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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
阴法鲁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由于劳动创造了音乐艺术。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有大量的音乐史料保存下来。古书上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人们在狩猎之后,敲打着石片,模仿各种野兽的动作,举行集体舞蹈。用的乐器非常简单。这里所追叙的是最早的集体的音乐活动。
现在出土的商代的乐器有磬、鼓、铎、埙等,大概都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遗物。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是在安阳发现的大石磬,质地细腻,上面刻着精美的虎形。小石磬也发现过一些,似乎当时已有“编磬”——把许多磬排列在一起,但不一定有音高上的区别。出土的铜铎比较多,往往是三个在一起,花纹和铭文都相同,而大小不同,这说明三个是一套,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音高。商代的甲骨文中有“龠”字,就字形看,很像原始的“排箫”。甲骨文中有“乐”字。就文义看,虽然它不能作“音乐”解释;但就字形看,它像木架上张着丝弦,所以有人认为它原来就是一种乐器。弦乐器是由射鸟兽的弓逐渐改进发展而成的。这里,使用丝来做弦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如果一直用皮革来做弦,那是不能变成各种形式的精致轻便而发音准确的弦乐器的。中国是最早发现并使用丝的国家,因此,最早使用丝弦做乐器的也应当是中国人。可以推断,在商代,特别是商代后期二百年间,音乐已经相当发达了,也有了一定的乐律知识。
在商代大概已经出现了世袭的“乐人”——职业音乐师,其中有一部分是奴隶身份。这种乐人吸收和总结广大劳动人民在音乐活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对于音乐艺术水平的提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过程中得到一些规律,因而导致音乐理论的形成;有了音乐理论,又转而改进了乐器的制作方法,推动了器乐和声乐的发展。
音乐反映了“国之大事”——祭祀和战争。“诗经”里的“商颂”、“周颂”、“鲁颂”等大部分是祭祀的乐舞。相传商汤的乐舞叫“大护”,“言汤承衰,能护民之急也。”周公的乐舞叫“大武”,“言其德能成武功”。这都是关于战争的乐舞。音乐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就是我们的内容丰富的、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的民间音乐。
在历史上进行过许多次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的工作。虽然每一次所搜集的都只是民间音乐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民间音乐;但每一次的搜集、整理工作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从此也可以看到民间音乐的伟大贡献。
第一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开始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1—8世纪),到春秋时期(前8—5世纪)告一段落。把搜集的材料加以选择、整理、编排,就成了流传到今天的“诗经”。诗经中的诗多半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一部分是贵族的乐歌(雅、颂),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国风)。砍伐檀树的劳动者在诅咒不劳而获的贵族,逃亡的人们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从这里我们听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的号角。
到战国(前5—3世纪)后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搜集民歌进行加工,并以民歌为基础创造新的诗篇,都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绪。他和他的后辈宋玉、景差等人的作品,统称为“楚辞”。楚辞是楚国人的诗辞,也是楚国的地方音乐。
古书上说,西周时期已经有“十二律”、“五声”的知识,这种记载是可靠的,我们从诗经中也能得到证明:(1)诗经里说到的乐器有二十五种之多。(2)诗经里写着“钟鼓乐之”、“箫管备举”,可见当时已有比较复杂的乐队的组织。(3)诗经里的歌曲,在春秋时期都还可以演奏。孔子(前551—479)听了演奏“关睢”之后,兴奋地说:“洋洋乎,盈耳哉!”看这种情况,如果当时没有比较成熟的乐律学的知识,那是不可理解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如师涓、师旷、师襄等。师旷尤为著名。二百年之后,孟子还说:“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把他看成乐师的代表人物。
在乐律学上,用竹管或丝弦,先定出一个基音,然后依次按三分之二(三分损一)和一又三分之一(三分益一)的长度比例,定出其他高低不同的十二个音阶(十二律),这种方法叫“三分损益法”。关于三分损益法的记载,最早见于“管子”,这部书保存了战国时代的一些史料。但根据上述西周时期音乐发达的情况,可以判断这种方法的发明和应用,必远在此时以前,比奠定西洋乐理基础的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纪元前571—497年)的同样发明,要早得多。
音乐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任何时代,人们都喜欢民间音乐,连统治阶级也是如此。在战国时代,魏文侯就问子夏:我听古乐,只想睡觉;听“郑卫之音”(指民歌),就忘了疲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本着儒家的教育哲学发挥了一大篇道理,赞美古乐,抨击新乐。实际上是古乐已经僵化了,没有感动听众的力量,而民歌则富有蓬蓬勃勃的朝气。从战国时代的“古乐”算起,历代的所谓“雅乐”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徒具形式,缺乏生动活泼的内容。
儒家重视音乐,充分地认识到音乐的表现和感染的力量,因此通过音乐了解民情风俗,并进行教育工作。他们的音乐理论中最显明的一点:用音乐来巩固家族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从父子扩大到君臣。孔子劝青年学习诗经,他说学习诗经之后,就近处说,可以事奉父亲;就远处说,可以事奉国君。荀子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则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闺门之内,则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则长少同听之,莫不和顺。”到了汉代,儒家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说诗经的作用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对诗经中的民歌作了歪曲的解释。儒家的音乐理论反映了安排并巩固新的社会秩序的企图。
第二次大规模地搜集民间音乐是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时。那时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发展,朝廷又注意到音乐。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叫“乐府”,因而这次搜集的音乐便称为“乐府”,也称为“清商乐”。清商乐盛行于汉、魏、晋和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曾经把西域的乐曲传到长安,对当时的音乐界也发生过影响。
南北朝时代(4—6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国音乐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中原民族的长期的宁静的生活状态规定了他们的乐舞旋律——舒缓、悠闲,象征着浓厚的田园意味。清商乐的这种平淡风格,不能满足南北朝以来迅速发展的城市的要求了。因此,不但国内各地区的民间乐舞又有被发掘整理的机会,而且西域(包括新疆、中亚细亚、印度)乐舞也伴随着佛教在中原传播起来。西域的轻便而发音响亮的乐器也传进中原,逐渐地和中原乐器配合起来。
第三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开始于隋代
(6世纪末);唐玄宗时(8世纪前期),搜集音乐的运动达到了最高峰。隋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没有力量进行这项工作。唐代初期一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济情况好转。唐代人民不但继承并发扬南北朝的文化传统,而且不断地吸取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社会内容。这给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初,沿用隋代的“九部乐”,到公元640年增为“十部乐”:(1)燕乐伎,(2)清商伎,(3)西凉伎,(甘肃武威),(4)天竺伎(印度),(5)高丽伎(朝鲜),(6)龟兹伎(新疆库车),(7)安国伎(中亚的布哈拉),(8)疏勒伎(新疆疏勒),(9)康国伎(中亚的撒马尔罕),(10)高昌伎(新疆吐鲁番)。这十部伎,朝廷举行宴会时,常归并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在堂下站着演奏。
公元714年,玄宗设置“教坊”五所:内教坊在宫廷里;外教坊,长安两所,洛阳两所。宫廷里还有“梨园”和“宜春院”。这都是搜集音乐并安置、训练各种乐工的地方,也是传播音乐的地方。各州郡和贵族豪门也都有伎乐。“声音人”的总数到达几万人。
中原音乐和外来音乐长期地接触汇合,由于广大的——职业的和非职业的——乐工和舞工的努力,在肥沃的中原文化的园地里开出了美丽的花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唐乐”。唐乐以中原音乐为根本,但吸收了各地区的优秀的新鲜的音乐成分,有国际意义的内容而同时又是中国新的民族形式的高度艺术创造。唐乐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也传到各邻邦如印度、日本、朝鲜,为外国人民所喜爱。
唐代乐曲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长的叫“大曲”,一般比较短的叫“杂曲子”。最初乐人选择五言或七言诗配在乐曲里唱,诗人为乐曲作的歌词也都是五七言诗;后来逐渐地试验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长短句的歌词,这就是唐宋词的开端。凡是填过词的乐曲,就称为“词调”。唐宋大曲都是舞曲,每曲分为十二大段,结构很复杂。用大曲演唱故事,这样就逐渐演变成宋代和元代的“杂剧”。杂剧又导引了中国戏剧的产生。
唐宋两代的乐曲,据约略统计,其名目可考的有三千多个。不见于记载的,不知道有多少。敦煌发现的史料中有唐代的乐谱和舞谱,日本也有唐代的乐谱,可惜目前还不能正确地辨认这些谱字和符号。
第四次大规模地搜集民间音乐是在南宋时期(12—13世纪)。这次搜集的是杂剧,其中也包含了民间音乐。宋代的音乐都是承继唐代的而又加以发展,但教坊的规模则远不及唐代。宋代的商业和城市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里人口增多。由于适应人们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民间艺人团体大大地增多了。乐舞仍然盛行,填词唱词成了时代的风尚。在北宋的汴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都有民间艺人从事艺术活动的固定的地区。北宋已经出现了杂剧,到南宋逐渐盛行起来。今天还保存了“官本杂剧段数”280本的名目。既称“官本”,想必是经过官方的整理。
南宋词人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中保留下来一部分乐谱,经杨荫浏先生等研究整理,不但南宋的一部分乐曲可以演奏出来,南宋的一部分歌词也可以唱出来。
第五次大规模地搜集民间音乐是在元代(13世纪末叶—14世纪中叶)。这次搜集的是金元时代的“院本”——流行于北方的杂剧,其中也包含了民间音乐。今天还保存了一份“院本名目”,计690种。元代国家的音乐管理机构“大乐署”,力量很弱,而民间艺人则日益增多。这些院本的搜集工作可能是民间艺人团体进行的。元代的版图横跨亚洲和欧洲,外国人迁入中国的很多,因此,中国音乐中又增加了新的外来的成分。当时除了创 作戏剧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新的民歌。历史上把元代流行的民歌称为“散曲”。
从南宋以后的音乐史上,我们可以看到:(1)朝廷管理乐舞的能力日见削弱,而民间艺人的音乐和戏剧活动日见加强。他们的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有深厚的力量。(2)戏剧盛行起来,许多乐曲和舞蹈被吸收在戏剧里。音乐和戏剧分不开。因此,在城市里,一个乐曲单独演奏或一种舞蹈单独表演的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更为显著。
明代许多地方戏都发展起来。明世宗嘉靖(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城市手工工场的形成,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西洋初期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样就更推动了戏剧的发展。不但剧种多,而且戏剧——特别是南戏——的规模达到完备的阶段。戏剧的内容也反映了反抗传统的封建意识而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如徐渭的“女状元”赞美妇女的才能,汤显祖的“牡丹亭”歌颂真挚的爱情,和明末清初的小说都有相同的主题思想。
明末清初最流行的戏有“弋阳腔”“昆山腔”(昆曲)等。昆山腔可以说集南戏的大成。十八世纪中叶,昆山腔渐衰,而“皮黄戏”(西皮”、“二黄”)代之而兴,这就是京剧的前身。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丰富的音乐遗产正等待我们搜集清理。据查夷平先生说,几年来,仅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收集的民间乐曲和歌谣就有三万首;经初步研究,知道里面有不少的明清以前的乐曲。这项工作需要继续开展。希望音乐工作者选择历史遗产中的适用部分,加以整理、发扬,创造具有民族风格的新作品,来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给幸福的祖国人民带来更大的鼓舞和喜悦。


第7版()
专栏:

改进护士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卫生部邀请医学专家座谈提高护士工作
新华社17日讯 卫生部十六日邀请在北京的许多医院院长、医学院校教授和医学专家座谈护士工作。
座谈会由卫生部长李德全主持。到会的专家都指出,护理工作是医疗工作中一个有机的专业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护理工作质量低,护理工作和护士没有得到卫生部门、医疗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应有的重视,许多护士缺乏专业思想。专家们在会上,着重就改进护士的教育和培养工作、改善护士的政治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加强护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对卫生部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专家们认为,改进护士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提高护士的水平,是提高护理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他们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护士的科学知识和护理技术水平。很多人建议,今后护士学校应当附设在有条件的医院内,以加强业务教育和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应该考虑用设立进修学院等方式来提高在职中级护理人员的水平;对广大的助理护士应该通过多样的方式有计划地辅助进修,加以提高。
会上很多人反映,护士们缺乏专业思想,不安心工作,把护士作为“临时”的、“过渡”的职业,这固然同护士的思想认识有关;但是,有关部门和社会舆论不重视护士工作的情况也是严重存在的。目前,社会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护士是一个“受气”的职业,有关领导部门不注意对护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护士的薪金偏低,护士的休假、育儿、夜班休息等特殊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他们要求卫生部及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改善上述许多不合理状况。
最近,卫生部会同中华护士学会成立了三个专门小组,研究解决护士工作中的问题,江西、上海、南京、长沙、开封、武汉、成都等省市的卫生厅、局或护士学会分会,也分别召开了护士工作座谈会。现在,卫生部的专门工作组正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研究制定改进护士工作的具体方案。


第7版()
专栏:

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
讨论无性杂交能否产生杂种问题
新华社青岛16日电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从十四日以来的三天中讨论了无性杂交(嫁接)能不能产生杂种的问题。
无性杂交产生杂种的实验资料,是米丘林学派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染色体学说的重要论据,因为嫁接是砧木和接穗的组织的结合,不像有性杂交那样是细胞核的结合,所以嫁接以后,在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并没有传递。米丘林学派认为,嫁接能产生杂种,就说明染色体不是遗传物质(或者说不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遗传学家祖德明举出,苏联生物学家格鲁森科作的番茄嫁接实验和祖德明自己作的茄子嫁接实验,证明无性杂交可以产生杂种。他说,国内其他科学家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日本等国科学家实验无性杂交的结果,同样证明了这个事实。祖德明说,有些人作嫁接实验没有成功,是由于他们的方法不对头。
华南农学院教授、遗传选种专家王仲彦也举出他自己进行了两年的月光花嫁接甘薯的例子。他说,根据初步的观察,嫁接是可以获得杂种的。他用月光花嫁接以后的甘薯产出了具有新性状的后代。现在他已观察到第二代,第二代的甘薯一般比没有嫁接的甘薯产量高20%到30%。
但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遗传学家吴仲贤认为无性杂交不能产生杂种。他说,格鲁森科和祖德明等作的嫁接实验所采用的材料、方法以及对结果的分析都有问题,嫁接以后产生性状的变化,不是嫁接的结果,而是其他的原因。比如采用的材料不是纯种,那末即使不通过嫁接,他的后代的性状也可能有变化。他说,生物学的杂种,必须是具有双亲的双重性状,并且要能遗传下去。他认为嫁接得到的是“嵌合体”——两个生物体的组织的拼合,但这种情况不能遗传下去,他的后代不可能仍旧是“嵌合体”。
浙江农学院教授、园艺专家李曙轩的看法是:相信无性杂交可以产生杂种,不等于否认染色体是遗传物质。他说,大多数的植物不容易产生无性杂种(无性杂交产生的杂种),所以还不能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同时也不能用少数无性杂交的事实来推翻已经用更多事实证明了的染色体学说。
有些专家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实验,才能探明原理。


第7版()
专栏:

全国疟疾防治专业会议
制定七年内基本消灭疟疾规划
新华社广州16日电 中国在今后七年内基本消灭疟疾的规划,已在十四日结束的全国疟疾防治专业会议上制定出来。
这个会议是七日开始在广州举行的。参加会议的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今后七年内在中国基本上消灭疟疾是可能的。他们一致指出,疟疾在中国是一种严重危害劳动人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全国解放后,卫生部门派遣了大批防疫人员深入疟疾流行地区,开展防治工作,在降低疟疾的发病率和培养抗疟干部方面已收到一定的效果。目前,在全国疟疾流行较多的省份已经建立了二十三个疟疾防治站和一个疟疾研究站,对疟疾传染的主要媒介——疟蚊的种别、疟区性质及分布概况等问题,经调查研究后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会议制定的规划提出,在今、明两年内首先要大量培养各方面的高级、中级、初级抗疟技术人员,并且要在各省及疟疾流行的县份普遍设立疟疾防治专业机构,以便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疟疾防治工作。各地卫生部门将与工厂、矿山、铁道、公路、建筑及农林水利等管理部门加强联系,以这些基本建设工程地区作为防治疟疾的重点区,保障工农业生产不受疟疾流行的侵害。
规划还确定,今后消灭疟疾必须采取全面的综合性的措施。首先要从治疗疟疾病人方面消灭传染病源,并且用各种办法消灭疟蚊和加强防止蚊害、保护健康等工作。在疟疾的治疗方法上,要强调因地制宜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运用多种多样的有效方法,特别要注意研究和发挥中医防治疟疾的经验和方法,全面进行疟疾治疗。
在制定上述规划的会议中,来自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上海等二十个省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疟疾防治站的代表们,还交流了各地在疟疾防治工作方面的经验。曾在海南岛对疟疾进行较长时期调查研究和抗疟试验工作的刘吟龙医师,在会上作了“海南岛一个顽固性疟疾区的抗疟经验介绍”的报告。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疟疾防治站的代表,分别介绍了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农村的疟疾防治技术人员和开展抗疟工作的经验。广东省中医实验医院院长梁乃津,在他的报告中专门对中医预防疟疾及采用针灸、药物治疗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了介绍。会议汇集的各地代表的多种多样的抗疟经验,将由有关部门编成“疟疾防治手册”,供全国运用。


第7版()
专栏:

让教授们独立讲课
吴大琨
读完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上马寅初先生写的那篇“我也来谈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以后,不禁引起了我很多的感慨。马寅初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举了两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目前有些教授们在上课的时候,由于采取了“念讲稿”的方式带来的危害性,特别是对于“残害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机能”的危害性。我完全表示同感。但是,可惜马寅初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些教授们目前不能不、或者不敢不在上课的时候采取“念讲稿”的原因来。我认为这对某些教授来说,实在也是很冤枉的。
其实,目前大学里的情况是,就我所知,不但学生缺乏取得“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就是大学教授们也只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上“照本宣科”或者“死背讲稿”。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学术界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高潮,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要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在大学里的教授们就应该有独立讲课的能力,如果教授们连独立讲课的能力都没有,那就决不可能在大学里形成什么“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的。
那么,目前大学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阻碍着教授们的“独立讲课”呢?我认为:那就是解放以后,在大学校里所无形中流行起来的许多限制教授们独立讲课的清规戒律!
原来,自从解放以后,许多大学里的党政负责人员对于一个教授讲课的优劣的评价,已经久已不是他的“创造性”,他在学术工作上的独立钻研能力,而是他的“纪律性”了。所谓“纪律性”,就是要求教授们上课的时候能够完全只依照事先为某些“领导”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所批准的大纲或者讲稿讲,而不准依照没有批准的讲义讲。如果某一教员,在上课的时候,不照大纲讲,那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他就可以受到一些批评,如说他讲课时有“自由主义”、“信口开河”的错误等等。
我们目前做教授的,最忙的,就是“开会”和“准备写讲稿”两件事,而在写讲稿的过程中,花时间最多的又是“找根据”。即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内容,都必须要找到“根据”。这种“根据”,当然最好是马克思、列宁所说过的话,或者是其他什么党政首长们所说过的话,等等。这样一来,有些年轻的、解放以后才去中国人民大学或者是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回来了的教员,他们学历虽浅,可是却占了便宜。因为他们就都早有了“根据”。他们有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所学到的那一本讲义、笔记之类的东西。如果有人对他们的讲课的正确性发生怀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讲的!”对方提意见的人一听,也就一定会立刻“哑口无言”了。不过,当然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些在中国人民大学或者马克思列宁学院毕业回来了的年轻教员也决不敢在讲课的时候离开了他的“讲稿”而独立的!
既然大家都在提倡背讲稿(在各种不同程度形式上的背讲稿),以能够讲得“正确”(实际上是要求千篇一律)为第一义,试问谁还能够“独立讲课”呢?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许多奇怪现象。例如,拿我们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来说,由于主持的人是相信“西周封建论”的,因此在过去几年,历史系里就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即不管教授们是否真相信“西周封建论”,但在上课的时候,就必须对学生说明是“西周封建论者”,按照“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说法来讲历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使学生的思想发生“混乱”!可是这样一来,学生们的思想,是否真的可以避免了“混乱”,我虽不得而知,对于有些不相信“西周封建论”的教授们来说,却就真的制造了“混乱”。至少是制造了他的“人格分裂”(即他必须在上课时讲一套,作为“西周封建论者”,在下课以后发表他自己的著作时,另讲一套,反对他自己上课时所说的“西周封建论”的那一套)。
我认为,这一类的妨碍大学教授们独立讲课的清规戒律,如果不能在目前的大学里彻底废除,那么马寅初先生所指出的那种教授“背讲稿”的现象就决不能避免。因为“照本宣科”虽然是“教条主义”,要受到批评,可是比起独立讲课的时候,要受到“信口开河”“自由主义”等等的批评来,毕竟还是轻的。所以现在,就我所知,就已经有一些教授们有“教条主义”,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与其“信口开河”不如“照本宣科”的主张流行起来。如果大家都只“背书”,根据“权威”著作“背书”,虽然学生们听起来枯燥一些,甚至要像马寅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残害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机能”,但是可以在讲课内容上不出“乱子”,学校的领导人员可以比较放心一些,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今后的大学教授们都要“独立讲课”起来,领导人员就要能真正从学术的角度上去领导去衡量教授们的优劣,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老一套的“统一”标准去领导去衡量教授们的优劣,这要给目前学校的负责人员增添很多麻烦,这一点,恐怕也是肯定的。
为了真正能做到响应党中央“百家争鸣”的号召,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以及目前在全国各大学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们的思想作风,有没有彻底改变一下的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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