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批评家—不是法官
方浦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评论一部文艺作品,不能像分辨颜色的黑白那样,简单地用一个“好”字或者“坏”字来概括。有的作品,主题很有意义,但艺术表现非常差;有的作品,人物描写比较生动,但思想内容不深刻;也有的作品,仅某几个人物写得比较好,等等。总之,情况十分复杂。
批评家也是读者,他的任务是写出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和感想,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同时也和作家一起去探讨这些问题。批评家的意见可能基本上正确,或者大部分正确,或者也竟不正确。因为每个批评家都受着他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艺修养的限制。往往有这种情形:某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为批评家熟悉的,比较容易引起他在感情上的共鸣,而另一些作品则可能相反,不大能引起他的共鸣,尽管这两部作品也许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是差不多的。批评家这种个人爱好,也应该受到容许和尊重。
然而批评家在文章里说的毕竟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不是对作品的判决;谁也没有给过他这种权利。杜布洛留勃夫说的很对,他认为批评家不是法官,而是律师。对作品的判决,权利只能属于历史。
作家是生活的解释者,批评家是艺术的解释者。对于生活,作家既然可以各抒所见,对于艺术,批评家当然也可以各抒所见,他们的所见本来都有待于读者的选择和思考的。但是如果批评被认为是判决,作家和批评家对待文艺批评便不能不十分紧张起来。既然一篇评论文章直接决定着一部、甚至好些部作品的命运,判决它们生或死,批评家写的时候又怎么会不战战兢兢呢?他又怎能够不把文章尽量写得十分“全面”,即使不喜欢这部作品,也得努力找出它的某些优点,加以肯定,并在所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评呢?而作家们又怎么会不一听到批评,便有“谈虎色变”之感呢?
作品有缺点,甚至错误,是极平常的事。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免有缺点。对作品发表一些批评,也是极平常的事。批评家固然可以进行批评,作家也有权利和责任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展开反批评。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争论并不是“相煎”,而是为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共同利益。只要批评家不自居为法官,读者也不错认他们为法官,那么,他们的工作就容易作得好一些,他们跟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自然一些。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即使有片刻的面红耳赤,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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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桂写生随感之五
毛主席的故居
胡佩衡
本来要到衡山去,参观南岳,据本地人说,衡山须天暖时可登,现在天气未暖,山风太大,寒气太重,不可往游(那时湖南尚燃炭盆)。遂到长沙登岳麓山,写了望湘亭、爱晚亭、六轮塔诸景。俯看湘江,帆影如林,小渔船往来在波涛中,忽隐忽现,也颇有趣。下山后,又乘汽车到湘潭转韶山,拜访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的故居。此地四面环山,深秀壮丽,山上松柏,不下万株,故居的后面,绿竹层层,更觉得清华朗润。故居是湖南一般样式的农民居住的木架房,房上半边盖着瓦,半边盖着草。房前是小院场,场前有两个小池塘,在北边的就是毛主席幼年时代游泳过的地方。在房子的门口上,横悬一匾,上写“毛泽东同志故居”。房子的后边,还有晒谷坪、养鱼池和毛主席手栽的枇杷树。
招待员同志详细地讲叙了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故事,使我知道毛主席在年幼时就严格的要求自己,非常用心学习,还非常热爱劳动,每天除在北邻的私塾中读书外,像放牛、割草等,是经常参加的。
在招待所楼上看韶山,正值天雨,满山白云往来,千态万变,很可以研究古人画云的各种法子。雨后登楼看山,是东坡赏心十六事之一,我竟能在最秀丽的毛主席的家乡见到如此妙景,真是十二分的难得。我趁兴画了韶山六景,作为纪念。(附图片)
韶山村毛主席故居 胡佩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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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二十四只眼睛”
日本 尾崎宏次
在中国举办日本电影周,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我最近才在东京看了中国影片“白毛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在中国却一次上演了五部日本影片。从文化交流这点来说,中国这种积极的态度,使我不能不有一种惊喜之感。
这次上演的五部日本影片,其中四部是独立制片团体的作品,一部是大公司(松竹公司)的作品。木下惠介导演的“二十四只眼睛”就是所谓大公司的作品。
独立制片团体是1952年前后在日本出现的。发起成立独立制片团体的许多导演,有的是被认为有左翼思想受到大公司解雇的,有的则是反抗大公司而自动退出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质,使观众能够有所了解。
但是,在大公司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导演。这些人保持着自由主义的立场,尽管受到某些限制,但是他们的作品对现代日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却表现了深切的关注。我认为木下惠介就是一位站在这种立场的最有才能的导演。
“二十四只眼睛”是他摄制的第二十四部影片,摄制于1954年。日本在这一年总共摄制了约三百部影片。“二十四只眼睛”在这些影片里被列为第一位。在日本,报社、电影杂志社、广播电台等团体每年都举行十部最优秀影片的评奖,由影评家、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进行投票,选出那一年出品的十部优秀影片。“二十四只眼睛”却在各种评奖中都被评为第一位。木下惠介获得了导演奖,扮演主角的高峰秀子获得了女演员奖,同时这部影片本身也获得了作品奖。这部影片的作曲家木下忠司是木下导演的弟弟,他也获得了音乐奖。一部作品能够获得这样多的奖,在日本说来也是少见的。
“二十四只眼睛”,意思是说十二个孩子。这些孩子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岛上,在和平生活里成长起来,但是战争却毫不容情地夺去了这些已经长大的孩子们的生命。影片通过一个女教师的经历把这段历史描写了出来。
“二十四只眼睛”描写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同时也是日本历史的一个断面。贯穿这部影片的是反对战争的思想。木下导演在摄制这部影片以前,曾摄制过“日本的悲剧”、“女人的花园”等等优秀作品,这些影片都是以日本妇女作为主人公的。他这样说明过为什么要选择女人作为影片主人公的理由:“战争的痛苦,女人要比男人体会得更深刻。战争使得女人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失去了爱人。这种悲哀是深沉的,女人如果能够坚强起来,战争就会受到制止。”
“二十四只眼睛”曾在濑户内海小豆岛上拍摄了一百一十天的外景,而且全部是采取同期录音。在日本,拍摄外景要用这样长的时间,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这部影片里演出的孩子们全都是兄弟姊妹,木下导演事先就注意从普通儿童里面物色面貌相像的兄弟姊妹来扮演。这样便给影片增加了真实感。这部影片的演员只有几个是职业演员,除了高峰秀子扮演的是主角以外,其余的人担任的都不是重要角色。
从“二十四只眼睛”里可以集中地看到导演的一些特点。首先可以看到他是厌恶虚饰造作的,这点从影片分配角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假如在这部影片里出现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演员,也许观众就不会那样为影片所吸引了。
其次,这部影片穿插了许多小学校的歌曲。“乌鸦为什么哭”、“毕业歌”等等,对日本人来说,都是极为亲切的。日本的观众看了这部影片所以会流泪,就是因为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一次在影片里体验了战争的痛苦。
还有一点也需要在这里提一下:木下惠介对于自然风景的美是有非常锐敏的感觉。他没有放过美丽的风景。影片最后高峰秀子在山道上骑自行车的镜头,那画面就像是一幅中国的南画。
今年九月,决定要在这部影片作为背景的小豆岛上建立一座和平塔。这座和平塔的落成典礼,已经选定“二十四只眼睛”在日本首次上映的那个日子举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确实鼓舞了日本人民爱好和平的心情。(附图片)
女教师和孩子们在一起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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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八股的一段自白
钟秀达
(党八股自从在1942年被大张旗鼓地反对了之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几乎无处存身。最近几年不知怎么一来,他又冒出头来,到一些报纸上作客了。不少编辑都殷勤地接待他,向他请教。他在高兴之余,谈出了一段心里的话。)
我现在常常碰到我的死对头“通俗化”。他要“化”,我也要“化”,就是“公式化、概念化”。读者站在他那边,有些编辑却站在我这边。
我生平只有一个法宝:框子。如果稿子内容太丰富,加工有困难,我就用框子一框,半个钟头里面解决问题,出品快,又节省脑力。写工作经验,通常是:一、基本情况、二、存在问题、三、解决办法。写生产活动,又不外乎:开头问题很多,群众自满麻痹,经过深入检查,不觉大吃一惊;干部布置任务,运动蓬勃开展。谈成绩,就开一张统计表;写群众的热情,叫形容词叠罗汉。为了表示文章的重要,一定要写得长。有篇介绍一个低级社转为高级社的经验的文章,就花了一期八开报纸的篇幅。遗憾的是,农民竟讨厌它,说是“读起来性急煞,听起来厌烦煞”,甚至说“读得要断气”。于是,我又给编辑出了个主意,要他在几十个字的消息里介绍三条经验。可是又有人说它枯燥乏味。
这实在伤害我的自尊心。我不相信自己竟拿不出一篇漂亮文章。我曾帮助一个县报编过一段精采的文字:“喃喃的燕子在晴空飞翔,河边的杨柳吐出了嫩芽,大自然脱离了严寒的冬天,呈现出一片明媚的春色”。得到的批语是:“废话连篇”。
群众反映,在我完全是耳边风,反正编辑同志信得过就行。我知道他们有些人也不愿意离开我。我教他们编写稿子,少不了用“通过什么什么”、“基本上”、“有一定的成就”、“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奋斗”的字眼;形容人的高兴,是“情绪热烈”、“沉浸在欢乐里”。他们既然完全依赖我,我也就“沉浸在欢乐里”了。
但也有特殊情况。他们给朋友写信,就从来不叫我帮忙。给爱人写信更不用说。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于是用了三分钟的工夫,帮助一位编辑拟好了一封给爱人的信:
××:近一个月我一直没有完成写信任务。我想基本上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工作实在太忙。具体地说,第一,……
总之,在一定条件下考虑一些具体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我的缺点也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对完成这个写信任务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今后,我一定要为克服这个缺点而奋斗。
××上
我一放下笔,就观察他的表情。他不但不领情,反而怒气冲冲地骂我干瘪难看,根本表达不出他的热烈的感情。
这真是好心不得好报。我想,这下子可闹翻了。想不到他刚写好信,就去编稿子,于是又马上跟我握手言欢了,仿佛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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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组织对报纸社论的反应
人民日报的有些社论,及时地提出了各种重要的问题,它与全国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编辑部应该注意收集并在报纸上发表读者对于人民日报社论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论的作用,并且使编辑部更多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邓寿樛)
编者:邓寿樛的意见很好,希望读者在读了本报的社论以后,随时把社论在当地实际工作中所起的影响,以及你们对于社论的各种意见,写信告诉本报编辑部。


第8版()
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各级领导同志多给报纸写文章
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的负责同志给报纸写了不少文章,对各项工作很有指导作用。但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这方面还重视不够,特别是县委地委以上的领导同志给报纸写文章更少。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好,我认为各级党委书记、政府的各级负责人,应该多给报纸写文章;报纸编辑部也应该多做一些组织稿件的工作。 (夏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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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让全国人民都了解青海
国家现在正在大力地建设西北,在青海省,有柴达木的石油工业,有祁连山一带的丰富的矿藏。
来到青海地区参加建设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反应:报纸上很少介绍青海的情况,因此有些人对青海不够了解,当初是不大愿意来的,可是来到以后,谁也不愿意再回去。这说明了由于报纸宣传不够。我建议你们多关心青海的新闻报道,让全国人民都了解青海。
(许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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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多了“初级”两字
读者周杰、王应渠等人,先后来信,指出七月二日本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有两个字用错了“到今年五月底,参加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就达总农户的90%以上,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61.9%。”前边“初级”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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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重稿的错误
读者罗昶、李立、方凌、杨博群等来信,批评本报六月二十五日在第一版和第三版重复登载了“日本轮船到达塘沽新港,接运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则消息。方凌等的来信中,还指出了本报第三版登载的消息中,把“日本红十字会外事部部长井上益太郎”中的“外事部”错为“外交部”,把“乘船代表畑道好”中的“畑”字错为“烟”字。
编者:读者的这两个批评是正确的。本报编辑部将努力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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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希望反映学校生活
在报纸上,很少有关学校生活的报道。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辛勤地培养祖国后一代,我们的后一代在成长着。我衷心地希望人民日报在增加版面之后,能适当地发表一些反映教学工作和学习生活的文章。 (贾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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