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这是对艺术家的态度么？
李竞
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了许久了，可是有些地区的干部对这个文件还是没有认真研究，并没有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先举国画界的例子来看吧。
据报载，上海国画工作者互助组的画家们给出口檀香扇的扇面加工画画，一幅画最低的报酬是三分钱，一天画三十幅，才能得到九毛钱；每幅最高的代价是六角一分，一天只能画一、二幅，收入一元左右。三分钱画一幅画，它的价格仅仅与一个最廉价的烧饼相同，可以看到艺术劳动被人轻视到什么地步！
国画家一直被关在就业圈外，让他们靠画扇面、书签、宫灯过活，已经是不合理了，可是干这种活也不是那么容易。主管加工任务的中国土产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和苏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推销经理部，曾一再动员画家们降低工钱，“为国家积累资金”。这样，绘画的工价曾几次降低，画家们只好勒紧了裤带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了。
因为这个办法太不合理，国画家们终于还是鼓起勇气为“个人利益”发言了。今年七月初，上海国画工作者互助组向上述有关方面要求恢复调整以前的工资。苏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回答说：“苏州画家也没有意见，你们如果真嫌价钱小，我们就请苏州、常熟的画家画了。”多么干脆。“你嫌钱少不干，我就另请高明”，这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者威胁失业工人的办法，不幸的是在今天，居然有人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下，运用这种手段了。
家里“等米下锅”的国画家们哪里敢不干。他们只能承接过多的工作，白天黑夜地赶画，巴不得爹娘多生两只手出来。可是，即使这样谨小慎微，国画家们还免不了要碰到风波。当他们拿着生产成品胆战心惊地通过验收关时，常常捏着一把冷汗。验收十分严格，甚至有意挑剔，质量较高的艺术品，因为颜色深淡有别，被判为偷工减料，不收！菊花的花瓣少了一枚，不合规格，不收！颜色稍有渗透，不仅不要，而且要赔偿损失一元三角。当国画家们平安地如期交货，验收通过，应该钱货两讫了吧，决没有这样爽快，上海国画家给苏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画了工价一千一百元的货，交货之后将近一个月，才分期收到工资一千元，其余一百元呢，主管部门就毫不着急，变了毫无下文。
按理说，“不平则鸣”，而国画家们却连鸣也不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许广平到上海视察工作，找国画家座谈，他们的谈话也还不是没有顾虑，可是，新民报晚刊却把这不合理的情况揭露出来，再加了一篇短评，请有关单位“高抬贵手”，这样，阳光照到了阴暗的角落，市政协和有关方面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上月末，报上说，各有关单位开了会，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改善，中国土产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表示了积极态度，而苏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呢，却认为“有困难”，还得考虑考虑云。
这样的事，怕不止上海一处吧，上海已经有人讲话了，有的单位也已经表示要改进了，其他各地呢？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不是也有高龄六十的著名国画家在画七分钱一张的书签么？不是对第一象牙社的雕刻家们采取了十分不合理的态度么？
我们希望文化主管方面重视这种情况，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同时，也希望商业部门、合作总社负责方面好好地检查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第8版()
专栏：
除了多少“四害”？
尤熙文
除四害任务布置以后，居民小组长赵大姐又多了一项工作，按月挨户调查消灭四害的具体数字，上报领导机关，据说区里抓得很紧。这项新任务，赵大姐是向小组传达过的，但运动虽已展开，大家也“除”得很勤，而记数这件事却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来调查时大家竟报不出来。独有二楼的陈太太是有心人，记得清，说得明。
“陈太太，你们这个月除了多少四害？”赵大姐一边问，一边拿着笔准备记。
“我们呀，打死了苍蝇二十八只，蚊子三十六只，老鼠一只，麻雀三只，……”
“麻雀是什么地方捉到的？”赵大姐唯恐人家虚报。
“我们阿福在王家树上捉到的。”陈太太有根有据地答。
“我没有捉到过麻雀，妈。”在旁边玩知了的阿福负责声明。
“那你刚才在树上通什么？”
“粘知了儿，你自己不了解瞎讲。”阿福不满妈妈，因为刚才他拿竹竿挨了一顿骂。
“没有就没有！”陈太太又窘又气。她向赵大姐说，“麻雀没有。”
“蟑螂呢？”
“那不是四害，没记。”陈太太理直气壮地说。
“以后也要记。”
轮到我了。我非常紧张。我虽然对苍蝇、蚊子深恶痛绝，而且手下无情，但战果如何，确未经记录，也难于记录。面临考问，实觉难于对答。如果说没有打死过，不符事实，但说不上数字，也等于无案可稽。爱人又上了街，没人可商量。因而张口结舌，万分焦急。
正当我狼狈不堪之际，陈太太给了我热情的帮助。
“尤先生他们也很积极的，听尤太太说，”陈太太瞟了我一眼：“他们打了十五只苍蝇，十四只蚊子，一只老鼠，啊，就是我报的一只，是两家联合打的，所以也可以算他们的，麻雀……”
“你还是让尤先生自己说，”赵大姐打断了陈太太的话，硬要将我的军。“麻雀多少？尤先生。”
“没有。”我老老实实说。
“蟑螂呢？”
我正答不上时，忽见陈太太手指地板，以其清脆的嗓子狂叫。
“尤先生，蟑螂！蟑螂！”
我一眼看去，果见一只不小的蟑螂爬在那里，我不敢怠慢，脱下鞋子，看得准，打得狠，“啪”的一声，蟑螂脑浆四溅，我心中十分喜悦。倒并非我以前从没打死过蟑螂，而是因为这一次意义重大，可以登诸史册，传之后世。
“一只。”我兴奋地提着蟑螂残骸走向赵大姐说。
她也满意地把“蟑螂一只”四字写在了我的名下。
三楼来应试的是少先队员小珠。
“你们多少？小珠。”
“不知道。”
“怎么，没有打？”赵大姐语气很严肃。
“打了，没记，不好记。”
陈太太热情地对小珠启发。
“大概多少？想想看。”
“是记不清啊，我们少先队员不能骗人。”
小珠的话没落音，赵大姐便向她展开了教育。
“记清数字是很重要的，有了数字就可以报上去，区里就可以做出精确统计，才能知道我们打死了多少，还有多少，才能知道……你明白吗？”
赵大姐说完，挟起簿子，到隔壁王家继续调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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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泼水（外一首）
周良沛
云南傣族人民在傣历新年（清明后七天）那天，青年男女互相友好地泼水。泼水中，互相躲闪；凡被泼者，则认为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祝福。
一群提着水桶的姑娘，
围在边防军营的门边，
姑娘很丧气，没找到士兵，
士兵早已闪进了竹林。
她们追到竹林，
听见士兵的脚步声音，
姑娘高兴得“噗嗤”一笑，
士兵听见就赶快跑！
姑娘追不到士兵，
把水泼在地上：
“你为什么害怕，逃跑，
送给你的祝福不要！”
士兵楞在那里，
不知道怎样才好，
姑娘乘机赶上前去，
桶里的水全往士兵身上倒……
傣历一三一七新年于打洛。
唢呐
在寂静的怒江之畔，
不停地响着呐唢；
士兵独自吹着，笑着，
好像和它在说话。
士兵守桥下了班好寂寞，
四下里只有他独自一个；
可是士兵在任何时候，
都知道怎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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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会”了没有？
周政
一个婴儿，当他不需要大人搀扶能自己独立迈步的时候，我们说：“他已会走路了”，就是说他已具有会走路的能力了。
“会”就是不需要别人帮助而能自己独立生活和独立工作。一个人不需要别人搀扶能骑车，我们说他会骑车了；一个人不需要用橡皮圈，能自己游泳，我们说他会游泳了；同样的，一个人能自己独立地阅读不需要教师的辅助，我们就说他会读书了，这是简单的道理。
所以，作为一个教师，他的最起码的责任应当是教“会”学生读书，使他们有思考和工作的能力。可是现在关于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问题正闹得满城风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学生学了几年，连思考和工作都做不到，教师究竟教“会”了什么呢？
事实上教“会”人的问题，在家庭、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中都存在着。例如，孩子一生出来自己会睡，会玩，大人偏要抱着他睡，陪着他玩，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在这里遇到第一关。孩子会走路了，一不小心跌了一交，他完全能自己爬起来，并正预备这样做，我们好心肠的父母，偏要扶他起来，不让他有独立生活的机会。孩子长大了，自己会穿衣服，大人还要替他穿；自己会铺床了，大人还要替他铺。在家庭生活中剥夺了他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了学校，学生喜欢自己画画，画他最喜爱的对象，老师却偏要他照着画画，独立工作能力又遇到另一关。进了中学，教师的责任应当是教会学生一些知识、技巧，使他能运用这些知识和技巧独立地工作，可是我们有些教师像是怕绞尽了学生的脑汁似的，出的习题多半是和书上相同，或略有变更，有的科目学生干脆死背。进大学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平时教师讲的是四点，你只能回答四点，多一点不行，少一点更不成。平时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只要背熟，准得五分。这么样教法，难怪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要成为严重的问题了。
因此，独立生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不只是大学里要讨论，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应当讨论。不仅教师要研究这问题，做父母的也应当想一下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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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的歌词
张永枚
“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的主题是巨大的，复杂的。歌词作者金帆同志并没因了这巨大、复杂预先给定下一个框框；而是忠实于生活，从自己在访问根据地的感受出发，有什么感受写什么，大凡斗争中最感人的东西，常常就是有代表性而又具体的东西。歌词中所包括的几节（一、革命的风暴。二、送郎当红军。三、儿童团放哨歌。四、长征的队伍走了。五、怀念毛主席。六、红军回来了。七、亲爱的党，光荣的党），正是具有根据地特点，而又能表现根据地斗争的关节，是诗的“喷泉口”，因而激起了诗的波涛，能够咏唱。
作者以“革命的风暴”为开头，先给人以风起云涌的气势，奠定了这个大合唱的基础。接着转入了优美抒情的“送郎当红军”，好比波涛万丈的大江，虽息了风波，但仍在不停地流淌。继之是活泼跳跃的“儿童团放哨歌”，就像富有生命力的浪花，在快乐地跳荡。“怀念毛主席”是这么富有力量，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到“红军回来了”又恢复了“革命的风暴”的气派，更勇敢、更有信心。到“亲爱的党，光荣的党”如同大江流进了海洋，洪大庄严，广阔无边。结构是紧密完整的，也是曲折优美的。
这歌词在形象的塑造上，也有闪光的地方。
新打的草鞋呀绣红星，
送给哥哥情意深，
爬山过河你穿着走，
炮火里面你勇敢杀敌人。
好像有一个手拿草鞋，送郎参军的妇女的美丽形象，站在你的面前，能听得见，能摸得着。可惜在结尾两句，未能把这一优美动人的形象贯穿到底，流于说教，落了老套。“郎当红军女种地，幸福生活万年长”脱离了具体的人的情感；妻子送别丈夫时的心情，比这要细致深刻的多。
在“红军回来了”一节中，诗人这样写道：
把墙上的泥巴刷去，
让当年的标语重新出现……
拿出毛主席用过的茶杯，
拿出埋在菜园地下的武器，
亲人啊，亲人，这就是我们的心！
当年收藏起毛主席用过的茶杯，是为了今日的重逢斟茶相迎，埋好杀敌的武器，是为了继续作战。在这里，较高地概括了根据地人民的形象。
“红军根据地”大合唱是诗，也不完全同于只供阅读的诗，因为它主要还是作为歌词而存在的。这就要求在音韵、节奏、形式上，有非常鲜明的音乐性、易解性。作者在掌握歌词创作的特点上，也是有一定成就的。需要的地方予以反复吟咏，采取急促的节奏；作曲既方便，还能增强听众的印象（歌曲是时间的艺术，听众一不注意，就滑过去再不回来了）。在“儿童团放哨歌”一节里，有“小公鸡，小公鸡，站在红旗下面喔喔啼……红军哥哥，我们向你敬个礼。”节奏活泼明快，富有民谣色彩，歌词本身就孕育了一定的音乐性，而又同儿童团这一形象结合得非常妥当。
作为一个歌词爱好者，能在音乐周听到“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等好的歌曲，学习了不少东西，也很高兴。因为，我们需要好的歌词，同志们，我们还需要重视歌词！
第8版()
专栏：
“夜莺只会唱情歌”
萧史
记得有这样一幅苏联漫画：一位批评家一本正经地指着夜莺的鼻子说，你能不能唱严肃的歌？漫画深刻地讽刺了那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家。诚然，夜莺只会唱情歌。
这是一幅苏联的漫画，仿佛中国的批评家不在讽刺之列。实际上类似要求“夜莺唱严肃的歌”的批评，在我们的文艺批评和研究古典文学的领域中是屡见不鲜的。
例如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及其它几组关于爱情的诗篇就受到类似的责难，说他的诗没有深刻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难道只有像“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这类句子才能表示时代的气魄吗？当你读着描写爱情的诗篇的时候，突然跳出这种句子，不知你作何种感想。
更使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批评矛头也指向了“五四”时代的作品，指向了古典文学。不是有人在批评不应推颂朱自清的“背影”么，尽管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是有的学生在问老师么，李白的绝句有何政治意义。
这类批评，都是同“要求夜莺唱严肃的歌”一样令人啼笑皆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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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儿童速写
黄浅予
催爹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