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
马坚
自1955年4月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以来，亚非各国间，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的友谊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国与埃及，签订了文化会谈纪要、贸易协定，并且与埃及互派贸易代表团，交换教师和留学生。后来又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了贸易协定。今年五月十六日，埃及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中埃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互派大使。七月三日，叙利亚也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八月十日，中叙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已经决定互派大使。中国与埃、叙的建交不仅符合三国人民的利益，对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是有利的，这是万隆精神的具体表现，所以受到亚非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这是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各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距数万里，但是很早以前，在交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已发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据阿拉伯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麦斯欧迭的记载，远在五世纪的时候，中国船只就经常航行到俄曼、西拉甫、波斯湾海岸、巴哈林海岸、俄卜莱、巴索拉等地。这些地区的船只也常到中国来。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遣使来中国以后，中国与大食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王啖密莫末腻派遣使者来，“自言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唐书大食传，册府元龟卷970）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为“大食”，这里的“大食王”是指穆罕默德圣人的第三位继位者欧思曼（644—656年在位）。
自唐永徽二年到唐贞元十四年（651—798年），一百四十七年间，大食共派遣使节三十次。
穆尔威叶建立伍麦叶王朝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色尚白，中国史书上叫做白衣大食，传十四朝，历九十年（661—750年），亡于阿拔斯王朝。
艾卜勒·阿拔斯（唐书译为阿蒲罗拔）建立阿拔斯王朝于伊拉克的巴格达，色尚黑，中国史书上叫做黑衣大食，传三十七朝，历五百零九年（750—1258年），亡于蒙古人旭烈兀（Hulagu）。
天宝六年（747年）以前的使者只称大食使者，不加区别，都是指白衣大食的使者。自天宝十一年（752年）以后的使者都称黑衣大食使者，以示朝代的更替，这是中国历史细致的记载。
上元元年（760年）“宴白衣使婆谒使等十八人于延英殿会”。大历七年（772年）“大食遣使朝贡”。这两条记载，一条浑云“大食”，一条加“白衣”的形容词，所指的都是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因为叙利亚伍麦叶王朝的遗族阿卜杜·赖哈曼曾逃到西班牙，重建伍麦叶王朝于哥尔多华，传二十四朝，历二百七十五年（756—1031年）。他们虽远在西班牙，还两次派遣使节到中国来，而第一次的使节有十八人之多，足见他们是怎样重视中国的友谊。
宋乾德四年（966年）因僧人行勤游西域之便，宋朝皇帝托他带信给黑衣大食的哈里发，向他致意。
宋开宝元年（968年）大食遣使来中国。自开宝元年到嘉祐元年（968—1056年）八十九年间，共达十七次之多。大食商人也有向中国皇帝献礼的。
自蒙古人征服中国和消灭阿拔斯王朝后，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的交通愈加便利，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各国人民间的往来更加频繁。明朝时云南回民郑和七次奉使西洋，曾到东南亚和中近东阿拉伯各国，阿拉伯各国的使臣也曾屡次到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是埃及的两次遣使。一是在永乐中（1414年前后），二是在正统六年（1441年）。当时埃及国王是麦姆鲁克朝（奴隶王朝1250—1517）的素鲁檀（国王）阿失剌福。
自殖民主义向亚非两洲扩张势力后，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往来遭到妨碍。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亚非各国万隆会议后，阿拉伯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形密切，中国与埃、叙的建交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经济联系的紧密，可由下面这些事实加以证明。自八世纪初到十五世纪末，欧洲人到东方来之前，八百年间，全世界的国际贸易都由阿拉伯人操纵。到八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定都于巴格达之后，阿拉伯人的国际贸易进入全盛时代。
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东南亚各国到处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中国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在唐、宋、元时代都是外国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关税，并管理对外贸易。在那个时代，广州、泉州、扬州都有阿拉伯侨民的居住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国和大食国间贸易之盛。
当时阿拉伯商人把象牙、犀角、真珠、宝石、玛瑙、各种香料和药材贩运到中国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磁器、茶叶、金银和钱币，又贩运到西方去，以谋取厚利。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外国贸易统计，广州、明州、杭州三州市舶司所收购的乳香达354，449斤之多。八世纪时，巴格达城里有专卖中国磁器的市场（叶孤比地方志）。这种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各国的经济生活，也促进了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
阿拉伯人输入中国的许多药材已在中国的土地上繁殖起来。许多香料和珠宝的中国名称是阿拉伯名称的译音或者译义。例如，“乳香”是译lubān的义。“没药”和“末药”是译murr的音，本义是“苦的”。“胡芦巴”是hulbah的译音（这是一种豆科植物的种子，形似豆而味苦，故称苦豆）。“押不卢”是译yabrūh的音，是曼陀罗根的名称。“鸦鹘”和“亚姑”是译yā—qū（红宝石）的音。“祖母绿”和“助木剌”是译（zummurrud）翡翠的音。“绿甘”是译rukhām（大理石或汉白玉）的音。
输入阿拉伯各国的中国货物的名称也在阿拉伯语文里生了根，如shāi（茶叶）就是最常用的名词。阿拉伯人称中国为al—Sin（秦），故称磁器为sini（中国的、中国男人），称托盘为siniyyah（中国的、中国女人）。阿拉伯文字典里还保存着junk（船）、dārsini（中国药，指桂皮）、khār sini（锌）等等名词。
我们从语言学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阿拉伯人每天使用磁壶、磁杯和托盘做茶具，无论男女老幼，天天都要说到或者听到shāi、sini、siniyyah等等名词，他们提到中国或者遇见中国人是十分亲切的。
在中古时期，阿拉伯人不仅执亚、非、欧三洲国际贸易的牛耳，而且是世界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保全了古代希腊灿烂光明的文化，而且吸收了埃及、叙利亚、波斯、印度、中国的文化，而加以发扬光大，然后传播到东西各国。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阿拉伯文化的传入是重要原因之一。
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传到西方去，把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天文学、医药等传入中国。
据波斯著作家努尔丁的记载，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661—750年）时代，穆罕默德圣人的外孙哈桑和侯赛尼的后裔先后遭受白衣大食和黑衣大食的迫害，因而逃避到中国边境某条河的河畔（可能是塔里木河）。他们向中国皇帝表示愿意做中国的臣民，中国皇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在中古时期，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交通，有海陆两路。伊斯兰教的传入，除上面所说西北的陆路外，还有南洋的海道。现在广州的光塔、泉州的清净寺遗址，都是唐宋时代的建筑物。最近在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可以证明宋朝时候那里已经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了。
当时伊斯兰教徒有信仰宗教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阿拉伯人苏莱曼有下面的记载：
“广府（广州）是买卖人的汇集处，中国皇帝简选伊斯兰教徒一人，办理前往该处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的诉讼，每当聚礼日和节日，就由他率领大众做礼拜，宣讲教义，并为伊斯兰教国的‘素勒丹’（译云国王）向安拉祈祷。伊拉克的商人们都服从他的裁判，因为他是公正廉明，依照教典而裁判的。”
据伊本·白图泰的记载，除管理诉讼的裁判官外，还有管理教务的教长，这就是元吴鉴清净寺记所提及的“摄思廉”（Shaikh I slām，伊斯兰教长老）。
中国的伊斯兰教千多年来一贯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尊重，只有在清朝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徒遭到了屠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遭到了歧视和迫害，北京朝阳门外的清真寺和天津穆家庄子的清真寺也在解放前一年被拆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历代中国人民对于信仰自由的具体表现。
阿拉伯语文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曾经是唐、宋、元时代伊斯兰教徒间通用的语文。现在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还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他们的语言，我国通用的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每个中国人天天都要跟这些阿拉伯字母接触。全国各地的清真寺里差不多都有人在学习阿拉伯文本的教义和教律。每星期五，阿訇都用阿拉伯文宣读“虎土白”（讲演）。教徒们还在诵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有几十名男女学生在学习这种优美的国际语文，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也教这种语文。
阿拉伯的天文历算和天文仪器，在元朝时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天文历算的演进起了一定的作用。回回历在元、明、清三朝，沿用四百余年。
现在，中国的儿童们在幼儿园里就要学会十个阿拉伯数码。中国的男女老幼，特别是从事于数学、物理学、化学、财政、金融和会计工作的人们，每天不知道要写多少阿拉伯数码。因此，中国人民在提及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的时候，也感到很亲切。
阿拉伯医药对于中国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阿拉伯人不仅输入许多药材，而且输入阿拉伯的医学。
阿拉伯人输入中国的药材，如乳香、没药、木香、丁香、龙涎香、安息香、硼砂、犀角、腽肭脐（海狗肾）、胡芦巴等，都被中国医药界广泛采用。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内有“忒毕医经”。“忒毕”是阿拉伯字tibb的译音，意义是医学。这可能是阿维森纳的“医典”。现在北京图书馆还收藏着“回回药方”的手抄本，可惜已残缺不全了。
元朝时候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元史百官志）
阿拉伯医学也普及于民间。阿拉伯医生的外科手术特别著名，元陶宗仪辍耕录有下面的纪载，可以为证：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时，邻家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遄止。当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蓑云：‘尝于平江阊门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也。其马随即骑而去。’”
这两位“回回医官”和“老回回”从人额上和马腿上割取出来的东西大概是毒瘤。毒瘤是像螃蟹样坚硬如石的东西，阿拉伯医学上把它叫做Saratān，意为螃蟹，译成西方文字的Cancer，也是“螃蟹”的意思。
阿拉伯人对于化学曾有重大的贡献，他们发明蒸溜法，中国蒸酒的方法可能是直接从阿拉伯人学来的，也可能是由西洋人间接传入的。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说：
“凡物之有质者，皆可取露，露乃物质之精华，其法始于大西洋，传入中国。大则用甑，小则用壶，皆可蒸取，其露即所蒸物之气水。物虽有五色不齐，其所取之露无不白，只以气别，不能以色别也。”
我们只知道天方夜谭有汉文的节译本，却不知道远在清朝康熙时代（十七世纪末叶）南京的回族学者刘智早已用汉文著“天方性理”、“天方礼典”和“天方至圣实录”三书，以介绍阿拉伯哲学、伊斯兰教教典和穆罕默德圣人的历史了。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云南的回族学者马安礼曾把埃及著名的大诗人蒲绥里（1212—1296）的优美的颂赞诗，（Qasidta al—Burda）用诗经的体裁译成汉文，与阿拉伯原诗刊行于成都，叫做“天方诗经”。
中国文化对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除上面说过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外，阿拉伯人曾学习中国的绘画、织锦和磁器制造。据七世纪中叶曾旅居大食国若干年的杜环记载，中国的艺术家在大食的有京兆人樊淑和刘泚，传授中国绘画，河东人乐阫和吕礼，传授织络的方法。（杜佑通典卷193）
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的伟大著作“医典”内论切脉的部分，可能是从中国经波斯而传入阿拉伯的。
据埃及开罗古城“符斯塔特”出土的古物中大批的磁器来看，远在法特米王朝（969—1171年，即宋开宝二年到乾道七年）时代，埃及人就大量地仿造中国磁器了。
中国的皮影子戏，通过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于十二世纪时传入埃及，受到埃及人民，特别是小朋友们的热爱。在电影传入埃及之前，皮影子戏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十分流行，大家都爱看“盖拉古兹”里演出的民间故事。发明电影以后，皮影子戏仍然受欢迎，特别是在埃及的农村里，现在埃及人民能看到中国的京戏和电影，他们更加兴奋了。
我在埃及求学的期间，曾将孔子的论语译成阿拉伯文。这部古典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在，叙利亚的进步作家已将毛泽东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和“实践论”等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埃及的进步作家最近又翻译了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的部分著作，我国的“土地改革法”也有了阿拉伯文的译本。
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曾有过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自殖民主义侵略东方各国以来，我们又曾有过共同的遭遇。现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对于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独立与主权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对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愿意帮助和合作。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第7版()
专栏：
近视眼治疗方法是怎样发现的
曹蔚如
人民解放军一六九医院眼科主任张玉符同志和他领导的眼科全体同志，在工作中发现和采用了平流电刺激疗法治疗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等）的办法。从1955年3月以来，前后治疗了一百三十七个病例，二百六十九只眼睛，经过测量视力，一百七十只眼睛全好，九十二只眼睛的视力进步，只有七只眼睛没有进步。张玉符同志所发现的这种近视眼新疗法，在不少医院中被推广和采用了。这种治疗方法，虽然远期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但近期的优良疗效则已很明显。
多少年来，治疗近视眼最通常的办法，就是验光配镜，但有不少害近视眼的人，即使配上眼镜，视力也不能补救。张玉符同志自从做眼科工作以来，经常听到近视患者要求医生给他们根治。特别是他看到部队有些同志由于近视，在完成训练和作战任务中增加了不少困难。于是，张玉符同志就决心研究根治近视眼病的方法。
1955年3月，张玉符同志在眼科工作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事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医院里的打字员周光前，右眼有一百五十度的近视，因左眼患网膜静脉周边炎住院治疗，对症采用了链霉素电游子透入疗法，每日治疗一次，共治疗五次以后，右眼的近视情况显著好转，测量视力，左眼由原来零点五进步到零点九，右眼由原来零点三进步到二点零。这个问题引起了张玉符同志极大的研究兴趣。他推想，可能与链霉素的关系不大，因为链霉素不可能有改变近视的效能，很可能是电流的作用。因为这个问题，张玉符同志曾经利用了半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翻阅了许多医学书籍，寻找答案，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得到。于是他又重新翻阅了巴甫洛夫学说的各种著作，用心研究了电流的大小和效果的好坏，研究了电流作用给局部与封闭疗法的异同，研究了近视的原因，因而得到了启示和鼓舞。
在探索学理的同时，院党委批准了张玉符同志作试验性的治疗。但是，在试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张玉符和眼科全体同志苦心钻研，克服了各种困难才获得成效的。开始时，有些病人不相信这种新疗法，不愿接受治疗，但经过他们耐心说服，讲清道理后，有些人才接受了治疗。张玉符同志对所有接受治疗的人员的疗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发现凡是没有戴过眼镜的视力进步很快，治疗效果是肯定的。那末，戴眼镜的又为什么疗效较差呢？张玉符同志又重新研究了巴甫洛夫学说中“复加条件反射”一部分，经过反复思考，和同志们研究的结果，他推测可能是眼镜障碍了视力的进步。于是他们就动员患近视的同志在治疗期间不戴眼镜，结果疗效同样显著。再如因为他们首先采取的电疗部位是在白眼珠上，因此患者害怕伤害眼睛，存有顾虑，而且操作时担心很大，治疗效率很低。这时，张玉符同志又研究了有关生理学及解剖学方面的著作，改进了试验方法，不用电极接触白眼珠，而用电极接触眼皮或太阳穴或上眼皮，经过治疗证明有同样治疗效果，这样工作效率就显著地提高，病人也愿意治疗了。
现在，张玉符同志和眼科其他同志对这一疗法正在继续进行试验和研究。在1956年的眼科工作规划中，他们决定在年底以前完成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他们对完成这项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决心。（附图片）
图为中国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医师正在指导患者作平流电刺激疗法治疗近视眼。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第7版()
专栏：
中朝两国出版物交流日益发展
新华社13日讯 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交流，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到1955年底，我国已翻译出版了朝鲜的著作四十三种，印行了一百三十七万册。其中“金日成将军传略”印行了二十万零二千册，“为祖国而战的朝鲜青年”印行了十万册，著名作家韩雪野、洪淳哲等人的作品都受到我国人民的热爱。今年上半年，朝鲜著作列入我国翻译计划的就有十二种。
几年来朝鲜也翻译出版了不少我国的出版物，1954年到1955年两年内，就翻译出版了二十三种，今年已经翻译或准备翻译的有十四种。
中朝两国书刊贸易往来几年来也有很大发展。1953年中国国际书店向朝鲜出口书刊六十万八千九百册，而1955年出口了书刊一百三十二万五千册，增加了115％。我国的“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在朝鲜被广泛地发行着，我国出版的年画在朝鲜的城市和农村都受到极大的欢迎，人们在平壤的小商店里，在矿井车间的俱乐部里，在偏僻乡村农民的家里，都可以看到中国年画。同时，中国国际书店几年来也向朝鲜进口了大量书刊，进口数量每年都在增长，1953年进口书刊二十六万四千余册（份），1955年进口了四十一万一千余册，增加了55％。朝鲜出版的历史和古典文学著作以及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在我国受着广大读者的爱好。朝鲜的书刊，特别受到我国的朝鲜族读者的热爱。
第7版()
专栏：
北京医学院组织专家到黑龙江、内蒙等地调查研究克山病
新华社14日讯 从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十三日，北京医学院已经有三批专家分别出发到黑龙江北安地区、内蒙古、吉林和河北等地调查当地克山病的发生情况。
这些专家有内科心脏病专家马万森教授、细菌学专家黎希干教授、微生物学专家方亮教授、流行病学专家朱聃副教授、寄生虫学专家赵振声副教授等。调查组由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带领。
从1953年以来，卫生部就责成哈尔滨医学院对克山病作系统的调查研究。今年八月六日，哈尔滨医学院在公共卫生系主任孙锡璞教授带领下，又组成卫生流行病学、膳食、鼠类密度和饮水等四个调查组，赴北安地区，对克山病的发病情况作综合调查，以进一步明确发病原因，了解发病规律。
克山病是一种有严格地区性的地方病，在我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陕西、甘肃和辽宁等七个省都曾发现过，有的地方长期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克山病在冬春两季发生。急性克山病的患者，感到心里难受，四肢发冷，头脑发昏，在数小时内就可死去。临床症状是心脏扩大、心律不齐，皮肤青紫。痨型克山病（非急性）患者发病时下肢还浮肿。
专家们到现在为止，对克山病的病因还有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认为是由于当地水质不良，或由于一氧化碳慢性中毒所致，有的认为是因为细菌或病毒传染的，也有的认为是真菌中毒。
第7版()
专栏：
整理和发扬民族音乐遗产
中国音乐史研究者开座谈会
本报讯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本月八日邀请出席全国音乐周的各地音乐史研究者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将在1959年编写完成的中国音乐史的意见，和讨论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办法。出席座谈会的有汪孟舒、查阜西、潘怀素、盛家伦、沈知白、李纯一、林路、杨大钧、阴法鲁、杨荫浏等二十多人。
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李元庆在会上说明了目前编写音乐史的迫切需要。中国音乐史的初稿计划在三年内编成，这需要各地音乐史家尽量发挥力量，同时也要争取有关音乐史其他方面的专家的协助。进行编写的方法可以独自编写或数人合作。研究的内容不限于音乐通史、断代史、专史、或有关音乐史的专题研究等等。形式、体例、内容也没有什么限制。他希望大家各尽所长的分工，使古代、近代和现代音乐史的写作能同时并进，李元庆并提出在编写的过程中民族音乐研究所将尽量协助供给资料，作品完成后也将尽量协助出版，并谈到今后还应当多鼓励青年同志参加音乐史的研究工作。
会上讨论了历史分期的问题及音乐史的断代与一般通史的断代是否应取得一致的问题；音乐史与文学史、戏曲史及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同时还谈到乐曲实例的重要性问题。
会上大家踊跃自报了愿意分担研究的题目。有的同志虽未定出具体题目，但准备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
湖南音乐的普查工作初步完成
本报讯 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湖南省文化局联合组成的湖南音乐采访队，从今年五月八日起到六月二十五日，在该省进行了五十天的普遍调查，一共调查了四十四个县。据初步统计，接触了451种不同的音乐形式，连同各县重复的项目一共计1423项。录音节目一千零一个，全长四十二小时。
这次普查，除了发现数量可观的革命歌曲外，还发现了许多罕见的乐种。在某些风俗音乐，宗教音乐中蕴藏着古代人民丰富的艺术遗产。在乐谱、乐器及有关音乐文献实物方面的搜集，这次采访也有收获。这次普查中，发现不少乐种已不流行或即将失传，如不进行抢救，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湖南一省的采访，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普查，已是当前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民族音乐研究所为了供给参加此次音乐周的全国音乐工作者的参考观摩，特开辟“湖南音乐采访工作陈列室”。供外界参观。
红线女在音乐周上清唱粤剧
据新华社11日讯 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最近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清唱了粤剧“王昭君”中的一段选曲——“昭君出塞”（马师曾撰曲）。
这段唱词虽然不长，却包括了“乙反长句二黄慢板”、“乙反中板”、“二黄慢板”、“二黄滚花”、“子规啼”和“塞外吟”等曲调。红线女吐字多用真嗓，拖腔转用假嗓，真假嗓音结合得极其巧妙，愈发显得字正腔圆、清脆婉转。这种唱法在粤剧界叫做“龙头凤尾”。
红线女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她擅长唱粤剧，也会唱京戏，对中、外音乐都有兴趣和一定的修养，而且善于吸取别人长处，来丰富自己。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许多音乐家都赞美红线女的演唱方法。女歌唱家周小燕对记者说：红线女的唱法有着独到之处。她非常自然地把真声和假声混合运用，使音色丰富，更内在、更深刻地表达人物的情感。今年六月间，红线女在北京演出时，梅兰芳也给她很好评价，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她唱腔运用着正确的发音方法，而且富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