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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还等着答复
四月间，本报曾经把读者王鸿文控告河北省宁河县新元庄乡总支书记翟玉田对他实行打击报复的信，转给中共宁河县委会，希望他们调查真相并且答复本报。六月底，中共宁河县委会的答复信寄来了，打开一看，使人觉得有些古怪，写答复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控告的总支书记翟玉田自己，另外还有军粮城区委会同意翟玉田答复信的几句话，至于宁河县委会，除过加了一个信封，什么都没有。大概在县委会看来，既然被控告的人写了答复，既然区委会同意了这个答复，这就是最权威的定案，除过照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古怪的不是被控告人一味指责控告人如何罪大恶极，这是极容易理解的；古怪的是宁河县委会处理这封控告信的态度，这就有点不容易理解了。
作为一个县委会，为什么在接到这封控告信的时候，竟然把控告信转给被控告者呢？为什么对党报要求调查处理的问题采取了“来函照转”的极不负责极不郑重的态度呢？为了对控告者负责，我们还期待着一个不是古怪的而是正常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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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卖内部刊物的人
哈尔滨市的一位同志来信说，七月六日他在该市香坊区三韩街的一个摊贩那里发现了一本全国总工会出版的内部刊物。刊物的封面上还印着“内部刊物、注意保存”的字样，刊物中也确有有关机密的材料。经过查问，才弄清楚是这么回事：原来这本刊物是东北第一工程公司第二处的一个同志卖到这个摊子上的，刊物上还有“二处宣委”字样，这个公司原来设在这个摊贩附近的楼上。不久以前公司要往别处搬了，有一位同志拿了一些书籍向这个摊贩出卖，这个摊贩花了三毛钱就把这一堆书买下了。和这本内部刊物同时被卖的那些书籍已经被这个摊贩包东西用了，其中是否还有内部文件，大概只有书主人自己知道。使人很难想像的是，这位书主人把自己的衣物往箱笼里收拾，却把机关的内部文件拿到小摊上出卖，当伸手接那三毛钱时，他的心里究竟作何感想！如果说是由于马虎大意，把内部文件混在其他不用的书籍中一齐卖掉了，那么这位书主人也可以回想一下，你收拾自己的衣物行装是否也是同样如此马虎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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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编者按 不少党组织的生活不活跃，限制了党员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很多党员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当得到支持。
但是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得弄清楚障碍究竟在哪里。下面发表的两封党员来信都是就他们的支部生活提出了问题。我们希望大家能从更多方面揭发党组织生活不活跃的状况和原因，并且提出改进的办法，好使党组织的生活很快活跃起来。
对好的不表扬对坏的不批评编辑同志：
我到北京中国杂品出口公司工作已经一年多。到公司不久，我就感觉到这里党的组织生活很不活跃。去年下半年除召开过一两次支部大会谈一谈肃反问题以外，党支部几乎再没有什么活动。今年年初，不少党员对党的组织生活的沉闷提出了许多意见，这以后党组织的活动比以前虽然多些，但是，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上，不外是传达上级党委指示、总结支部工作、讨论候补党员转正和对个别党员的纪律处分等。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讨论的，可是，仅只讨论这些，而不接触到大家工作、学习、生活、思想作风中的问题，党组织的生活就很难活跃起来。是不是这个支部的党员的思想作风等方面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党来过问呢？事实并不是这样。比如，公司的副经理孙立基同志（共产党员）的作风就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孙立基同志不喜欢下级干部提出和他不同的意见，不论所提意见正确与否他都很少考虑。一切事情只有孙立基同志说了算数，别人只能照办。孙立基同志好骂下级工作人员，和他接触过的下级干部几乎都挨过他的骂。有一次在和国际友人谈话的时候，孙立基同志把一个翻译工作同志骂得当场放声大哭起来。对于孙立基同志的这种粗暴作风，许多党员都要求支部让孙立基同志做公开检讨，改正错误。但支部书记的答复总是说支委会要
“研究研究”。一个月，两个月，一年过去了，支部还没有“研究”出个结果来。支部书记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拖”的代用词。大家对支部这种作法很有意见，有些同志一提起孙立基同志的作风问题就说：“党组织还不敢管他，咱还敢惹，只好远而避之。”
这个支部里的其他问题也很多：有一些党员个人主义思想相当严重，工作疲疲沓沓不负责任；个别党员之间闹不团结。支部对这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另一方面我们支部里也有不少好党员，他们对工作一贯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做出了不少成绩，可是，支部对这些优秀的党员也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对他们也没有表扬过，鼓励过。对党员的缺点不及时批评，对党员的优点也不及时表扬，这就是我们支部工作的主要特点。大家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外贸易部党委会对这种情况却一直闻而不问，视而不管？
北京中国杂品出口公司 杨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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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了意见不顶事编辑同志：
我们机关——交通银行总行的党组织的生活是不活跃的，大家对这种死气沉沉的涣散无力的组织生活，早就提出过意见，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党组织生活不活跃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比如大家对少数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和生活方式都有不少意见，但是都不愿或不敢提出来。如会计处处长王更同志和人事处副处长宋耀先同志，都对张经理有些意见，也都提了出来，但是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认真的处理。曾经有个党员向支部提出这样的意见：张经理在外面有宿舍，足够全家住用，就不该再占用三间机关办公用房作宿舍。支部书记不但没有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反而批评这个党员说：党员不应当计较这些生活小事。既然支部书记认为这是“生活小事”，这问题自然就只好不了了之。后来才知道，原来支部书记同样占用了办公用房（他外面也有宿舍），这真是“己不正，焉能正人”。张经理在男女关系上还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去年九月间，我向党组织揭发了这件事。支部书记却立即把我所揭发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张经理，还特别向他声明这是林威提的意见，不是支部的意见。张经理听到这话之后，就把我找了去，声色俱厉地质问我：“林威，你这些天又在搞什么私下活动？”我的天，我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我看到一个党员思想上长了毒瘤，就应当要求支部帮助这个党员把这个毒瘤割掉，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怎么能叫做“私下活动”呢？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
编辑同志，我现在迫切地要求（不，这是我们支部绝大多数党员的共同要求）上级党委能早些来帮助我们把党的生活活跃起来，使每个党员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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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点滴
顾名思义谈会议
会议，不仅是会，而且要议。可是，有些会议往往只会不议。开会以后，每个人各说一套，互不相关。说的人管说，听的人管听，纵有分歧，也很少争论。
这样，会议本身固然风平浪静，可惜，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也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石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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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风转舵的“观测家”
有一种干部常常脱离实际情况去赶风头。反右倾了，他们就盲目地提高指标、追加任务，表示“先进”。反“左”倾了，他们又盲目地收缩阵地、降低要求，表示“慎重”。
究竟是“左”是右，自己并不了然。对这样的人有这样一剂药，就是：先要求心中有数，再决定反对什么。 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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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少年排球锦标赛开幕
本报讯 1956年全国少年排球锦标赛昨天在北京体育馆开幕。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黄琪翔在开幕式上讲话，勉励少年运动员们在比赛中互相学习，努力提高技术。开幕式后，在比赛馆和练习馆分别进行了八场比赛，到场观看比赛的几千名观众，几乎全部是青少年。
参加这次锦标赛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西安、福州、南京、沈阳、哈尔滨、旅大、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广东省台山县等十四个单位的二十七个男女少年排球队（南京只有男子队），队员都是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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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爬山队队员
向慕士塔格山主峰进军
据新华社慕士塔格山27日电新华社记者杨克现报道：中、苏混合爬山队二十六日开始向慕士塔格山主峰进军。
二十六日下午五点多钟（当地时间），参加攀登主峰的三十一名中、苏爬山运动员和摄影师们分批陆续出发，他们计划用七天多的时间，把中、苏两国国旗插在拔海7，546公尺的慕士塔格峰顶。
中、苏混合爬山队经过前两次的高山行军，已经找到了通过极复杂和危险的冰瀑地带到达主峰的路线。他们还把高山给养运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号高山营地。这些给养可以用十天，比苏联爬山运动员过去任何一次爬山时携带的给养都要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锻炼出攀登主峰所必需的高山环境适应性。
但是，到达拔海七千公尺（著名的英国爬山家埃·希普顿曾经登到这个高度，但不得不从这里失败下山。）以上的高度，那里的氧气更加缺乏；温度急骤变化；特别是气象台预报最近慕士塔格山附近的气候可能发生变化，它将给中、苏爬山队员带来比前几次行军更大的困难。因此，中、苏混合爬山队组织了一支以有丰富爬山经验的运动员符·普·西比尔科夫（他是二十二日新来到山下的）为首的三人后备队，二十六日同时出发，他们将留在第二和第三号高山营地，以便在必要时支援攀登主峰的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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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举行第五次党代表大会
注重讨论加强革命老根据地工作
据新华社庐山26日电 最近在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进一步加强革命老根据地的工作问题。这次代表大会从一日开始，到二十二日闭幕。出席代表共499人，代表着全省二十五万多名党员。
这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和研究了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总结了江西省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江西省的这次党代表大会，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的第一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党组织组织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在此期间召开过两次全省党代表大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召开过两次党代表大会，当时江西省党的组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其他地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依靠广大人民，对于创造红军，建立中央区、湘鄂赣区、闽浙皖赣区等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次党代表大会强调了进一步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重要意义。大会指出，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的面积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口占全省的半数以上；因此，进一步加强老根据地工作在江西省说来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把老根据地干部和人民的力量调动起来，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重要工作之一。
大会指出：上届省委对革命老根据地工作一直是重视的，解放七年来，江西省党政领导方面积极领导和帮助革命老根据地人民进行了重建家园的工作。先后发放了大量生产、生活补助款和救济款，帮助老根据地人民购买耕牛、农具和修建房屋。目前全省革命老根据地都已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根据瑞金、兴国等四县调查材料，老根据地有70％的农户已上升到中农的生活水平，但还有20％到30％的农户由于缺少或丧失了劳动力，生活还比较困难。
解放以来，全省已吸收了一千四百多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参加工作。但对老干部使用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对老干部使用得太少了。如瑞金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乡级以上的主要干部有二千二百人，现在只使用了一百二十人。大会分析了部分老干部所以没有得到信任和使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干部对老干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和当地群众的密切联系估计不足；有的过分夸大老干部的某些历史污点和历史复杂性；有的认为老干部敢于提意见、敢于批评是调皮捣蛋，不好领导；还有的认为这些人年纪大，文化程度低，没有发展前途。大会批判了这些错误观点，并对这种情况的改进作出了具体的指示。
这次大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革命老根据地工作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大力恢复和发展老根据地的经济，是进一步加强老根据地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为了更有效的发挥老根据地干部的作用，“必须认真解决老根据地老干部的工作和党籍问题”。大会认为这是江西省各级党组织的一项特殊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大会还认为必须进一步作好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的优抚救济工作。
大会认为，江西全省各级党组织如果能够作好老根据地的工作，全省老根据地的老干部和人民群众就能够发挥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为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
大会最后选出了四十一名新的省委员会委员，十五名候补委员和二十三名出席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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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陕西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邀请民主人士座谈统一战线工作
据新华社西安27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在七月二十四日邀请陕西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一百二十多人举行座谈会，征求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座谈会由中共陕西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德生主持。他请大家对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毛病，畅所欲言地提出批评，以改进工作，加强团结。
到会的民主人士都积极发表了意见。陕西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兆鹗说：中共组织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生活上照顾多，政治上和工作上帮助少，对党外人士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蔚如说：人与人的关系要进一步融洽，必须相知，如果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只在办公室、会场见面，平时很少联系，就不容易相知。今后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人士应该在工余之暇多接触，随便谈心，那才容易互相了解，增进情感，加强团结，做好工作。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韩望尘在发言中指出，中共组织对工商联的具体帮助不够，有时工商联开会，有关机关也不派人参加指导。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工商联的工作很忙，问题也很多，有关机关也没有给以足够的指导和帮助，今后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此外，有些民主人士在发言中，还对有些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事独断独行以及不愿同党外人士商量办事等缺点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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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河北省委员会正式成立
据新华社保定27日电 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在保定市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北省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省党员大会，宣布了民革河北省委员会正式成立。
大会由高树勋代表民革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他指出：民革河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四年以来，完成了各项政治任务，党员人数比1952年增加了十倍多。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也到会讲了话，他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说明。出席会议人员对这一方针作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这一方针的决定，不仅说明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更加强了团结、信赖与领导，也给民主党派以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加重了民主党派作为革命事业助手的责任。
会议通过了决议，要求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大会选出了二十九位委员和四位候补委员，宣布了民革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到会的206名党员，还一致通过了告台湾军政人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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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福建沿海蒋军劫走渔船五只
新华社福建前线27日电 二十五日早晨，金门岛蒋军汽艇三只，在东碇以西海面，劫走厦门岛等地渔船三只和渔民三十七人。二十三日早晨六点多钟，白犬列岛蒋军汽艇和机帆船在海面上劫走渔船两只。
二十二日零时二十七分，马祖岛上蒋军“永”字号和“江”字号军舰三艘，窜抵黄岐半岛的定海以南海面，轰击民航运输船只，打炮十多发。
金门、马祖岛蒋军最近在海上撒布爆破物，平潭岛的一个渔民被炸死，一个被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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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某些地区遭到洪水侵袭
驻地解放军全部出动奋勇抢救
据新华社成都电 不久前，四川省各地连降暴雨，有的城市和农村遭到洪水的侵袭。驻在受灾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出动，协助国家企业、仓库、农业社和居民英勇地进行了抢救。
在南充市，这次入侵的洪水是五十四年来最大的一次。驻在这里的某部官兵在齐腰深的大水里冒雨抢救，他们救出了市百货公司门市部和仓库中的物品，把五千多包（约一百万斤）的食盐运到了安全的地方，还为供销合作社抢救出价值一万三千多元的货物。驻在市郊区的某部军官们全力协助农业社抢运出一万五千多斤粮食，又在深水中抢收了一万多斤鲜玉米，并拿出节余的二百多斤大米救济生活困难的灾民。
驻重庆某部官兵们在洪水猛涨的夜晚，把眼看就要被江水吞噬的木材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完成了四十万斤木材的转移工作。当洪水涌进永川县城的时候，某部十三个官兵立刻组成了一个抢救小组，他们在上午协助粮库搬运了小麦，下午又到油脂公司搬出了一万五千多斤菜籽和一部分油饼。驻在璧山县的部队在大水中救出了老人、妇女、小孩167人，并且协助当地的粮食局等四个单位抢救出各种物资四十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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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葡萄常”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有一条胡同，名叫下唐刀；胡同里住着一家姓常的手工艺人，外号“葡萄常”。
常家本是做料器玩具的家庭作坊，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什么葫芦、果子都能作一些；而最拿手的是软枝的紫葡萄，作的像真的一样。“葡萄常”的名声就由此而来。
守着家传的特种手工艺的技巧，常家的姑侄姊妹们竟然都不出嫁。她们几十年来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辛勤的劳动，度着清寒的岁月；直到白发催走了青春，她们也不后悔。
现在“葡萄常”的主持人常桂禄是六十岁的老姑姑，耳朵已经聋了，身体却很健壮。她说话时洪亮的声音和大踏步走路的姿态，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像到当年这位蒙古族的姑娘够多么倔强而豪爽。她有姊妹各一人。姊姊常桂福是身披袈裟的剃发女尼，猛一见面简直要把她误认做和尚。她说话的声音也和男人差不多，举止动作完全摆脱了女子的模样。虽然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她却还照旧参加劳动。妹妹常桂寿，五十六岁，在三个老姊妹中间，要算她是最精明能干的了。她的风度和两位姊姊有很大不同，这只要看她那瘦长的身材和有时在脸上泛起的红晕就可以知道。她们有两个侄女：常玉清五十岁，作风有点像她那位出家的大姑常桂福；常玉龄四十五岁，举动和谈吐同她的二姑常桂禄十分相像。这五个姑侄姊妹把手工技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作成一串串的葡萄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深紫色的薄皮上复着一层轻霜，柔软的枝干衬着几片绿叶，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这些葡萄受到广大人们的称赞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常家姑侄姊妹的血汗和眼泪的结晶。
老辈子的生活像梦一样地消逝了，然而，这几位姑侄姊妹每次谈起来总还是历历如在眼前。她们几十年来相依为命，从旧时代黑暗的牢笼中走出来，一步步踏上了真正的解放之路。时常使她们感动的今昔生活的鲜明对比，怎么能叫她们忘怀呢？
“谁能想到我们已往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当我问到常家过去的生活状况的时候，常桂禄感叹起来了。她们姑侄姊妹们围坐在中堂，你一句我一句地诉说着两代相传的往事。
那是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军到了南京，全国震动，清朝政府加紧压迫和勒索，闹得在旗的下层人民也都不能生活了。常桂禄的父亲常在，从正蓝旗的蒙古营里搬出来，就开始作料器玩具，自作自卖，维持家计。有一年灯节，西太后派人搜罗各种手工艺品，在旗的人都知道常在的手艺高，就叫他往宫里送东西。据说西太后看他作的料器好，赏了他一个字号，叫“天义常”。后来常在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蒙古名是扎伦布和伊罕布，继续操这手艺。
伊罕布作活最辛勤，有一次他的作品参加了巴拿马赛会，得了奖状。可是，在那些时候，手工艺人总是受轻视的。伊罕布身体很弱，生活又苦，只四十九岁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年七十二岁，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日子，也参加劳动。他的女儿常玉龄从小就跟着她的姑姑们学会了一手好工艺。
不久，扎伦布也死了。他的女儿常玉清也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活。他的儿子有的早死，有的出家了，留下三个孙子。从此常桂禄姊妹们就挑起了全部生活的重担。
“扎伦布和伊罕布去世以后，百事只好都由我们姊妹承当。”常桂禄谈起后来的生活，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就停住了。
她们过去生活中最痛苦的期间，是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十二个年头。常家的手艺再好也经受不了那些苛捐杂税、额外勒索和其他种种的摧残。她们抱头痛哭了一场，终于含着眼泪，丢开家传的手艺，去烤白薯，炸油饼，充当卖零食的小摊贩。常桂禄说到当时的情景，脸色变得阴沉沉的，身上好像在打颤。
北京和全国的解放，首先使她们感受到的最重大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她们的家庭特种手工艺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也正是“葡萄常”姑侄姊妹扬眉吐气的新时期的开始。她们所作的葡萄在国内外的销路都打开了。人们称赞常家的手艺是“巧夺天工”，争先向常桂禄要求订货。
“我这二姊七岁就能作活，如今我们就把她的名子常桂禄作我们的字号。”常桂寿插进一段话，特别夸奖她的姊姊。果然，在印好的招贴纸和卡片上，我看见都是常桂禄的名字。原来她们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家庭的环境又封建、又迷信。常桂福年青的时候没有出嫁，到了三十六岁的那一年索性就当了尼姑。常桂禄、常桂寿看见姊姊不出嫁，当然也就作同样的打算，还有两个侄女受了姑姑的影响，也都下定了不出嫁的决心。当尼姑的既然不便主持家计，于是常桂禄就不能不作一家之主了。
这使我不禁连想到中国历代手工业者用一切方法保守技术秘密的许多悲剧，我疑心这个悲剧在常家一直演到如今还没有终场。
“你们不出嫁不是为了保守家传手工艺的秘密吗？”我问。
“不是的。我们爱自在，才不想出嫁。”常桂寿很机智地抢先替她的姊姊作了这样的解释。她那瘦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忽然又泛起了一层红晕。
“您怎么想当尼姑去了？”我转过来向着常桂福发问。
“我早年喜欢尼姑。………”她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句答话，而临时又有所踌躇。
恐怕这样的对话多少会刺激她们，我赶快换了话题，继续谈论她们现在的生活和生产的情形。
去年十一月间北京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看见常家这几位姑侄姊妹的劳动条件还不够好。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又听说常桂禄有一些顾虑。她害怕合作化以后要取消老字号，要集中到合作社去跟别人一起劳动；她觉得一百年来的家底就要完了，心里难过。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她们的老字号仍然照旧，也没有集中到合作社去，劳动条件却有很大的改善，外边的订货增加了一倍多，生产规模随着扩大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好光景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当我这次再来访问的时候，她们一见面就都笑逐颜开，同声称赞合作化是再好不过的，并且表示愿意顺着这条道儿走到底。她们说：“北京解放是我们手艺人的头一次解放，合作化是我们的又一次解放。”
我问了常家合作化前后的营业状况，可以看出来，区的领导机关对她们的特殊情况照顾得十分周到；她们在合作化的运动中相当如意，并且生产发展得很快。合作化以前她们每月平均流水是人民币八百元至九百元。合作化以后，今年二月份的流水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元，最近的一个月增加到二千五百九十元。除了原材料、工资、税收等项支出以外，每月可以获得纯利百分之十五。她们五个姑侄姊妹，加上常桂禄的嫂嫂一共六个人，每人又都评定了工资，每月各七十元到八十元不等。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效率，区里帮助她们从通县调来了两个烧玻璃球的“点炉工”，还招收了四个女徒弟。
常桂禄总结合作化的好处是：一，原料不缺；二，周转方便；三，税率减轻；四，技术提高；五，销路扩大。现在她们的产品远销外国，供不应求。有的订货单一次就要五万枝葡萄，使她们又喜又愁。喜的是营业发展非常快，愁的是手工生产赶不上。这是新的矛盾。她们已经进一步认识，只有推广技术，扩大生产，更加紧密地依靠合作社，才能够解消这个矛盾。
离开常家的时候，我由衷地祝福她们，并且用“画堂春”的调子写了一首词送给她们：
常家两代守清寒，
百年绝艺相传。
葡萄色紫损红颜，
旧梦如烟！
× ×
合作别开生面，
人工巧胜天然；
从今技术任参观，
比个媸妍。
她们送出门来，临别时诚恳地表示，希望首都的美术家帮助她们，把她们所作的软枝葡萄的特点，用新的技术设计方法固定下来，并且使她们的手工技巧有更进一步的提高。（附图片）
“葡萄常”的葡萄和真的一模一样，谁看到了都想尝一尝。
本报记者 苍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