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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议多、公文多、表报多的现象能不能减少？能！
石家庄地委的经验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三多”现象要自己来纠正
中共石家庄地委书记 梁双璧
编者按：会议、公文、表报过多的现象，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工矿企业都同样存在。许多人深受其苦，许多人到处呼吁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会议、公文、表报在好多地区依然泛滥成灾。这一方面固然因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改变领导方法领导作风中的许多不良的积习；一方面也确实因为许多人只是希望领导机关着手解决问题，而自己却坐在那里不动。实际上，“三多”现象并不仅仅只是上级领导机关造成的，各级领导机关也都有份。因此，像石家庄地委这样一方面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一方面请示省委取得省委支持的作法，就是值得提倡的。
今年春天，石家庄专区的会议、公文、表报过多的现象达到了高潮。开始，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领导方面足够的注意。直到“三多”已经泛滥成灾，下边的干部已经不胜其苦的时候，才引起石家庄地委的重视。石家庄地委对“三多”现象进行了调查，想了一些改进的办法。
石家庄专区的“三多”现象的确是较为严重的，据专区二十三个单位和五个临时办公室不完全统计，今年二、三月份召集下级来专区开会共六十九次，与会人员达3，782人，每会平均四天。事后看来，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惊人的！由于专区会议过多，县的会议也就必然增多。晋县从一月份到五月（主要是二、三月份）底，共召集区、乡干部会议八十六次，其中百人以上的较大会议二十一次，与会人员18，151人，每日平均有153人在县里开会。从这些会议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有不少会议可以合并召开或者规模可以缩小，时间可以缩短，有一些会议甚至是不必召开的。藁城县人民委员会为开展绿化运动，三月上旬专门召开了农业合作社副社长会议。接着，城关区又召集各乡合作社副社长、乡团委、妇女干部等开会，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团区委认为绿化工作与青年有关，又单独召开了一次会议。
地委，专署和直属机关向下发的文件也很多。晋县人民委员会一天曾收到过上级发下的四十份文件。县向下发的文件也不少，晋县乡干部平均每天可以收到四份文件。这些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质量不高，作用不大。还有些公文只是照抄照转。
领导机关不但不断向下发文件，而且不断向下要材料。地委直属机关每七天向下边要一次全面工作进度报告表，各县则每五天要一次。这样，基层干部几乎得天天开会集中情况到区汇报，县区干部汇报情况的碰头会议也增多了。表报项目复杂，限期过紧，基层干部无法填写，就说：“要真的我填不上来，要假的我一合眼就成。”
“三多”虽然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强调需要由上级来解决，并且认为上边控制不严下边没办法解决。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三多”固然和省以上的领导机关有关，但是，省以下的机关召开的会议、印发的文件同样过多，就是上级有关领导部门指示其直属下级机关召开或参加的会议，同级党委也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及时地向上级党委反映，问题大都可以得到解决。石家庄地委向河北省委反映了“三多”情况，省委就指示地委并且大力支持地委来改变这种情况。地委体会到了这一点，才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斗争的。例如，大家都喊会多，可是，减少哪个部门的会议哪个部门就有意见。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说清道理统一思想。地委曾自上而下的发动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检查，通过检查，来教育大家自觉的改进领导。经过检查，地委以及所属大多数县级领导机关，都制定了改进领导的措施。这样上下一致动手，转变领导思想作风、减少会议公文表报就获得了成效。
地委注意了严格控制会议，各部门召开直属下级开会要经一定负责干部批准，重大会议须经同级党委研究确定。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需报地委批准。凡发文件能解决问题的就不再开会，能合并召开的会议就合并召开，必要召开的会议也必须事前作好充分准备。因此，各部门要逐月制定出开会的计划（包括开会的目的、人数和时间），向领导机关呈报批准或备查。对各业务部门召开会议，地委也严加控制，使他们不要乱拉其他部门特别是负责干部开会。任务布置下去后，领导机关要多深入下去检查工作具体指导，不是提出新问题和充实新内容就不要轻易再开会。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地委直属机关和各县的不必要的会议大大减少了，会议质量有所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也比较深入了，同时乡级的会议也有所减少。
地委还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纠正滥发公文、表报和乱要材料的现象。发文件必须针对当地具体情况，一个文件要突出解决一、两个问题，文字要简明通俗。文件起草后，必须经过集体研究，必要的时候，写出初稿后，先拿下去征求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地委关于改进领导问题的文件就是这样做的。文件签发手续要严格，重要文件由领导干部亲自审查修改，可发可不发或不解决问题的文件则不予签发；同时注意控制发文面，该发到哪级就发到哪级，不能滥发。这样做的结果是：发下去的文件较前减少了，质量提高了，下面对文件也比较重视了。
领导机关掌握情况要依靠对典型的调查分析，不要过多过紧的向下边要情况。同级各部门要互通情况。各部门要注意积累材料，纠正用过就丢，缺了又要的现象。这样执行的结果，给下边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要改变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作起。因此，我们严格要求地委委员及专区科长局长以上干部每年以四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具体帮助和指导工作。同时，各部门要经常有一个主要负责干部摆脱日常行政事务，集中力量研究解决某一个或几个重大问题。县委全年要以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农村。负责干部下去了，有不少问题就可以就地解决了。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许多会议，而且，由于领导干部的深入，坐在机关里写公文要表报的人就少了，文件、表报也就随着少了许多。当然，领导干部下去以前，应该妥善安排机关工作，并且注意保留一定核心和骨干，及时研究指导全面工作。否则，也会形成群龙无首，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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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不工作的干部
扬州市煤建公司有一位文书名叫孟再光，自从她去年二月到职以后，一直借口找不到保姆，整天抱孩子，不肯工作。去年八月她请假到南京去看望生病的孩子，一去就是十一个月。据说，这样长的事假是经过扬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的，当职工们对这件事提出质问时，人事科说：“这个干部长期不归，本科是有责任的”。我们要问市人事科究竟有什么责任呢？你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特殊”干部采取“特殊”照顾呢？难道制度对她不适用吗？
杨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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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奇怪的房租标准
山西省永济县最近对住公家房子的机关干部，实行了收房租的办法，规定每人应出房租费四角一分钱。因此，形成了县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一个人住一间半房子，出房租四角一分，勤杂人员五个人住一间半房子，每人仍要出四角一分的房租。有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合理，要求按照房子大小，质量好坏，来确定房租标准，但是县里的财政科说：这种房租标准，是山西省有关部门规定的。我不明白，难道上级机关真的规定了这样奇怪的房租标准吗？ 宁云峰、崔逢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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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不能只慎重不积极
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党支部三年来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该室青年团支部的二十余名团员中，目前，已有五人超过了团龄，再过上两三年绝大部分团员都将成为超龄团员了。这些青年团员，大部分都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在积极争取入党，然而，这个党支部却长期对这些迫切要求入党的同志不加过问。如果说：这些同志还不够入党的条件，那么，党支部为什么又不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培养呢？我希望浙江公安厅办公室党支部检查一下，是否在执行建党方针上过于慎重而太不积极了呢。 沈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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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众呼声
直书公文纸没有用处吗？
自从报纸和刊物改为横排以后，各机关单位也陆续使用了横书公文用纸，这种做法当然是好的。可是有些单位却把原有的很多直书竖格公文用纸存放起来，不加利用，这种作法，我认为显然是浪费。
徐英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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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召开党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工业建设方针
会议认为：必须确立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据新华社上海26日电 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今天闭幕。会议共举行了十三天。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讨论和确定上海工业建设的方针。
前届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柯庆施向大会作的报告说：作为沿海工业基地的上海，解放以来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预计上海将要提前一年达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业生产指标的水平。今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将比1949年增加两倍以上。六年来，全市各系统上缴给国家的企业利润税款相当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输送到外地的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有二十一万多人。调出的金属切削机床近三万台。
柯庆施说：虽然过去几年上海的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市委对上海工业的潜力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客观情况分析不全面，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的工业究竟是发展、维持还是缩小，曾经发生过摇摆。从积极方面打算少，从消极方面考虑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上海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影响。他提出今后上海工业建设的方针是：“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并且根据新方针又提出了振奋人心的上海工业远景规划。
柯庆施还代表前届市委对过去执行工资改革和在国营企业推行“一长制”的严重缺点，以及作风上的严重的事务主义作了自我批评。
会议发扬了民主，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124个代表向大会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对市委和各领导部门提出了不少意见。
代表们一致同意柯庆施的报告。认为上海工业建设采取“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决议将这个新方针提交即将举行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时，代表们也批评了由于过去市委执行上海工业方针摇摆，工业管理部门只顾要求工厂增产，没有相应地改善设备和工人的劳动条件，已经影响到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工人的安全操作。培养干部也因此受到限制，许多工厂部门调走了大批技术工人和干部，但是很少补充新血液，这样就造成支援了新厂，削弱了老厂。
代表们发言中指出，上海的国营企业推行“一长 制”以后滋长了命令主义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代表们一致认为，对这一情况应该引为深刻的教训。会议认为，必须加强党对工业企业的领导，确立党组织在工业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对企业生产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实行全面的领导。
会议一致认为，要调动一切力量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代表认为，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够，特别缺少自下而上的批评。代表们提出，一定要培养干部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大胆负责的精神，改变目前党内存在的谨小慎微、庸俗和疲沓的作风。要反对做算盘珠，拨一下动一下；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喜欢打算盘的人。有些代表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改变这一情况的建议。
大会认为，要彻底改造上海这一百多年来畸形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党组织必须大大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认真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作风。 代表们对某些候选人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席团经过研究，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对少数候选人作了调整。最后选出新的市委委员四十人，一个空额留给市郊调整后再补选；候补委员十五人；选出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三十七人，候补代表四人。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七百多人，代表着上海市十五万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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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绥远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座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8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孙兰峰二十六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召开的和平解放台湾座谈会上说：“前绥远省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近七年来一贯优厚的对待起义人员的事实，有力地告诉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他们的未来不必再有怀疑和顾虑。
孙兰峰是前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官、察哈尔省主席，曾参加前绥远省和平解放起义，他说：“我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有职有权，分工领导自治区的林业、卫生等七个厅局，每天都要处理许多工作上的具体问题。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很迅速，我的工作紧张而愉快。”他还恳切地希望台湾军政人员为了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迅速投入祖国人民的怀抱。
前国民党暂三军军长、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安春山说：“北京、绥远能够和平解放，台湾当然也能够，台湾军政人员应该早下决心。”前国民党绥远省保安副司令、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张濯清（回族）说：“台湾军政人员只有一条出路，快点摆脱美国的控制，不要再过仰人鼻息的生活。”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参加和平解放起义的前国民党绥远省财政厅长、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李居义等十余人，他们都一致拥护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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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航空爱好者的跳伞活动
据新华社28日讯 参加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举办的“航空爱好者夏令营”的各地的男、女航空爱好者们，今天开始练习跳伞。一大早，航空爱好者们就来到了北京市跳伞塔，由北京和重庆有经验的航空爱好者担任辅导员。他们练习了两三次感性跳伞以后，就练习直升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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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中国运动员在基辅又创造两项全国新纪录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中国运动员七月二十七日在基辅举行的田径友谊比赛中又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中国运动员张启山急行跳远的成绩是七公尺二十三公分，和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四名的成绩相等，打破了高树贵创造的六公尺九十三公分的全国纪录。周连立一百一十公尺高栏的成绩再一次打破了全国纪录，创造了十四秒九的全国最高成绩，比黄英杰保持了二十年的十五秒七的全国纪录快十分之八秒。周连立的成绩已经接近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六名的成绩，只差十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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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女子队和波兰女子队七月十三日在华沙举行篮球比赛的一个场面。 波兰中央图片社稿（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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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个黎族苗族
语文研究机构成立
新华社通什27日电 第一个负责创造黎族、苗族文字的机构——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苗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二十四日在通什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共三十七人，绝大部分都是黎族、苗族的代表人物，主任委员是自治州州长王国兴，副主任委员是自治州副州长陈斯德等人。
在这之前，负责协助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在十五日到达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在地通什后，曾访问了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属单位的黎、苗族干部，并分别召开了自治州一级机关的黎族、苗族干部和汉族干部座谈会，向他们征求对创立黎族、苗族文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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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篇小品文引起的风波
季万
五月二十四日，中南工程管理总局党委机关报“工地生活”上的一篇小品文引起了一场有趣的风波。
事情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今年三月八日，中南第二工程公司206工地的技术员朱复杨和许锡昌提出了一项合理化建议。建议将四分之一的间隔墙原用的木筋框架压墙改为竹筋框架压墙。这项建议不仅能节约大量的木材，而且使每十立方框架可以降低成本189元。经过多次试验后，二公司技术主管人员和中南工业设计院的技术人员都同意推广。
四月二十六日，二公司举行了评奖会议，准备按政务院颁发的“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发给建议人的奖金。会上计算了一下，这项建议仅在206工地现有的工程中推广，就可以为国家节约七千多元的资金，按奖励条例规定，应该发奖金229元。二公司的邵康经理一听到这个数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同志们，我发表一点小意见，这项建议的确是好，能为国家节约许多资金。索性再为国家多节约一点钱吧！把奖金打个折扣发好不好？”到会的人听完邵经理的发言后，先是惊奇，后是好笑，最后否定了邵经理这个“节约”的意见。
几天以后，“工地生活”报收到了朱复杨写的以“经理的近视眼”为题的小品文，批评了邵康经理在那次会议上所反映出来的错误思想。为了慎重，报社先派记者对照了事实，而后把修改好的稿子送给二公司党委书记去看。他们除在事实上同意了外，并且把这件事和邵康经理谈了一下。邵经理一听朱复杨写稿批评他，不禁愤愤地嚷道：
“朱复杨你这小子，竟敢写稿批评我！哼！凭他那个样，工作上毛病那样多，我还要写稿到人民日报去批评他呢！”公司党委会认为邵康同志对待批评的态度不正确，召开会议批评了他。
“工地生活”报在五月二十四日把“经理的近视眼”这篇小品文发表了。邵经理一看到这篇小品文，气得暴跳如雷，一只手紧捏着这份报纸，一只手使劲地捶打着桌面，嘴里不住地吼叫着：“这还了得！这还了得？！”随后，他把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找来，冲着党委书记的脸挥舞着拳头叫道：“你看，你看！‘工地生活’报的记者居然批评到我邵康头上来了。好小子，老子要他的命！”接着他又问：“这个记者是党员，还是团员？到我们公司来有没有介绍信？”经过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再三劝说之后，邵经理火气平息了一点。但是他还在不断地埋怨党委，不应该把这篇“侮辱”他的文章“放过去”了。当天邵经理写了两封信寄给了报社。他在信中写道：
“今天上午，我看到报纸以小品文形式批评了我。我要问你们，登这种材料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只是发泄了一下个人的情绪，只能降低党报威信……。
“我反复想着我没有什么错误，……”
信中最后还以连挖苦带威胁的口吻说：“我已向总局郑局长和孙书记反映了我的意见，我是不同意这样批评的，如何处理，你们看吧！……”
第三天（五月二十七日）长江日报就这个纠纷又发表了一篇小品文。邵经理看到以后，捶胸顿足地直叫：“这还了得，长江日报也批评起我来了！？”这次，邵经理的“修养”似乎是好了一点。没有要长江日报记者的“命”，为了“怕构成抗拒报纸批评的错误”，他还写了“自我检讨”。
邵康同志的检讨刚写好，“工地生活”报的负责同志和记者走进了经理室。这次邵经理的态度很好，他言语之间透露出：这次风波主要是由党委书记引起的，但是党委书记年纪还轻，革命斗争历史没有他长，所以他能够‘原谅’他。”他并且表示说，报纸的批评是好的。这时，公司的倪鹏举副经理上场，邵经理便下场。
倪副经理一上场，就怒气冲冲地对“工地生活”报的负责同志说：“你们的批评完全不是事实。邵经理根本没有说奖金打折扣的话，简直是捏造！”当“工地生活”报的负责人向他说明了处理这篇稿件的情况后，倪副经理仍旧固执己见地说：“你们去听听群众的反映吧！”
“那么长江日报的批评呢？”“工地生活”报负责同志问。“那也不是事实！”倪鹏举副经理斩钉截铁地回答。事情很明显，他们两个表现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是目的是一个：不承认自己对合理化建议所采取的错误态度，不承认自己对群众批评所采取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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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事实面前
贾方
七月二十一日，当坦白自首了的派遣特务分子张国镜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发给的免予起诉书的时候，好像这几页纸有着千斤重，他激动得双手发抖，半晌才泪流满面地说：“我是死有余辜的呀，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就是我的再生！”半年多来，他第一次安心地在大街上走路，不再提心吊胆地观察是不是有人在注意他了。
虽然他很小心
张国镜是一个罪恶严重而且曾经死心地跟着蒋介石集团走的人。他过去是国民党辽阳市党部书记长 ，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且在1950年逃到香港同美蒋特务机关建立关系。1955年12月底，他接受特务机关的派遣，以“华北区特派员”和“专员”的身份，来到了北京。
张国镜潜入北京之后，就去找他的姑母。他的姑母在一个机关干部家里当保姆。张国镜和这家女主人梁瑞珍见面的时候，就搬出一套他所知道的新名词，表示自己的积极和进步；还说什么：“我在香港要过饭吃，做过苦工，脊背都晒得脱皮了。”
张国镜是很小心的。以后，他来看姑母的时候，换上了一身蓝布制服和布鞋，不断地在这家人面前喊穷。可是他还是露出了马脚，梁瑞珍后来知道，他从香港带来了三块手表，而且经常抽大前门烟，衣服还拿到外面请人去洗。这些，在她心里都画了问号。
一天，邮递员来了，在门口喊了一声：“梁家的信！”同院的一位干部家属恰巧在门口，顺手接过来一看，是从香港寄出的由“梁瑞珍转”的汇款。她心想：“梁家在香港没有亲戚呀！”她把这件事给梁瑞珍说了。一问，原来钱是汇给张国镜的。张国镜这样解释：他在香港还存了一点钱，这是朋友汇来的。这又是一个问号。
梁瑞珍把这些都向公安派出所的同志谈了。
无形的包围
张国镜在香港接受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建立电台，发展组织，进行策反。他在香港旅馆的时候有过自己的计划：联络谁、发展谁。到了北京，他想跟过去认识的反动党团人员联系。一天，恰巧在街上碰到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人已经是某中学的教员了，而且还反问他一向在哪里。他想：“这样的人很可能已经倾向共产党了”，于是连自己的地址也没敢谈就分手了。他也想对在北京上大学的表妹做些试探活动，但是，她是领着助学金上了大学的，而且又是未婚的女孩子，要是有一个共产党员的爱人，就更容易出问题了。他很快地打消了这个主意。
他本想拿出些资本做个买卖，把自己掩护起来，可是，刚住下来，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来了，这个计划不好实现。后来，他编了一套假履历，向派出所登记找职业。回来他才想起他在这个假履历上写了在东北用过的真名字。这个漏洞会不会暴露自己1950年以前在东北曾经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呢？他感觉到每天都像处在一个无形的包围里，时刻担心有人注意他。生人走进他住的院子，他就禁不住心惊肉跳。
人民的天下坐定了
他不敢去东北，可是万分挂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冒用表妹的名义，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探问家里的情形。
五月中旬，他的十八岁的女儿从东北看望他来了。张国镜掩盖不住自己的惊异，仔细打量着面色红润、穿著整齐的女儿。
他的女儿详细地讲着家常。她告诉他说，她的大弟弟上中学了，正在申请参加青年团；小弟弟也上学了，已经带上了红领巾；三姨在工厂里做工；就是妈妈病了，起不了床。她自己去年也进了工厂。政府有照顾，工厂有补助，弟弟上学也有助学金，家里的生活足够维持。
谈到她的小弟弟，她说：前年，家里还没人挣钱，生活还很困难，靠政府的救济过日子。可是，有一次小弟弟忽然得了危险的“肠结绳”病，眼看就要死了，临时借钱也来不及，她连夜跑到街道办事处想办法，办事处的同志二话没问，说：救人要紧！就赶忙把弟弟送到医院，由政府免费医治。小弟弟这条命救下来了。
张国镜楞楞地听着，眼泪顺着脸扑簌簌地往下流。在香港的时候，一到冬天，他就挂念着孩子们是不是穿上了棉衣；春天到了，就挂念着孩子们是不是会换不了季。他曾经想到孩子们也许会流落街头。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在很好地生活着。他们曾经遇到过困难，但是，是谁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呢？是谁把他儿子救活了呢？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他想：为什么人民政府对有罪恶而且逃跑的人的家属还这样照顾呢？过去，他习惯用一种方式回答：“这不过是共产党做给人看的。”可是，自己家里的这些事情，又是做给谁看的呢？
他到过天桥，满想在这儿总可以发现一些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和贫困的现象吧；可是，这那是过去的天桥了呵！眼前是一片繁荣气象。北京工商业者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时候，他跟着游行队伍走，看见到处敲锣打鼓，资本家欢天喜地。这一切，又是共产党做给谁看的呢？这个问题，现在他似乎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人人都说共产党好，人人都跟着共产党走，人民的天下坐定了！
走哪条路？
从此，他陷入严重的矛盾中。
不久前，他看到报纸上登了关于特务分子张毅弃暗投明的文章的时候，还自宽自解地想：“这是共产党的圈套吧！”现在，他又多么希望着这是真的呢！”他想：“张毅的罪行能宽大，我的罪行也可以宽大。”可是，细一想又不行。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的市党部书记长，是派遣特务，这跟张毅差不多。可是，解放后自己还组织过“东北抗俄反共救国团”；1950年逃到香港后又回来布置过潜伏活动；招募了将近二十名特务潜入大陆；自己被派遣回来以后又发了四份情报……。他数一条罪行，心里沉一下，不由得出了满头大汗。这时候，他又想：自己是直接由特务机关派遣来的，没有经过介绍，来到北京一向又很小心谨慎，共产党不一定能查出来……。这种侥幸心理常常使他暂时安定一下。然而，另外一些事实又常常打破这种安定。
正在这时候，他的妻子也不断地来信。有一封信里说：你走后，家里“生活困难，少吃无穿，一堆无知的孩子，饥寒交迫……要非今日政府，我们孩子大人，早流落街头乞讨了。”接着劝他：“坦白一清如水，一点黑影无有，立功赎罪，急速交代清楚，……回家团聚，请您负起家庭责任……使你久病的妻子放下重担。”他每接到一次家信，坦白的念头就动一下。他几次走到派出所门前，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有一次，他已经走进派出所了，但结果只吞吞吐吐地谈了点不关紧要的事。他向派出所长说，回去再写书面材料，但是回去以后，写一点就停下来。他想，如果自己不谈，也可能隐藏下去的……。可是，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呢？他最大的顾虑就是：罪行太大，得不到宽大处理。他紧张地、反复地思索着、斗争着，脑子几乎要爆炸了。再逃回香港么？可是，现在看来，所谓“地位”“后半生的生活保证”是靠不住的，到台湾也是混不长的。而且，卧病在床的妻子会说什么？孩子们会说什么？一种感到自己可耻的念头涌上心来……。
他决心坦白了
六月四日，他的表妹来看他。他面色惨白，前言不搭后语地向她说：“我要彻底坦白了，也许这次走了，咱们再见不到面了。”表妹看到他要交代问题，就一再解除他的顾虑和畏惧，告诉他：人民政府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坦白彻底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她还陪着他到了派出所。
这天晚上，派出所接待了他。
当他面对面地接触到公安干部，看到他们耐心解释政策的诚恳的态度的时候，他真正相信了坦白彻底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
事实也正是这样。
最近，张国镜对别人说：“我觉得自己变了！”是的，这是一个再生的变化，一个从新做人的开始。
（此稿是北京日报供给，本报刊登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