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在高等学校中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
彭迪先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毫无疑问，应当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那些方面去“争鸣”呢？场所是很多的：在科学讨论会、科学报告会、座谈会、校刊和学报上展开争论；在系和教研组里展开争论；在个别接触中也可以就学术问题交换意见，展开争论。
要争鸣，就必须刻苦钻研，必须独立思考；而要钻研和思考，就必须有时间，有条件。我们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根据高等学校目前的情况，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重新考虑，这就是有关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的问题。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关于教学计划等等问题，高等教育部有明确的规定和一定的制度，在没有改动前，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作为个人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关于教学计划的问题。我认为很多的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太多、太重、太死。仅就综合大学来看，理科不说了，就是文科各系，每周的课堂学习时间一般都在三十小时左右。这样，剩下的自学时间总共只有二十四小时，平均每天只有四小时。学生忙于记笔记、对笔记，用来阅读参考资料和思考问题的时间就很少，这就必然影响学生独立思考，并且造成消化不良和负担过重。课程多，教师就忙于编写教材，占去大量的时间。此外，教学计划中对有些课程的开设规定太死，学校无法灵活掌握。有的课程师资条件不足，准备不够，勉强凑数，开是开出来了，但是质量很差。而且学校不能开选修课，有些教师的特长又无从发挥。还有，有的专业教学计划中，个别课程的目的性 不够明确。如经济系五年制一年级的“通史”，总共不过140学时，而内容却要讲中外古今的历史。试问内容这么多，时间这么少，究竟怎么教？这门课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明确。其他专业也有类似情况。
针对这些情况，我认为有必要对若干专业的教学计划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适当的修正。
首先，学习苏联必须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以苏联教学计划为蓝本所制定的教学计划，执行以后证明有成绩有效果的，应该肯定下来；有缺点的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应该改正。我们反对在学习苏联方面的形式主义。
其次，我们不要把教学计划中课程的开设规定得太多、太重、太死。应该留出相当的时间让教师和学生有机会多看参考书，深研细嚼，独立思考。同时还要让学校多少有一些弹性，根据师资设备特点，开设一些选修课，从各方面培养教师和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争辩的风气。
谈到开设选修课，我认为在高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可以开设关于唯心主义的课程。有条件，就批判；没有条件，介绍也行。苏联教材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材，党性很强，这是大家公认的长处。但是有些苏联教材，有时对一些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学说，只提那么三、两句，批评也只有几句，以致使读者觉得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有时总感到说服力不够，被批评的资产阶级学说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还是不十分清楚，学生也只能把一些结论式的语句死记硬背下来，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要运用它来解决问题，那就更困难了。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要使他们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本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己知彼”，并且在学校中给他们以初步的训练。
关于教学大纲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在教研组争论一番，毫无疑问。教学大纲应该是我们在教学中要遵循参考的，但是不能认为一点也不容改动。硬性规定是不行的，教师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领会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讲授中也必然有所分歧。强求一律会妨碍教师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争论，会影响他们在学术上不断钻研的主动性和科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同时，学校也应该有权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用自己的力量来编拟大纲送高等教育部备核，在保证一门课程达到应有的知识广度、深度和一定的科学系统性的前提下，可以让教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运用自己的研究心得来编写。不用说，教学大纲的编写，是应该提到教研组来讨论的。
关于教学内容的问题。这里指的主要是课堂讲授的内容。我认为，在课堂上首先应当把科学上已经有定论的东西教给学生；如果没有定论，也应该把一般公认在现有水平上比较好的东西教给学生。课堂上可以向学生介绍种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对争论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明争论之所在，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加以适当的批判，表示自己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有好处。当然课堂讲授决不能把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不能海阔天空地乱讲一通，形成前松后紧的局面。讲授必须富有科学性、思想性，内容精简、论点突出，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
关于学术批评的一些问题。在高等学校中要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就不能不在学术问题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去，在高等学校的教研组或者其他地方，学术上自由争辩的风气是很不够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也是极不平衡的。而且高等学校中面对面“争鸣”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想在这里谈谈有关批评的几个问题。
根据目前学术批判的情况，我觉得在争鸣中这样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提起注意：第一，批评别人，首先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打
“闷棒”。对错误的东西固然不能妥协，但是也要注意分清是非，掌握分寸。绝不能一看见某一部著作或者某篇文章中有唯心主义观点，就把它完全否定。因为其中也可能有有用的东西；就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对某些问题也是有研究的，值得我们探讨。第二，批评要以理服人，不能盛气凌人，不能乱扣帽子；更不能生拉硬扯，把学术问题转弯抹角地扯到政治问题上去。第三，对于被批评者来说，首先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批评不确当甚至有错误，自己无法同意，也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提出反批评，不要怕带“拒绝批评”的帽子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作出口是心非的检讨。当然自己如果真正错了，那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低头。修正错误，也就是坚持真理。第四，被批评者一定要批评者拿出自己的货色来，否则拒绝接受批评。这实质上是拒绝批评的一个挡箭牌，是一种变相的限制批评的提法。拿得出自己的货色来固然好，就是拿不出，只要他是真正看出了问题，也可以而且应当提出批评。
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刻苦钻研，大胆争论；但是也必须保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的物质条件；用具体事实，必须用学术论争的事实，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顾虑，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还必须从各方面设法培养独立思考和自由争论的风气。
“百家争鸣”是一个学术方针，贯彻这一方针，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作许多细致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应当把它当作运动来搞，而应当在经常的学术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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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家争鸣”是学术上的群众路线
汤用彤
正如毛主席所曾预言的，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掀起文化建设高潮必要而及时的动员号令。
中国人民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发展的全部历史，雄辩地证实了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群众路线乃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条件。为完成使我国重要科学部门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历史任务，就必须更广泛、更深刻地在科学工作方面贯彻使我们无往而不胜的群众路线。百家争鸣方针可以保证在学术领域内肃清个人崇拜思想，更深入、更有效地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也就是保证群众路线在学术领域内的进一步贯彻。
百家争鸣的提出使学术工作者感到振奋。
几千年来，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集团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方针。春秋战国时代自发的百家争鸣现象反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镇压和摧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以儒家“定于一尊”都是扼杀百家争鸣的明显例证。
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之下，才有可能第一次在历史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人民对于极少数剥削者的专政，人民不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套在什么固定的形式里以致僵化、退化。百家争鸣促使人民去寻找真理，使人民头脑每日都有新的生机。只有无产阶级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才有可能第一次从理论上得出提倡百家争鸣的结论。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要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它本身就是集体主义的，以捍卫群众利益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不断发展创造的真理。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因此，百家争鸣决不会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相反地，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富于创造性地、更深刻地贯彻到每一学术领域中去。
我们现在提倡的百家争鸣根本不同于古代百家争鸣，也不同于蔡元培先生所曾提倡的，起过进步作用的，“兼容并包”。现在的百家争鸣首先是服务于一个伟大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迅速提高祖国科学文化水平。因此，百家争鸣的主要精神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在高等学校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我认为应该首先研究如何使每一个人都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例如目前教学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应当少作一些关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空洞讨论，而应多作一些认真的实际调查，切实了解一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是不是能创造性地、独立解决实际问题？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所学的东西是不是能用？是不是适用？他们还缺少哪些必要知识？如果他们还不能独立工作，原因又是什么？经过这样的实际调查研究，再来修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一定会更有效、更切实。
事实上，过去由于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很少切实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习惯和独立研究能力。有很多学生毕业后不但不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甚至还不能独立工作。例如被分配到某些研究所的学生就还得进行补课。目前，如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习惯和独立研究能力实在是一个迫不容缓的问题。必须从各方面想出具体办法来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新生力量不能创造性地独立工作，不能参与百家争鸣，我们就没有真正贯彻好百家争鸣的方针。
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发挥教员进行科学工作的潜力，使他们尽量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就需要创设一些必需的条件。
例如年纪老一些的学术工作者，几十年来积累了一些材料，也有一些见解和看法，他们都盼望能有几个助手以便更有效地开展研究，把自己的力量充分贡献给祖国。如果像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那样，还未能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学全部传授给年青一代就与世长辞了，那是十分可惜的。因此，助手问题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学术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迫切问题。
另外，有些老教授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是否也可以考虑让他们在完成教学计划的情况下开设一些选修课程以传授这些专门知识，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呢？我想这样不但对于陆定一同志提出的成立学派有好处，而且也可以使老教授通过教学得到提高。
要使教师们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就需要大量的图书资料，但是图书资料也是几年来一直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由于没有房子，大部分图书不能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各校图书分布也有不合理之处，还有许多图书由于尚未编目，只好存库不用。是否可以动员大学生利用暑假来整理这些图书呢？当然，如果这样，应付给他们一定的工资，至于档案和古器物能利用的就更少。我想有关部门应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我们现在提倡百家争鸣不同于古代百家争鸣和“兼容并包”之处，还在于现在的百家争鸣既然要发扬创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各行其是，互不相干，而要团结互助，在充分的自由讨论中寻求真理以达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目的。这就要求各科学文化部门能够密切配合。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缺点，例如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的配合就还不够密切。应该从各方面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例如研究机构掌握着国家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可以要求高等学校协助解决；高等学校在完成教育任务过程中遇到困难也可以争取研究机构的帮助。我们面临着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艰巨任务，只有动员一切力量，加以合理的严密组织，同心协力，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委托。
由于久在病中，我对实际情况了解很不够，这些意见难免有主观片面之处，但是，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我感到无限欢欣鼓舞，因此，我说出了心里所想的。我将和全体学术工作者一起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迎接祖国文化建设高潮而辛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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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援在职青年向科学进军
顾均正
为了支援在职青年向科学进军，给他们编写一套自学用的各科入门书是必要的。
现在的在职青年，除了少数是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以外，绝大部分是从初中到高中一二年级程度的青年。这些青年向科学进军，当然不是要搞学术研究，也不是要考副博士，而是要配合本人工作的需要，提高文化业务水平，学习基础科学知识，为更好地发挥个人力量创造 前提。由于他们各有工作，学习必须在业余进行，就学习的条件来说，他们是跟在学青年不同的。他们虽然有向科学进军的愿望，却缺少引路的人；他们虽然知道学习科学要循序渐进，却找不到适当的由浅入深的各科入门书。
书店里固然有不少适合于初高中程度的各种通俗科学读物，可是这些书大都只能供阅读浏览，而不是给他们作钻研进修用的。
现在单就各种通俗的自然科学读物来说，它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两种类型：
一类是介绍科学上的伟大成就的，像伊林的大部分著作。这类书向读者说明人类怎样利用科学来改造世界，同时还指出建筑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它们的作用主要在宣传人类掌握科学技术以后的巨大力量，以具体生动的事实来号召读者向科学进军。这类书可以给自学青年一种鼓舞，却不能满足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怎样去找到进军的道路。
还有一类是配合学校课本用的补充读物。有的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事例和恰当的比喻，把科学上的某些问题作了详尽、浅显的解释，像伊林的“原子世界旅行记”，别尔曼的“摆线”，雅库平科的“消化的故事”，高尔松斯卡娅的“果实种子历险记”等。有的就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设为有趣的问题，引导读者去用心思想，并帮助读者用简单的科学原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像别莱利曼的大部分著作和盖尔的“物理世界的漫游”等。这类书是以读者原有的科学知识做基础的。它们的作用主要在巩固这些知识，运用这些知识。不过它们虽然引导着读者在他们原有的知识领域内作各种各样的短期旅行，让读者尽量欣赏沿途的名胜古迹，却并没有引导读者跨过这个界限，在进军的道路上逐步深入，去攀登科学的峰顶。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通俗科学读物对于自学青年毫无帮助，恰恰相反，它们在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是青年们最好的伴侣。青年在开始学习科学的时候，正应该多看一些通俗的补充读物，多听一些通俗的演讲；但是既然要向科学进军，就决不能单靠这种不很花气力的学习，老是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兜圈子。学科学不但要重视“循序”，还要努力“前进”；不但要经常“温故”，还要不断“知新”。我们看了山东化工厂徐人武同志的苦学经验，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徐人武同志告诉我们，他在开始自学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具有高小的文化程度，还缺乏起码的科学知识”的勤杂工，可是在短短的六年（1946年到1952年）中，靠了他的勤学苦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专业知识、能够独立工作的国家建设人才了。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巨大的成就呢？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不怕困难，坚持学习；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能够“一步步地由浅入深地学习”。他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订定学习计划，把初中的代数、化学、物理，高中的数学、化学以及微积分、化工原理等——作为一个化学工作者所应该学习的几门基本功课依次学完了。从徐人武同志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帮助他“一步步地由浅入深地学习着”的还是在校学生用的普通课本。
拿在校学生用的普通课本来自学，困难是很多的。但是自学青年在书店里既然找不到特地为他们编写的有系统的由浅入深的各科入门书，自然就不得不采取硬啃课本这个办法。新华书店零售课本数字的不断扩大，就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新华书店发行的课本，一向都是由各学校集中订购的。由于零售数量无法掌握，过去新华书店尽量限制在门市部零售课本。后来为了照顾青年业余学习的需要，才从1955年起开始扩大零售。当时内部规定的比数是：零售数为总册数的3％，可是这个比数实际上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到了1956年春季，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供应的中学课本，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供应在校学生用的约为35万册，供应在职青年业余学习用的约为50万册。估计今年秋季供应在职青年业余学习用的中学课本，可能超出100万册。由此可见，在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今天，竟不能在书店里找到一些适当的介绍各科基础知识的自学用书，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读者来信中，更可以看到，在职青年渴望出版一套从初中到高中的自学课本的要求。有一位读者说：“有许多青年和我一样，对自然科学不摸底，非常苦恼，要求出版部门或你社出版一些初中和高中程度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本，要写得像学校中的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解一样易懂。”这很可以代表大多数在职的自学青年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应该给予满足的。
要满足广大自学青年的这一愿望，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自学课本跟学校课本一样，科目很多，而在读者殷切的期望之下，出版时间又不能拖得太长。现在各出版社都按专业分工，最适宜于担负这一任务的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可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原有的编辑和修订学校课本的工作已很繁重，要在短期内再搞一套自学课本，不用说是有很大的困难。
其次，自学课本的性质跟学校课本不同，究竟应该怎样编写，大家都没有经验，要在短期内编出一套满意的自学课本，也是有困难的。
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说，自学课本的科目多，一个出版社一下子搞不起来，那就可以先出重点书，由几个出版社分工合作，限期完成。我们如果肯定自然科学的自学课本需要最迫切，就可以先编写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功课的用书，譬如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初中用书，由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编高中用书。我想，只要稍稍减轻这些出版社其他方面的任务，这个工作，它们是有条件担负起来的。
至于这类课本应该怎样编写，当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已经有了各科教学大纲，已经有了正式的学校用课本。在各种通报上还发表了许多关于现行学校课本的教学经验。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编写自学课本的很好的依据。在体例方面，或者根据正式课本的原文另加辅导性的“提示”、“补充说明”、“解释”、“例题”、“参考书目”等，或者根据教学大纲另行编写（关于这方面，可以多多吸收日本的经验），都可考虑。但是为了缩短出书日期起见，我认为前一个编写方法虽非理想，却比较切实易行，值得采取。我们应该肯定早出版比迟出版好，有比没有好。
谁来编写这些书呢？各出版社大都感到缺少编辑干部，由出版社自编，照目前情形看来，它的可能性很少。然而在各个师范学院、各个中等学校的教研组中，却有着不少有经验的老师，他们天天跟学生接触，他们知道学生在学习中最难理解的是什么，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他们是编写这一套课本的最可依靠的力量。
为了支援在职青年向科学进军，希望文化教育领导部门重视这个问题，趁各出版社将要拟订明年度的选题计划的时候，立即抓紧时间，动员并且组织有关出版社分工合作，共同来担负起出版各科自学课本的任务，并给各出版社以大力支持。同时也希望富有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们，能够当仁不让地来编写这一类书稿，帮助各出版社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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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生物学家集会讨论遗传学中的理论问题
新华社青岛10日电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生物学家今天开始在这里讨论遗传学中各国长期以来争论的理论问题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这是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出席这个遗传学座谈会的四十多个科学家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农、林业方面的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学校，他们中间有遗传学家，（包括米丘林遗传学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以及育种学、细胞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动物胚胎学、生物化学、实验生物学等各方面的专家。为了在这次会上充分、有力地发挥自己的见解，有的科学家在会前已经作了几个月的准备，阅读了大量文献和参考书，收集了许多资料。
座谈会将着重讨论遗传的物质基础（包括无性杂交）、遗传和环境的关系、遗传同个体发育的关系（着重阶段发育理论）、遗传和系统发育的关系（包括物种和物种形成），及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今天上午，首先在会上讲话的是座谈会的主持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他在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时指出：遗传学在生物科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又是各国争论得很尖锐的问题；我们过去学习苏联、掌握米丘林学说不够全面，并且有偏差；对于近年来摩尔根学派的学说的发展情况注意不够；所以科学家们感到举行这样的会议是十分必要的。童第周希望到会的科学家要争论得很透彻，说出心里话；对今后遗传学的研究和教学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和态度的问题，也要讨论和提出意见。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会上说：遗传学是在十二年内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急需科学部门之一，召开这个会议，便是希望在十二年内使中国的遗传学赶上或接近世界水平。
这次座谈会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召开的，将举行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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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教师代表七十多人
讨论如何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
据新华社10日讯 六日到九日，高等教育部召集了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教师的代表七十多人，对如何在高等学校中更好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这门课，进行了讨论。
会上，大家就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草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学大纲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这个教学大纲问题集中、重点突出，基本上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但是同时也对大纲中某些专题的内容做了具体的增删；并认为大纲反映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建设经验，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还不够，在教学实践中应充实这方面的内容。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大力克服教条主义习气，提倡创造性地研究理论。会上对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上是否容许百家争鸣的问题，有人认为只在教研室内可以争鸣，而在课堂上不可以。经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容许教师在讲课时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为了提倡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研究，适当减轻学生的课堂负担，讨论中认为文、史、哲、政法、财经等系科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学时应减少到102学时；理、工、农、医等系科则减少到六十八学时；并准许各类学校根据具体条件在执行时有较大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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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少年儿童文艺会演
新华社9日讯 在九日结束的北京市少年儿童文艺会演上，十五岁的小姑娘阚树珍作的朗诵词“十年以后我再见到你”，被评为优秀创作奖。作者在这篇作品中，以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想像，设想十年以后她的朋友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工程师、文学家、拖拉机手……。
参加这次会演的有一千四百七十多个少年儿童，演出了歌唱、舞蹈、戏剧、杂技等一百多个节目，其中有二十多个节目得了优秀奖。
少年儿童们的艺术才能给观众和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九岁的刘嘉惠朗诵了“女劳动模范徐秀芳”的故事，她的声音和动作好像一个农村姑娘。九岁的小钢琴家朱珠也成功地演奏了马思聪、丁善德作的曲子“走马”和“捉迷藏”。
这次会演是由北京市教育局、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群众艺术馆、北京市少年宫联合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