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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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忙什么?忙出了什么结果
马超骏
今年五月下旬,中共山西省浑源县委召开了一次县、乡干部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春季生产工作和布置夏季工作任务。按理说,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县委应该在会前作一番很好的准备工作。其实不然,县委只是轻描淡写地扯了扯情况,就把起草报告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干事。既然县委没有很好的讨论、研究出春季该总结些什么,夏季工作该布置些什么,两个干事又有什么办法起草好报告呢?只好把春季工作计划作了翻版,加进了一些完成情况,又套了一些零乱的例子,就写出了一个面面俱到、四平八稳、长达万余字但却不解决什么问题的大报告。报告写齐后,县委会上只念了念,就“顺利”地通过了。后来,省里下乡工作组看着这太不像话,提议让修改修改。这个意见可使县委们作了难,县委书记李志远让副书记赵孝武同志修改,赵书记再三强调“文化程度不高写不了”,推给袁步礼县长修改;袁县长虽然说是“不摸地委意图,也没有准备”,但是,第二天就要向大会作报告了,尽管推辞还行吗?无奈,只好担起这个千斤重担,开了个夜车,总算修改出来了。大概在修改的时候,袁县长只考虑了短的缘故吧?结果修改稿反不如原稿“好”了,仍然是一般化不用说,最大的问题是丢了许多重要的工作项目。水土保持、林业建设在浑源县这样的山区是很重要的工作,可是报告中一句也没有提到。全县牲口死亡现象十分严重,但报告中只说:“牲口死亡很严重,具体办法,大家下去研究解决。”这就难怪人们听了这样的报告说:“这次扩干会真是个不痛不痒,浪费时间的会议”了。
像这样不动脑筋的事情,在浑源县委领导上来说并不是只此一桩,而是长期存在着的问题。许多重大工作,县委大部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研究、讨论,提出自己的方案和意见。而向上级写的总结、报告,向下发的指示、计划等文件,也都很少亲自去写,有的县委委员甚至连下边写来的报告也不阅读。
县委不仅脑筋动得不多,连腿也跑得不勤。他们虽然确定有六个重点社,并且也分了工,但从转高级社到六月份,大部县委委员没去重点社打过照面。副书记姚成德同志负责联系的荞麦川农业社,他就承认一次也没去过。另一个副书记赵孝武同志虽到荞麦川跑了一趟,那是在雁北地委农村工作部一个干部下去时,他才相跟去的。书记李志远同志曾到他所联系的旧裴庄农业社走了一次,也是在送省农林厅副厅长崔化民到该村工作时去的,到那里只停了半小时,情况既没有很好了解,问题更没有解决什么,就走了。县委委员到重点社都去得这样少,一般社就更见不到县委委员的面了。
这是不是县委就懒的不愿做工作呢?当然不是。要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忙”得不可开交呢!不过都忙在开会和一些事务工作上罢了。据县委副书记姚成德同志谈,县委每天几乎要开两、三个会,多时一天要开四、五个会,有时这个会还没开完,第二个会议又去催了。再加上县委又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也包揽过来,这个部门来研究研究工作,那个部门来传达传达上级指示,甚至连干部下乡带粮票的事情,县委也管起来了。这样一来,县委不用说拿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全县重大工作,深入下乡了解情况,创造经验,就连参加开会和处理日常事务都应接不暇了。
既然县委委员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应付了开会和事务工作,因此,对全县工作领导,就只能起个承上转下的作用。上边布置个什么工作,他们就照猫画虎去搞个什么工作,从来很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有些上面布置的工作,县委明明知道完不成,但也不加任何修改,就硬往下搬。如今年上级分配给该县打水、旱井一千六百眼的任务,本来当地没有条件完成,县委虽向专署农林局提了一下,但上级仍让完成,县委也就照样“贯彻”下去了。这样一来,有的村为了完成任务,就把水井打在应该排水的下湿地里;有的村本来不用费大劲就可以引河水浇地,却在河边上又打了水井。结果,任务还是没有完成。省里工作组看到他们这种做法很奇怪,问县委为什么完不成也要硬完成,他们说:“这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能不完成。”
从上述事实来看,浑源县委领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是够严重的了。但据了解,这在雁北地区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初步了解,原来中共雁北地委领导上也存在着工作不深入、不具体的毛病。于是,这个风气就像传染病似的一级一级的传下去,地委传染给县委,县委传染给县、乡干部,这样一来,大家也就不以为意了,甚至有时还拿“都是这样的问题”为理由来安慰自己,不求改进。因此,要彻底改变这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必须从上面做起。如果不从根子里改进,下边就不会有多大改进,甚至在改进了以后也会旧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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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马拉雅山下的普兰宗
倪潜
正是西藏高原西部阿里草原时晴时雨的八月,我随中央代表团第三分团的代表们从噶尔昆沙到了喜马拉雅山下的普兰宗。走过冈底斯水脉最西南面的一道山岭,便见到了喜马拉雅巍峨的重重岩峰雪岭,雪山下的深谷中,孔雀河泛着银灰色的波浪,两岸田野碧绿,村落相望,有些村子的房舍周围,高大的柳树绿荫葱笼。在高寒草原上经过多日旅途生活之后,突然来到这拔海不到四千公尺的山谷中,真像从塞北到了江南。
普兰宗是阿里草原上仅有的气候温和的纯农业区。目前青稞、大麦穗子开始黄熟,豌豆秧上结着肥硕的豆荚。每天清晨,当绯红的云带在喜马拉雅积雪的群峰中回荡的时候,穿着红绿衫裙的藏族农妇便开始在田里拔草灌水;傍晚,夕阳照得纵横的水渠发出点点金光,孩子们吹着口哨,赶着牛羊,从山坡走向农舍。
自从1952年进驻普兰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当地藏族农民修复水渠,开荒生产,并且年年发放无息农贷以来,这个原来走向雕敝的农业区又逐步兴旺起来了。几年来,孔雀河畔的田地增加了,除了战士们开垦了数百亩田地外,藏族农民也开了许多小块的田地。前年和去年,河谷里都获得丰收,今年也是好年景。
普兰宗位于孔雀河边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条支流在这里注入孔雀河。在河岸高高的山头上,分布着宗政府和寺院的红色和白色的古城堡式的建筑。山下便是有名的普兰宗市场,这个市场是阿里地区较大的市场之一,但人们只有夏季和秋季才在这里贸易。1954年我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规定这里为贸易市场之一。这些日子,在这里进行贸易的印度商人的帐篷商店,在河岸高台地上形成了街市,牧民们用羊子驮来的盐袋在沙滩上堆成了堆。白天,熙熙攘攘的人们进行着交易,夜晚,河岸上发出点点灯光。这个市场从前很萧条,但是最近几年来,因为社会秩序安定,市场的交易额显著地增加了,在每年四五个月的贸易期中,成交的食盐、粮食、羊毛和日用品达数十万到一百万羊驮(每羊驮二十多斤)。国营西藏贸易总公司阿里分公司派到这里的贸易小组,最近向牧民低价供应了许多茶叶和粮食。中国人民银行阿里分行也在这里设了小组,开放了商业汇兑。
在市场附近,能容纳一二百名儿童的普兰宗小学的校舍正在建筑,十多间光线充足的教室和教员宿舍已经落成。这个被藏族人民歌唱的喜马拉雅山下的美好的地方,即将成为阿里草原上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
(新华社噶尔昆沙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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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是“管一管”吧
石页
有人说:“在黑龙江海伦城内找住房比登天还难”,看来这句话并非无的放矢。
不信,请看事实吧!海伦县文化馆有一个姓董的同志想租几间房子,1954年就在海伦市房产管理处挂了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是不是海伦城内没有房子呢?不是,相反的,还空着许多房子,这些房子只要稍加修理就行了。如九街十六组就空着五间很好的瓦房,就是因为缺少炕,大好的瓦房变成了“厕所”,其他地方还有不少类似的“厕所”。有些人的房子既然不如这里的“厕所”,就向房产管理处提出要求:自己把这些“厕所”修理修理。但是,房产管理处却置若罔闻。
有房子空着不给修理,自然会使住房问题更加紧张,但这只是紧张而已,还不至发生“事故”。使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一些仍旧住着人而眼看又摇摇欲坠的房子,房管处也不给修理。如五街有一家房子的墙壁都快倒了,房管处只用绳子绑绑墙就算了。市木材公司的房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修房子的理由是:“没有修理价值,等倒了再盖新的。”
看来,海伦市的住房问题虽然紧张,但是,如果海伦市房产管理处能够认真“管理”,而不是“不理”,紧张局势自然会和缓一些。特别是对那些靠用绳子来维系生命的房子,如果仍旧“不理”,一旦房子的生命毁了,确实可以盖新的,但是,万一人的生命也跟着毁了,那可非同儿戏。因此,海伦市房产管理处还是应该“管一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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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党员来信
克服这种关门主义倾向编辑同志:
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的党组织对党的组织建设很不重视。这个厂是一个拥有好几千名职工的大厂,但是现有党员人数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几,并且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干部。其中有候补党员八十多人,除了个别候补党员不合乎转为正式党员的条件外,大部分的人都应该及时转为正式党员,可是,却长期不得解决,有的甚至拖了三四年还不能转正。不但候补党员不能按时转正,发展党的工作也完全停止了,近两年来一个新党员也没有发展。显然,这是一种关门主义倾向,是赶快纠正的时候了。 司马明
撤区并乡后要调整党组织编辑同志:
今年以来,很多地方都进行了撤区并乡的工作。但是,有的地方区级机关撤销以后,党组织也跟着涣散了。有的区供销社等单位的党员们两三个月未过组织生活和无处缴纳党费,有的单位的发展党员和候补党员转正的工作也停顿下来。例如,湖南省新化县原白沙区社伍玉怡等候补党员候补期已经超过三个多月了,不知道到那里去办转正的手续。又如原青峰区三、四个单位的五个党员,原来是同区公所合编在一个支部的,现在还未成立支部,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这个问题,希望新化县委赶快解决。 郑选源
重视小学教师中的党员编辑同志:
我是去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是七月由福建长乐初级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就由长乐县教育科(前文教科)派到本县营前中心小学(区公所所在地)任教员。因为当时小学教师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党员,还没有党组织。因此,当快要派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就找介绍人林涛同志谈今后过组织生活的问题。他对我说,最好是把组织关系转到区委会去,与区委取得联系。八月二十八日到了学校,我立即把组织关系转到营前区委会。当时区委书记不在,只看到区委秘书吴孔炎同志,我转好关系后,就主动要求他今后在工作中多提意见和帮助,并要求他介绍学校中的教师思想和政治情况,他说:“我了解得不清楚,没有什么好介绍。”这也算了。我最希望的是能够经常过组织生活,在党的直接教育和帮助下,使我的政治思想水平能够更快提高,更好地工作。但是,一天盼一天,一月盼一月,一直到十二月份我工作调动离开了学校,三个多月中,没有过一次组织生活。
今年以来,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小学教师中也发展了不少党员。但现在小学中绝大部分还不能单独成立支部或党小组,仍需要在学校当地的党委或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如果再像营前区委这样不重视对小学教师中党员的教育工作,他们虽然入了党也是得不到党的教育和帮助的。所以,我希望各地党组织,应该重视和关心对小学教师中党员的教育工作。 李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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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
今年拨款占全省预算支出的30%强
据新华社南宁23日电 广西省今年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工业和农业建设。这个省今年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预算支出,将占全省预算总支出的30%强(不包括中央直接拨款),比1955年增长22%,这是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广西省1956年地方预算中决定的。这次会议在十五日开始,已经在二十二日闭幕。
1956年广西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预算拨款,是用来在桂西僮族自治州少数民族聚居的武鸣、百色、田阳等县建立电厂、自来水厂、金矿、磷矿等工业建设;在各民族地区建立二百六十多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十六个畜牧兽医工作站、两个国营农场和三个拖拉机站等;另外修建124处大、中型水利,包括宾阳县横梨水库、邕宁县老虎岭水库等较大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的灌溉面积将比1955年增长六点六倍,可灌三百八十多万亩田地。在交通阻塞的山区,新建与恢复百色到剥隘,巴马到凤山等七条公路,使许多山区的交通和外县贯通起来。一笔补助推行僮文的专款,将用在新建的桂西僮文学校、僮文印刷厂和出版僮文报方面。用这笔预算来新建的十九所中学校,将增加一万五千多名各民族的学生。147个卫生所、五个血吸虫病防治站等医疗机构,要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的健康。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广西省1956年的地方预算中,除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有显著的增长以外,今年全省用于农林水利和气象事业的经费,要比1955年增长131%强。
会上,各族人民代表积极热烈地对政府工作中某些错误和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代表,严肃地批评了政府在上述地区工作中存在着领导一般化和对这些地区人民文化、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够重视等缺点。
广西省省长韦国清在会上就各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作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纠正和改进的初步意见。他说:领导农村副业生产以及民族地区工作中的缺点等问题,已经引起政府特别重视,将立即着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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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移民的家属十万多人
得到政府和农业社的妥善安置
新华社济南22日电 山东省今年三、四月份移往黑龙江省的十万零八千多个男女青壮年的家属,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都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较为妥善的安置。
各地都把移民家属中的劳动力统一规划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使他们积极投入生产,基本上达到了“生产不掉队、生活不降低”的要求。如历城县卧牛乡垦荒队员郑吉英、陈延田的家属,过去不参加劳动,垦荒队员走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帮助她们解决了吃粮和看孩子的困难问题,她们便积极参加了社内劳动。麦收后,这两个垦荒队员的家属不但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还被评为社内二等劳动模范。
各县对于劳力弱或鳏、寡、孤、独的家属,都根据他们的劳力、年龄、身体条件,分别分配给他们轻活零活,使他们有一定收入。泰安县上高区羊楼乡的刘纪昌已经五十六岁,他儿子参加垦荒队后,社内就叫他看水车,他到麦收时共得了六百个工分,分到麦子八百多斤。他高兴地说:“我活了五六十岁还没打过这么多麦子,今年一季就分了八百多斤,成了余粮户。”有些县、区对于劳力少人口多或家庭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家属,还发动社会互济,或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预借工分或补助工分来解决。
不少县、区、乡级人民政府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垦荒队员没有迁走以前,就召开了家属座谈会,对家属进行了建设祖国和垦荒光荣的教育,并且对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家属进行了救济安排,使垦荒队员的家属都很满意。菏泽县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春季垦荒队员迁走之后,及时对队员家属进行了劳力、思想、生活情况的摸底排队,并且制定了计划,逐人、逐户、逐季地作了具体而妥善的安排。据这个社十三户移民家属的调查,其中九户因为参加生产劳动,在麦季预分中都分到比往年还多的小麦。其他四户家属,因人口多劳力弱,社内就根据他们的情况,分别用了预借工分、补助或救济等办法,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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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被释放的第三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到天津
据新华社天津23日电 第三批被释放的354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今天下午从抚顺乘火车到达天津。
他们下车后,在站台上向送他们到天津来的火车乘务员举行了告别式,随后乘坐汽车到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休息。他们将住在这里等候日本轮船接他们回日本。
他们是昨晚由抚顺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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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1956年全国航空模型竞赛大会闭幕
有的项目的比赛成绩已达到国际水平
本报讯 从十五日开始的1956年全国十二个大城市和三个航空学院的航空模型竞赛大会,经过八天的竞赛、测验,二十三日正式闭幕。
大会进行了五项竞赛,全部按国际比赛的规定进行,西安航空学院代表队以总成绩2,454分取得第一(最高分是2,700分),其次北京队2,270分,上海队1,863分,南京航空学院代表队1,825分,南京队1,768分,他们分别取得第二、三、四、五名(大会共取五名)。
获得二级牵引模型滑翔机第一名的是武汉队李育廉,第二名是天津队李长州,第三名是南京航空学院代表队包于涵。获得二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的第一名是北京队寿尔康,第二名是西安航空学院代表队施定邦,第三名是西安队李荣学。获得三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第一名的是西安航空学院代表队唐翊军,第二名是北京队师志达,第三名是上海队陆仲毅。获得一级自由飞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第一名的是西安航空学院代表队刘明道,第二名是北京队古启元,第三名是上海队凌其章。在上五项比赛中,除二级牵引模型滑翔机外,其他四项的第一名均达到满分(540分)。
在这次比赛中获得单项比赛的第一、二名的运动员已达到航空模型二级运动员的标准,第三名运动员已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标准。
参加竞速模型飞机测验的西安航空学院代表队队员锺霖德的喷气式竞速模型飞机,速度高达每小时234公里,这已相当于1955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比赛中的第二名的水平。
大会邀请的技术顾问、苏联航空模型运动健将马尔登诺夫同志说,这次竞赛中的牵引、橡筋和自由飞三项成绩,已相当于苏联的水平。 (杨明训)(附图片)
在青岛市举行的1956年航海运动竞赛大会上,女子舢舨荡桨竞赛节目先后举行了三次,北京市代表队在每次竞赛中都获得第一。左图是优胜的北京市代表队全体运动员。右图是运动员正在进行舢舨荡桨竞赛。 新华社记者 陈之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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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再次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
衣立功等坦白自首免予刑事处分,孙懿波顽抗到底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 从今年七月中旬起,北京市城内各区全面展开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宣传以后,到现在又有大批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了。他们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从宽处理,其余也将迅速得到从宽处理。但是,还有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仍然执迷不悟,毫无悔过表现,拒不坦白,因此受到国法的严厉制裁。
在这批从宽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特务分子和反革命血债分子。如潜伏特务衣立功,解放前曾当过辽东区地方团队的上校团长,1947年在沈阳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任沈阳区分区助理兼小组长,曾经搜集我方情报并且逮捕群众四名。沈阳解放前夕,衣立功接受了潜伏任务。东北解放以后,他逃到天津再一次接受潜伏任务,被任命为中统锦州站主任,重回锦州活动。1952年,衣立功以开设海明化学工厂为掩护来到北京隐藏起来。今年七月间,在政府一再指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两条道路面前,他终于向政府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前门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又如反革命血债分子陈有信,在他1939年充当伪乡长的时候,曾经依仗势力,枪杀群众一名,1945年又在伪乡长的主使下,抓捕我新四军连长一名。不久连长即被杀害。今年,他在亲友的动员下,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了罪行。七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定判处陈有信三年徒刑,缓刑三年。现在他仍在原单位(丰年织布工厂)工作。这批反革命分子受到宽大处理以后,他们有很多人感动得落下泪来,表示今后要从新做人。
与此同时,北京市人民公安机关根据“抗拒从严”的政策,依法逮捕了拒不坦白的派遣特务孙懿波,中级人民法院对反革命杀人犯李永朝判处了死刑。
孙懿波是今年三月由蒋介石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情报局”任命为特务组织的上校组长,派遣到北京来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电台,并领到九千元(港币)的特务经费。林咏涛被配属作他的上尉报务员。
孙懿波一进入大陆就发展了他原先的下属罗广洙参加了特务组织。孙、林二人到北京以后,同罗广洙保持了经常的联系,指使他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按:罗广洙已在广州被依法逮捕)。七月中旬以来,孙懿波曾经四次参加公安派出所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群众会,但毫无悔改之意。人民公安机关在八月十七日依法逮捕了这个顽抗到底的特务分子孙懿波,并搜查出密写工具、特务通讯地址等罪证。目前正在审讯中。林咏涛本来罪应逮捕,但因怀孕,未予逮捕。
反革命杀人犯李永朝,伪军出身,曾经在1946年被我军俘虏,他私刻我解放军某部公章逃跑。土地改革时,他的反动富农家庭被斗争了,李永朝就怀恨在心,时刻俟机图谋报复。1953年,李永朝混入北京市房产管理局材料供应处当木工。今年该单位肃反运动开始后,李永朝怀疑周围群众检举他,因此对积极分子特别是对共产党员非常仇恨。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他手持利斧奔向木工车间,连续砍死、砍伤职工四人(死一人、重伤三人),当场被职工逮捕。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八月十八日依法判处反革命杀人犯李永朝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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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逮捕派遣特务孙懿波前后
鲁青
1956年8月17日,我和同志们奉命依法逮捕了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情报局”派来北京的特务分子孙懿波。
上午八点半,我们乘车到达火药局三条八号孙懿波的住址。我们走到他住的北屋门口,在沙发上坐着的孙懿波就猛然地立起来。
我赶上前去,告诉他:“不要动!”
这时,孙懿波全身本能地、急剧地打了一阵寒战。但他马上又抑止住了。
我宣布:“我们北京市公安局经北京市检察院批准,现在向你宣布:你被捕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是为什么?”
听他这反问的口气和故作镇静的态度,似乎还要表示点“抗议”。按照经验,我立刻判明:这是个“坚决分子”,他现在还心存侥幸,准备顽抗呢!我马上说:“不,你作的事情你知道。现在问题是:最好你把你进行犯罪活动的罪证,自动缴出来。自动缴出来比我们给你搜查出来,对你来说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你们搜吧!”果然,孙懿波是采取了自绝的态度。
就在这同时,我们的一位同志在另一个房间里同孙懿波的妻子林咏涛进行了谈话。林咏涛,今年二十二岁,在香港玛丽亚高中毕业,经孙懿波介绍参加特务组织,在台湾受了特务训练,配属为孙懿波的上尉报务员,在香港和孙结婚,一同潜来北京。本来她也是罪应逮捕的,但因为她现在怀孕,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未予逮捕。当我们的同志向她阐明政策,晓以利害以后,她马上表示:我决心坦白,把罪证全缴出来。
林咏涛首先打开了一个装有化装品的皮包,从中取出两个瓶子来,一瓶是密写药水,另一瓶是密写保护药水。林咏涛说,关于密写药,香港特务机关原来发给的是一包药粉,孙懿波到北京以后,用蒸馏水溶成了药水,以便随时使用。接着,她又打开了一个皮箱,翻出一个小本,从小本里取出一页纸片,纸片上是孙懿波写的香港特务留给他的两个通讯联络地址。林咏涛还交出另外一些罪证。
铁一般的罪证都摆在桌面上了,而蹲在墙角的孙懿波,还把脑袋缩在两条腿当中,努力掩饰着他的惊慌。但是他已经哑口无言了。
当我们收起这些反革命罪证,办完应有的法律手续,押走这个特务分子的时候,我突然瞥见在原来孙懿波坐的那张沙发旁的茶几上,居然放着厚厚的一本马列主义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里还夹着一个书签哩!
从前,我已经大致了解到孙懿波是一个怎样的特务,现在我就更清楚地看出了这是一个多么顽固、狡猾而又愚蠢的家伙。
× × ×
孙懿波原先是个蒋伪军的上校团长,被我军击溃后,在1949年逃往香港,参加了蒋介石特务机关“保密局”。他得到了特务头子毛人凤的赏识,他在台湾受了专门的特务训练。1956年3月他接受蒋介石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情报局”的派遣被任命为上校组长,领到特务经费港币九千元,潜来大陆。他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秘密电台。
孙懿波回到祖国大陆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的罪恶活动。当天他去广州找到了他的旧部下、曾任蒋军57师2团少校营长的罗广洙,用胁威利诱的方法,发展罗广洙充当敌特情报员,并交给罗密药一份,人民币一百二十多元,布置罗积极搜集情报,直接向香港特务机关寄发。罗广洙本来也是个反动分子,经孙懿波这一笼络,就死灰复燃地积极活动起来了。
孙懿波来到北京以后,逢人便讲他是“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把自己装扮成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样子,登记找职业。
七月间,北京市展开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宣传,孙懿波参加了四次派出所召开的宣传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全面地交代了政策,也不只一次讲到派遣特务坦白自首受到宽大处理的实例。然而,孙懿波对这一切完全无动于衷。
看来,这个特务分子相信自己隐蔽得很巧妙,大概他觉得是可以“扎下根”,潜伏下去,待机破坏的。好,那就让他尝尝人民的铁拳滋味吧!
× × ×
孙懿波被捕后,我们立即通知了他的家属。下午五点,在火药局三条八号,我会见了孙懿波的哥哥,一位工业大学的教授。
他从西郊赶来,气喘未定,就问我关于孙懿波被捕的原委。
我首先简要地说明孙懿波被捕的原因和林咏涛的情况。接着,就把搜查记录交给孙教授看。他迅速地看着用事实写下来的材料,脸上显示出激动和愤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昨天,这位弟弟还口口声声说:“回祖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在,孙懿波却被证实是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耻的特务分子。
孙教授沉重地说:“唉!我太麻痹了!从前,我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他这次回来,是我替他到派出所办理的入境手续……。”他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一样地问我:“他和广州的那个罗广洙是不是有关系?”
我回答说是。
他说:“你看看,这多麻痹,罗广洙给他来过信,是由我妹妹转的,信里说要向他借钱,现在想起来,口气很可疑。那时,我只想到这个姓罗的在历史上有反动身份,我让妹妹给挡回去了!没想到他们是干这,这……”。
我看出了孙教授情绪上的沉重和痛苦。确实,孙懿波是完全隐瞒和欺骗了他的哥哥的。孙懿波到北京以后,为了不使人怀疑他的经济来源,他说林咏涛是香港资本家的小姐,家里很有钱,将来还源源不断接济。他把他从香港来大陆前通过银行汇进来的八百元人民币和随身带来的三、四千元港币,也说成是林咏涛家里给他们的。事实上这都是最肮脏的钱——特务经费。
我还告诉孙教授,林咏涛虽然初步交代了问题,但对罪行的认识还不够,希望他对林咏涛多加教育,使他认清罪恶,看清前途,解除顾虑,彻底坦白。
孙教授一再表示:“对啊!政府这一切措施,完全正确!我完全拥护!我自己要向学校组织上检讨!”
我和孙教授告别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说了一句:“唉!我真没料到他是这样一个反革命……”
是啊!当前的阶级斗争还是复杂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还是尖锐的,人们还需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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