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2 GIA 高速专线,稳定4K在线视频,6个独立ip,最高5TB流量。
被封后自动更换IP,仅需5.88刀每月,支持支付宝。按月支付,不怕跑路!

195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
费孝通 林耀华
  我国的少数民族正处在巨大和迅速变革的时期,从不同社会性质的基础出发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从原始的或是分裂成敌对阶级的社会改变成没有剥削的社会,而且是极广泛和深刻的文化和生活各方面的改变。各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将在这个伟大的过渡时期发展成具有高度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人。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生活并不是离开了他们原有的文化和生活,凭空创造或全部向别民族输入的,而必然是从原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是一个一方面发展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和陈旧的和有害的旧文化、旧生活进行斗争的生长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创造性的结合的过程。民族学者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过程和帮助各民族人民促进这个过程。这就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这项研究有三个方面:
  ⒈民族学者对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的研究首先应当着重观察各民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创造的新事物;注意这些新文化和新生活是怎样发生的,怎样为群众所接受的,怎样满足群众的新需要。这是这项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⒉这些新文化和新生活既然是在原有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和与衰亡的旧的文化、旧生活斗争中长成的,我们也必须对各民族原有的文化、生活有充分的认识。必须指出,对于各族旧有文化和生活的研究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各族人民当前文化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更正确地估计新文化和新生活的意义,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猎奇和搜集古董的观点毫无相同之处。
  要正确地了解各民族人民原有的文化和生活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变化,我们必须区别那些是应当发展的民族传统,那些是发展新文化、新生活的障碍。这个要求就引导我们去分析文化、生活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在原有的文化和生活中,有些部分是直接服务于剥削阶级的,有些部分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服务于自己的,也有些部分是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这些不同性质的部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是应该消灭的,有些是可以利用的,有些是必须发展的。这是这项研究的第二个方面。
  ⒊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通过各民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发展的。这是和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根本不同之处。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这个民族长期历史的产物,是这个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积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他们文化和生活上的特点。而且各民族的人民从小在这种具有特殊形式的生活中成长,养成了他们对自己民族形式的感情,同时也成了他们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当然民族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规律却不同于社会性质变化的规律。深刻地研究各民族文化和生活所具有的民族形式和它变化的规律,是这项研究的第三个方面。
  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民族学者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注意还很不够。但是这个变化是很迅速的,所以如果不及时研究这个过程,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把这项研究提出来作为今后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对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虽则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和系统的研究,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累积了一些零星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复杂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各民族人民都有他们独到的创造,使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丰富多采。我们在这里不能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作综合的介绍,但是愿意对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⒈我们不妨先从物质文化说起。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主要部分,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他们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是很简单和原始的,也有比较发达的。又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种多样,各地方人民所从事的生产也有不同,不但有农牧渔猎之别,即是都从事农业,还有平原和山区的差异。因此增加了他们所用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对于生产工具的研究首先应当注意它们的发展水平,从应用一定工具所收获的生产量来决定它是落后的还是先进的。落后的工具被先进的工具所代替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现象。民族学者不仅要注意这一般的现象,细致地观察新工具代替旧工具的速度,和存在的问题等等,而且还要注意有些在主要生产活动中被代替了的旧工具却保留在工艺和园艺的活动里,或是在宗教和社会的仪式里,甚至成为竞技和游艺的用具。
  联系着生产工具,我们还应当注意各民族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特别是长期在一定地域里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和技术。这些都是极可宝贵的,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将给各民族发展他们特别适宜于当地的生产事业以充分的机会。比如西南山区的药材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少数民族在搜集和培养这些药材上却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术。
  生活用具是应当联系着衣、食、住、行、养生送死等各方面生活内容来研究的。它们都具有民族的特点,且不提在这方面各民族人民所加工的艺术,只从原料和形式上来说也各有各的创造和习惯。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成了普通辨别民族的简单标志。各民族在饮食上也有差别,而且从小所养成饮食的习惯并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在城市发展中,民族食堂的设立已成了一个现实的需要。房屋的建筑,交通工具的形式也是如此。在生活用具上所表现的民族特点,一方面固然和各民族的生产情况有关,比如牧区民族穿皮革和毛织品、吃肉类乳品、住蒙古包、骑马、拉大轮车,和西南山区民族穿麻织品、吃糯米、住竹建的楼房,背运货品等,都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深入研究他们所有的形式,比如在同样地理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有的好白,有的尚黑,有的又喜欢蓝色、红色,这种种形式上的特点却不是从生产情况简单地能加以说明的。我们必须结合这些民族的历史来进行研究。各民族在生活用具上所有的特点,并不都会因社会性质的改变而起根本的变化,他们很可以带着许多这类特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⒉人们的社会生活,就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风俗习惯等。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应当注意那些和社会性质有密切联系的情况,就是说不论什么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比如在原始社会里,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环绕着决定亲属关系的生活节目上常常有许多繁缛的仪式活动。这些都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的特点。但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特点又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以残余形式保留在其后的各阶段中,而且可以在旧的形式中发展了新的内容。这些情况不但可以迷惑社会性质的分析,也使社会生活的研究更为复杂。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社会生活表现的共同特点就是阶级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很大,甚至形成了“两种文化”。所以在研究这种社会时,首先要注意这个特点。过去常常有人把某一民族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作为这一个民族的特点,那是错误的。
  研究阶级社会各阶级的社会生活时还应当注意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在阶级社会里是处于统治地位,剥削阶级还要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推行有利于他们的种种风俗习惯。比如歧视妇女,甚至如缠脚等一类的风俗显然是对劳动人民不利的,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的提倡和推行,在劳动人民中也有通行的。因此社会生活的阶级性的分析并不是简单的。
  在劳动人民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大多密切地同他们的生产活动相结合。比如节令的性质就常是生产活动的动员和收获的庆祝;庙会、跳场等群众性集会常和贸易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些社会活动固然在生产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生产技术的改造过程中,那些联系于落后技术的风俗习惯也可以起阻碍改造的消极作用。在有关养生送死的许多风俗习惯中同样应当注意这种情况。劳动人民的许多生活经验常被固定在风俗习惯里,当这些风俗习惯形成的时候可以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生活条件改变了,这些风俗习惯却成了维护落后形式的力量,那就成了进步的阻碍。比如有许多禁忌虽则是有一定的卫生价值的,但是也可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的阻碍。更重要的是有些风俗习惯在当前对生产的发展很不利,甚至影响到民族的发展。因此,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风俗习惯也必须加以批判地接受,不应当一律称作民族特点而要求保存和发展。民族学者的调查研究就可以帮助各民族人民重新估计他们的风俗习惯。
  ⒊艺术和文学是各民族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没有一个民族不在这方面有它独特的创造。有些人以为生产落后的民族是没有艺术和文学的,那是和事实不符的。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些在经济上还是落后的,但同样有可贵的艺术品;比如台湾的高山族经济上还相当原始,但是他们浮雕的图腾版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们所编织的贝衣,已有很长的历史,同样是极美的工艺品;大凉山的彝族所用的餐具和马鞍上绘着精美的色彩和花纹,苗族和僮族的竹器,即是很简单的鱼篓,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评价。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各族人民都有丰富的口头创作。云南撒尼族的长诗“阿诗玛”一经记录和翻译了出来,已经赢得全国文艺界的推崇。至于文字发达的民族,文学的遗产保留得更多了。蒙古族的“格斯尔的故事”和藏族的“米拉日巴的一生”都是已经为大家所知道的例子。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劳动人民所创造、为劳动人民所爱好的历代保留下来的艺术和文学,不但是各民族宝贵的遗产,而且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值得骄傲的共同财富。
  各民族艺术上的创造提供了美术、文学、音乐和舞蹈多方面丰富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对于民族学者同样是极可宝贵的。民族学者一方面应当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来丰富自己对这些民族各时期社会生活的认识,比如“阿诗玛”的长诗就生动地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当时阶级社会的矛盾,使我们对撒尼的社会性质有了亲切的体会。另一方面,民族学者还应当从这些民族的历史条件来了解他们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变化,比如黔东苗族的音乐和舞蹈上表现出沉重、抑制、内向和细致的风格,这种风格可能是和他们长期缺乏自己的政权、被压迫和被分散的历史分不开的。解放后,从他们歌颂毛主席等曲子上所流露出来的兴奋、感激和舒畅的声调也正反映了他们从生死关头获得新生的情绪。又比如蒙古的音乐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长短调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提示了当时社会上可能发生的重大变革。各民族艺术和文学上的作品也常常给我们看到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证据,比如藏族在唐代和汉族的密切关系还反映在他们现有的音乐、舞蹈上。我们在这里所举的例子由于缺乏研究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提示我们民族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着广阔的园地。
  关于少数民族艺术文学的研究,对各民族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我国的各少数民族都处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的阶段。艺术和文学在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共同心理这个特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也给了各民族人民发展民族艺术和文学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可以预见在他们形成社会主义民族的时期里必然会有伟大的作品出现。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
关于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一书的讨论
  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在1954年第4期、1955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霍罗维兹和康福斯对哈利·威尔斯所著“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一书的书评和讨论的文章三篇(全文已译载在“哲学译丛”1956年第2期)。
  霍罗维兹的书评首先肯定这本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这一美国哲学的第一部详尽的精心的作品,但对它的“理论上的精确性与历史上的准确性”却表示怀疑。首先他批评威尔斯不能区别美国帝国主义的不同的发展过程,把它看作是一种既定的平面,因此对实用主义也作了同样的处理,“从皮尔士到杜威,实用主义教义中的本质变化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玛基亚维利式的权谋家的阴谋,使人们接受他们原来所要拒绝的东西。”
  其次,作者认为,威尔斯“认识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严重地影响了实用主义所采取的方向。……但认为实用主义所发生的变化是由于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以求获得对实用主义正确的社会学的观点是不够的。实用主义应该放在近代美国思想整个结构的观点上来作考虑。”作者认为,“实用主义是因反对鲁一士底贵族的绝对唯心主义而崛起成名的。”而关于实用主义对这个旧式唯心主义所作的猛烈而持久的斗争以及与实用主义的霸权有密切关系的“回到宗教道德与唯心主义”的思潮及其孕育者,威尔斯都没有提到,也是一个缺陷。最后作者提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已“使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放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实用主义已经不能提供一种独占的国家学说”。他说,威尔斯假如能够从美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情况来考察实用主义,那将更为有利。
  康福斯不同意霍罗维兹以上的意见。他说霍罗维兹反对威尔斯的主要论点,好像是说威尔斯没有考虑到实用主义各派学说最初都是从反对“绝对唯心主义起家的这个事实”,但是他认为,“威尔斯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他揭露了他所称呼的‘三步论证’,实用主义就是按照这个‘三步论证’从反对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走到重新建立另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的”。
  其次,康福斯不同意霍罗维兹批评威尔斯指责实用主义是一种“玛基亚维利式的权谋家的阴谋”的说法。他引用恩格斯致法朗兹·梅林的信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式所作的解释指出,“虚假的意识过程不能与有意识的阴谋相混淆”。
  康福斯认为,威尔斯底著作的主要缺点是在于:“当他说明实用主义哲学的帝国主义本质时,他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帝国主义哲学,从它的历史发展的性质本身看来,包含着许多‘自由主义’的因素。因此他没有恰当地处理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千万正直的人们,他们之所以拥护实用主义或其他类似的哲学是站在反对反动势力的进步方面的。
  康福斯认为,霍罗维兹关于法西斯的兴起使实用主义不可能提出一种独占的国家学说,也是错误的。
  霍罗维兹对康福斯上述批评,作了答辩。
  文章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给实用主义做出科学的说明这个问题上持着大不相同的见解,是由于忽略了实用主义的历史地位,暴露了以机械分析代替辩证分析的片面性的特点。因此他主张哲学家必须研究哲学的社会起源与生长。
  他认为“实用主义自1890年至1946年确实无条件地是美国资本家文化的表现,但是事情已不再是这样了”,实用主义的声势可惊地衰颓了。“过去曾使实用主义具有如此吸引力的、作为宣传扩张主义政策的一种手段的特点,在这个时代已经被证明非常不合时宜了。”
  霍罗维兹认为研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人“很懂得实用主义的广泛用途”,法西斯主义为了挽救理论上的危机,它总是“在许多哲学中折衷主义地挑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学说”以为己用。在列举几个说明反动思想如何改造美国社会的思想体系的例证以后,作者批评威尔斯对于这些现象没有加以考虑,而康福斯也同样暴露了他对美国思想界情况的不熟悉。
  作者不同意康福斯认为“三步论证”是威尔斯所提供的理解实用主义的“主要贡献”,因为在他看来“这已经是一种常识,即自休谟以来,主观主义的哲学就已经从对神学的否定走向唯心主义的另一极端——心灵主义。”
  作者说,他并没有说过威尔斯“指责实用主义是一种玛基亚维利式的权谋家的阴谋。”只是说:威尔斯“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玛基亚维利式的权谋家的阴谋’,使人们接受他们原来反对的东西。”在这里作者从威尔斯书中举出一些例子证明,自始至终,威尔斯都给实用主义加上它并不具有的有意识的恶劣行为。
  作者对康福斯所说的“千万正直的人们,他们拥护实用主义是站在进步方面的”一语表示赞同。他认为“这句话,在我们研究这一哲学时,让我们对待那种使得许多美国的正直学者们在实用主义的殿堂里面找到归宿之处的因素,尽可能减少激动的主观、加强敏锐的感觉是非常必要的。”  
(钟石韦)


第7版()
专栏:

日本出版水泽利忠著的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日本东京教育大学讲师水泽利忠著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从去年起开始陆续出版,预定明年出齐。全书共十五册,现已出版九册。这部书是以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作底本,加以增补校订而成的。泷川书中错误的地方很多,常把索隐误作集解,正义误作考证,本书都一一加以改正;采录的史记正义佚文,也比泷川书多出约三百条。所根据的资料,计宋版六种,元版三种,明版十种,日本古刊本二种。宋版中有一种是南宋绍兴十年邵武朱中奉刊大字集解本,从来不见于我国藏书家的著录。采录史记正义佚文的资料计二十六种,其中像桃源、幻云、英房的史记抄,大岛贽川、桃年父子合编的“史记考异”,无名氏的“博士家本史记异字”,都保存了很多的古注和异文。  (然)


第7版()
专栏:

葡萄牙学者校订注解
葡东方布教史史料集
  葡萄牙学者安敦尼·达·西拉瓦·李格校订注解的“葡萄牙东方布教史史料集”(所收史料始于1499年),从1947年起在里斯本陆续出版,到1953年已经出版十册,这十册书都是关于印度方面的。有关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史料,也将开始整理出版。这些资料可供研究中西交通史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东方史的人参考。  (然)


第7版()
专栏:

遗传学座谈会
连续讨论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
  新华社青岛15日电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遗传学家谈家桢在遗传学座谈会上用这句俗语开始了遗传的物质基础的讨论。
  这句俗语说明自古以来人们都注意到生物界有遗传的现象,但什么东西主宰着这种遗传现象?座谈会在十一日到十三日连续讨论了这个问题。
  争论的焦点,就像遗传育种专家王仲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突出地强调遗传是由生物体中一定的物质主宰着的;米丘林学派认为遗传性是一种特性,和生物的生长、繁殖的特性一样,生物体的每一部分,每个细胞中的任何一点一滴,都存在着这种特性,同时这种特性(器官、性状的实现可能性)要通过一定的外界条件才能表现出来。
  谈家桢在会上介绍了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发展的过程,以及最近在染色体和基因的化学特性等方面的成就。细胞化学家施履吉、生物化学家王德宝和谈家桢等人举出了一些生物学、细胞化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实验,来证明决定遗传性的主要是细胞核中的一种物质,它的化学成分是“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分别用光谱吸收、细胞核和染色体分离等方法获得的同样结果。这种化学物质就是“基因”的主要物质,这种物质大量地存在于细胞核中,根据现在已有知识,在极大多数的情况下,在细胞质中没有“去氧核糖核酸”。所以谈家桢、施履吉等人认为决定遗传性的主要是细胞核,但也有细胞质遗传的证据。在早先,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认为只有染色体上的“基因”是支配遗传的。  家蚕专家陆星垣举出了一些家蚕遗传的例子,说明了染色体对遗传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日本科学家田岛用爱克斯射线处理家蚕,使影响卵色的染色体的一小段,转到决定雌性的染色体,创造出一个新品种,这个新品种产的卵雌的固定是黑色,雄卵固定是白色,这样就很容易区分蚕卵的性别,对生产很有好处。因为雄蚕身休强,省饲料,而且丝产量相对地高,品质好。但未经爱克斯光处理的蚕种,产的卵雌雄颜色是一样的,所以很难分清。  三天来,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的专家有戴松恩、赵保国、盛祖嘉、奚元龄、李竞雄等十三人。  十四日起,会议继续讨论无性杂交、遗传和环境的关系等问题。


第7版()
专栏:

西北工学院一批毕业生通过国家考试
  据新华社西安14日电 西北工学院机械、土木、纺织三个系的二百九十一名毕业生以优秀成绩通过国家考试。  机械系机械制造工艺专业学生陈达秀所作的一个机械制造厂齿轮车间的设计,改进了目前一般机械厂对齿轮的加工程序,可以使齿轮的生产率平均提高30%,而且成本也可以大大降低。考试委员会认为陈达秀对于加工齿轮这个问题已具有较深刻的见解,决定给予最高分数五分,并建议学校在她的毕业证书上注明“优等成绩”。


第7版()
专栏: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
调查新疆各民族语言文字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3日电 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语言的工作队,开始从乌鲁木齐分赴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喀什、罗布泊地区和塔里木河沿岸等地。工作队将深入调查和研究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乌孜别克、塔塔尔和塔吉克等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划分各民族的方言和土语;对文字不够完整的民族协助它们作进一步的发展;帮助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上迄今没有文字的塔吉克族人民创造文字。
  工作队将在今年内把新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现状调查完毕。


第7版()
专栏:

交通大学西安新校积极筹备开学
  据新华社西安14日电 交通大学教职员和二年级的学生共一千多人,十二日从上海到达西安。他们已经全部搬进了刚落成的交通大学新宿舍,今天开始在可容纳四千人的两层楼的大食堂内进餐。
  到现在为止,陆续来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教职员工、学生和家属已有两千多人;还有一部分学生和基础课教师,最近也将分批来西安。九月中旬,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就可以如期开学。


第7版()
专栏:读者来信

科学技术书籍出版脱期情况严重编辑同志:
  科学技术专业书籍的出版社不能按计划出书的情况非常严重。如地质出版社的“测量学”、“晶体光学薄片研究法”是供应春季专业学校的教材,应该在一月份出版,可是,到现在前者计划八月二十五日出版,后者因拖延过久订货作废了。轻工业出版社三月份计划出书十一种,实际只出了四种。该社出版的“中药成药配制经验介绍”,轻工业部早在今年一月就通知各地向新华书店购买,而书到七月中旬才出齐。人民邮电出版社五月份计划出书二十八种,实际出版六种。国防工业出版社四月份计划出书十种,实际出版二种,建筑安装工程出版社三月份计划出书十五种,实际出版了二种。该社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验收暂行技术规范”共十四册,国家建设委员会曾要中央各部通知所属各单位,这部书可在第一季度出版,要各企业单位根据这部书验收工程,但这部书到五月才开始出版,到现在还有一册未出。哈尔滨各单位的验收人员提意见说:等你们把书运来了,我们的验收工作早就结束了。其它如电力工业出版社、纺织工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能按计划出书的情况也很严重。 
 有些专业出版社出书日期一拖再拖。如科学出版社的“同位素化学”一书,预告1955年12月出版,后改今年一月,一月改三月,三月又改四月,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实用医学昆虫学”原预告三月出版,后改四月,再改五月,又改六月底,实际到七月下旬才出书。中国林业出版社预计在去年九月出版“木材采运企业财务组织”一书,拖到今年三月,说在六月出书,现在又通知说在今年第四季度才出书。不仅仅以上几本书如此,多数的书都是这样的情况。  由于各出版社不按计划出书,结果影响了书店的供应工作,同时也给读者向科学进军造成了不少困难。如科学普及协会出版的“机械工人速成看图”出版期延迟了四个月,南京市技工学校不得不一再改变教学计划,等书出版,最后只好由南京新华书店代学校刻写了三十多张蜡纸并印了三万多张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电工学理论基础”(一)、“理论力学教程”、“定量分析”等书,由于不能及时出版,汉口湖北省工业技术学校等着用书,不得不直接派人到北京要书,东北某工厂在东北各城市都未买到这几本书,也派人到北京来要书。  目前我所第二发行部平均每天要收到查询发书情况和出版情况的信件约六十件,我们要花很多的人力来处理这些信件,工作上发生很多困难。我们迫切要求有关出版社认真检查出书计划,迅速改变出书不正常的情况。我们愿意同各出版社共同为满足有关单位、广大读者向科学进军的迫切要求而努力。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