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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萧伯纳——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家
杨宪益
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在今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萧伯纳，是现代英国和爱尔兰最著名的戏剧家，也是十九世纪末年以来，西方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今天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他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活里，他曾经写了将近五十部戏剧，几百篇论文和几十本其他著作。
一百年前的今天，萧伯纳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虽然在他幼年时期，家庭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但这一家庭的资产阶级性质在他思想上是打了深深的烙印的，对他后日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在追求真理中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他母亲是一个音乐教师，这帮助他从小就养成对音乐的爱好。他并没有在学校里受多少教育，十五岁起就在都柏林一家地产公司做小职员，以后一度又在爱迪生电话公司任职，这些工作都使他对生活有了广泛的接触，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876年离开爱尔兰到了伦敦；从这时起，开始写小说，一共写过五篇长篇小说，但都没有引起很多注意。这是青年的萧伯纳在人生的旅途上开始摸索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虽然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工人运动还未产生，但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就在这个时期里，萧伯纳开始得到了政治教育。在1882年，他听了亨利乔治的一次讲演，使他认识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此后不久他读了“资本论”，这在他一生中是最有决定性的事件。他自己说过，“从那时候起，我才成为在世界上有所为的人”；虽然“资本论”并没有使萧伯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决定了他此后所走的道路，艺术是为了人生，是改进社会的工具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宴会上，萧伯纳曾这样表示马克思对他的巨大影响：“卡尔·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使我变成了这样的人，不然，我和我的许多同道不会两样…………你们只要看看其他的文人，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异乎寻常的感到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骄傲。”
1884年，萧伯纳加入了新成立不久的费边社。当时的费边社虽完全由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组成，它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机会主义色彩，但在开始的时候许多参加者还是有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也还并不是害怕革命的，青年的萧伯纳热烈地希望革命的早日到来，曾经不辞劳苦地从事宣传社会主义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同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有关音乐和戏剧的评论，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艺术应该是为了改进社会的主张和他向戏剧方面发展的趋向渐渐明确了。从1885到1898年，他做了十多年的记者，除了替“世界报”、“星期六评论报”和“明星报”写音乐绘画评论以外，还借此进一步了解英国社会的各阶层，他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混，越厌恶那个社会的虚伪丑恶。1885年他开始写第一个戏剧“鳏夫之家”，就痛快淋漓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
英国戏剧在伊利沙白时代以后经历了长期的冷落和萧条，十九世纪末盛行的轻浮喜剧和市侩的传奇剧使戏剧成为少数有闲阶级的无聊娱乐。萧伯纳作为易卜生的学生，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崛起的叛徒，一开始就对这种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无情地撕破了绅士们的假面，尖锐的讽刺了资产阶级社会。“鳏夫之家”里写到一个年轻的理想家，发现他全部收入都是从贫民窟的房租得来的。在这个剧本里他把资产阶级比作垃圾堆上食粪而自肥的苍蝇；在序言里他指出写这剧本是要使人在下一届伦敦市选举中投进步方面的票；所以他用戏剧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工具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在1893年写成的“华伦夫人的职业”里，他更加大胆地暴露了在资本主义桎梏下，人们的荒淫无耻。这里，一个自以为高贵非凡的年轻小姐，突然发现她母亲是靠着开窑子来维持她的。华伦夫人责备女儿说：“你以为你是个自由的女人，你可曾追问一下你的生活的来源？”萧伯纳就这样毫不留情地揭穿绅士淑女们的“高贵”。在“巴巴拉少校”（1905）一剧里，资本主义使人们的相互关系沦为一种单纯的金钱关系。这些都清楚地表现出萧伯纳对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厌恶。他像个不动感情的医生那样解剖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具尸体。
这样的作品当然触怒了资产阶级当局。“华伦夫人的职业”写成后，一直禁演了三十年。1902年纽约一家剧院曾上演过一次，演员谢完幕，就全部被警察逮捕去了。1924年当伦敦检察官终于解除了禁令的时候，萧伯纳发表了一个充满了讽刺的声明。他慨叹说：“写这个戏的时候我还是个冒失的小伙子。如今我已经到了六十八岁可敬的年龄。”他一面表示迟迟演出还不如永不演出，但同时又说，这个戏在三十年后，是同样地真实，同样地需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伯纳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言论，指出了这次战争的本质，这使他遭受到许多攻击，他的言论也遭到恶意的歪曲。在战后萧伯纳的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戏剧所接触的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社会现象，而是整个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全面破产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毁灭了。在这方面，第一个重要剧本是“伤心之家”，于1919年发表。“伤心之家”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象征，在“伤心之家”下面埋藏着火药，最后火药在剧末空袭中爆炸了，毁灭了资本家和小偷。这个剧本对反动统治阶级抨击得尖锐有力，以至写成以后，许久没人肯演出。1923年的“圣女贞德”是一个历史剧，剧中圣女的孤独和不被世俗理解，反映了萧伯纳的彷徨和苦闷，贞德对那些出卖她的贵族说：“我现在要到普通人民当中去，让他们眼睛里的爱来医治你们的仇恨加给我的创伤”。在这些政治幻想剧里，最现实的题材和最离奇的想像揉合在一起，
“苹果车”里出现了麦克唐纳，“搁浅”里失业工人要推翻政府，“日内瓦”里法西斯分子莫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在海牙法庭受审。这种利用现实政治题材的讽刺剧在古代雅典喜剧作家以后从来就没有过。高尔基称萧伯纳为
“欧洲最大胆的思想家之一”是说得不错的。
在1931年萧伯纳访问了苏联，此后又到过中国，在他回到英国以后，他曾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言论，指出苏联是全人类的希望，是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不顾反动分子的造谣破坏，继续赞扬苏联。在他临死前两年间，他公开反对朝鲜战争，反对使用原子弹。在1950年8月，他在对记者的谈话里说：“反共战争是愚蠢的，完全是胡闹……未来将属于那个将共产主义建设得最快最彻底的国家。”
在中国，自从五四以来，萧伯纳和易卜生的作品一直受到广泛的注意，1921年上海就已上演了“华伦夫人的职业”，他的许多著名戏剧也早就译成中文。它们不但对中国的话剧运动有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对社会的改革也起过推动的作用。1933年，当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当时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进步文艺界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而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文人对他的访华却表示了深恶痛绝。临别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对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的新兴文化，都寄托了热切的期望。
萧伯纳始终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的人们的忠实朋友。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异常辉煌的，他的作品将永远为推动世界前进的一股巨大力量。（附图片）
萧伯纳像（油画） 英国 奥格斯特斯·约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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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基本上消灭了蚊子
据新华社杭州25日电 地处海岛的浙江省定海县城，今年夏天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蚊子。
根据定海县防治血丝虫病办公室六月中下旬在城关镇的卧房、空房和畜舍里检查的结果，城区没有发现蚊子，郊区也很少发现蚊子。
定海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濒海的县城。城内大、小明暗沟有四百七十多条，卫生条件很差，这些都成了蚊子孳生繁殖的有利条件。去年年底，中共舟山地委、中共定海县委决定在定海城关镇及郊区洋岙、义桥、小碶、茅岭等四个乡的范围内，创造“无蚊实验区”。去年十二月下旬到今年七月中旬，全城开展了持续数月的大规模灭蚊运动。现在，这个濒海城市已基本上消灭了蚊子。到了六月中旬，还很少有人挂蚊帐，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也反映今年蚊子少了，干活也爽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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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微生物方面五个学会联合举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新华社23日讯 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解剖学会联合举行的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这次大会要讨论的事项是：如何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更好地开展学术活动，如何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加强团结——特别是中西医之间的团结和接受祖国医学遗产，以及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等问题。
五个学会的会员向大会提出的学术论文一共有1，547篇，其中一部分将在会上宣读。这些论文都是解放以后的著作，六、七年中有这么多的学术论文，这在医药学和微生物学界是空前的。其中有五十多篇中医学术论文。
出席大会的632个代表中有110个中医中药界代表，这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特色，他们都是1954年以来中华医学会和中国药学会的新会员。香港和澳门的医学家也远道前来参加大会。
今天应邀参加大会的来宾中，有在北京的苏联、罗马尼亚、朝鲜等国的医学专家，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医学专家。
今天参加大会的共有一千多人。
中华医学会理事长傅连璋代表五个学会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是一次向科学进军的大会；大会收到的论文经过各学会专科学会多日的审查，认为不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比较以前有了提高。
在下午的会议上，五个学会分别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就团结中医和学习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了报告。
大会预定开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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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眼病白内障
有良好效果
新华社成都21日电 四川医学院眼科教研组中西医合作，应用中药“磁珠丸”治疗眼病白内障，获得良好效果。
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六月，用“磁珠丸”治疗的四十一个病例、七十二只眼中，视力恢复或增强者有四十只，视力被控制原状，未继续恶化者有三十二只。病人瞿宗永初进医院的时候，患并发性的白内障，看任何物体都是一团黑，服用二十天“磁珠丸”后，便能看清书报上的字，视力接近恢复。
现代眼科医学治疗由眼球晶状体混浊而产生的白内障，必须等晶状体完全混浊后，再施行手术加以摘除。但是，这种手术操作过程很复杂，困难又多，容易造成眼球损坏的危险。用“磁珠丸”治疗白内障，不仅疗效很高，而且没有丝毫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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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专家谈
防止产妇中暑的办法
据新华社20日讯 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向新华社记者说：历年夏季产妇中暑的情况相当严重，根据卫生部门的调查，去年夏季中伏时节，各地气温突然增高，产妇中暑的很多，据河北省十个县的统计，在中暑死亡的人中产妇约占80％。
专家说，有些产妇沿守旧习，在分娩以后把门窗紧闭，衣服穿得很多，室温过高，出汗过多，乳腺分泌也产生热度；再加上分娩劳累，产后失血，饮水不足，体内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所以很容易中暑，严重的时候甚至死亡。
专家说，预防产妇中暑的办法就是避免产妇过热。室内要注意通风，地上常常洒水，产妇衣服要宽大、透凉，出汗多时要经常擦澡，洗头，把头发编起来，使头部凉爽。多喝水，最好多喝卫生的清凉饮料。如果发生中暑时，要赶快把产妇移到凉快的地方，或使室内透凉，要病人仰卧，脱去厚衣服，用烧酒擦背部和四肢，或用冷水擦澡，并且喂给大量苏打水和凉开水，必要的时候应该送医院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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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图书馆藏有许多珍贵的中医书籍
据新华社成都21日电 四川省图书馆最近将馆内收藏的中医书籍编成了一部医学书目，书目中所列的有许多是国内少有的珍贵医学书籍。
书目中编入了一部方书“太平圣惠方”。这书是宋代初年医官王怀隐等搜集当时民间盛行的一万六千多个医方，经过十三年的整理工作，编汇出来的。它是我国伟大的方书宝典之一，在明代即已失传，仅日本存有手抄本。清末藏书家杨守敬到日本时，将此书手抄回国。
书目中还编入国内也少有的手抄残本的“普济方”五十九本。这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种珍贵的医学方书。据说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手抄残本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个医官在皇宫太医院里抄写出来的。
目录中还编入了朝鲜许浚著
“东医宝鉴”的明代汉文活字本和日本医学家所著的医学书籍。这些都是国内稀有的藏书。
这部中医书籍目录共分总录、病理、诊断、医方、医案、药物、杂著等六类，收录了我国历代各家医学著述1，332种、2，996部共8，536册。它比清代四库全书所收录医书多十倍。其中单是注解和通论“伤寒论”的名家著述就有六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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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紧张地摄制介绍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事略的电影。这是影片导演沈浮（左起第四人）和扮演李时珍的赵丹
（左起第三人）、扮演病妇的舒绣文（左起第一人）在研究剧情。
张祖麟摄（新民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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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学术界批判维辛斯基的法学著作
今年第二期“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法学的任务”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在谈到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过分夸大维辛斯基院士的科学著作的作用，盲目崇拜他所主张的原理，把他的某些原理变成教条，对他著作中的严重错误闭口不谈，这在苏维埃法学的发展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社论列举了维辛斯基院士在苏维埃诉讼证据理论方面的一个错误原理。这就是，他否认法院在审理每一个案件中有确立绝对真实的必要性，他认为准许只根据应经法院判断的某种事实的盖然性就可定罪的做法。比如维辛斯基院士曾写道：“1937年在‘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据判决问题’一文里，我对于要求法院确定绝对真实是否适当和可能的问题，持否定态度。因为‘审判活动的条件使审判员不是必须从绝对真实的观点，而是要从由法院判断的某种事实的最大限度的盖然性的观点（更正确些说：从可信性的观点——维辛斯基注）来解决问题。’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看法。要求法院使它的判决成为绝对真实的体现，显然这一任务在审判活动的条件下是不能完成的……”（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国家法律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0年第三版，第201页）
社论说，这种主张是同党和政府关于在侦查、审判和检察机关的活动中必须严守法制的要求背道而驰。过去在侦查、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曾发生过仅仅凭被告本人的供认就定罪的做法。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和法学基础。因此，社论号召苏联法学工作者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和阐述在保护苏联公民权利和利益问题上实现法制的保障和保证方法的问题。号召他们克服在苏维埃诉讼证据理论中存在的这一类错误原理。
另外，今年第七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苏维埃的审判工作及其在巩固法制中的作用”
（里·拉胡诺夫作）以及第二期“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刑事诉讼理论中的客观真实问题”（阿·斯塔尔钦柯作）两文，也对维辛斯基的这一错误原理作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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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成为全民所有制的新见解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六期发表了波尔果夫的一篇题为
“论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文章，其中批评了斯大林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表述的关于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的论点。
斯大林曾指出：“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列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间的产品交换系统中。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波尔果夫不同意这个论点，他认为，从斯大林的这个公式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取决于交换条件，而不是取决于生产本身。但是，正如实践所表明，所有制性质的改变首先是由生产的发展来决定的。
波尔果夫认为，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的基本途径是，不断地加强集体农庄生产中全民所有制的作用。这主要是指进一步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设备，实现农业生产的综合机械化和电气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动力系统。由于大力加强全民所有制在集体农庄中的作用，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其他为集体农庄生产服务的国营企业中的固定工人的人数将会增加。这就意味着集体农庄的产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由全民所有的企业中的工人运用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因而在集体农庄生产的总量的巨大增长中，属于国家的，即属于全民的那一部分产品数量也将愈益增多。这样，在生产本身就已经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归根结底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将消除工人阶级同集体农民之间的重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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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克拉托娃谈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会议
今年第五期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阿·马·潘克拉托娃的文章：“谈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会议的成果”。作者详细介绍了这次会议上的学术报告和分组讨论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因立场不同而发生的争论，潘克拉托娃也作了原则性的介绍。
潘克拉托娃说，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会议是有成果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在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会议上，各国史学家们彼此熟悉了在研究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成果。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不少悲观者曾怀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之间能否建立科学的联系。同时，也应该承认双方对于彼此研究的成就了解得很差。经过这次会议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在巩固和平和发展科学方面的合作，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当然，他们作学问的观点、立场、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在科学合作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说明历史事实，而资产阶级史学家则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的。
这次会议不仅探讨了狭隘的局部问题，而且也探讨了重大的、带有历史编纂学和方法论性质的一般问题。这次会上的报告很多，主题范围广泛而且多样化。有些报告和报道由于对历史事实经过周密研究和分析，对科学有重大的贡献。这篇文章还提到，资产阶级学者们在全面分析事实、极力想揭示事实的相互联系和动力时，越来越多地说明社会经济情况，分析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农民史、工人阶级史和人民运动史的兴趣在增长。
潘克拉托娃说，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的史学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步史学家，在使与会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史学状况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她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史学家的影响在增大，是现代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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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盲目地向农村推销书刊
缪群
去冬今春以来，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和党在农村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各种书刊在农村的发行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对于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鼓舞农民的生产情绪，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有些地方在农村书刊发行工作当中，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文化水平，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购买力和对文化的要求，因而盲目地向农村推销书刊，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变相的强迫摊派现象。结果，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积压和浪费了国家的资财。
新华书店山西省太谷县支店在农村发行书刊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书店今年第一季度初期存书总额是2，900元，到季末存书总额便激增到4，300元，增加了48％。这个书店发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本）一书，原计划发行500套，但是新华书店山西省分店发下1，080套，卖出164套，尚存916套；计划发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5，000本，卖出2，490本，尚存2，510本。其他有些书刊的发行工作，也多少有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
这么多的书没有销售出去，是不是书店推销不力呢？太谷县新华书店的经理说：“小白乡有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33个生产大队，121个生产小组，每个社都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本）一套，每个大队都买了同书的选本一本；每个小组都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一本。全县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体上同这个农业社情况差不多。”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第一，县支店的书刊发行计划制定得偏高偏大，缺乏可靠的根据；第二，省分店向县支店发书，不了解下情，盲目地增加了一倍；同时，这种情况和新华书店总店的书刊发行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关系的；第三，由于书刊的盲目发行，造成了大量的积压，使书店的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第四，由于书刊的盲目发行，引起出版数量的激增，人为地增加了印刷厂的生产困难和纸张供应的紧张情况。
既然农村里不需要这么多的书，这些书是怎么发行下去的呢？还用这个经理的话来说：“用了一个硬办法才发行到这么多。这个硬办法就是：当县里召开乡干部开会的时候，书店先提出发行书刊的具体指标，由工作组的同志去向乡干部动员，于是，乡干部就提出了买书的计划，并且根据书刊的价格结算书款，由乡干部打一张欠条交给书店，书店就按照欠条的数字发书。”支店采用的这个硬办法，是同上级书店层层加重任务有关系的。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是好书，卖得越多越好。当然，好书是应该尽可能的多发行一些，但是，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好书，对象是否合适，数量是否恰当，供应是否及时，群众能否负担，是否愿意购买，效果如何，等等。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离开实际情况，一味追求数字，那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随着农村经济生活的逐步提高和扫除文盲运动的开展，农民群众对学习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渴望获得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知识，满足适合他们需要的书刊是对的。但是，不估计农村实际需要和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能力和文化水平，盲目地向农村发行大量的书刊，也是不对的。我们建议各地文化部门认真检查一下在农村中的书刊发行工作，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把农村书刊发行工作纳入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