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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高等学校的“先进集体”制度
张明
在高等学校实行奖励“先进集体”的制度，是1954年3月间从清华大学开始的。清华大学奖励“先进集体”的条例是：第一，全班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总平均成绩为全校各班中较好者；第二，劳卫制锻炼及格比例为全校各班中较高者；第三，积极参加各项群众活动且表现较好者；第四，全班在团结友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学习纪律等各方面都起模范作用者。根据1955年8月份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已经有四十多所高等学校仿照清华大学的经验，建立了评奖“先进集体”的制度，奖励条例基本上和清华大学相同。在作法上，一般是首先由学校行政颁布奖励“先进集体”的条例，校、院长向全体学生作动员报告，号召各班开展争取“先进集体”的工作。学校各种宣传机构围绕“先进集体”进行宣传；并且以班的青年团支部为核心，进行酝酿讨论，研究班上的缺点和问题，作出改进缺点争取“先进集体”的计划，加强班集体的工作。评选的时候，先由班向系评选组提出争取“先进集体”的书面材料，系评选小组根据各班提出的材料加以评比，确定初步名单，在系内公布，征求群众意见或交由群众评议，然后报送校评选委员会最后评定。被评为“先进集体”的班，就由学校授予“先进集体”的称号，给予奖旗、奖状或者物质奖励，并且把班集体的名字或者照片列在学校的光荣榜上，宣传他们的优良事绩，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等。在评比的方法上，不少学校规定得十分繁琐，同济大学曾经规定了一种“先进集体”初评纪录表，包括八十多项，内容十分繁杂。
评奖“先进集体”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工作的方式，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例如对加强学生的学习纪律，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鼓舞青年的上进心、集体荣誉感和团结互助精神，增强集体主义观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先进集体”的根本性质来看，它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实质上是一种包括学习、政治思想教育、社会活动、身体锻炼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和集体的竞赛制度。它本身是违反了在学习上和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不能开展集体竞赛的客观规律；违反了教育学原理，平均主义地要求学生集体先进。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生了下述两个严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它违反了学习必须循序渐进的规律，错误地要求学生集体先进，过分地强调了学习互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教师的指导作用。
学习成绩的好坏是评选“先进集体”的首要条件。目前大多数学校虽然在条例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硬性规定对学习成绩的具体要求，但是在实际评选的时候，学习成绩仍然是一条最具体的和最便于评比的重要标准。北京大学1955年评选的时候，就要求优良成绩达到百分之七十九以上的班，才能被评为“先进集体”。有的班虽然其他各方面都够标准，因为优良成绩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九，就没有评上。从许多学校的作法可以看出，学习成绩优良是被评为“先进集体”的重要条件。
由于评奖“先进集体”制度要求学生集体地提高考试成绩，使各班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正在积极争取“先进集体”的班的班干部，非常注意和重视全班总的平均分数。为了提高班的考试成绩，他们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要求，在学生当中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并且采取了一些违反学习规律的措施和办法。清华大学某些班提出要求考试成绩达到四点几分；北京大学某些班提出“不让一个人掉队”、“消灭三分”的口号。清华大学某些班召开了争取“先进集体”的保证会或者誓师大会，要同学们在会上表示态度。还有不少班在学习差的同学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群集在考场门口等待消息，考得好大家握手祝贺，考不好大家扫兴。考试以后，不少班的班干部又立即汇集本班同学的考试成绩，并且作出书面统计。这样一类做法，使一般成绩中间的学生，非常注意自己是在班的总平均分数以上还是在班的总平均分数以下。在总平均分数以上则喜，在总平均分数以下则忧。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则形成一种压力，人为地加重了他们思想上和学习上的负担，甚至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先进集体”的绊脚石，滋长了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和无脸见人的情绪。对于学习基础差的学生，按照国家规定的考试制度能够考试及格和升级，负担已经很重，再加以这种或者那种外来的压力，显然是不应当的。
学生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对学生消化和巩固所学的知识，是必要的和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但是学生要切实、牢固、深刻地掌握知识，主要应当依靠教师的指导和学生自觉的刻苦钻研，不能依靠集体互助在短期内突击提高。不少学校的班组织为了争取“先进集体”，却不顾及学习上的这种特点，过分地强调了学习上的集体互助。有些班以班或党、团组织的名义，提出所谓“自愿结合组织调配”“好坏搭配”的原则，把成绩优良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互相组织起来，要成绩优良的学生经常陪同学习差的同学一块温习功课，上课的时候互相监督抄笔记，下课的时候互相对笔记，重讲教师在课堂上已经讲授过的课程，辅导和解答疑难问题，考试前给予全面辅导和帮助等。不少班干部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还采取了一些外力突击帮助的办法，企图临时提高全班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些成绩优良的学生，在考试前为了要帮助别人，自己感到的疑难问题，反而没有时间去深入复习。这样过分强调学习互助的结果，不仅模糊了教师在学习上的主导作用和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上的自觉性，而且妨碍了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拉平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使一些学习差的学生既感到负担和压力，又容易产生某种依赖心理，同时影响了某些优秀学生的学习质量。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的性质，从形式上来看，评奖“先进集体”不过是一种行政上的奖励制度，并没有在学校里搞班同班之间的挑战竞赛、流动红旗、学习互助组等一套受过批判的做法；但从实质上来看，也就是从评奖的条例、作法、评比内容以及这一工作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和它的后果来看，它都是带有竞赛性质的。像学生当中过分地注意分数而注意踏实地掌握知识不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预先提出规划和要求，采取一些违反学习规律的办法来试图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过分地强调学习上的集体互助，对学习差的学生造成不应该有的压力等等，都是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的表现，并不是什么偶然性或者领导方面没有掌握好的问题。领导方面掌握得好坏，对学习竞赛进行的程度和它的后果是有影响的，即令是掌握得好的学校，也不免发生问题。
第二个问题，它在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上，不注意因材施教，事事强求一律，平均要求，以致助长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的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倾向，限制了学生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的合理发展，妨碍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高等学校学生的来源不同，他们的学习、身体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年龄的差别也比较大，每个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功课，对体育运动、社会活动的兴趣和爱好也很不同。但是评奖“先进集体”制度，却忽视了学生的这种区别性和个性，忽视了对学生要“因材施教”，而一般化地从各方面来要求学生平均发展和集体先进。如在学习上要求大家各门课齐头并进，门门课都要争取考四分或五分；身体锻炼上，要求大家都要达到劳卫制锻炼及格；社会活动上，要求大家都来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而没有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且针对各种类型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细致的教育和教养工作。在学生的生活和日常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也是干涉过多，强求一律，并且违反了学生的自愿，不适当地强调了集体行动和组织了过多的社会活动，以致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休息。不少学校的学生为了表现集体，争取“起模范作用”，往往搞了过多的集体活动，如周末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星期日游玩、文化娱乐会演、散步休息等等，都要集体。有些班为了表示先进和积极，还主动地找了许多社会工作来做。北京大学植物生理专业二年级学生，在反浪费的时候，从垃圾堆里找了大批同学所扔掉的衬衣、帽子、裤子、破袜子等物，动员班上的学生洗出来，让原主来认领。
由于“先进集体”制度过分地强调了集体生活，并且促使学生组织了过多的社会活动，这样自然不能不加重学生的负担，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分紧张、过分刻板和过分拘束，并且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和特长得不到合理的发展，这对于国家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并且能够创造性地把我国科学事业推向前进的出色的建设人材，显然是不利的。但是，有的同志却看不见问题的实质，而为那些表面热烈的现象所迷惑，把“先进集体”制度当作良好的政治工作方式。而实际上却放松了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某些学校领导方面的教育思想不明确，把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地了解为平均要求和平均发展，在领导作风上，又习惯于以搞运动的作风来推动学校的各项重大工作。这种教育思想和领导作风，在目前高等学校许多工作上都有表现。而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正是体现这种教育思想和领导作风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
在高等学校中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制定“先进集体”条例，推行奖励“先进集体”制度这种作法，弊病很多，应当考虑加以改变，让我们的高等学校能够按照学生的不同的特点，更多地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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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人代会会议的部分科学家
座谈科学普及工作
据新华社讯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一日邀集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各地科普协会负责人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科学普及工作的意见。
全国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在会上介绍了全国科普协会半年来的主要工作以后，各地科普工作者分别提出了下列一些问题和建议：
农民十分需要农业增产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有些地方的科普工作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例如江西省农民提出了许多科学技术问题，科普工作者不能解答；科学知识讲演的质量还不高，不通俗；缺少形象化的宣传材料，如幻灯片、电影、挂图等；有的地方的工会组织和党政部门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和了解还不够，同时地方科普组织争取各方面的领导也不够；地方科普组织的经费、人员编制和干部质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发挥会员积极性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很好地总结科普工作经验。他们希望全国科普协会更多地编写和制作全国通用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的宣传资料，如讲演稿、幻灯片等；地方科普协会可以多编写因地制宜的宣传资料，并且加强交流各地自己编写的宣传资料和工作经验。
出席这个座谈会的有安徽、江西、山西、辽宁、北京、天津、鞍山等十二个省、市的科普协会负责人和委员以及全国科普协会常务委员等共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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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戏剧界文学界人士
讨论古典名剧“琵琶记”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举行座谈会，邀请在北京的戏剧界和文学界人士讨论古典名剧“琵琶记”。
在第一次讨论会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介绍了多年来中国文艺界人士对这个古典名剧和它的作者高则诚的各种不同的见解。例如：有些人认为这出戏标榜“子孝共妻贤”，是教忠教孝的作品，目的在于提倡封建道德。有些人认为，这出戏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民在天灾人祸境况下的苦难，它通过男女主角悲剧性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是一部具有人民性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些人认为，高则诚把民间传说中不忠不孝的蔡伯喈在“琵琶记”中改为全忠全孝的人物，是封建士大夫窜改民间传说的典型。有些人认为，高则诚冲破士大夫的艺术偏见，采用民间传说写成了剧本，他是一位有很大贡献的剧作家。等等。
两天来，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尚钺、黄芝同、刘斐章、郭铭彝、周贻白、浦江清、白云生、陈友琴、李长之等人。历史学家尚钺扼要地报告了产生“琵琶记”的元末明初的时代背景；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刘斐章介绍了湘剧“琵琶记”整理改编中的争论以及观众的反应；四川省川剧院的郭铭彝介绍了“琵琶记”在川剧中的上演情况。其他的发言者则接触到了剧本产生的时代背景，剧作者高则诚的思想以及剧本本身的思想性、艺术性等各方面。
讨论会将要继续举行。参加讨论会的人都认为：这种讨论会对戏剧创作和如何接受民族戏剧遗产问题都会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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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二个国家留学生专业学习将开始
据新华社讯 来自十二个国家的留学生二百七十五名，今年暑期后将升入我国四十多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他们在北京大学语文班和桂林中国语文专修学校经过了一年的汉语学习后，在最近结业。
有一百一十一名外国留学生今年将进入我国的二十三所高等学校学习。
进入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日本语等专业学习的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等国的留学生。捷克斯洛伐克的二名研究生今年将进入浙江农学院，研究我国在果树蔬菜的栽培、选种育种和贮藏加工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印度尼西亚的七名留学生将分别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学习。
今年进入我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留学生最多，共有二百二十七名。其中一百六十四名留学生将分别进入我国十九所中等专业学校，学习二十八种专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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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外国历史、考古学者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最近来中国访问的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
越南 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团员、河内文科师范大学越南史教授陶维英到达北京后，曾多次访问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中国古代史专家，一方面搜集有关越南古代史的汉文资料，一方面了解中国史学界对历史上各项重大问题的研究情况。他提出了“中国古籍中的交趾问题”、“百越中的骆越人”等历史问题，同中国的专家们交换了意见。他希望中越两国的史学家今后进一步合作。
蒙古 根据“中蒙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蒙古人民共和国于五月间派科学委员会历史研究室主任依斯札姆茨来中国，搜集有关蒙古历史的资料。依斯札姆茨到北京后，已在侯外庐、翁独健、刘大年等历史学家协助下开始工作，并经常同中国的历史学家交换有关蒙古史问题的意见。他还准备访问南京、呼和浩特等城市，随地进行搜集史料的工作。
埃及 根据中埃文化合作会谈纪要来我国访问的埃及开罗大学埃及古代史和东方史教授费克里，在访问北京期间，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系统的“埃及古代史”讲座，并作了“埃及的古迹”、“埃及的古代文化”等专题讲演。五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关于近年来埃及考古新发现的报告，并同中国学者们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尹达主持。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夏鼐、裴文中、郭宝钧、徐炳昶、黄文弼、唐兰等。会上，尹达代表中国科学院赠送费克里教授一批中国考古学书籍。费克里再三表示，希望中国的考古学家到埃及去访问。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澳大利亚大学远东史教授查派·费兹吉拉，五月十二日，在对外文化协会的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十九世纪以前中澳关系问题”的发言。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侯外庐主持。出席座谈会的，有邵循正、金毓黻、张政烺、邓广铭、荣孟源、邝平章等十八人。费兹吉拉教授说，1876年在澳大利亚西部海岸，因为修路，在一棵古树的树根下边发现了一个石刻的“老寿星”，这显然是从中国传入的。根据树的“年龄”判断，这石像应该是在十八世纪初期，甚至还在这以前，由中国人带去的。另外，在澳洲还发现了过去中国人所绘制的地图，上面也画上了澳洲这片陆地。参加座谈会的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大的兴趣。五月十四日，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团员、澳大利亚大学社会哲学教授伯·赫·派脱利奇在北京大学为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师生作了关于“澳大利亚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情况”的报告。报告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主持。费兹吉拉教授还曾送给翦伯赞一本他自己的著作——“武则天”。
比利时 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团员、根特大学历史教授东特，在北京时曾多次访问中国的历史学家，并同侯外庐、贺昌群等举行座谈。六月一日，东特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介绍了欧洲史学界最近关于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情况和争论的问题。
新西兰 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团员、历史学教授艾格斯·罗斯在北京时曾几次访问北京大学，并同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和其他教授等进行谈话。五月九日，该团另一团员、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罗吉尔·德夫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从考古发掘谈新西兰的过去”的报告。德夫还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有过几次谈话。并且希望今后保持密切联系。 （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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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好助手
——记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
本报记者 习平
上海市新成立的科学技术图书馆，设在上海的陕西南路。每天清早，当城市的喧嚣刚刚开始的时候，图书馆就打开大门，热忱地接待川流不息的读者。
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的丰富的藏书，吸引了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在这座图书馆里约有存书六万册以上，杂志一千八百多种（分册装成合订本三万五千册）。这些书刊来自世界上四十六个国家，包括十九种不同的文字。其中化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等科目的书刊特别完整。如1787年在英国创刊的柯氏植物学报，1850年在法国出版的贝壳学杂志，1838年英国出版的自然历史学报，以及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如牛顿、伽利略、巴甫洛夫、米丘林等人的著作，都有收藏。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读者布置了一个便于阅读的环境。他们为一般的读者开辟了一个科学普及阅览室。这里陈列着通俗的科学普及书报，凡是对科学知识有兴趣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到这个阅览室来阅览。图书馆更为科学、技术人员准备了各种便利的条件。这里设有专家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专门的阅览室。不久，图书馆还要专门布置一个参考阅览室，在这里集中一部分重要的通常要用的参考资料，专门供给对某一个问题进行专业研究的专家使用。
这个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除了懂得图书馆的本身业务知识以外，还熟悉一些科学知识和外国语文，因为他们不但要经常迅速准确地供给读者许多书，同时还要做读者的顾问。这里的管理人员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大学生或者工厂技术人员来到图书馆以后，他本人不知道哪一本书里有他需要的材料，不知道读哪一本好，这时管理人员就把适当的书介绍给他。今年三月三十日，有一个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图书馆，他想知道六千伏到一万伏室内配电设备的附照和图解，但是他不知道在哪一本书里可以找到，管理人员就在几百本书中给他挑选出他所需要的资料。
科学技术图书馆还设置了一套复制文献的设备，为外地和本市读者复制他们在科学技术研究上所需要的文献，或者是采用摄影翻印，或者是用打字机打印。读者只要指定他所需要的材料的书名篇页，图书馆就可以替他办理。从今年二月开始，从全国各地，如大连工学院，广州市的某基本建设处，上海冶炼厂，华东化工学院都曾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复制许多的重要文献。国营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制造厂青年技术员周鼎新，在研究制造硫化镉光敏半导体的过程中，也曾经在这里复制过重要资料。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读者在研究工作上的成就，当作自己在工作上的成绩一样的高兴。
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的前身是上海明复图书馆。远在三十年前，我国科学界的先辈成立了一个科学界的组织—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就是由科学社内热心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们创办起来的。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工作者曾经给这个图书馆捐赠了大批的书刊。去年，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们为了使图书馆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为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作出更多贡献，将这座多年培植的图书馆献给了国家。接着，上海市文化局又接受了中华化学工业会、前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电机工程学会献出的藏书。现在，这些书籍都已经全部集中在科学技术图书馆。
为了适应国家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需要，今年二月十九日，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在明复图书馆的旧址宣告正式成立。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图书馆一开始就面对着日益增多的读者。每天来到这个图书馆的读者，超过三十年来一天的最高纪录。原有的设备和人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今年国家拨了十万元经费给图书馆添置新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积极筹划，为科学研究工作添置一批有用的好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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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体育新闻
1132名运动员横渡长江
据新华社讯 七月一日有一千一百三十二名运动员从武昌到汉口游泳横渡长江。在今天的竞赛中，有九百二十四名运动员游到了规定的终点，获得金色奖章；有二百零八名运动员游到了对岸，但没有到达规定终点，他们获得了银色纪念章。今天的赛程仍是五千公尺。
大批的大学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参加了今天的渡江竞赛。在今天第一批渡江的运动员中，有十名中南民族学院的包括苗、黎、回、徭等族的教师和学生，其中有九名游到了规定终点，另一名也游到了对岸。参加上周举行的横渡长江竞赛，游到终点或对岸的六百九十四名运动员，也分别获得了奖章或纪念章。
章曼华打破女子跳远纪录
据新华社讯 两个孩子的妈妈章曼华，一日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1956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工人田径、举重自行车竞赛大会时，打破了女子跳远的全国纪录。
章曼华的成绩是五公尺二十七公分，打破了杨玉敏保持的五公尺十八公分的全国纪录。三十四岁的章曼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职员，她去年在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曾经获得女子一百公尺赛跑的第三名。她还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七月一日，大会进行了男、女田径、自行车共二十六项比赛，有二十七名运动员和两个接力队打破了十三项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最高纪录。
打破四项自行车全国纪录
新华社讯 五名北京市青年自行车俱乐部的男女会员，在六月间分别打破了四项自行车比赛全国纪录。
在六月二十四日举行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机关自行车比赛大会上，男运动员李玉棣以十六分四十九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一万公尺自行车十六分五十七秒四的全国纪录；女运动员李璆以二分五十秒三和六分三秒三的成绩，分别打破了女子一千五百公尺自行车二分五十九秒六和三千公尺自行车六分十四秒四的全国纪录。
六月上旬在北京市公安体育协会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上，女运动员张淑兰、张胜竹、李璆和王世玲四人都打破了女子三千公尺自行车比赛的全国纪录，其中张淑兰的成绩最好，达到了五分五十三秒七。在女子五千公尺自行车比赛中，张淑兰和张胜竹又分别以九分五十四秒和九分五十五秒的成绩，打破了女子五千公尺自行车十分十九秒的全国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