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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纳赛尔表示不同意杜勒斯的建议
埃及拒绝任何国际管制运河计划
萨布里同意谢皮洛夫发言的一般方针
新华社19日讯 据开罗电台报道，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在八月十八日宣布，他的政府坚决拒绝任何国际管制苏彝士运河的解决办法。
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在同埃及中东通讯社社长谈话的时候说，埃及“决不能同意建立杜勒斯先生所建议的那样一个国际机构”。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侵犯我们的主权和侮辱我们的尊严”。
杜勒斯曾经在伦敦会议八月十六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四点计划，要求设立一个管理苏彝士运河的国际委员会。
纳赛尔说：“我们可以讨论”由使用运河的国家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向埃及的运河管理当局提供咨询意见的可能性。
他说：“我对我已经作的事情并不后悔。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是埃及的权利。在今天，整个问题比运河问题更为重大，它关系到所有的弱小国家行使它们的主权的权利问题”。
纳赛尔说，如果伦敦会议指望联合国批准它的决定，那么埃及的回答将是这样：“联合国宪章不允许干涉它的会员国的内政。埃及决心付出很高的代价来维护它的主权。”
纳赛尔说：“我们正在沉着地、耐心地等待着伦敦会议的结果”。
他赞扬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他说，他在他所进行的斗争中是指靠阿拉伯国家的。
据新华社19日讯 伦敦消息：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萨布里八月十八日说，埃及不能接受杜勒斯在伦敦会议提出的西方计划。他对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发言的一般方针表示同意。
萨布里在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反对杜勒斯关于设立的管理苏彝士运河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他说，“那将是一国家以内的一个国家”。
他说：“通过运河的船只就能够很容易地说明是否存在着自由航行了。如果有对自由航行的任何破坏，那都是能够很容易地提出报告出来的。”
萨布里表示同意谢皮洛夫在伦敦会议上的发言。他指出，这篇发言支持埃及的主权，并且要求举行一个有更多国家参加的讨论苏彝士运河问题的会议。
萨布里在回答关于怎样保证运河的自由航行的时候说：“埃及政府八月十二日的声明中所采取的主张可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使1888年关于自由航行的公约现代化，并且使它得到联合国的批准。”
萨布里断然否认埃及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件事情有任何破坏国际义务的地方。
在谈到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时候，萨布里说，我们认为1888年公约是很好的。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它已经过时了，我们倒很希望同这些人举行会谈。
萨布里评论伦敦会议说，第一，会议是在侵略的气氛中召开的，这根本不利于谈判。第二，会议是在没有同埃及商量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三，会议的召开是违反1888年公约的。因为根据这个公约，需要有三个签字国的同意才能召集一次会议（现在召集伦敦会议的英、法、美三国中，美国并不是公约签字国）。
萨布里重申：埃及将反对这样强迫实行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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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日梦 张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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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代表团发言人总结三天来的伦敦会议
会议多数认识到应尊重埃及主权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新华社伦敦19日电 苏联代表团发言人伊利切夫十八日下午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结了这三天伦敦会议讨论苏彝士运河问题的情况。
他说：（一）除了少数人以外，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忽视这个事实：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是埃及的内政问题。
（二）在舆论的影响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放弃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纠纷的想法，而同意唯一可能的办法是进行谈判。
（三）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已经提出了现实的建议，这种建议考虑到埃及的民族利益，也考虑到维护和平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四）在现代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能依靠武力作出违反某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的任何决定。
伊利切夫对于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拒绝苏联主张召开一个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会议的建议表示遗憾。
伊利切夫驳斥了所谓埃及没有能力管理苏彝士运河的说法。他说，这种论调是以殖民主义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为根据的，因此是没有道理的。
劳埃德曾经借口时间紧迫而拒绝苏联主张召开一个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会议的建议。新闻记者请伊利切夫对劳埃德这种反应表示意见。伊利切夫说，对苏彝士运河问题必须作冷静的、没有偏见的、明智的考虑。不论问题如何迫切，如果没有这样的考虑，就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伊利切夫还提到谢皮洛夫十七日所说的关于杜勒斯丝毫没有提到三国宣言这句话，他说：“我们的印象是，杜勒斯的态度是：他正在设法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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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甸民族团结阵线发表声明
要求政府实行坚定的中立政策
指出缅中边境问题是帝国主义走狗制造的
新华社仰光19日电 缅甸民族团结阵线在八月十七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所谓缅中边境问题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制造的。
声明说，缅甸人民希望政府实行坚定的和平中立政策，而不是动摇不定的政策。
缅甸民族团结阵线领袖吴昂丹、德钦漆貌和吴丹彬在这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指出，不能认为目前缅中边境上的局势是侵略行动。因为那个地区仍然争执未决。缅甸可以说那个地区是它的，中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德钦漆貌是代表院中反对党的领袖，他说：“这件事（边境事件）是很清楚的。从历史上说，这个问题是未解决的，我们跟联邦政府一样认为可以求得和平解决。我们也认为，和平地划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分界线可以增进两国间的善意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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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裁军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波兰决定再裁减五万名军队
新华社华沙19日电 此间宣布，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再一次把武装部队裁减五万人，以便对裁军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和使波兰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和平发展。
这是继去年九月三日决定裁减四万七千人之后的又一次裁军。这次裁军和上次一样，从武装部队中裁减出来的人员将得到国家的照顾，将在工业和农业中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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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声明
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裁军呼吁书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索非亚讯：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在八月十八日，举行第七次特别会议，讨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致各国议会的裁军呼吁书。
会议一致通过一项声明说，保加利亚国民议会欢迎并一致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裁军问题致各国议会的呼吁书。保加利亚政府今后将仍旧继续不懈地争取早日解决裁军问题，争取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巩固和平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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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访问世界名城万隆
据新华社万隆19日电 万隆居民八月十八日冒雨欢迎来自中国的贵宾。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浏览了这个世界著名城市在薄暮时分霏霏细雨下的美景。陪同她的有西爪哇省长萨努西·哈贾韦纳塔和夫人。
当宋庆龄的汽车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大厦前面的时候，大批的人突然围聚在汽车周围向她欢呼。哈贾韦纳塔省长引导贵宾参观了大厅的讲台。十六个月前，亚非国家的政治家们就是在这个讲台上宣布了著名的万隆精神十项原则。
后来，她在这里的华侨协会办事处会见了大约三百名华侨代表。
晚上，哈贾韦纳塔在省长官邸设宴招待宋庆龄。他在宴会上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的了解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他相信，中国贵宾的访问将有助于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
宋庆龄致答词说：“中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都是你们的亲密朋友，说得更确切些，都充满着万隆精神。埃及人民最近为了收回苏彝士运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万隆精神的又一次强有力的表现。”宋庆龄说：“历史上还很少有一个城市（不管它多么富足多么漂亮）曾像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的人心。”“凡是到过万隆的人，都怀念着它，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他常常提到他在这里渡过的非常愉快的日子。他要求我向你们转达他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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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艺术团到喀布尔
新华社喀布尔19日电 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在八月十八日乘飞机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代表团在机场上受到阿富汗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
这个文化艺术代表团一行六十九人，由马寒冰率领，其中有来自中国各地的著名歌唱家、舞蹈家和歌剧演员等。他们订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在喀布尔演出，同阿富汗人民一起庆祝阿富汗独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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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艺术家离京回国
新华社19日电 南斯拉夫艺术家在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对外文化联络局代理局长陈忠经和中国文艺界人士。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米里切维奇也到机场欢送。
南斯拉夫艺术家们是在七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分批到达北京的。他们曾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昆明、重庆等城市进行了访问演出，有四万六千多观众欣赏了优美的南斯拉夫歌舞。在那些难忘的演出之夜，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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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农业生物学家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19日讯 意大利农业生物学家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团长卡洛·尤契率领下，在今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我国参观访问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的。代表团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等多人曾往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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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原子能打通喜马拉雅山建筑铁路
把中国苏联和印度联结起来
苏联科学家指出这个理想可能实现
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 苏联爆炸物理学权威、技术科学博士波克罗夫斯基在第十五期的“新闻”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建筑一条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铁路，把中国、苏联和印度联结起来，并不是不可能的。
波克罗夫斯基说，这条铁路线可以大体上从苏联塔吉克共和国的伊塞克—库尔湖开始，沿着子午线，经过中国的新疆，到印度的斯利那加，再越过喜马拉雅山和其他的山脉，继续向南延伸到达印度的德里。
在建筑这条在世界上最高的山间隘口，最深的山谷、最峻峭的斜坡上的铁路的时候，将要广泛地利用原子爆炸物来进行。由于原子爆炸物的巨大爆炸力量，就可以在难以到达的山区在许多坚固的岩石中，打通直径特别大的和很深的隧道和地道，填平山谷。
这条联结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三个国家的铁路，必须要能够运输大量的货物。因此，行驶在这条横越喜马拉雅山的铁道上的快速列车将是由原子机车来拖曳。而目前已经有建造轨间距离是四点五公尺的铁路的计划。这种铁路可以承载五千吨重的机车和一千吨重的货车。在这样的机车里可以装置一个能量达十万匹马力的原子反应堆。这种原子能机车不需要大量的燃料，可以高速地、长时间不停地在十分陡峭的斜坡上行驶。
彼克罗夫斯基说，这一切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概要，还需要中、苏、印三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复杂的研究和试验，然后才能开始实际的建筑工作。但是，他认为建筑这样一条铁路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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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电唁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布莱希特逝世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十八日打电报给德国和平理事会主席腓特烈，吊唁德国作家、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逝世。
唁电中说：布莱希特先生在文化艺术岗位上毕生为反对战争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他的逝世不仅是德国和世界文化艺术上的损失，也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上的一个损失。但我们深信，布莱希特先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将继续鼓舞着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不懈地奋斗。
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著名剧作家和诗人、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因患心脏病八月十四日晚间在柏林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布莱希特不仅是卓越的剧作家和诗人而且是抗击军国主义和战争势力的坚定战士。在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他曾经先后侨居在丹麦、苏联、瑞典、芬兰和美国。在1947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后，他积极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站在德国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最前列。他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著名的代表作有“极刑”、“第三帝国的恐怖和绝望”、“高加索粉圈”，“勇敢的母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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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伦敦会议十八日会议上
锡巴等国代表强调应尊重埃及
劳埃德重复“国际管制”主张并拒绝苏联建议
新华社伦敦19日电 讨论苏彝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在八月十八日下午继续进行一般性讨论，在会上发言的有澳大利亚、锡兰、荷兰、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和英国的代表。
最后发言的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重复了目的在于证明只有“国际制度”才能保障苏彝士运河航行自由的论点。他认为，解决办法的必要因素包括：一、旧苏彝士运河公司的股东应当得到合理待遇；二、不论作出什么新的安排，这些安排必须得到具有运河的有效管理所需要的技术的那些人的支持和信任；三、运河必须不牵涉政治。
劳埃德说，英国政府接受和支持杜勒斯所提出的原则。他反对苏联提出的就苏彝士运河问题召开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而这个建议是同埃及政府在八月十二日表示的愿望一致的。他说：“那需要很多时间。而这种危机的迫切性事实上是不允许那样作的。”
劳埃德建议，目前第一个步骤是由会议宣布赞成他希望会议同意的某些原则。第二个步骤是考虑如何把这些原则交给埃及政府。
自从苏彝士问题发生以来，英国外交大臣第一次没有使用激烈的词句攻击埃及总统，然而劳埃德仍然说，纳赛尔中校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行动是非法的。他说，“在这个桌子周围的人已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并不认为对法律性的问题进行争论是很有益处的。我认为埃及政府是犯了非法行为的罪。破坏条约也是这样的，因为是由政府来进行这种破坏的。”
劳埃德还说，英国希望求得和平解决。
这次会议上的若干发言表明了一些代表正在努力进行调解。
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强调指出，会议的任务并不是寻求一种冠冕堂皇的解决办法，而是寻求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它首先承认埃及的合法领土权利，其次保持运河作为一条有保证的国际水道，按照国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纯粹一国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来管理运河。
孟席斯要求从上面这些原则来研究杜勒斯向会议提出的建议。
锡兰驻伦敦高级专员科里亚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乔德里都强调指出埃及把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合法性，并且认为必须把这一点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
科里亚在谈到保证运河通航自由的时候指出，这只有在充分承认埃及主权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决。他举出了若干供选择的建议，例如建立某种由埃及任命、由其他有关国家派代表参加、在联合国外或者在联合国内起顾问或咨询作用的机构。
他还强调说，无论要实行什么建议，都必须得到埃及政府同意。
乔德里认为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国际信任。他主张成立一个有效的机构来同埃及政府合作，以便在尊重埃及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保障运河的作用，而没有任何歧视。乔德里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同埃及谈判。
荷兰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荷兰代表支持杜勒斯的计划，埃塞俄比亚代表认为联合国应该过问运河管理事宜。
会议休会到星期一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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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
苏联经济学博士 莫·鲁宾斯坦教授
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伟大的事件。占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十三个国家的人民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顺利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他们明显地向全世界显示出在资本主义时期，甚至是在它蓬勃发展时期都未曾有过的经济发展的速度，特别是工业化的速度。
在战后年代中，由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国际规模上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更加全面了。这种合作是建筑在经济计划的互相协商和协调、贸易联系和其他经济联系的尽力扩大以及无私的兄弟般合作互助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现在，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以外，已经有了用持久的友谊、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一致愿望和意志联结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关于孤立苏联的可能性的问题是永远地结束了。同建立在统治和服从、残酷的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平等关系相反，真正平等、友好和兄弟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已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展和加强起来。在国际关系中一贯地遵循着列宁的原则已经得到并且还要得到它的极好的结果。
在最近几年中，一些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宣布既不归附任何阵营也不参加任何集团的新的主权国家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未来会证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如何，这将决定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我们的职责是向这些国家伸出真挚的友好的手，无私地援助它们的经济建设和支持它们已经取得的真正的经济独立。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我们全部外交政策的基础。弗·伊·列宁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同时存在的前景出发，坚决地摒弃了同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任何“鼓动”其他国家的革命和任何的输出革命的思想。他指出在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双方的利益而发展经济联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列宁的出发点是确立两个实际上存在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平等的原则和在这两个体系——所有制之间的和平竞赛的原则的必要性。
和平共处不是一种暂时的政治口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在现在的技术革命时代，即在原子时代，和平共处问题已成为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关键问题。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是在1917年10月伴随着“和平”的口号诞生的。和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经常和不变的目标。
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说，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我们把花费在制造毁灭性武器的那些资金的大部分用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吧！让我们把军备竞赛改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和平经济竞赛吧！
某些资本主义政治家说，和平共处和和平经济竞赛同“冷战”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些人说，共产党人并不放弃自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直到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得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时候。
“冷战”辩护者的这些议论表示对资本主义力量，即对他们自己本身力量缺乏信心。我们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同“冷战”相对立的。我们不仅希望共同生活，不遭受攻击，而且也希望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我们希望人们不再认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和平政策从来也没有决定于，而现在更不是决定于我们的软弱或是希望赢得时间。社会主义体系有一切必要的东西以光荣地保卫自己的生存。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的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建立在最先进和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据上的。这一科学的结论谈到在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陈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这些结论说到，在某一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产生不是由于某种外来的干涉和革命的输出，而是由于每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发展。
在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表明了比资本主义极大的优越性。我们在和平竞赛的任何条件下社会主义体系都将占资本主义体系的上风的深刻、有科学根据、为历史经验所确证的信念，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在战后时期，两个体系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
按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来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大地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在1929—1955年期间，也就是在二十六年期间，苏联的工业产量增加了十九倍以上，在同一个时期，美国增加了一倍多一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只增加了四分之三以上。在战后年间（1946—1954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差不多增加了三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增加了四分之三，美国增加了三分之一。
1929—1954年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苏联是12.2％，美国是3％，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2.3％。因此，在最近二十五年期间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三倍多，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四倍多。
人民民主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大大地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1954年工业生产的总指数为1937年水平的三倍多，而法国、比利时、丹麦、卢森堡、奥地利和希腊六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同一个时期的总指数提高的却不到零点四倍。
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结果，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大大地增加了。最近几年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在这方面开辟了新的宏伟的前景。
苏维埃国家一贯坚决捍卫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竭力在遵守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在互利基础上的对外贸易的扩大，特别是从苏联输出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其中包括大工业企业的全套设备）年年在增加，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使不发达的国家有可能由帝国主义国家在供应设备和技术援助方面所形成的对垄断资本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不发达的国家能够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而不受帝国主义者为了阻止走上民族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工业化所制造的障碍。
印度、缅甸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报纸强调指出了这一事实：苏联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威力的增加将使苏联能加强同落后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合作。
同时，印度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强调指出，研究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对于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具体经济条件也区别很大，但是研究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家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所走的道路，印度人是能够得到很多收获的。因此，不发达国家的各国人民在了解苏联五年计划的经验时，以特别的兴趣研究苏联在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培养熟练干部、提高从前落后民族的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
苏联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重工业对保证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决定性意义，因而对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特别是发展本国工业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是非常同情的。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弗·伊·列宁就写到关于胜利以后的任务：
“我们要竭尽全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洽起来。我们认为这样做是自己的职责，并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要不这样，社会主义在欧洲将不能巩固。我们竭力对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各国人民给以像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漂亮地称做的‘无私的文化援助’，也就是帮助他们过渡到使用机器，减轻劳动，过渡到民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五十五页）
从那个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落后的沙皇俄国的地位已经被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的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代替了。
现在，对于不久以前从殖民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东方国家，苏联能够而且已开始实际上不仅给以无私的文化援助，而且用供售设备、设计和建设新企业的方法，用提供科学技术经验（其中包括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经验）、经济计划、训练熟练干部等等的经验的方法来积极帮助这些国家工业化。
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关于帮助印度建设一个巨大的冶金工厂的协定，苏联并且表示准备贡献自己在建设其他工业企业、电站、水力建筑、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其他科学技术成就的经验。
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联合声明中，曾强调指出两国发展经济合作和扩大贸易关系的愿望。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达成的下列协议：从1956年开始的三年内，苏联向印度供售一百万吨钢材；售卖开采石油的设备、采矿工业设备和其他设备，以及其他商品。在苏联方面将大大增加购买印度的原料和工业品的数量。
苏联也大力帮助缅甸、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对在经济上不发达的东方国家的发展方面将具有怎样的意义，从1956年6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地帮助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方面的这些最初步骤的历史意义，是难以估计的。
苏联认为，在这方面的竞赛无疑地比军备竞赛要好得多。这种竞赛明显地证明为越来越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发展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极大优越性。 （本报特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