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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照民族特点建设社会主义
贵州云南两省召开党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贵阳1日电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从六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在贵阳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四百名汉、苗、布依、侗、水家、彝等民族的党员代表，代表着贵州省十三万九千多名共产党员。
会上，周林代表中共贵州省前届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的报告着重分析了贵州省几年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和问题，明确指出了今后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报告说，贵州省到目前为止，全省入社农户已占农户总数91.7％，其中参加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50.3％。报告也同时指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曾于1953年和1954年发生两次右的摇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195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后，部分地区的工作出现了粗糙的现象。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慎重稳进”方针与民族政策上发生若干毛病，忽视民族情况和特点，给工作带来了不少危害等等。
报告指出，当前贵州省农村形势的基本特点是：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引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涨；大大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因此，必须根据党中央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成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领导各族农民贯彻执行以农业为中心、农林牧业互相结合的多种经营的方针，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农业增产计划，争取使90％的社员增加收入，并且通过生产把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在今冬明春实现全省高级合作化；努力使农业生产在1957年内有显著的发展；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地方道路的建设，特别是开展扫盲、防治疾病和妇幼保健工作。
全体代表经过深入的讨论，同意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会议最后选出新的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同时选出了中共贵州省地方组织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十七名。
本报昆明1日电 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六日已于六月三十日结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774位正式代表，代表着十七个民族的182万多个党员。省委第二书记于一川同志代表省委向代表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上有一百多位代表发言，对省委所作的工作报告一致表示满意，有的代表对省委某些方面的工作也提出了意见。
这次会议认为：过去六年来由于执行了党中央规定的政治路线，全省得以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会议还指出：目前的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全省各族人民，发挥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对农业生产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领导，积极地支援大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加强民族工作，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结合各民族的具体情况，积极地有步骤地领导各民族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必须进一步活跃党的生活，必须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巩固国防。
会议最后选出了二十七个正式委员、九个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共云南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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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议减少以后
中共上海矿山机器厂金工车间支部书记宗汉高，最近在一个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议减少了以后”的文章。介绍了他们改变用开会来作政治工作的方法以后的新情况。
过去，他们曾长期的把召开会议当作进行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党、行政、工会和青年团每周开会所占去的工人业余时间往往在十小时以上。最近四、五个月里，除了一些必要的会议外，他们主要采用了每个党员和团员分别联系几个工人、进行家庭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来随时帮助工人群众解决各种困难和思想问题。这样，工人们每周只要参加一、二个小时会议，剩下的业余时间就可以用来学习和休息。
采用这些新的工作方法以后，这个车间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更深入更主动了。车间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比过去也有进步，二十八个原来生产比较落后的工人有十八个已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工人支金根过去经常完不成定额，前些时候又突然旷工几天。车间党支部负责人到他的家里去访问，发现他的生活很困难，妻子生产、母亲生病，房子又快倒塌。支部马上建议工会进行了补助，并且帮助他向工会借支了一笔钱修建房子。支金根很感动，上工后的一周内就提出了两件合理化建议。任何工作物到了他的手里，他总是大大突破定额。
现在，工人们下班后，不是上文化课就是听技术课。到了礼拜六，交通车在放工后的一刻钟左右就把劳动了一天的职工送走了。干部们也能够很好的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时间。
（新华社上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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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允许这样对待批评吗？
——党员来信——
编辑同志：
五月五日，江苏省新海连市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对中共新海连市市委委员兼磷矿总支书记方进同志提出了很多批评，并要求他在会上作公开的检讨。
照理，作为中共市委委员的方进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事实恰恰相反，方进同志对待这些来自下面的批评，采取了“避重就轻”的“过关”态度，以个人主义来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比如县直属机关代表团对他的斤斤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提出了批评，并揭发了这样两件事情：一件事发生在去年新海连市机关干部评级的时候。当时，方进急于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提了级，就跑到市委组织部去问，当组织部的同志告诉他评级的材料已经封好，并已送到收发室准备上报以后，他竟在晚间去叫收发员开门，擅自把组织部的信包打开，看看自己有没有提级。另一件事发生在他由常州市调来新海连市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填干部登记表，方进同志告诉组织部的同志说，他在来新海连市以前快要担任中共常州市委副书记了，登记表里应该给他填上。这种填法显然不合组织规定，组织部的同志在请示中共新海连市市委副书记许耀林同志以后，就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办结果，又引起了方进的不满。
对于这两件充分暴露了他的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事情，方进是怎样检讨的呢？虽然一开始他就作了“这次我在大会上要作彻底深刻的检讨”的开场白，而且“检讨”的时间也很长，但对于自己的错误，除了“是我的不对”这样一句空话以外，剩下的就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有的辩解简直到了无理取闹的程度。拿他私拆组织部已封好上报的信件来说，他没有从自己的思想上检查这一错误，反而说什么：“信封不是胶水封的，是钉起来的。”言外之意，似乎不应该怪他私拆公函，而应该责备组织部不把信件用胶水封起来。说到要在表上填写他快要当常州市委副书记一事，他好像也没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听原常州市委书记说的”。至于他为什么要求把这种“史无前例”的“履历”也填到干部登记表上去，却避而不谈。
方进同志这种对待批评的态度，不是偶然的。去年新华日报批评了方进任人唯亲，随意安插自己的亲属到磷矿和电厂里工作以后，方进不但不从主观上来检查自己的缺点，反而向市委负责同志强调客观原因，对党报的批评表示不满；而且一直拖到现在不作检讨。这次会上代表们为这件事也对方进提出了批评。为什么方进不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党报上作公开的检讨呢？他在这次会上检讨说：“由于我本人作风太拖拉的原因，所以不能及时在报纸上作检讨，这是我的不对。”为什么这样“拖拉”？究竟那里不对？方进同志却没有说。
我认为方进同志应该端正自己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中共新海连市委也应该根据党代表们的要求，对方进同志的错误进行严肃的处理。 共产党员 戴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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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各族人民欢度党的生日
拉萨日喀则分别进行庆祝活动
据新华社拉萨2日电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昨天在拉萨风景优美的尧西林卡里，举行了庆祝“七一”的盛大游园大会。
在尧西林卡的草坪上，搭着四顶相连的镌花帐篷。在这里下棋和谈天的，有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中将，还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负责官员。拉萨市妇女界的代表朵噶夫人、唐麦夫人、索康夫人和帕拉夫人围在一起下跳棋。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拉敏·益喜楚臣，静静地盘腿坐在精致的藏毯上，观赏林卡里的风光。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邦达多吉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任希·次仁顿珠，正在热情地谈论着这个游园大会的盛况。
在帐篷四周的浓绿的树荫下，乐队吹奏着美妙的曲调，打扮得整齐漂亮的汉族男女机关工作人员们纷纷来到这里。尧西林卡的大院里停放着许多小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还拴着一群群的骏马。前来游园的约有一千人。
下午二时，春雨放晴，游人越来越多。这时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以主人的身份站起来讲话：让我们共同愉快地渡过这个欢庆的日子。接着，开始了文娱节目表演。觉木隆地方的居民表演的舞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游人还在这里进了野餐。
新华社日喀则2日电 西藏日喀则市各族各界三百多人，昨天举行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
会上，中共日喀则分工委副书记王挺首先讲话，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三十五年来的斗争历史后，接着谈了西藏几年来建设的成就和今后的远景。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德勒热布旦以及各界代表都在会上讲话。他们表示：要以拥护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党的生日，今后一定向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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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冒险救老人
六月二十七日早晨，一辆火车驶过南京建康路口时，一个七十三岁的白发老太太，正慢慢地在线路上走着，当时路旁的居民高喊：“车来了！”机车也不断鸣笛，老太太因耳聋没有听见，司机紧急刹车，可是已来不及了。这时候，正在附近吃饭的马车工人张广洪一见老太太将被车压倒，马上冲上铁轨抓住老太太的衣服，准备将她拖出，但手一滑，两人都跌倒了。这时火车离开他们只有四、五寸远。张广洪急中生智，翻了一个筋斗，用力将老太太拉出铁轨，这时火车的排障器已碰到他的腿了。事后，张广洪才发觉自己的手上和腿上都有微伤。（张金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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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志，这不是小事
沈石
当我访问准噶尔盆地的时候，曾经听到过这样的答话。
“同志！你们的队长在不在呢？”我问。
“他到绥来去了。”
“同志！你们的政委在家吗？”我问。“你来得正好，他刚从迪化回来。”
但是乌鲁木齐，早就不叫“迪化”了。玛纳斯也早就抛弃了“绥来”的称呼。
在离乌苏县城不远的柳沟附近，我问过那里的人：“这地方叫什么？”
“达子庙”。
真的是“达子庙”吗？维吾尔人都称它“卡因笛克”哩！
我到过石河子附近的天山脚下，那里有座种羊场。离种羊场不远，有一处地方，也叫做“达子庙”。
谁都知道，在封建皇朝和国民党匪帮统治的岁月里，才把蒙古族同胞叫做“达子”，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关系改变了，这种称呼也应该改变。远在1951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发布了处理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等的指示。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少数人仍然使用这种性质的称谓，还有少数地方保留着这种性质的地名。这是和今天各族人民亲密团结的新关系不相容的。
有人说：“这些，只不过是小事。”同志！这不是小事，这是牵涉到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心的大问题，也是牵涉到我们汉族同志是不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大问题。如果一方面在讲各民族亲密团结的大道理，另一方面却不注意具体而微地表现这种亲密团结关系的所谓小事情，是很不对的。因此凡是已经明令改变了的名称，就不能允许用旧的名称。凡是还没有改变的，现在也是立即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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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不能原谅
在江苏省射阳县的党员、干部中似乎有这样一种风气：只愿骑自行车而不愿交牌照税。因而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射阳县税务局查获的偷税漏税案件中，党员、干部不交这种税的就占偷税总数的60％以上。问题不在于一般干部这样干，而在于有些负责干部也带头这样干。问题还不在于一些负责干部这样干，而在于射阳县的领导上认为不交自行车牌照税不算偷税的违法行为，因而可以原谅。可是群众却不这么“宽宏大量”，他们对这些偷税的行为和“原谅”偷税的行为都是不会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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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单纯任务观点
安徽省宿松县许岭区直属机关团支部在最近召开了团员大会，改选团支部委员会，团区工委朱同志在会上说：“这次共选九人，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已提出九个人，请大家选举吧！……”他的话未落音，同志们就发言了：“不认识怎么选呢？我希望把九个人的情况介绍一下，”“我希望讨论一下，明天再选”，这时前任团支书的苏区长说话了：“同志们的意见很对，但是照同志们的意见办，今天改选支委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完不成就是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于是同志们不响了，默默地在候选人的名字上画了圈，然后带着一肚子意见散了会。
是的，苏区长的“组织观念很强”、“按期完成了任务”，可是他却忘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大大破坏了团内民主生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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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光让乡干部跑腿
一走到山西省灵丘县东河南乡乡干部办公的地方，就会看见经常有群众来找县委工作组的刘长亮组长，向刘组长要救济，要贷款，要供应粮食，要免费医疗证等等。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粮食供应、发救济粮款、贷款等工作不是乡人民委员会应该做的事吗？是不是乡干部有失职守因而群众不得不找刘组长帮助解决呢？不，是刘组长过于热心，把一切应由乡干部去做的工作都包办起来了。刘组长关心群众生活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不依靠和通过当地党政机关去进行工作，把一切大小事情都包揽起来，形成“工作组支嘴，乡干部跑腿”，这不应该受到批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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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纸评论摘要
认真深入地检查民族工作
六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说：几年来，云南省基本上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已经起了根本变化。
但是，当前对待民族问题上的一般化的工作作风相当普遍，没有根据新的形势，积极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新的要求。有的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民族问题不存在了，于是生搬硬套汉族地区的经验，没有根据当地民族的特殊情况，去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在合作化政策和经济工作上对少数民族缺乏必要的照顾。
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严肃地对待。要通过检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所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广泛深入地听取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同时也要听取少数民族公众领袖人物的意见，一定要发扬民主，使他们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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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纸评论摘要
一个值得提倡的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
六月三十日，青岛日报发表社论说：从去年以来，本市部分工厂企业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组织，先后组成了走访小组，深入到职工家庭中了解生活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问题，这是一种极好的关心群众疾苦的表现，值得大大提倡与表扬！
经过走访工作，使我们的干部能够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部分职工生产情绪不高的情况，找到了真实原因，克服了仅凭主观估计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了很好地组织走访工作，必须克服工厂企业中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只是按时上下班，不去深入职工宿舍接近群众的机关化作风。我们应当采取灵活的工作方法，处处从便利接近群众出发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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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悔罪和感恩
——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访问记
本报记者 李高
蓝色的列车驶过了山海关。这是中国红十字会从抚顺接运295名刚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前往天津的专车。
在一节车厢里，有一个日本人噙着眼泪在对着窗外出神。记者们问他为什么难过。
“是的，我正在想心事。”他躬身站起，眼泪夺眶而出。“我叫岛津酉二良、战时当宪兵，在山海关北面的一个山隘口驻扎过，做过许多坏事。有一次，我闯进人家，把一对新婚夫妇杀死了。现在，我这犯罪的人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就要回国和我的母亲、弟弟团聚了，可是，被我杀害了的人再也活不转来了。当我看到山海关附近的山岗，看到沿途的和平生活景象的时候，我越想越难过。”
在这列火车上，岛津酉二良并不是唯一的有这种感触的人。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每一节车厢里都有许多人在沉思默想或者谈论他们的感触。他们在同中国记者们交谈的时候，不是流着眼泪忏悔自己的罪行，就是再三再四地对中国人民宽赦他们表示感激。宇波彦次郎曾在我国东北做过十多年警官和警察局长，拷打、杀害过许多中国人民。他说：“像我过去所犯的罪行，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中国人民宽赦了我。当听到免予起诉决定书的时候，我感激到了极点。”谈着谈着他就哭起来了。
这样一批曾经积极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今天能够有所悔悟，是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的。
我访问过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里原来关押着九百多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包括最近公审判刑的铃木启久等八人和第一批免予起诉的295人在内）。其中有曾经指挥日本侵略军队，犯下各种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原则的严重罪行的高级军官；有直接进行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有操纵伪满傀儡政府、奴役我国人民的日本高级官吏；也有无恶不作的宪兵、警察和特务分子。我国检察机关几年来在侦讯他们的犯罪行为中所积累的案卷，堆满了几间屋子。
大多数人在刚被关押的时候，曾经想要掩藏自己的血手，自称为“无罪的人”，有的人还抱着军国主义思想，幻想将来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他们又全都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罪行严重的铃木启久说：“如果中国人民像我过去对待中国人那样对待我，那我一天也活不了。”
可是，我国政府一面严肃地侦查他们的罪行，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旧址，原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爱国志士的一所监狱。做过那个监狱的典狱长的一个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现在就关押在这里。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指点着窗外的房屋，谈起这里过去作为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和现在作为中国政府的战犯管理所的前后对比：——过去的监号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冻一层冰，夏天充满苍蝇蚊子；现在安了暖气，装了纱窗，还定期消毒，见不到蚊蝇。现在的暖气锅炉房和面包房，原来是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爱国志士做苦工的工厂。现在的运动场，是过去强迫中国爱国志士种菜、养猪的地方。过去一所折磨中国爱国志士的暗室，现在变成了为战犯们治病的医务所的药房。现在战犯们用的浴室，过去是日本侵略者的仓库……他还谈到：过去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只给所谓“犯人”每餐一小碗高粮米饭，强迫他们从天亮到天黑做苦工，许多人被虐待和拷打致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而现在，中国管理战犯当局保障犯人的生活和健康，不打不骂，不侮辱犯人的人格。
记者问他对这些有什么感想。他说：“我想，中国人民给予我们以这样的人道主义待遇，是出于崇高的人类爱。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和平的、互相帮助的、谋求更美好的生活的社会，所以对我们这样过去犯了像鬼一样的罪行的人，也当做人看待，让我们走正当的道路，不再犯罪，从新做人。”
可是，在最初的时候，那些从前只知道做坏事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中国人民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是很难理解的。例如，战犯管理所修暖气锅炉房的时候，有的人曾以为是在盖“杀人房”；修医务所的时候，有的人就害怕拿他们“做细菌战试验材料”，因而曾经无端恐惧过一阵。前日本宪兵少尉石田传郎对记者说：“在这里，事实总是和我所想的相反，这才使我悔悟到，过去四十年的道路是走错了。”
就在中国人民这种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之下，许多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开始悔罪了。记者访问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每一个人一开口总先要对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人道待遇表示感激。这次被释放的佐野一，本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后来他患了直肠癌，肛门狭窄，病情危急，管理当局把他送到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才把他挽救过来。病愈出院之后，他写了一篇手记，供认了自己过去拷打、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且详细描写了中国的医生、护士为他治病的经过，表示悔罪。这篇手记当众诵读的时候，听到的犯人都和他一道流泪。
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促使许多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低头认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最大的是朝鲜战争。起初，大多数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都以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敌不过美国侵略者的，有的人还幻想美国人会打进来，释放他们。可是，朝鲜战争的结果完全和这些人所料想的相反，使得许多本来很顽固的人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不得不丢弃“武士道”精神，低下头来认罪。关于日本国内的许多情况，有些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起初看到报上所说的还不大相信，但从1954年开始，他们陆续收到家信，才知道有的人的亲属已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有的人的亲属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过着屈辱的生活。这就使许多人醒悟过来：自己所参加的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害，而且使日本也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因而供认罪行，表示悔恨。
在管押期间，战犯管理所还对他们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并给他们以各种学习的机会，为他们购置了二千三百多册图书，订了中日两国的一些报纸和杂志，购置了一部分乐器，并经常放映电影。在学习和活跃的文化生活中，有些人也逐渐辨别了是非，思过悔罪。其中还有一些人由文盲变成了能读能写，许多人学会了唱歌、作曲、舞蹈或演奏乐器。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乐队和七十多人的合唱队，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次从抚顺到天津的路上，每当火车停得稍久的时候，他们就拥在月台上、齐声高唱着保卫和平的歌曲。
这一批次要的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终于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六月二十一日，他们听到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的时候，许多人都感激涕零，全体举手要求发言，一连有八个人发表了感想。其中的宫崎敏夫泣不成声地说：“我过去在矿山当电工，后来放下锤子，拿起枪杆，参加侵略战争，杀害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中国人民，污辱过像我母亲那样善良的妇女，杀死过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孩。这种罪行是不能饶恕的。但是，中国人民宽赦了我，还教育我怎样做人。我今后要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回到劳动人民队伍中去，来回答中国人民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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