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教授的苦恼
沙鸥
我最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青岛,碰见了几位在休假中的教授,闲谈中谈出了彼此都感到有些苦恼的一件事。
他们都是教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谁都清楚。他们十分期望他们的学生不是口是心非,而是言行一致的人。但在今年暑假以前,他们在学校中举行期终考试的时候,却遇着这样一些情况:
一个学生抽着了“共产主义道德”这样一个题目,这位学生略加思索之后,就写出了详尽的提纲,口试的时候答得头头是道,教授多次提问,学生都应答如流。这位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无可怀疑的了,但教授有些为难了,因为教授知道,就是这位学生,前几天才被开除了团籍,因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而名声很不好。怎么办呢?嘴巴上的
“共产主义道德”应该得五分,而行为却见不得人!只好按高教部的规定行事,我们的教授苦恼地划上了五分。
一个学生抽着了“社会主义劳动”,也是答得十分完美,但这位学生却是屡教不改的一位专门偷书的小偷。老师踌躇了,分数该怎么打呢?只好按高教部的规定行事,这位教授勉强划上了五分。
一位学生抽着了“社会发展规律”这样一个题目,也是答得很好。但是,这位学生在答完之后,竟公然提出声明,说这仅仅是为了考试,而他自己根本就不相信有社会发展规律云云。因为答得很好,教授也只能划上五分。
当然,这些都是各系中个别的例子。我听教授们说,这样的例子别的大学也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呵!教授们眼看着自己的学生说一套,作一套,而在断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绩的时候,偏偏不问作的是什么,只要把条文背得烂熟就行了。
这岂不是在提倡教条主义吗?
教授们就自然有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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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述而不作,言必称尧舜
云何
近年来,我们在报刊上读过了数以百计的论文,那些论文至少有三个共同点:
一、理论无懈可击;
二、文字篇幅长;
三、内容大同小异;多看一篇,少看一篇,没多大出入。
其实这三个共同点的根源只是一个:文章的材料大半是从经典著作里抄来的。材料既然大半是从经典著作里抄来的,读者还有什么话可说?理论自然是无懈可击了。材料既然大半是从经典著作里抄来的,抄别人的话比说自己的话容易得多,提笔一抄,万言立就,欲求篇幅之短,自然是不可得矣。材料既然大半是从经典著作里抄来的,读者好歹也看过点经典著作,或者从别人类似的文章里看见过那些材料,因此,对于那些至多只能巩固记忆而不大能启发思想的重复文章,多看一篇,少看一篇,自然觉得没多大出入了。这一类文章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是“述而不作,言必称尧舜”。
作为普及经典著作知识的工具,这一类文章也许是很好的;如果把它们当作研究学术、发挥思想的著作看,那就有问题。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这些年来那一类文章发表得那么多,一部分读者恐怕不能不分担些责任。我们无法不承认,近年来确有这么种风气:写文章的人要是偶然说一句跟经典著作不尽相同的话,一部分读者就会给他们扣帽子,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于说他们思想上有问题。作这种批评的人自己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己思想上是不是有问题,姑且不讨论,可是这种批评的确有力地助长了只敢抄书不敢说自己的话的风气。七月十一日,唐钺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谈百家争鸣”一文里有这样一句归结语:“我们不要一听别人说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词句不同的话,就把人家扣上唯心主义者的帽子。”这句话确是切中时弊的。
现在既然提倡百家争鸣,有些人一定鸣得非常好,也有些人可能鸣得不那么太好,这是必然会有的情形。对于那些鸣得不太好的人,只要他们不是故意跟人民捣乱,我们千万别给他们立刻扣上“乱鸣”的帽子。既然提倡百家争鸣,我们应该首先培养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风气。风气是要从各方面培养的。不要说学术风气,就是吃东西,穿衣服的风气也是需要逐渐培养的。为什么前几年不论男女老少,几乎大家都是一式长短的灰蓝布制服,而现在女干部同志敢于到百货公司选购花布制新衣,男干部同志敢于把积压多年、虫伤鼠咬的旧西服拿出来穿在身上呢?事情虽不同,道理是一个。
今天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了,“述而不作,言必称尧舜”的先生们应该换换笔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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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爸爸刚下夜班回来
李学鳌
孩子,不要吵闹,
轻轻地穿衣戴帽。
爸爸刚下夜班回来,
爸爸刚躺下睡觉。
你问他为什么说梦话,
这我可不知道。
也许梦见你的小轮船跑到海里了,
也许梦见他的“红箭头”〔注〕
飞上天了。
你问他为什么笑,
这我可不知道。
也许因为你又学会一支新歌,
也许因为他的像片又上了大字报。
孩子,不要吵闹,
轻轻地穿衣戴帽。
让爸爸安静地睡吧,
“日头爷爷”正在窗前向你招手、微笑!
〔注〕生产图表上的红箭头。爸爸常讲给孩子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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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漓异源
李传信
“湘漓同源”,这句话已经尽人皆知。但是,这说法其实是错的。
湘江发源于兴安海阳山,漓江发源于兴安大溶江,两水发源地相距百里,并非“同源”,只不过“灵渠”这一条运河把两水沟通而已。灵渠是秦代史禄所凿,沿岸筑堤,即有名的“秦堤”。这条人工开凿的灵渠,实在可以名为“湘漓运河”,全长五十多里,虽不及苏联“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宏伟,但其理则一,也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人们却一直都说是“湘漓同源”,连当地的人也都这样说惯了。在湘江和灵渠相连的地方,有一亭叫“分水亭”,亭旁有石碣写“湘漓分派”四大字,这些都是违反科学史实的。因此,人民日报七月六日所载胡佩衡先生“湘漓分界”一文,其中的说法我也认为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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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乐演奏者后继无人
孙世恺
人们都记得这样感人的故事:战国时晋国大夫俞伯牙到楚国访问途中,在汉阳江上弹奏琴曲,被樵夫钟子期听到,立即识破琴声意在“高山流水”,二人从此结成知音;汉景帝时,卓文君也是听到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一曲,两人才结成姻缘。……但是,像这样富有艺术魅力的琴音,现在却很少有人听到了。
难道先人给我们留下的音乐遗产少吗?仅古琴曲粗粗一算,现存就有六百一十多个不同的传曲,二千八百八十多个不同的传谱。这些丰富的古琴曲,有抒情的,有写实的,多种多样。可是,遗憾的是现在有人能弹奏的不过几十曲而已。北京古琴研究会有位年过花甲的古琴家,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抗日战争前,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有二百多位善弹古琴的专家,现在据初步调查,还剩下一百多位古琴家了。中央音乐学院去年也只招收一名专学古琴的学生。”当场,另一位老古琴家听到继承民族音乐遗产问题更显得有些激动,他忙着插进一语:“这样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如果无人继承,单凭我们这些老人发掘、整理怎么成呢?那不是老人死就完了。”
最近,我在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也听到老音乐家谈“抢救”音乐遗产问题。老人告诉我,在“红楼梦”、“桃花扇”等名著里都曾记载过打“十番乐”。“十番乐”起源于明代,现在也很少有人会演奏了。老人们怕遗产丢光,自动组织起来企图研究昆曲、古乐,还想培养新生力量,招收二十多个青年音乐爱好者业余学古乐。可是,不到一年,这二十多个热情的青年人,都由于学习和工作忙,先后告别了古乐。
八月十日“光明日报”社论“百花齐放的音乐周”也讲到这样的问题:“特别严重的是一些熟悉民族遗产的音乐家大都已经年老,而年轻一代对民族音乐又很不熟悉。”这种情况,在演奏民族器乐的方面,更加严重。古琴方面的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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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木淹得只露出梢头”
——读报有感
刘甲
关心家乡是人之常情。报上有关河北防汛的消息就特别引起我的关心。可是,读着读着,就不禁使我拍案大叫:“休矣”。原来新华社记者任家骥所看到的,正是我家乡的灾情。据记者说:“接近博野时,记者清楚地看到由台风引起的暴雨造成的洪水,溢出河堤,两岸部分村庄被积水包围,田野上的庄稼,树木被水淹得只露出梢头。”
(见八月八日“人民日报”一版)我对家乡的情况是熟悉的:树比房子要高的多,房子又比人高的多。如果树木只露梢头,房子和人(也包括我家)以及一切岂不都“休矣”了吗?
然而,立即我就冷静下来,因为接着读到记者写的:“有些房屋被淹的灾民,暂时移居在高处或住在屋顶上。”原来屋顶尚露在外,可见水就不像我刚才想像的那样深。再返回头去读前一句话,就越加使我放心了,因为前一句中不是明明说着庄稼梢也还露在水外面吗?家乡一带的庄稼,最高的不过是高粱和玉米,高度一般超不过住屋。何况我们这平原上的村庄,位置大都高于耕地,这样,我判断大约是村庄仅仅被水包围(当中一部分房屋被毁)而已。
虚惊之余,我就埋怨记者,为什么会把庄稼和树看得一般高,为什么说话说不清,使人白受虚惊。然而,不久我就怪起自己来了。记者不明明是说坐着飞机从天空中往下看的吗?从上往下看自然看到的就是树梢和庄稼梢都露出水面,而且两者所差无几了。
但是,我也就联想到了别的。我们常把只看事物表象而不深刻观察事物实质的,形容为走马看花,然而这坐飞机看树木和庄稼,不也正是一种写照吗?当然,勘察水灾或是空投都必须坐飞机的。记者坐飞机去观察灾情也完全应该,在这方面我毫无异议。我只是说:对事物匆匆地远远地一看,就轻易地作出结论,而且以眼见为实作据,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却使一些人大受其苦,甚至惹出许多纠纷。至于我的这场虚惊,自然是算不得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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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步书林
无名氏:“墨娥小录”
西谛
在一家古书店的架上,看到一函袖珍本的书,题作“墨娥小录”。这书名甚奇。不知道书里究竟讲的是什么。便取下来看,原来是“多能鄙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知是何时人写作的。首有一序,题光绪癸未(公元1883年)武林玉书振麟氏隶。又有学圃山农一序,明说是明隆庆间胡君文焕所重刊的。其中多有制造秘方、种植巧技和养禽宜忌,香谱、牙牌谱等。小小妙术,多有“谈言微中”之处。后在上海,得明刻本一部,已将书名改过。回到北京后,又在邃雅斋获明胡文焕刻本一部,即所谓“格致丛书”本的。为了要搞清楚这一部的来源,又到北京图书馆检阅馆藏的(一)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和(二)明隆庆辛未(公元1571年)吴继刊本。这两部恐怕都不是全书。胡文焕本凡十四卷,天一阁本却只有头五卷,吴继刊本却只有头六卷。第七卷以后,不知吴本为何脱落了。颇疑原来是完全的。吴继的序说道:“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凡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不知辑于何许人,并无脱稿行世。晦且湮者亦既久矣。客有访余,出共阅之。以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居家必用及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类诸所未备者,聿皆裁之。按简应事,则愚可明,拙可巧。锓而广之,亦觉世之一道也。”按种植、服食、治生诸类在第八卷到十一卷里。由此可证吴继刊本并不缺,惟北京图书馆所藏吴本,却是一个残本耳。光绪间刻的袖珍本也非全书。独胡文焕本最为完备。本书所述的秘方妙诀,有不少的确可补“多能鄙事”诸书之所未备。但荒诞无稽的话却更多。修真养性,丹房烧炼,乃是明代中叶以来一部分士大夫们的幻想。居然有人信以为真,以为仙人可致,仙境可登。像屠隆所作的“修文记”剧曲,就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也。这个风气越传越盛。直到农民大革命起来之后,官僚地主们的修仙迷梦方才被惊醒了。但除了那些不经的荒诞之谈以外,“小录”里毕竟还有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好的成就和经验的记录。这些成就和经验,其创始者和发明者们,虽都已姓氏湮如,但在日常应用上和科学技术史上,却大是值得注意保存之,甚至应该加以发扬光大之的。譬如,造浆糊就有两法:
〔糊法〕 乳香、白芨粉(即腻粉),明矾黄蜡胶更兼白石钳(石灰也),永保百年牢。
〔粘合糊〕 糊内入白芨末豆粉少许,永不脱。粘瓷器法是:“糯米粥和鸡子清,研极胶粘,入粉些少,再研用,妙甚”。这些都是可以在试验有效后加以推广的。像这一类的“玩意儿”还多得很呢。又像“打饼三五日尚软条”云:“和面时入盐、蜜各少许在内,可留三五日永不硬”。这方法如果试之有效,和民生是颇有关系的。其中“艺术戏剧”一门(卷六),尤多有关古代的“化学变化”的话。像造“烟火”就有很多的方子。像“铅化锡”就有两个方子。染色的方法尤多。他们把那些化学变化都叫做“艺术戏剧”,正如把“火药”的发明,用作炮仗和烟火一样。在那些游戏项目里,可能会找出些新的东西来。又这书的每个本子,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新增些“东西”进去。吴继的刻本,就比明抄本多出若干则来。像“千里茶”(卷四)以下三则,“枯痔药方”(卷五)以下五则,都是抄本所无而为刻本所增的。像这一类书,明代中叶以后,写作得甚多。在“格致丛书”、“夷门广牍”和“宝颜堂秘笈”里就收有不少部。独高濂(作“玉簪记”的)的“遵生八笺”是单行的。它们往往包罗万象,而尤着意于养性修真、打坐练丹诸术,与“墨娥小录”大体是同一类的东西。我只举最早的一部“墨娥小录”谈谈,不再话及其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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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饮(彩墨画) 张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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