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读“音乐舞蹈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
程云
陈沂同志的“音乐舞蹈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提出了音乐、舞蹈创作上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于繁荣音乐舞蹈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值得研究讨论。
关于“中西混杂，不中不西”
陈沂同志是赞成“本着中外并存，民族为主的原则”去考虑“歌舞团的业务训练、节目安排等问题”的。但是对“中西混杂，不中不西”却表示了“坚决反对”。
这即是说在业务训练上和节目安排上可以“中西并存”。舞蹈演员在基本训练上，可以用我国“古典舞”的训练方法，也可以采用“芭蕾舞”的训练方法。在演出上，有自己民族民间和新创作的歌舞节目，也可以有外国节目。但是在创作上（该文主要的是谈创作）却不得“混杂”，只能“并存”；否则便会“不中不西”，而要“坚决反对”。因此应当力求中是中，西是西。说得清楚一些就是要求界限分明，或者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样，我认为不仅在作法上成问题，在民族艺术发展的道路上，也会行不通的。
要发展民族艺术，不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应当站在自己的传统上深入地、老老实实地向古典，向民间学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向外国学习，并且也要虚心地认真学习，就不应当关上大门学习，或者开开大门把外国好的东西请进来作客，同时又抱着十分戒备的心情，生怕别人的东西会喧宾夺主取而代之，这就成问题了。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取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的勇气，和溶他人的精华为自己的营养的自信心，便是自己过于狭隘，陷入保守主义的境地。
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不可能不吸取别人的东西，也不可能不去影响别人。相反地，只有胸襟开阔，虚怀若谷，并具有卓越独创性的民族，才善于保卫自己，也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富有独创性的民族的艺术，才能得到蓬勃的发展和飞速的前进。
在我国艺术史上，汉代、唐代都曾出现过灿烂的文化高潮的年代。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很发达。汉代的“乐府”一方面广为采集民歌，如有“赵、代、秦、楚之讴”，拿来加工整理创制成新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大胆地吸取“北狄乐”、“西域乐”等到内地来，并把这些音乐变成当时的“武乐”（军乐）。这些外来音乐对我国音乐历史的衍进起过很大的丰富作用。唐代是我国历史上音乐、舞蹈的鼎盛时期，但也是广为吸取外来音乐作为自己的营养的很显著的时期。被人念念不忘的唐代“法曲”之一的“霓裳羽衣曲”便有从“婆罗门”曲加工创制的重要记载。
中国民族是非常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秀民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甚至所特有的许多乐器，如“二胡”、“琵琶”、“唢呐”，甚至“笛子”、“笙”，在过去无一不是外来的。既然吸收来了，和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为人民抒发着欢乐和痛苦的感情，久而久之，便成了我们自己的了。当初，在这些外来的乐器和我们的钟、鼓放在一起的时候；当新的作品产生的时候，完全可能是“中外混杂”的。
不仅乐器——表现音乐语言的工具是这样，艺术的表现形式又何尝不是这样？
“芭蕾舞”原来并不是俄罗斯的，本是法国的。可是现在呢？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不是在法国而是在苏联。我想不会有人再去指摘“芭蕾舞”不是俄罗斯的民族形式了。不难理解，当“芭蕾舞”初到俄国的时候，特别是当时的俄国舞蹈家企图以它来表现俄国生活，而进行新创作的时候，不可能是一举而成的；也可能会有“不法不俄，法俄混杂”的阶段。
我国有着这样的经验教训：前几年北京的舞蹈家曾创作了芭蕾舞剧“和平鸽”。这个舞剧当然不是完善的作品；但是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结果怎样呢？这样一批评，那样一批评，批评得体无完肤，甚至那种简直不成为文艺批评的话在风行着：“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这句“顺口溜”的“批评”大概不会是工农兵“创作”的。“和平鸽”失败了，“芭蕾舞”本身的学习也受到了影响，几乎一度停止。近年来不仅又学习了，而且请来了苏联专家教授。现在，舞蹈工作者又在试图以这种形式，来表现我国人民现代的或者过去的生活。如去年我们看到的“牧笛”等；今年我们看到的“幸福的花朵”等（均系北京舞蹈学校师生的习作）。我认为，这些作品的确还难免“不中不西”，有些“混杂”。但是，可以期望的是：他们将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在创作实践中，在观众的鞭策下逐步提高；可能，这一优美的、富于表现力的“芭蕾舞”会变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的“芭蕾舞”。
民族艺术必须在自己的土壤上，吸取外域的营养，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大胆地吸取外来的东西，经过消化、溶合出现的新形式，决不会妨害原有的民族艺术；相反地，只会促进民族艺术的繁荣。在吸取的过程中，一时的“混杂”是难免的。既是难免的，便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允许的。理论的力量和任务，应当是循循善诱，而不是坚决反对。否则艺术家们不敢动了，不敢尝试了。谁能保证在吸取别人的东西，来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会一蹴而就呢？
不久之前，我们纪念过奥地利的伟大音乐家莫扎特的诞生二百周年，莫扎特是一位歌剧革新者。在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有着卓越的创造性的供献。但是在他的创造历程中，也曾经有过“意大利的，法国的，德国的”特点混杂在一起的歌剧的出现。如“后宫的诱逃”和“伊多美纽”等作品。正因为他敢于吸取，并经历了创作上的甘苦，才最后攀登到歌剧艺术的高峰。
我们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早期也写过像“风”那种“印象派”的作品。但是他终于写出了“黄河大合唱”这样雄伟的、具有真正民族特色的作品。
“民族形式”问题
我不知道陈沂同志所指的“民族形式”，是狭义的说法还是广义的说法。
我以为，狭隘的说法是指借以表现作品内容的各种艺术形式。“民族形式”是指为广大人民所已经熟悉的、所喜见乐闻的各种艺术形式。音乐创作的艺术形式如“三叠”、“三弄”、“花八板”、“流水”、“垛子句”……等等是我们固有的形式；而“奏鸣曲”、“协奏曲”、“交响乐”、“大合唱”、“四重奏”等等则是外国形式。这种外国形式到底是哪一国的？却很难说。德、法、奥、捷、苏联、美国……都有。它们是国际大家庭所共有的，在世界音乐史上被各民族的音乐家所共同丰富起来的。更确切地说，谁能掌握它，运用它去倾吐自己民族的心声，并为本民族的人民所理解、所欢迎，它就是谁的。人们还可以无限制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再丰富，再创造，再提高。
陈沂同志在文中曾提到冼星海同志的例子，并且认为他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并没有说明冼星海同志恰恰是敢于大胆地把外国形式中国化的一位音乐家。他的“黄河大合唱”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三十年前，合唱形式还不为我们的人民所理解，是典型的外国形式。但是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着许许多多的合唱队了。
陈沂同志所指的民族形式当然是广义的说法，因为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民族的性格、心理、习惯以及语言等等。其实，性格、心理、习惯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向前衍进的。如果我们的人民今天还不是很普遍地习惯听“交响乐”，将来一定也会习惯的。
“扭脖子”和“翻斤斗”等等
当然，不管表现的生活内容，盲目地搬用是应当反对的，也是危险的；因为这将导致形式主义。但是在一个短短的舞蹈中，当演员一抬头，一投足之间也必须斤斤计较地，甚至孤立地去找寻出生活根据，同样也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又会引导到另外一个方面——自然主义。
维吾尔族姑娘的“扭脖子”，可能是从站在棚帐里，透过棚帐的篱墙，看外面的爱人的生活场景里产生的。但已经产生并进入舞蹈艺术中，作为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动作，不在“棚帐里，不是透过篱墙，也不一定便是非看爱人不可，也还是可以扭的。只要是表现她的欢快、喜悦、灵活等等也不妨扭扭脖子。
“翻斤斗”可能是为了表现孙悟空，但表现我们战士的机警、灵活、健康或者幽默，也不妨翻一翻斤斗。舞蹈里的“特技”不仅是需要的，而且应当鼓励演员们下苦功去练。练到让观众喊好，认为“有本事”还是不容易的事。“特技”的出现，总要比生活里所出现的要夸张，要高超。
“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的艺术作品”来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不在乎那里多扭了两下脖子或多翻了几个斤斗。把这些小的技术问题也批评为“危险”、未免过多地评头论足了。
反过来看，我们有些舞蹈节目也太简单了：在台上开荒，在台上表现生产过程，或者直接了当地在台上走道儿，绕圈子；当需要一条腿站立的时候却站不稳等等。如果是业余团体的演出，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幸的是专业团体的演出也有这种现象。我们的舞蹈创作，追求生活的真实是应当的，也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追求造型的美，技巧的娴熟，却常是被忽视的。应该看到美和技巧是表现生活内容极为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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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校院长座谈会
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具体意见
新华社16日讯 十六日结束的暑期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对于目前克服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加强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
座谈会认为，现行教学计划的课程门类和上课时数过多的情况必须适当改变。对于现行教学计划中一些次要的课程和上课时数，要适当减少，以增加学生的课外自习时间。但是，实验课、生产实习等对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起重要作用的教学环节，则不仅不减少，还要改进和逐步加强。习题课和课堂讨论目前应该着重提高质量，时数可以减少。经过变动，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周学时一般可以减少二到三个学时。学校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每门课程的顺序、有些教学环节的时数和各学期考试课程的门数作必要的变动。
座谈会认为，高等学校教学中应正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高等教育部制定的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是指导性的教学文件，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也体现了培养合乎一定规格的人才的要求。但是，允许教师在进行教学时有灵活性。某门学科的不同学派可以根据上述的指导性制定不同的大纲；教师也可以发表个人的见解和学说，必要时还可以让教师设专门讲座和作学术报告来发挥个人的学术见解。座谈会认为，这样更有助于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座谈会认为，改进和加强教学法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讲课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目前应该特别着重克服教学法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在教学内容方面，应该避免贪多嚼不烂的情况，根据课程性质、本门课程的科学系统、讲授时数和专业的需要等因素，恰当地掌握教学大纲的广度和深度。各种教学环节要克服教师处处照顾学生，而学生依赖教师多，独立自学少的缺点；同时，又要从学生的现有基础出发，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的课外自学工作加强指导，防止发生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教学的偏向。
为了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座谈会认为还应该明确，高等学校教育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中心任务的，所以要正确贯彻全面发展，因才施教的方针。要注意学生的原有水平和个性差异，不应该平均要求，强求一律。学生的课外活动不应过多，并且要适当贯彻自愿的原则。同时，对学生的生活和自学条件也应该尽可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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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
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
新华社16日讯 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是全体广播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这是今天结束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来的。
这次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广播电台负责人和有关人员五十多人。会议着重研究了广播电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会议认为，广播电台应该以新闻性的和文艺性的节目为主，但现在有许多电台对这两种节目不加重视。今后首先要改进新闻报道，做到多、快、短、好，凡是人民关心的事情都应该报道。要扩大节目取材的范围，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更多地关心人民生活，并且给予必要的教育。还要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经常向听众介绍正在进行的学术争论，要更多地播送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做到“百花齐放”。
会议指责了195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电台以多数时间转播中央电台节目的错误决定。会议认为，各地电台以一定时间转播中央电台的某些节目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努力办好自办节目。有条件的电台还要适当增加波长、增添节目、延长广播时间，使听众们可以选择收听自己喜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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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墨西哥的造型艺术
倪贻德
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花，那么，最近在首都举行的“墨西哥全国造型艺术阵线油画版画展览会”中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正可说是令人惊异的海外的奇葩。说它是奇葩，因为它既非温婉纤柔如丁香，也不是娇艳妩媚如玫瑰，而像是盛长在墨西哥原野上的奇特的仙人掌那样的植物，雄健、倔强，有时甚至是怪异。
正和展览会中的西勒瓦·费德里科的“帝国主义的审美主义者”所讽刺了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资产阶级的艺术相反，墨西哥的造型艺术是正视现实，尖锐而有力地暴露了现实的黑暗与丑恶，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的传统、风俗、生活和斗争。
画家们决不是平凡地、自然主义地表现了这样的内容，他们大胆地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写实的手法，更多的是夸张、变形、单纯化的手法，有时是超现实的手法。在材料的采用方面，不仅是油画颜料，而且广泛地采用了喷漆、塑料、腊画术、蛋黄调色、干酪素调色、透明胶、彩色水泥等等新的材料。但不论是怎样的表现手法和怎样的材料，都是为了如何更强烈地表达内容而采用的，因而也就被溶化在作家个人特殊的风格中，从整个说来又是溶化在墨西哥传统的风格中。这种特殊的风格，和墨西哥人民的传统、风俗、生活和斗争溶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观众看了这样的作品，好像旅行在墨西哥广阔的土地上，读了墨西哥近代革命斗争的史诗一样。
首先，从科斯塔·奥尔加的“墨西哥的水果”、勒格列塔·艾杰基叶尔的“播种”、阿吉瑞·依格纳西奥的“织布女工”、拉米列兹·奥维耶兹·巴布洛的“锯木工人”、拉米列兹·安东尼奥的“寓言插图”，这些画幅上，可以看出生长于中美洲热带的肥沃土地的作物是多么富饶。墨西哥是水果——特别是香蕉和甘蔗的王国；墨西哥人民又是多么质朴、勤劳，热爱生活。
但是，在更多的画幅上却反映出墨西哥人民生活中愁惨悲苦的一面。例如克鲁兹·艾克托尔的“傍晚”、“吉科曼（村名）”和安东尼奥的“砖厂”等画幅上，作者用灰暗低沉的色调表现了贫瘠的荒村中的惨淡气氛。在马尔凯兹·纳维的“卖炭女”、兰登的“恰巴斯的孩子”、多沙曼捷斯·弗兰西斯科的“失业者”这些画幅上，描写了被压迫、被损害者的极度愁惨的形象，而像拉别洛·范雷的“人类的悲哀”、马捷奥·赫罗尼摩的“汉尼特兹尤墓地之夜”那几幅画所表现的人物的感情，似乎因过分悲惨的遭遇而陷入宿命的沉思中了。
生活在富饶土地上的墨西哥的人民，为什么陷于如此贫穷愁苦的境遇呢？这是由于墨西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都被美帝国主义所控制，殖民者和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对外市场缩减，工人失业，使整个墨西哥陷于困境。察维兹·摩拉多·贺塞的“阴郁的墨西哥”和“恶鸟之巢”，正是用了隐射的、比喻的手法深刻地表现了这样的情况。“阴郁的墨西哥”描写殖民者正赶着一群墨西哥人民，默默地被笼罩在巨大的动物骸骨的阴影之下。“恶鸟之巢”描写在墨西哥的土地上，有可怕的魑魅在穴中爬行，不祥的怪鸟在阴暗的天空飞行。这两幅画都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西盖罗斯·大卫·阿勒法罗的加了括号的“善良的邻居”，以更直接的讽刺手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的真实面貌。在巨大的直幅画面上，突出地描写了两个人物：从血泊中走出来的杜鲁门，拿着美金，逼迫墨西哥青年为他们的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个被奴役的青年，概括了墨西哥人民和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形象。作者正是通过了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大声地唤起拉丁美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提高警惕。
使人更触目惊心的，是同上作者的“我们今日的面貌”。在大幅的画面上，单纯地描写了一个巨大粗壮的男子正面半身裸体，两手伸向前方，而他的头却只是一块顽石。这象征地说明了墨西哥的人民虽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而失去思想了。难道墨西哥劳动人民真的像顽石一般毫无思想么？作者之所以如此处理这样的人物形象，是以激将法向人民敲起警钟，以收到使懦怯者振奋、使昏瞶者惊醒的效果。
是的，墨西哥人民决不像顽石那样的无知，正相反，他们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的历史，是一系列的同西班牙、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以及本国僧侣、地主、大资产阶级不断地斗争的历史。这在展览会中展出的一部分壁画的复制品上系统地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在油画作品中，查勒塞·阿勒德列多的“伊达尔哥——墨西哥的解放者”，以1821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为背景，突出地描写了伟大的深谋远虑的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奥罗兹柯·贺塞·克列门特的“革命去”，作者以亲身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体验，概括地、单纯化地描写游击队员坚强果敢的形象。扎巴达，这位土地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墨西哥的画家们以崇敬的心情描写了他。科瓦尔鲁比阿斯·米古叶尔的“扎巴达”，是以强烈的色彩和明暗对比描写人民领袖的佳作。梭托·阿勒瓦列兹·罗逊多的“黎明前的突击”，生动地描写了扎巴达于黎明出击前在根据地和队员们商议作战计划的情景。但是，扎巴达终于为反动派所暗害了。在阿列纳尔·路易士的“扎巴达的葬礼”上，作者以沉着的色彩和严谨的笔调成功地表现了人民对革命领袖的牺牲而表示的悲痛愤怒的感情。艾斯特拉达·格·阿尔图洛的“宪法广场上的示威游行”，以另一种较为明快的调子描写了在大都市中的现代工人的革命斗争的壮烈场景。
里维拉·德哥以加了括号的“光荣的胜利”为标题的大幅油画，是展览会中很吸引观众的一幅。我们不会忘记1954年美帝国主义阴谋颠复中美洲危地马拉比较进步的政府这一事实。这幅画形象地揭露了这一事实的本质，它由四个组成部分构成了完整的画面：中间主要的部分是侵略集团和叛徒们所谓“胜利”的祝贺的场面，作者以壁画的、讽刺画的手法，夸张而简练地描写了参与这一阴谋的主要人物的真实面貌，使他们无可逃遁地暴露在观众的面前；与此恰成对比的是最前方倒在血泊中的被残杀的无辜人民；在后方是表现人民的反抗力量；在左后方，一袋一袋的香蕉和咖啡正在向“联合果品公司”的轮船搬运。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共同的遭遇吗？危地马拉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以巨大的概括力量集中地描写了这一事实，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为墨西哥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艺术，是和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分不开的。在展览会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以“和平”为题材的作品。如古叶尔列罗·加尔万·赫苏斯的“鸽子”、诺尔别尔托·莫·马尔吉涅兹的“自画像”、西·费德里科的“不要有战争”等。
这次墨西哥的造型艺术在中国的展览，无疑是增进了两国人民更深一步的了解。在全世界和平力量如此强大了的今天，在反殖民主义的浪潮如此高涨的今天，墨西哥的艺术家们，将更加满怀信心，以更健康有力、更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艺术去激励人民、鼓舞人民，为墨西哥的自由、独立而斗争！（附图片）
我们今日的面貌 西盖罗斯·大卫·阿勒法罗
“光荣的胜利” 里维拉·德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