋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开始到渔船上的时候,晕得几天吃不下饭。但一个春汛的实习以后,现已初步掌握了捕鱼的本领。个别队员已能够当“老大”,领着渔船出海了。
当人们享受到自己劳动的果实的时候,是多么愉快和幸福啊!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现在他们已经尝到了自己亲手播种和培育起来的马铃薯、青菜、番茄……。现在番薯和花生紧接着种下了,一个丰产的秋收又在等待着他们。牛、羊、猪等家畜最近也产下了它们新的一代,队员们又在修建新的畜舍,开辟新的牧场。他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要使上下大陈及周围岛屿上跑着满山满谷的牛羊,向祖国人民供应大量肥美的乳、肉。
生活使大陈天天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小学校的房舍已将着手修建,五十多个学龄儿童将在秋季进入自己的乐园。鱼类加工厂的新厂房已打好地基,在冬汛到来时将完工投入规模更大的生产。此外,为了满足汛期中来自各方的数万渔民的文化生活的愿望,还准备新建一座可容千余人的“渔民俱乐部”。中共大陈工委的负责同志在我面前展示了一幅明年大陈岛的图画:全岛现有各生产社与青年垦荒队将合并成立一个大型生产合作社。还有两艘大机帆船投入渔业生产。发电厂也要随着建设起来,为鱼类和乳、肉的加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创立条件。那时,我们将看到大陈岛出现更新更美丽的面貌。(附图片)
下大陈渔港的一角。     谢泗春摄(人民画报社稿)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