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为“军刀”不平
岳军
克雷洛夫写过这样一个寓言:曾经是锋利无比的军刀,被乡下佬用来削削木桩,劈劈木柴,最后被孩子们骑在刀背上玩了。军刀说:“如果掌握在好兵士手里,我就能制服敌人;可是在这儿呢,我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听了军刀的诉苦,我同情军刀,我为军刀不平。军刀有军刀的用处,如果是削木劈柴,用斧子和别的刀子不是也可以吗?
像这样被屈用的“军刀”,在我们很多部门里并不少见。例子之一是:交通部很多青年学用不一致,提意见也不给解决;高等教育部从今年一月至五月,收到七百多封反映使用不当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来信。有专业技术的在搞一般行政工作,学测量的在搞施工工作……而基层部门却正需要他们(见七月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和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官僚主义者们或者把他们东抛西掷,“如同抛掷棋盘上的小卒一样”,或者拿着这些“军刀”,连声赞道:“好刀!好刀!”却宁肯把它们挂在墙上生锈,不让它们有用武之地。如果“军刀”们不安于墙上的安闲生活,那末,“个人主义”、“思想问题”、“不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大帽子就扣上来了,被扣帽子的人简直成了“思想问题罪犯”。在这种气氛下,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我同情这些“思想问题罪犯”,我为他们不平。如果一个人有“学用一致”的思想是坏思想,请问:把人材——国家最宝贵的财产随意积压浪费的思想,又是什么样的好思想?如果一个学工的人要求做技术工作,是“不服从组织需要”,请问:这种“组织需要”是否是“国家需要”?也许这些领导者会挺胸而起说:“这是本单位需要!”那么请问:为什么你单位的行政工作非要学工的人去做?难道“本单位需要”可以违反国家需要?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关于守财奴的故事:守财奴把一大堆黄金和珠宝,放在自己身边,整天守着欣赏它们,如果人们为了应急而向他借一两或要一两,他是一毛不拔的。结果,宝贵的财产也并没有给他自己增加丝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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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颂
冯文炳
我平日看报,——看人民日报,常常默默地动了歌颂的感情。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政府,歌颂人民政府的政策,总括一句就是歌颂革命,仿佛到现在我也真懂得革命似的。我又要求我怎样把我的感情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取什么体裁写成文学作品?这却是一直没有决定的事。因此日子默默地过去了。
好比简体字在报上试用的时候,碰到一个简体字,令我非常之喜悦,我替今日的儿童感到幸福。这件事我就感到真是人民政府做的事。我记起我自己从小起,就是后来成了小说家的时候也是如此,怕写一个非简体的“灶”字。我又最怕非简体的“龟”字,简直不能把它写在格子内。我记得有一位老前辈曾经当我的面夸状元陈宝琛的字,就是他写得笔画多的字很容易装得下,我当时很佩服这句话得要领。我现在想起来,这也正是我的思想落后的证据,凡事不能有革命的意识。小时读书,有一喜一惧的事,至今犹如昨日,就是对着习字的印本“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一面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写,一面就怕“楼台六七座”的“楼台”,因为那时没有简化。现在的儿童,尤其是将来的儿童,他们将有许许多多的幸福,我们对着他们也将有我们的欢喜,就是我们懂得他们幸福!
我并没有学好理论,但我确实能体会“理论联系实际”的精义。这也因为我对半殖民地的教育是过来人。因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常常引起我的歌颂的感情。我且谈语法的事情。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很注意连接词“和”字,有许多场合对这“和”字不照汉语语法用而欧化之,结果意义不明确。还有人更荒唐,引用鲁迅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鲁迅的题目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而引用的人改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乍看之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是的,我们如果向老百姓不说“马、牛、羊”而说“马、牛和羊”,老百姓一定是听不懂的。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告诉我们说:“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奇怪,我们在语法方面,为什么有引起强迫同化的事实呢?这件事我耿耿在心。最近我重读鲁迅的文章,因为久不读的原故,读起来我感得鲁迅的文章最顺口——另一方面,岂不表示我们写的文章有些不顺口么?鲁迅文章里的连接词就吸引了我。就因为它念起来顺口。好比“准风月谈”里有一篇“推”,他说,“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鲁迅还说前一种是“洋大人”,后一种是半殖民地时代“我们的同胞”。我被他的话吸引的是一连三个“或”字。“对面或前面的行人”里面有一个,它是连接“对面”和“前面”以便共下面的一个“的”字。“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里面有一个,它是连接“肚子”和“肩膀”以便共下面的一个“上”字,“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里面有一个,它是连接“泥塘”和“火坑”以便共下面的一个“里”字。这才见汉语连接词的功用。因此我记起毛主席的文章,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有这样一句话:“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这里面有一个
“和”字,连接“很快”和“很容易”以便共一个“的”字。“和”和“或”怎样用法,“的”字加在哪里,在口语里本不成问题,在汉字拼音上恐将有问题,如果不把它们弄清楚。我们作革命干部的人,一切问题要联系实际,要解决问题,建立汉语语法正是一件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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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炎风小语
周午
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路程图是走出了路之后才画出来的。路程图不可少,有了它,走得更快更好。但有谁离了路程图就寸步难行的么?有谁把熟看路程图就当作是已经走了路的么?没有。
那么,为什么却有不少人离了理论原则就不敢思想,甚至就把背诵理论原则当作是思想呢?
干预生活的是勇士。
管到“邻猫生子”的,只是旧时老太婆们的唠叨而已。
欣赏和鼓励个人崇拜的人,从来不会说:“我,只是个人。你们来崇拜我!”而是说:“组织是无上的,而我就是组织的代表。”
可怕之处,正在于此。
独立思考之所以必需大力提倡,刻不容缓,正由于此。
拣了芝麻,漏了西瓜,是因为把芝麻当成了西瓜的缘故。
什么小事都“提到原则性的高度”,必然会把真正的大事降到非原则性的低度。
一受批评,便需全盘认错,不许辩护,更不许反批评。凡说到自己,只许说缺点,不许说优点,否则便是“骄傲自满”。
这些做法,只足以养成口是心非的作风而已,只足以斫丧人们正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已。
搞运动是伟大的。许多平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运动当中集中彻底解决。
但如果弄成一切问题非待搞运动不能解决,离开搞运动便束手无策,那就可怕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疑似之间,却不是人人都容易辨别。
应该反冒进的时候,人同此心,都来反冒进。但什么是冒进呢?却不是人人都十分明白。于是,把一些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一块儿反掉了。
应该反保守的时候,由于同样的原因,又会把一些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真正的保守一块儿反掉,把一些盲目冒进作风同社会主义积极性一块儿提倡起来。
确切地弄清楚每一个概念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在种种疑似之间划清界线,是伟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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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摩洛哥海员
孙滨
去年认识的那个海员,
今天又在港口里遇见,
黑里透红的皮肤,
两只眼睛光闪闪。
那时我们在海员俱乐部,
银幕上放映着青年联欢节的影片,
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不断地叹气:
“这样美好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临到我们!”
这回又在港口里遇见,
我们紧紧地握手,我们拥抱,
他高声地欢呼着中国万岁!
他混身都喷射着喜悦的火焰。
俱乐部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他一场接着一场地跳舞,
他的歌声也特别宏亮,
一直到深夜还不想回船。
他的国籍是非洲摩洛哥,
家住在卡萨布兰卡的乡间,
他的祖国今天宣布独立了,
这就是他骄傲和快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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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多写些反映农村生活的通讯
人民日报改版以后,我们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报纸对农村的报道,也更加生动了。但是,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报道各地农村生活的新鲜、有趣的通讯呢?我是四川人,现在在福建工作,差不多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四川春天的豌豆、葫豆花开的景色。我离开家乡多年了,那里的土地和人起了什么变化呢?合作社的菜花该是开得更加繁盛了吧!想起来四川的土地就是好,菜花真是又高又多,望不到头。我是多么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四川农村生活的有泥土味的通讯啊!可惜,这种通讯太少太少了。
(曾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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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更多地报道科学工作的动态
读者阚世培来信,认为报纸对于“向科学进军”的宣传,尚未尽到应尽的责任。他建议报纸辟出几个专栏,更多地报道国内外科学活动的动态和科学工作的新成就;记者应该多接近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和科学普及机关,了解科学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张天爵来信说:现在高等学校的很多教授和学生,钻研科学的积极性是很高的,而且也有了不少成就,但是报纸上很少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刘超英来信,希望报纸多介绍一些科学知识。
我们同意读者的这些意见。为了更多地报道科学工作的动态,希望读者、特别是各地的科学工作者,能够给报纸编辑部以支持和帮助,经常提供这方面的情况,供给这方面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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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不要“打闷棍”和进行人身攻击
读者孙机、王子修来信,对本报八月二日第八版上“脸也是革命的”一文提出了批评。
来信中指出:对陶渊明的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应该作何理解,是可以研究的。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不讲清楚自己的见解,只是用轻佻的语气,嘲笑“一位自封的学者”“总想发表独特的见解,以显示自己的渊博”。这不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态度,而是一种类似“打闷棍”的勾当。同时,作者所说的“蕃茄汤也是革命的”,“脸也是革命的”等话,实际上是一种谩骂。
来信认为:这篇文章是“故意糟蹋人”,是“进行人身攻击”,编者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是不妥当的。
编者按:读者孙机、王子修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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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父与子”事件正在调查处理
本报七月十九日发表的“父与子”一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到八月十四日止,已经收到读者来信五百八十多封。读者在来信里,对张枫如虐待父亲的行为和中共阳泉市委的姑息态度,表示愤慨,并且要求严肃处理。这事件,我们正请中共山西省委监察委员会调查处理。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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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儿童速写
黄浅予
学针线
跟娘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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