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百花齐放还是移花接木
志修
最近人民日报关于音乐舞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的论争，是一个方针性原则性的论争。争论的起点表面上是对“不中不西”、“中西混杂”的看法，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民族的艺术传统和遗产，以及如何正确地学习外国艺术。这个问题解决得是否妥当，将会影响到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艺术的发展。
（一）“百花齐放”还是“移花接木”
党在艺术方面的政策，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鼓励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和流派互相竞赛，共同发展，使我国的艺术事业繁荣起来，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此，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和遗产，并且批判地吸取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
解放以来，许多新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的民间艺术家合作，在戏曲、音乐、舞蹈等方面，在整理、发掘和改革民族遗产和民间艺术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就是最好的范例之一。同时，在学习外国艺术上，也有不少的收获。这是主要的方面，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无论是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或者是学习外国艺术，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应该继续进行认真的努力。
问题在于当前艺术工作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什么？应该承认：当前的主要危险倾向是轻视、排斥和否定民族传统和民族遗产。一部分负责艺术的领导工作同志，不认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创造和积累的灿烂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片面地夸大它的落后性，认为中国传统的艺术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缺乏表现生活的能力，因而不但不给以保护和扶植，反而加以歧视和排斥。他们不去研究和掌握中国艺术的历史，它的规律和特点，不了解它的综合性、完整性、统一性，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用粗暴的生硬的办法加以“改造”，使它丧失原来的风格。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的艺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联系，为人民所喜见乐闻，总感到不合自己的脾胃，企图以西洋艺术取而代之。这种教条主义的想法和作法，使得中国的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在某些方面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有些同志提出要创造音乐舞蹈的新的民族形式，这是值得欢迎的事。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创造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并不是在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外国的有用的东西作为养料，来创造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而是提倡“加紧融化”、“不中不西”、“移花接木”。如果循着这个途径发展，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结果必然会使中国的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摧残，乃至归于消灭。这是同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首先不能不谈到引起争论的“不中不西”、“中西混杂”问题。中国艺术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必然要受到外国艺术的许多影响。我们既要革新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在中国的音乐、舞蹈中有意识地吸收外国艺术的某些优秀的有用的成分，只要这种吸收不破坏原来的民族风格，这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有人创作新的艺术作品，企图冶中西于一炉，但是因为工夫没有到家，制作出来的东西，“不中不西”“中西混杂”，虽然不为大多数观众或听众所欢迎，但也未可厚非。应该让这个艺术家尝试再尝试，可能有一天他融会贯通，创造出一件完整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
但是，现在的许多“不中不西”现象的出现，却并不完全是由于这种缘故。相反地，往往是把原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的相当完美的中国的传统的艺术作品，人为地加以肢解，而又勉强地加进许多西洋的东西，使它变成四不像。例如，对于楚剧，不问它的规律和特点，抹煞它的传统节目，否定它原来的唱腔曲调和表演方法，废除打击乐器，另作一套乐曲，强要把它改为“新歌剧”。对于有些民歌，不是寻求它原来的曲调，细致地进行整理加工，而是机械地套用西洋音乐的旋律加以“改编”。对于有些中国传统的歌舞节目，砍去许多优美的动作，加上西洋的芭蕾舞，而且只准舞而不歌，以致面目全非。如程云同志等所大为赞赏的某些作品，就是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艺术作品搞得“不中不西”的典型实例。采取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来“以西改中”，不会创造出什么民族音乐、舞蹈的新形式，其结果将是“以西代中”、消灭中国传统的艺术。对于这样一种“不中不西”，大加提倡，好像是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李凌同志特别提倡“移花接木”。他认为音乐语言很少受地域的限制，历史上向来进行移植，至于究竟谁移植谁的可以不去管它。他强调了艺术的世界性，否定了艺术的民族性。根据这种主张来进行“移花接木”，自然不是去发展艺术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而是要使它们按照西洋艺术的标准更加整齐划一，也就是成为李凌同志所说的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家知道，“移花接木”，总要砍掉一点什么，接上一点什么。这里的木当然是指的中国的木，花当然是指的西洋的花。所以，它的实际含意是：砍中国传统艺术的木，接西洋艺术的枝，开的“共通”的不伦不类花。这又是一种斫伤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有效手法。事实上，有些人已经正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照着这个办法在做。可以想像得到，这样做的结果，将来无论在中国国内和世界大家庭中，将不是“百花齐放”，而是“一花独艳”。
创造新的民族音乐形式是需要的。但应该在中国民族的和民间的音乐基础上来创造。离开中国的土壤，抹煞中国音乐的传统，机械地把西洋音乐移植过来，制造出来的将是外国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民族音乐。我们不是民族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中国现有的艺术不能有所改动；我们是主张逐步地革新和发展中国的艺术的。在这种革新和发展中国艺术的过程中，必须以外国的优秀艺术作为借鉴和养料。但是当前最急要的事情，是要把中国民族的民间的艺术扶植起来，细心地加以栽培，使它根基巩固，枝叶茂盛，同时也就能够更好地吸收外国艺术的养料，逐步地使自己求得发展和提高。吸收外国的文化艺术，必须采取批判的科学态度，并且应该经过消化，决不能生吞活剥。因此，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不但无补健康，反而会败坏中国的传统艺术。加紧融化，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搞得不好，反而会消化不良，成为病态。
（二）不要轻视和否定民族遗产
轻视、排斥和否定民族传统和民族遗产的同志是有一套看问题的方法的。他们搬用了一条简单的公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社会有什么艺术，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必须跟着改变。从这一条定律出发，他们认为西洋的艺术是进步的、科学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封建的、落后的。因此，就必须以西洋艺术来改造中国的传统艺术，凡是不合乎西洋艺术的规律和格式的都应该加以排除。戏曲应该被淘汰或改为新歌剧；打击乐器是噪音乐器应该从此废止；民间唱法违反生理卫生原则应该代之以西洋唱法；载歌载舞不合于全面发展和专业分工的规章，应该分立门户……。一连串的粗暴作法都接踵而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错的。但是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在他的书简中已经指出：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就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对于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而且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包括文化艺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某种程度的继承性。他说：“历史思想家（历史一词在这里只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等概念的——总之，不只是有关自然界，而且是有关社会的一切领域的集合术语）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握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由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恩格斯并不反对对于某些东西的继承，相反地，他主张加以利用和改革。
外国的艺术，因为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在苏联又经过了社会主义社会，许多经验都经过整理，已经系统化了，科学化了，足以为中国的借鉴。所以，我们提倡学习外国的优秀的艺术，特别是要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学习。
但中国的民族的和民间的艺术并不都是封建的、落后的。在阶级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文艺，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在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特别是“五四”以来，有帝国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文艺，也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后一种文艺往往表现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幻想，表现出对于旧社会丑恶的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表现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是中国艺术的宝贵财富。除此以外，中国的传统艺术，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艺术家的创造性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精湛的技术，有些技术后世艺术家都叹为绝技。这一部分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应该尽可能地接受和改进。中国的艺术，在某些方面是比西洋落后了，但也并不是一概都落后。因此，把民族遗产一笔抹煞是不正确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不会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掌握民族的艺术遗产，接受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新的条件下，加以改进和发展，才能创造出中国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在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的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更加应该尊重历史，注意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和民族遗产。
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几乎没有音乐舞蹈的民族传统，历史上和现在的许多优秀艺术大都是从外间输入，这就进一步否定了民族传统和民族遗产。很显然的，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对于历史的严重歪曲。音乐舞蹈是人民从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中国在很古的时候，就有自己的音乐舞蹈。当然，这种传统的艺术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外来的东西。汉、唐比较大量地吸收了外来的艺术，但当时这样作法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而且也还是以中国传统艺术为基础来吸收的，不能因此而贬低中国传统艺术的地位。
（三）思想感情要同人民群众
打成一片
每个民族的艺术都有它自己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这种民族风格和形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适合于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性格，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为人民所熟悉所欢迎。这在艺术的演出的实践中可以经常得到证明，本民族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在人民群众中所引起的反应和效果，是有所不同的。许多优秀的传统的戏曲节目，群众百看不厌，就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群众了解它、爱好它。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发掘和整理民间艺术，也是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使群众能够得到娱乐，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李凌同志提出了“百货中百客”的理论。程云同志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如果我们的人民今天还不是很普遍地习惯听‘交响乐’，将来一定也会习惯的”。“百货中百客”，这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并不排斥西洋艺术。但人们不禁要问：你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中的是什么客人呢？这里不能说是一点区别也没有的。“交响乐”，今天已经有人爱好，将来也许会为人民所普遍地习惯，应该继续演奏。但将来终究是明天，今天对于六万万同胞又拿什么东西向他们交账呢？可见，李凌同志、程云同志的屁股还没有坐稳，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没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企图以少数人的偏爱来代替多数群众的需要，他们太少考虑到使自己群众化，以便更好地接近群众，却要求群众更多地迁就他们。所有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早就批判过了的。
艺术上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是密切结合的。真正热爱人民，热心地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要热爱自己民族的民间的艺术。轻视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盲目地崇拜西洋，不管话说得如何动听，终必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归根到底，是一个立场问题。任何艺术家，要想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对人民有更大的贡献，应该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四）怎样参加国际大家庭
李凌同志的文章强调音乐语言的共通性、联系性。程云同志更明确地说：音乐创作的外国形式，“是国际大家庭所共有的，在世界音乐史上被各民族的音乐家所共同丰富起来的。更确切地说，谁能掌握它，运用它去倾吐自己民族的心声，并为本民族的人民所理解，所欢迎，它就是谁的。”
提倡掌握和运用外国的音乐形式，这是没有人反对的。可是，李程两文大吹音乐的国际性，而忽视音乐的民族性；强调共性，否定个性；号召掌握外国的音乐形式，而不提倡发扬祖国的音乐传统，这就给人以崇西抑中之感，而且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
按常识说，国际大家庭是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没有各个民族也就没有世界。音乐、舞蹈，在一定情况下，是有国际性的，但它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民族性，也就是民族色采和民族风格。一个民族的音乐、舞蹈，不会同另一个民族的完全相同。贝多芬、萧邦是世界各国公认的音乐大师，但他们两人又的确分别地是德国的和波兰的优秀音乐家。他们是在祖国的土壤上，吸食人民的奶汁长大的。正因为国际音乐大家庭是由各民族的乐音组成，才能像今天这样彩色缤纷，姿态万千。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有民族的传统的音乐舞蹈。中国对于国际大家庭，决不能抱消极的“拿来主义”的态度，以坐享国际大家庭现有的艺术形式为满足。中国在吸收外国艺术的同时，应该大大地发扬祖国的艺术遗产，创造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音乐舞蹈，贡献于国际大家庭。这才是积极参加国际大家庭的正确的态度。历史证明：最富有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的艺术，才是最有国际意义的。许多中国艺术代表团在国外演出的所以受到欢迎，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风格的艺术，在国际艺术大家庭中是站不起来的。
程云同志以冼星海和莫扎特为例，说明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先学会了外国的东西，才写出真正具有民族色彩的作品。这也是武断的说法。我们并不否认某些音乐家在外国音乐中吸取了有益的养料；音乐家学外国东西是有好处的。但不能说，必先学好外国东西，才能写出民族色彩作品。如果那样，中国古代在外国音乐传入以前，就不会有自己的音乐家；中国的现在，民间就不可能产生杰出的音乐人才。这种先西后中，有西才有中的说法，暴露出程云同志的崇拜西洋、蔑视祖国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今天我们在防止民族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着重地反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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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京剧“三座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何德
吴祖光同志在“对京剧‘三座山’的一些想法”一文（见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中，对“三座山”作了这样的评价：“三座山”作为一般的戏，吴祖光同志是肯定它的，他称赞了它的“剧场效果很好”，表演有“很诚挚动人”之处，演出是“合情合理，有声有色”的……；但是，把“三座山”作为京剧看，吴祖光同志基本上却是否定它的，他说：“通过‘三座山’……的演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是替‘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为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歌剧和新舞剧打开了道路？”这是一个很委婉的否定。
吴祖光同志认为“三座山”所以“不像京剧”，主要理由是：“……京剧有它一套传统的表演方法。它可以用八个‘龙套’来代表千军万马，它可以用三、五个人代表大批群众，它可以用特殊的服装化装及特殊的锣鼓音响来突出主要的角色。现在由于‘三座山’采用了现实的布景，为了和布景的风格协调，以上的一些京剧惯用的表演方法便完全使用不上。很多场面，特别显著的是开头和结尾的两场群众歌舞的场面，那完全是话剧或新歌舞剧的场面，和一般观众所熟悉的京剧毫无共通之处。”
吴祖光同志的这一意见有它正确的一面，它指出“三座山”还没有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京剧传统的表现方法和表现技巧。这个缺点在“三座山”中是存在的。但，同时我又认为吴祖光同志的这一意见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是由于对京剧的表现方法了解得太狭隘而产生的。我们能不能因为“三座山”不用八个“龙套”表现千军万马、不用三、五个人表现大批群众……就否认它是京剧呢？不能。京剧的表现方法何止于此，它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尽管“三座山”有风格不够统一的毛病，但，这里的极大部分锣鼓音响和唱腔是京剧的；重要场面的表演（如吴祖光同志所称道的王府就缚一场的表演）也是京剧的；念白方面杂用京白和韵白，虽然用得不够谐调，特别是韵白的运用，留有讨论的余地，但也不能说它不是京剧的；谈到开打，吴祖光同志也认为它“充分发挥了丰富了京剧武打技术的优点”。从唱、做、念、打各方面来看，“三座山”都尽可能地运用了京剧惯用的表现方法，它和某些“话剧加唱”式的非常忽视戏曲特点的粗暴的改革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它是京剧。吴祖光同志说它“不像京剧”，我以为是把它的某些风格不协调的缺点夸大起来而得出的不恰当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很难要求“三座山”完全按照老路子来演，也很难要求“三座山”把京剧的各种表现方法都包罗无遗（即使在老戏中也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这是办不到的事。“三座山”舍弃了京剧的某些固有的表现方法（如：以“龙套”代表千军万马，等），而又吸取了一些新的表现方法（如：写实的布景、蒙古的群众歌舞场面等），这是符合题材的要求的，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就以“立体布景”来说，它虽然有不够简炼的缺点，但它给戏创造了很好的气氛，特别是王府几场戏，布景所造成的气氛，加强了戏的说服力。我们不能设想“三座山”不用布景而在“守旧”前演出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作为一个新尝试的“三座山”，在增和删（所谓“删”是指：某些表现方法在这个戏中没有用到，在另一个戏中还是可以用得到的；“删”不等于废除）之中，有不妥善的地方，这也是难免的。但，不能因为有缺点而否认这种增删的必要性，更不能因为有了某些增删而把它开除出京剧的范围。
把京剧的表现方法看得过于凝固，只能吓退和堵塞京剧的各种创造性的尝试，不让它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以适应更新鲜更广阔的题材的需要。
实际上，京剧的发展、京剧本身的丰富性就否定了这种把它的表现方法看得过于狭隘、过于凝固的观点。在京剧中，既有“二进宫”（重唱）这样的戏，也有“三岔口”（重打）、“四进士”（重做）这样的戏。它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风格。从音乐风格上来讲，像“小放牛”来源于民歌，“断桥”、“奇双会”来源于昆腔，它们都和西皮二黄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但也没有人反对它在京剧舞台上演出。至于“三座山”这样的演出处理，作为京剧中的一个新剧目，作为一种新颖的风格（它吸取了新歌剧的一些表现方法），我认为不应该加以排斥，它完全有理由存在。
吴祖光同志一方面不满意“三座山”改得太多，“不像京剧”，另一方面又认为“三座山”受了“‘京剧’这个传统的概念束缚”，改革得还“不够大胆”。吴祖光同志给“三座山”这一类戏指出了一个努力方向：就是“不受‘京剧’这个名词的拘束”，进行“更大胆的创造”。这样一来，就“不会再被观众说是‘不像京剧’，或别的什么剧；因为我们演出的根本不是
‘京剧’，我们的道路比京剧更宽。
‘像不像京剧’的问题将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这种想法，是一种非常“彻底”的想法，然而也是一种很奇特的想法：要末一点也不要改，改一改就“不像京剧”；要末彻底地改，把剧种固有的风格特点一脚踢开。——我们从吴祖光同志的“想法”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有害的。如果大家都照着吴祖光同志的意见去做，那么将来既没有京剧，也没有川剧、湘剧、越剧、评剧……了，而只有一种所谓“民族的新歌舞剧”。这和“百花齐放”的戏曲改革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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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
审订二十种文史教学大纲
新华社20日讯 八月六日到十八日，育教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的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审订了文、史系科二十种科目的教学大纲。
教师们在讨论中国文学教学大纲时，特别就高等师范学校的大纲应有的特点进行了讨论。教师们从培养的目标考虑，在大纲中特别加重了各个时代文学作品的介绍和分析。
在讨论会上，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引起了争辩。例如有人认为唐代文学应该以传统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期法断限，但多数人主张应以隋唐五代文学分为前后两期以便论述作家与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人主张分为三期，也有人主张分为五期。
关于现代汉语中语法定义的讨论，绝大多数教授同意语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规则的综合。但是有的教授对这个定义表示怀疑，认为在汉语中不能用词形变化来代替词法，而词法可以包括词形变化。他认为语法是词法和用词造句的规则。这个论点没有被大部分代表接受。座谈会把他的意见列入大纲的附件。
中国古代及中世史的教学大纲首先就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教师们对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有很多不同见解。一种主张把封建社会分为形成、发展、繁荣、解体四个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史学界对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还没有比较趋向一致的意见，主张在教学大纲内暂不分期，只就社会经济政治情况较为接近的几个王朝连系在一起，分作五个段落讲授。第三种意见不同意唐中期作为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分界，而主张封建社会为形成、发展、没落三个阶段。多数人考虑到第二种意见和当前中学课本编写精神一致，最后采用这种意见列入教学大纲中。大家认为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期：那就是从1840年到1864年，1864年到1901年，1901年到1919年。
讨论会对现行教学计划提出不少意见供教育部参考。很多人建议把两次教育实习集中为一次，同时加强平时的见习实习工作。他们反映：现在文、史系学生读书的时间不够，读的书太少，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自修时间。对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的比重，他们认为应适当加重专业课，适当减少政治课的门数和上课时数。很多人提出取消学校卫生课。也有人提出教育史可暂缓开设。对师范院校学制有人提出可以考虑延长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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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在小城市和农村建立支会
据新华社济南20日电 山东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威海、烟台、淄博等城市和惠民、莱阳等县已建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支会八处。德州、菏泽、莒南、历城、临沂等十个县市，到八月底即可建成十处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支会。建立在城市的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支会，发展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帮助各厂矿企业的工人学习科学知识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已建成和正在建立的县的科普协会支会，将同当地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区开设的医院、妇幼保健站等单位合作，采取通俗的演讲会、报告会、并配合幻灯图片等形式，系统地向农民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妇幼卫生常识等项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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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光学机械仪器人材毕业
新华社杭州20日电 中国第一批光学机械仪器专业毕业生二十人在浙江大学毕业。除了二人应国外留学考试和二人留校工作外，其他十六名在八月十四、十五两日参加了浙江大学今年第一次举行的国家考试。
在参加国家考试之前，他们曾到国营上海仪器厂进行毕业实习。他们的毕业设计是根据这个厂的新产品设计、试制和车间改建上的需要而作的。由学生们合作完成的零六零型水准仪和光学精密倾斜计的设计内容，达到了产品三段设计书的水平。下半年这个厂将根据这些设计来准备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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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著的“革命哲学”一书译成中文
新华社讯 埃及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所著“革命哲学”一书已经译成中文，并将在八月二十五日由“世界知识社”在北京出版。这译本最初是根据埃及出版的英文译本译成的，后来又按照阿拉伯原文第九版的本子作过仔细的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