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如此“科学”观
金绣龙
有些人平日虽也常说：“这不科学”或“科学”，但关于什么是“科学”，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比如中医开药方，写着“柴胡五钱”、“白芍三钱”或“地冬一两”等等，但因为他不是用体温表量体温、用听诊器检查脉膊，甚至没有穿白衣服，便以为这“不科学，落后”！至于医疗效果方面的事，却很少想。
照理说，疗效是检查医疗的科学性的标准。
关于艺术，我们也一直在说，唱歌，有发声的科学；画画，有造型的科学；演戏，有表演的科学。但关于什么是发声的科学、造型的科学和表演的科学，同样地想的不多，甚至不去想。其所以不多想，便是因为这些似乎都有定论了。比如演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科学，科学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还用得着想么？
但事情并不因为不去想，就和我们善罢干休。杜近芳、叶盛兰等人的表演轰动了巴黎和全欧洲，梅兰芳许久以来就是举世公认的大艺术家。齐白石的画载誉中外。苏联的某些戏剧家对于我们今天训练戏曲演员的方法感到莫大兴味。这些怎么解释？难道梅兰芳等人的表演完全符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齐白石，则完全继承了达·芬奇或拉费尔？艺术科学的复杂性到那里去了？
如果并不武断，真正要讲科学，就不能不听听这些大艺术家们的意见。科学不能不承认事实。
看起来，我们今天有权利来怀疑这样的逻辑：
——应该把艺术训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关于这点，我们也赞成）。
——什么是科学呢？
——外国的。
简单说来，目前流行的“科学”观就是如此。怀疑了外国的某些东西，就是怀疑科学！怀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某些说法，就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演剧方法！
天晓得这是在提倡科学，还是在提倡迷信！从电影的制片方法说，我们现在是“科学”多了，有局有厂，各司其职，而且装备与制度，都可说是最新式的。但就是出片少，而且是好片少！这岂不真是捧着金碗讨饭——方法是科学的，结果却不佳！
难道不需要来怀疑一下这样的“科学”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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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对人的态度
郭树文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教师武桂荣要生孩子了。这以前，武桂荣曾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作过很多次产前检查。检查中曾发现胎位不正，医生要她作一种体操。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检查时医生说胎位已经正常。以后几次检查的结果，医生在病历上都写着“胎位正常”。
二月十五日，产期已近，武桂荣住到了她的爱人孙勃工作的学校——黑龙江省第二工农速成中学。十七日下午一时，她到医院检查时告诉医生，学校离医院一二十里路，晚上没有汽车，没法来院，请医生好好检查；为了怕临产时不便，她要求住院。检查完了，医生说最少还得一周以后才临产，按制度不准住院。
就在这天晚上，武桂荣发生了产前的阵疼。这时，公共汽车已经收车了。孙勃打电话请哈市二院来人接生。在电话中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去，医生正在院里接生。”请求派救护车来，答复是：“医生不去，救护车就不能去。要是产妇在救护车里出了事，我们负不了责任，所以不能去！”
没有办法，孙勃只好就近找助产士。然而又找不到，又打电话给哈市二院。
二院接电话的同志说：“好，我们研究研究吧！”等了二十多分钟，答复来了：“我们研究好了，不能去！”孙勃又请求派救护车来，并且说，出了事由他自己负责，答复还是不行。孙勃急了：“难道你们就看着这里小孩生不下来也不救？”对方磕搭一声，干脆把电话搁下了。
孙勃无可奈何地回到学校，这时已经是一点多钟了。想起产妇疼了四五个小时，自己却一点办法没带回来，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迈进屋里去。屋里，邻居来了不少，大家围着炕，谁也没有办法，产妇在沙声喊着，两手疼得到处乱抓，豆大的汗珠从脸上往下滚。孙勃满头大汗，垂头丧气地走到屋里，大家都向他转过去，他嘶哑地说出了声“都不来！”颓然坐下了。看到这样，武桂荣同志的母亲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哽咽着说：“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两条命，难道就这样让他们完蛋？你还得想办法呀！”
这时，一位老师提出给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挂个电话看，医大一院接到电话，马上派医生坐救护车来了。一检查，胎位不正，不能在当地接生，立刻把产妇送到近一些的医大第二医院，先接生，后办入院手续。结果进行了侧切手术，才把一个小男孩接下来。可是，由于时间过久，小孩已经窒息，用了氧气，总算把他救活过来。
同是医院，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人的态度。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有关医务工作者们，你们看到这篇短文的时候，能不脸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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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染
高士其
晚上，如果你打了一个哈欠，在你身旁的人也打了一个哈欠，能不能说他是受了你的传染呢？
不能这样说，因为打哈欠是一种普通生理现象，与传染无干。
传染现象最显明的例子是咳嗽、伤风、流行性感冒和肺炎，都和它有关。咳嗽如果是长期经久不停的话，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带有结核菌的咳嗽。
一个人如果咳嗽的很厉害，到处发射病菌，和他接触的人，都有受传染的可能。所以，在咳嗽的时候，必须掩以手巾，或戴上口罩，这是公共卫生道德。
一般说来，传染的过程，都包含着三种因素。
第一种因素，就是传染的因子。这就是指病菌、病毒和寄生虫而言，这些都是肉眼看不见的敌人，长久以来，它们就养成寄生生活的习惯，有时候，还分泌出一种猛烈的毒素，对于寄生的细胞妄加破坏，这就造成了对人类健康与生命的莫大威胁。
第二种因素，就是传染的对象。人和动物，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随时随地都会遭遇到病菌突然的袭击，尤其是当身体虚弱、营养不足的时候。这种灾祸，就是最低级的生命，也难幸免。
不过，在高等动物和人类，由于高级神经系统非常发达，保护性的作用非常完善，有的人抵抗力强盛，就是一时受到传染，也不发生任何临床症状。
巴甫洛夫说过：“传染的过程，就是机体和病菌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不是敌人的失败，就是敌人的胜利。”但是，有时候细菌与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就产生了免疫现象。不要忘记，这种均衡一旦失去，病仍旧会发作起来。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严密注意，有一种人叫做“健康带菌者”，他受了传染之后，自己不发生病状，却带着病菌到处散布、到处传染。对于这种人，要及时揭发和根治。
第三种因素，就是传染的媒介。这是指污浊的空气、生冷的水、飞扬的尘土、污手、污染过的食物、病人的排泄物和用具而言，特别是蚊子、苍蝇、跳蚤、虱子之类的昆虫，它们的活动，使得微生物界的敌人，得到了攀登人体的桥梁。
现在秋天到了，这是蚊子最活跃的季节，当你在墙角发现一两个蚊子的时候，应当想起，这是除四害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些蚊子，有的带着传染的因子——乙型脑炎病毒或疟疾原虫——正在寻找对象哩！我们还得提高警惕，注意预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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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民间艺人的呼声
乔喜原
我是吉林省辑安县的一个书曲艺人。我要讲一点我们艺人的苦恼和要求。
过去，虽然曾经规定由县文教科领导民间职业艺人，但事实上许多县的文教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艺人要到别的地方演出的时候，给他们开一封介绍信。县文教科，文化馆、站，没有把职业艺人发动起来，组织艺人学习。艺人得不到学习的机会，政治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不能提高。有的县文教科，文化馆、站，把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省文化局、省工会编印的演唱材料全都发给城镇、乡村的业余剧团，不发给民间职业艺人。
民间职业艺人由于缺少组织领导和新的演唱材料，到各地演唱的时候，有的地方就禁演，有的地方就放任不管。曾经有一个职业剧团到辑安县五区吊鱼台村演唱，演唱的节目中有“黄氏女游阴”。村干部赶快把这个剧团撵走了。但是，怎样帮助这个剧团改进演唱内容，却无人过问。
有的艺人说：“咱们唱的旧玩艺，光说叫咱们改，也没有人指导咱们怎样改。新的玩艺，咱们也得不着。学习也捞不着学习。咱们就来个走老道卖唱挣钱吃饭吧，那场让唱咱就唱；那场不让唱咱就走；都不让唱再核计，那天不要就拉倒！”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在各个不同的战线上都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突飞猛进地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很多职业艺人，却落在后头，未能很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我要求党和政府的文教机关加强对于民间职业艺人的领导，组织我们学习，提高思想觉悟。要求文艺界的作家们多创作或改编一些新的唱本，以代替旧的有毒素的唱本。我们民间职业艺人都是要求进步的，谁不希望为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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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小镜头
谈“经验”
在一个机关里，有一个青年给招生委员会打电话，询问关于考生录取的问题。好不容易电话才挂通了，但不一会，这青年就气呼呼地说：“真不像话，还没有说完话，他们就把电话挂了。”旁边一位富有打电话经验的人就乘机传播经验说：“如他（指对方）挂了，你不要挂，这样占他一条线，他干急没法子：他也打不出来，外边也打不进去，就连电话局也没有法治。”接着还以自己实践的经验作例来证实这经验的可靠。 李 垣
谁了不起？
某一县级单位在1955年分到一批大学生。这些人被分配到农村作马匹保险工作。由于这一工作仅仅是签签单据，这些大学生便向领导提出意见，要求合理使用他们。谁知这个单位的领导人竟说：“除了多认识几个汉字，大学生又有什么了不起。” 张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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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请把文章写得通俗些读者对副刊文风的意见
很多读者来信，表示喜欢阅读人民日报第八版的副刊，但是，也有读者认为副刊中有些文章“引经据典过多、过深，不够通俗”；“喜欢用一种半文半白的体裁，爱好晦涩的字眼和冷僻的典故”，读者看不大懂，感到美中不足。
例如：读者王其来信说：七月二日第八版载“宰相肚皮”一文，引证“易经”中“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这句话，有好几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同志，都不大了解，只能似是而非地揣测其意。
读者余寄生来信说：七月四日“话说散文”一文中的“雍容谈笑、纵意挥斥”，“已入化境”，“疾徐有致”；七月十三日“以耳代目之类”一文中的“韩潮苏海”等词句，确实难懂。一个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同志，为了弄懂“韩潮苏海”这个典故，不得不放下报纸去查词典。
刘仁慈来信说：七月五日“请照‘女四书’的镜子”一文，整个的意思当然可以懂得，但是，这篇文章中引用的几段古文，就读不下去了。特别是“女诫”中的“媟黩”、“纵姿”等，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一句话，也只能揣测其意，似懂非懂。
张绍英来信，以“‘严肃’和‘杂学’”一文作为例子，认为文中的一些半文半白的句子，如：“所知既富，所见自高，可供较量抉择者越多，辨别妍媸区分巧拙的能力便越是敏锐。这样，虽欲不独立思考，不可得也。”等，只能给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造成阅读的困难。
提出类似这种意见的读者来信，本报编辑部已经收到一百多件。这些读者都要求报纸上的文章写得通俗一些，使大多数读者都能看懂。王其在来信中说：“我们不应该一概地反对引经据典，但是仅仅引经据典是不够的。认真学习古典文化遗产，来丰富、创造我们自己的语言，是更加迫切和需要的。”陈则彦和刘仁慈的来信，都希望作者和编者在引经据典的时候，要想一想大多数的读者是否看得懂，如果是读者不容易看懂，而又必要加以引用的，最好作一些简单的注释。
建议监察机关注意处理在报纸上揭发的案件
报纸上反映了群众对于各项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也揭发了某些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案件。我建议各地监察机关经常注意报纸上的批评，特别是报纸上揭发的案件，并督促有关机关进行处理，或者直接进行检查处理。这样，不但可以使报纸上的批评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对于监察工作的开展，也有好处。
（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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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毛日记
一个星期天
（六）妹妹也回来了 张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