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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各界人士座谈台湾问题
希望台湾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
新华社南京5日电 现在南京的起义将领、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文教界人士十多人，在四日座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时，一致表示拥护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并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大门敞开着，现在是在台湾的一切爱国者作出贡献的良机。”
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认为：“台湾当局不论从目前形势或切身利害来考虑，都应当选择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前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川湘鄂绥署副主任、现任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沈铸东说：“台湾当局应当看到‘外援’之不可恃，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不能久的，而参加到爱国的行列的大门是开着的。”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现任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武思充说：
“台湾当局寄人篱下之苦应当是已经尝尽了，现在是响应周总理代表政府提出的号召的时候了。”他还表示要努力规劝在台湾的亲友为和平解放台湾立功。前国民党第八绥靖区副司令、现任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委员廖运泽以无限欣慰的心情谈到自己投到祖国怀抱后得到的温暖，他希望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打破一切顾虑，走上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大道。前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副司令、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苏元在发言中一再表示，要为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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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广西开党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武汉4日电 六月二十五日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在今天下午闭幕。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湖北省发展农业的全面规划（草案）和湖北地区农业、交通运输企业工作全面规划要点（草案），选出王任重等三十七人为新的省委委员和十四个候补委员，选举了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二十七个代表和两个候补代表。
会议通过的工业规划要求各厂矿企业努力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一切可能的单位努力争取在七年到十二年内使生产率提高一倍左右，对于国家在湖北地区兴建的重点建设工程，应当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争取提早建成，投入生产。农业规划要求今年十月份以前，全省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90％左右。粮食产量，1956年平均每亩四百四十斤，1967年达到八百五十斤。今年全省的鲜鱼产量达到三亿斤，1967年要达到二十亿斤。
在讨论中，代表们除肯定了过去省委领导工作的成绩以外，还对省委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批评。代表们认为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得不够合理，粮食供应上有些偏紧，生猪饲料没有很好解决，没有认真执行养猪户自留肉，对工矿企业、学校职工、教职员的生活缺乏认真的关怀和对群众的个人利益照顾不够等。许多农村来的代表认为省委今年在推广粳稻上没有认真坚持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使今年有些粳稻减产。
王任重代表大会主席团在闭幕会上作了总结。他认为这些缺点的产生总起来说是由于省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由此而产生的下级执行中的强迫命令。因此，他号召代表们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延安整风的报告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党”一书。
据新华社南宁4日电 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三日在南宁市召开。
来自广西各地、各民族的五百多位代表，在会上听取了中共广西省委员会书记陈漫远代表省委作的“1956年全省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情况和任务”的报告。代表们对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贯彻“健康发展，保证质量”的方针感到满意。对报告中提出的动员全省群众完成农业增产计划，实行合理分配，要求农业社把全年总收入的65％至70％分配给社员，争取90％的社员增产增收，代表一致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坚决努力，贯彻执行。在工业建设方面，报告分析了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广西亚热带地区多种经济的特点以及蕴藏丰富的地下资源，广西省工业建设任务日益繁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广西将是全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和基地之一。许多工业建设项目从现在开始就要立即进行计划、勘测、选厂、设计等工作。
代表们在讨论中，除肯定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还批判了许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农业合作化后各地在反右倾的情绪下，盲目提高粮食增产指标；在安排当前农业生产中，只抓紧粮食生产而放松了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致使全省上半年各项经济作物播种计划没有完成，很多农业社的副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各地农业社建成后，曾一度出现过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各社非生产开支过大，并且过分强调了社员的集体利益而忽视了个人利益等等偏向。
经过反复讨论后，会议确定将全省原订的今年粮食增产30％的计划指标修订为20％。会议要求采取各种农业上的措施来保证完成这一任务并且保证社员增产增收。
大会最后选出新的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共四十六人，选出了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代表共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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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间艺术团的演出轰动香港
居民抢购戏票，已有两万多人观看了演出
为满足香港居民要求决定延长演期
新华社香港5日电 到四日止，中国民间艺术团已经在香港上演了十四天十六场，观众两万多人满意地欣赏了优秀的中国民间艺术。
连日来，香港居民抢购艺术团戏票的情况，比一周前还要热烈。三日晚上十时多，戏院还未散场，就有人在戏院门前守候，等着买四日开始预售的以后三天的戏票。许多郊区的工人在三日晚上下班后，就从很远的地方赶到市区买票，其中有的带着草席、食物在戏院门前露宿，有的还带了象棋、扑克牌玩个通宵。当轮候了十多个钟头而终于买到那张珍贵的戏票时，他们的面上都堆满着愉快的笑容。
在最近一周内看过艺术团演出的香港艺术界人士，都表示非常满意。著名的粤剧演员、香港粤剧八和会馆副主席陈锦棠说：只有现在的中国，才能把民间艺术整理出来，公开于世界。艺术团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是能够替国家增光的。这位被称为“武状元”的粤剧老前辈，特别对京剧“武松打店”和“狮子舞”的演出表示钦佩。香港电影导演屠光启说：“我相信，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业和信仰，对艺术团的成功演出都是赞美的”。香港著名的国术界拳师陈斗特别推崇“狮子舞”的精彩表演。
三日和四日晚上，香港广播电台继“丽的呼声”电台之后，播放了中国民间艺术团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演出的全部节目的录音。香港的许多凉茶店和食物店门前，都站满了聚精会神地倾听中国民间艺术团精彩演唱的人。
新华社香港5日电 中国民间艺术团接受香港同胞的请求，决定延长在香港的演期。
到四日为止，中国民间艺术团已经按照原定计划在香港演出了两个星期。由于场场满座，购票十分困难，许多没有看到艺术团表演的香港居民，纷纷写信要求艺术团延长在香港演出的时间。香港中华总商会联合文化界接待中国民间艺术团莅港演出委员会为了满足香港居民的要求，曾经打电报并写信到广州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要求同意延长艺术团在香港的演出。最近，接待委员会已经接到答复，同意艺术团在香港的演期延长十天到两周。这是香港市民在璇宫戏院前排队购票的情景。（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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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既要听“喜”也要听“忧”
编辑同志：
善于倾听下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并且善于根据这些意见和反映改进自己的工作，是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有些党组织和有些党的领导人员却不是这样。他们只喜欢听来自下面的“好”的反映，不喜欢听“坏”的反映。什么叫做“好”的反映，什么又叫做“坏”的反映呢？在这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看来，提出和领导意图不一致的看法和情况的，提出工作中的困难或消极的一面的，就是“坏”反映。否则就是“好”反映。每当他们听到所谓坏的反映的时候，就不加分析和研究，简单化的给以批评：“保守思想”“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等等。我们县里有一位负责同志在谈到基层干部报喜不报忧的不良作风的时候，曾公开地说：“我就喜欢听好的反映，不高兴听坏的反映，听见坏的，我就要批评。”也有的区委书记听到所谓好的汇报便笑逐颜开，听到别人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眉头一皱。当然工作中的缺点，工作中的困难都是不好的，但是，你堵上耳朵不听它，它并不会因此自行消灭，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正确的办法只能是正视客观存在的落后状态，同时加强自己的工作来改变这些落后状态。
古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又说：“旁观者清，当局者昏。”为什么“偏听则暗”？为什么“当局者昏”呢？正是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不善于倾听来自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如果领导者处在“昏”“暗”的状态中，工作怎么能够作好呢？就拿今春推广双季稻的情况来说吧，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争取大量增产（双季稻是增产关键之一），做计划的时候就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下面的干部虽然提出劳力不足和技术生疏的意见，领导方面却不加考虑。结果，计划落空，引起干部和群众对党的不满。在双季稻的技术指导上，也存在这个问题。播种双季稻时，领导方面根据外地经验要多加底灰，当时群众特别是有生产经验的老农对这种作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领导方面却没有根据本地情况注意研究这些意见，结果出苗率不好，最好的才达到70％左右，最差的只有30％到40％。领导干部只愿听喜不愿听忧，还会使基层干部养成只愿报喜不愿报忧的不良作风。常熟县任阳乡的支部书记告诉我说，过去，他到区开会汇报工作是不肯谈工作上存在的问题的，因为，他有一次在汇报中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就被区委书记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了一顿；而邻乡的工作同样存在着问题，但他们只汇报了工作中的好的情况，就受到了领导上的表扬。
因此，我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建议我们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应该迅速改变这种作风，要听各种各样的反映。
江苏省常熟县 钱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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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通武夷山
周纲 陈远谋
在江西和福建两省之间，有一座群峰淹没在一层层云雾里的武夷山脉，紧紧卡住鹰厦铁路的咽喉。多少年来，峥嵘的奇峰和武夷岩茶，使武夷山名扬全国。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闽赣根据地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又给武夷山这个名字添上了无限荣誉。今天，鹰厦铁路要穿过武夷山脉向南伸展，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踏着红军走过的道路，又在武夷山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5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广大民工登上了武夷山，他们在全国人民和闽赣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冒着武夷山区冬季的严寒，在深山密林里，斩荆披棘，悬空作业，盖起营房，筑起公路，展开修筑铁路隧道打通武夷山脉的艰巨劳动。武夷山上沸腾起来了。
在武夷山群峰之中，大禾山巍然耸立着。在这里，要开凿一条长一千四百六十公尺的鹰厦线上最长的隧道。人们根据一般隧道的开挖进度计算，要打通大禾山，至少要二十个月。
施工一开始，困难就在铁道兵面前摆下了。八至二十级坚石使隧道进度像蜗牛爬行，每天只能进零点几公尺，根本达不到定额二点五公尺的要求。
但困难是可以战胜的。
担任大禾山隧道南口一部开挖工程的尖刀连连长尹尚龙——这个曾经在解放战争中用大炮杀伤过大量敌人的革命战士，每天，当他从报纸上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消息的时候，简直就忘记了一切劳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他的爱人病了，他顾不得去看望，他自己病了，身上发高烧，仍然继续着忘我的劳动。他还和士兵们在一起研究出对付各种坚石的炮眼位置图，这些“战术图”在他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宿舍的墙上和窗上也贴满了。工程的进度加速了，每天由一公尺多提高到两公尺、三公尺、四公尺，并且首创了日进五点二公尺的新记录。
武夷山工地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尹尚龙的尖刀连首先接到了和大禾山遥遥相对的小禾山隧道南口的尖刀连的一封挑战书，第三天，小禾山南口的连队达到日进五点六公尺的新记录。但是两天以后，尹尚龙连队又以日进七点四公尺的新记录追上去。接着小禾山南口的连队又以八点六公尺的记录突上来。这时候，尹尚龙连队的官兵们更加劲了，他们最后终于以八点九公尺的新记录赢得了胜利。
在石粉飞扬，空气稀薄的导峒里，风枪手们用双手把住风枪，胸膛顶住风枪，跪着或躬着身子，和岩石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在工程顺利进展的时候，新的困难又产生了：峒子里涌出了一公尺多深的水，大大地影响着工程的进行。可是勇敢的风枪手们不畏艰难，他们在水里顽强地战斗着。炮眼打在泉眼上，水像喷泉似地直射出来，炸药装进去，立刻就被冲出来，爆破手们使用包水泥的纸，一层一层地塞住泉水。优秀的爆破手徐德俊带领着炸破组由一炮放到一万炮，几乎炮炮成功。
大、小禾山隧道工程的快速进展，鼓舞着战斗在武夷山脉的第一道关口——铁牛关隧道工地上的官兵们，他们的工程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铁牛关曾是古代一个镇守边关的要隘，关寨矗立在山垇上，危崖削壁、形势天成。战斗在这座隧道北口工地上的尖刀连长张炳彦在碰到顽石、打眼最困难的情况下，整天钻在隧道里，不但紧张地指挥大家作业，还亲自打风枪。炮眼打好以后，他又和炮手们一块装上炸药爆破。
经过许多日夜的辛勤劳动，全长543公尺的铁牛关隧道，终于首先提前两个月打通了。全长835公尺的小禾山隧道，接着也提前两个半月打通。许多小的隧道也纷纷提前打通了。胜利鼓舞着开凿大禾山隧道的战士们，大禾山隧道提前118天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武夷山被征服了。满载着材料、钢轨的铺轨火车，穿过武夷山的高山深谷，在迅速地向南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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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晚勿早”
石因
有一类问题，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谁也不能说这不是问题，但是很多人仍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问题，于是久而久之，习以为常，问题变成了惯例。
记得1941年在延安举行过一次讽刺画展，在画展中有一幅漫画很引人注意，题目是“准时到会的人”，画的是一个人准时参加了会议，但会场却空无一人，和他作伴的是一只正在觅食的乌鸦。十五年过去了，我们早已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工作更加紧张了，时间更加宝贵了。可是，“准时到会的人”这幅讽刺画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1956年5月20日，国务院人事局召集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干事开会，通知上规定开会时间是八时，而开会的人到八时五十分才到齐；另一次会议，原定召开的时间是下午二时，结果到三时才到齐。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则是最后到来的一个。而这种情况在目前是比较普遍而严重的。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会通知所属各单位于六月二日上午五时召开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动员大会，通知上还写明准时开会，许多干部天没有大亮就起身，赶到会场。但会场的大门还锁着，到五时十分才开门；出席会议的好几百人都到齐了，但主席台上的桌子和扩音器还没有布置好，有人对县委领导上提出意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居然答道：“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不能一下子改掉。”
由于很多人都摸到了这条规律，召集会议的人就“取法乎上”，常常把开会时间有意识地提早。而参加会议的人则“宁晚勿早”，常常有计划地迟到。
现在，是高潮时期，大家都感到工作非常忙，也都感到时间不够。节省时间，是工作所迫切需要，也是大家的共同要求。可是谁给不遵守开会时间造成的浪费算过一笔细帐，谁对那些耽搁大家时间姗姗来迟的人提出过批评？如果不算一算细帐，不展开一下批评，不向那些抱着“宁晚勿早”的老例的人大喝一声，怎么能改变这种习惯呢？（附图片）
准时到会的人 苗地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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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该适可而止
去年七、八月间，陕西平利县各基层供销社曾有十多个有贪污嫌疑的人，被调到县供销社停职反省。但将近一年多了，他们还在停职反省中，有的人实际上只是停职，并未反省。结果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种处理问题的拖拉作风应该适可而止了。 （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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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何以贱此而贵彼？
我们学校里的食堂，对老师和学生的待遇完全两样。老师食堂的馒头卖三分，拿到学生食堂就要卖四分，学生食堂卖的肉炒豆腐干白菜，要八分，而老师食堂也是同样的菜，肉还多些，只卖六分。
我们真不懂：食堂为老师服务，也为学生服务，为什么要贱此而贵彼，不能一视同仁呢。
（刘东泉等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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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为什么两种待遇？
吉林省镇赉县人民委员会房产管理处，对公用宿舍订了两种租价。同样的房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租是一元多，企业部门工作人员租就得三元多。我不明白，他们同样是国家的干部，同样领取着国家的工资，为什么租房子却受到不同的待遇呢？ （宋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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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解决住宿困难
北京有些机关的干部因为宿舍不够居住，长期包租旅馆。这不但给国家增加了开支，给外地来的旅客增加了找旅馆的困难，就是住在旅馆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十分不便，特别是有家属的工作人员，他们要做饭吃，可是一部分旅馆不准做；到饭馆去吃，又花钱太多。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康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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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通讯
一个伟大的计划
长江行之二
本报特约记者 方纪
在三峡筑起高坝，拦着长江的洪水，并且利用它无限丰富的水能，发出用之不竭的电力——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早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里，就提到过利用长江水利资源，大量制造肥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以前，也有过有理想的工程师，来看过三峡，提出过在宜昌建立小型电站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末期，美国出名的水利工程师萨凡奇，也曾看中了三峡，提出由美国投资，而用建成后的三峡所发电力的一半，在十五年内，每年制造出五百万吨肥料，廉价售予美国，做为投资的偿还，来榨取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水利资源。
但是无论孙中山的计划，工程师的理想，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都是无法实现的好梦。现在，当我们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三峡的新的历史时期也开始了。
1955年，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员，曾同苏联专家一起察看了长江情况，提出了长江综合利用的全面规划方向，和当前的工作任务，预定在今年内首先完成规划要点，并提出第一期工程的比较方案。现在，正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从上迄长江源头的通天河，下到吴淞的入海处，长达五千多公里的长江两岸，进行着巨大的工作……
五月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在武汉市边缘区新建的一所红色办公大楼里，会见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
因为下雨，天有些凉，他披了一件黄色的薄呢军大衣，伸出受过伤的手来和我握手。
“想去看看三峡么？”他看着介绍信，一面说。“这倒是一个很使诗人们感觉兴趣的地方。”
他很随便，很开朗，有些幽默，似乎仍然保持了一种军人风度。于是我也开门见山地说道：
“但是，恐怕最有兴趣的，还是你自己……”
“不只我自己。”他截断我的话，同时笑了。但沉思了一下，他接着说：“难哪！我之有兴趣，也许正因为它太难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以为只是一种普通的谦虚。但他立刻熟练地摊开一张“长江流域图”，指着那条横贯祖国南部的蓝色河流说：
“这就是长江。”顺着他的手指，我一眼从青藏高原东北部，一直扫到吴淞口外。
“长五千多公里，”他接着说。“流经九省，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流域的农产量占全国农产量的43％。流域人口两亿三千多万，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二。年径流量一万亿公方，等于二十五个黄河；水能蕴藏，根据已知的材料，可以发电一亿四千万瓩，相当于美国全部水能蕴藏量的百分之一百六十。现有的自然通航里程是五万四千公里，占全国水运年总量的75％。……至于长江流域的地下资源，那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了！”
他一口气说下来，最后想用一句带有文学趣味的话来做结束。也许他觉得这些数目字对于我可能太枯燥；或者他觉得自己无意中透露了对长江的热爱和骄矜心理，而有意的想把它冲淡。但是不论如何，这些数目字他一口气说下来，不假思索，不查笔记，“如数家珍”一般，确也值得自豪呢！
“可是，”他沉思了一会，转了话题，加进了一个在任何谈话往往是极端重要的“但书”。“长江并不是一碗现成饭，可以端起来就吃的！”
他把手掌在长江下游两岸的江汉平原上抹了一把，显然有些激动地问道：
“你知道1931年的洪水吗？淹没面积是十万平方公里，耕地五千六百六十万亩，受灾人口二千八百九十八万，其中死亡了十八万五千！损失按银元计算，是十二亿八千万！”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茶。
“1954年的洪水呢？比1931年大得多！虽然被我们治伏了，但淹没了的面积还有1931年的三分之一！”
他站在桌子对面，身子倾向我，像是等待我的回答。而我，听着这些惊人的数字，对于他那微微有些激动的心理，发生了一种由衷的同情。我点点头，并且不知怎么，还叹了一口气。
他有些察觉了，似乎抱歉地笑了笑，然后把一只手掌在长江中段靠近下游的地方有力地砍下去。
“如果在这里放一座坝呢？”他说。
我欠起身来，看看地图，他的手掌正像一座大坝，横在三峡上。
“或者这里，这里。”
他把手掌连续向上游移动了两下，那位置，是重庆和宜宾。
“当然，也可以考虑从支流上解决问题。例如，”他抬起那高坝似的手掌，用一个手指在长江中游从宜宾到汉口之间划了一个东西长的椭园形的圈子。这个圈子里，包括了岷江下游，嘉陵江下游，和沅水、资水、汉水等几条长江最大的支流。
“或者，这样，”他又把圈子缩小，在三峡到汉口之间的长江两岸划了一个南北长的椭园形的圈子，里面包括了干流的三峡，和支流的沅水和汉水。
“各种方案都可以考虑。”他爽朗地说。“但是，首先要考虑防洪；同时，发电、灌溉、通航等等。用最好的办法，实现对长江的综合利用。”
他说最后这四个字的时候，好像旁边都加了重点，一字一顿。
“这样，”他又把那只高坝似的手掌放在三峡上。“如果大坝修在这里，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多大利益！”
他用一种惊叹的口气提出问题，望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忽然透过眼镜发出光来。
“长江洪水问题可以根本解决了。”他接着说，声音是平静而乐观的。“万吨轮船能够终年直航重庆，长江洪水能够经过黄河，灌溉华北；更重要的，它能够发电一千五百亿度！就是说，按工作能量计算，相当于我国全部人口的劳动力增加了一倍！”
他说得那么乐观，自信，像是充满了热情的幻想。但对于我，这样大的数目字，头脑里是缺乏具体观念的。
他大约看出了这一点，接着说：
“当然，这在目前，还是一个理想，一个计划。毕竟，它太大了，太集中了，工程需要的时间也太长了，而且这在规模和技术上，都是世界性的，没有前例可援的。这样，就使我们碰到了不仅是极端困难的技术问题，而且涉及极为复杂的经济问题。”
他停下来，沉思了一会，带着一种自言自语般的探索的口气问道：
“比方，在相当长的施工期间，如何提前发电，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呢？如何在施工中间，不致中断这占全国水运四分之三的长江航运呢？……这对于三峡方案，是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条件……”
谈话停顿下来。我也被这些在我听来差不多有些神秘的问题吸引了；和他一起，陷入沉思里。好半天，我们谁也不说话；仿佛这时候有什么声音，就会妨碍对这些问题的合理思索似的。
就这样沉默着，直到我吸完了一支烟，他喝光了一杯茶，才慢慢把茶杯推开，带着一丝苦笑向我问道：
“你知道创造性是怎么来的？”
我望望他那削瘦的、带眼镜的的脸，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没有作声。接着，他说下去：
“一种，是在劳动过程中无意发现的；而另一种，是在有意识地克服困难中产生的。”
说完了，他慢慢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陷入深深的思索里。显然，方才的话，不是对我，而是对他自己说的。
但是不知怎么，这话却对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力量：不是对这个人，而是对长江本身，发生了深深的同情……
也许他觉得自己无意中说出了心里的秘密，有些不好意思。忽然走到我面前，伸出他那受伤的手说：
“你还是去看看三峡吧！那里的壮丽的河山，古迹名胜，比起这些伤脑筋的问题来，也许会使你更感兴趣些。现在，我们正有一专家查勘组，就要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