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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批评要看行动
娄连玲
中苏造船周报1954年1月创刊的时候，在报上曾经登出了中共中苏造船公司委员会关于办好报纸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要求报纸多多表扬好人好事外，还要求它“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揭发生产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违反党的政策和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这个指示受到了广大职工和报纸编辑部的热烈拥护，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批评的武器。可是不久人们便发现事情并不像党委会的指示所写的那样美妙，有的工人抱怨说：“报纸顶名是工人报，不敢替工人说话”，“光说好的不说坏的，净唱催眠曲”。“要批评，也是专找软的欺！”
工人的这种指责也许有些过分，但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造船工人报”（1955年中苏造船公司改为国营大连造船公司，“中苏造船周报”也改为“造船工人报”）虽然不是完全报喜不报忧，可是要在这个报纸上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确实是困难重重。让我们看看事实。
工具厂有个工人叫周俊峰，他因为没有房子住，只好带着母亲、妻、儿到处借宿，他老婆生孩子也是借用了人家的过道。为了要一间房子，他从1954年起跑了三十五次住宅科，写过七次申请书，厂的工会主席也为他写过三次证明信，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去年十二月间，他又去住宅科交涉，住宅科的工作人员李栋臣等正忙于议论程艳秋唱的如何，杨宝忠胡琴拉的如何，却不屑于处理他的问题。周俊峰只好去找毛科长。毛科长不耐烦地说：“怎么又来了！你的问题正在研究。我没有时间，有事到外面去办！”当周俊峰从毛科长那里走出来的时候，李栋臣讽刺道：“小伙子挺有章程，找科长，找经理也是白搭！”还说了一些侮辱、谩骂的话。“造船工人报”根据工人的反应，写了一篇小品文，批评了工作不负责任和用粗暴态度对待工人的住宅科工作人员，同时批评了对这种工作人员采取纵容态度的住宅科长。不关心工人疾苦，在大连造船公司是相当突出的问题，发表这篇文章是有现实意义的。而且这篇文章经过向被批评者核对了事实，也得到了支部和总支的同意。尽管如此，当编辑部在报纸付印以前把它送给经理原宪千（党委委员）审查的时候，原宪千却发火了，他打电话给党委书记说：“报纸老是搞这些东西（指批评）不行啊！得‘研究研究报纸的方针！’”这篇文章被压了一个星期，只是在经过重要的删改，把批评住宅科长的部分完全删去以后，才得以见报。遗憾的是，报纸批评以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住宅科甚至表示，有房子就是不给周俊峰！像这样的事情自然不止一次。
批评稿件经过送审以后，如果只是积压若干时日和经过砍砍削削，最后还能同读者见面，那还不算很坏的命运。更不幸的是，有些批评稿件刚一见报，报纸就被作废或收回了。有的批评稿件尽管反映了重要的问题，却怎么也见不了报。有一个时期公司的技术保安工作做得很不好。报纸编辑部和党委宣传部及公司技术保安科共同商量，决定表扬一下一贯重视安全的造船厂，同时批评一下不重视安全生产的钳工厂、修船厂和机械厂。在刊登批评稿件的那期报纸已经印了三千多份的时候，党委书记吕锡元发现批评稿中提到几个厂长的名字，他激动起来，拍着桌子叫道：“啊呀呀，这还了得，他们是厂长、是党委委员啊，这不是要影响干部团结吗？”接着就下令把三千多份报纸全部作废。就在这事发生后的十多天，公司接连出现安全事故，死了两个人。“造船工人报”自创刊以来因为刊登批评稿件而在印出后作废，或已经发到工人手中而又收回来的有三次。
既然这个公司的领导者不喜欢报纸批评在他们领导下的科长和厂长，那末他们不允许报纸批评自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正是如此。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造船公司由中苏合营改为我国经营的时候，苏联专家在1955年3月根据新的修船组织工作经验，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和问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进修造船组织工作措施的新方案。尽管这是改进企业生产组织的一个重大措施，公司领导方面却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知道新方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直到1955年11月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黄部长到公司来检查这个方案的执行情况，经理原宪千和副经理李衡生才着急起来，仓促地召集有关的科长开会，出了题目，让他们连夜做出答案，来应付黄部长的“考试”。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对他们这种光应付上级检查、不做实际工作的不良作风感到气愤，便揭发了贯彻执行新方案中的问题。“造船工人报”根据这种情况写了一篇题为“经理应考”的小品文。党委书记吕锡元在审查稿件的时候，没敢叫经理看，就抽掉了这篇小品文。后来经理还是知道了有这么一篇小品文，他并不因为小品文没有发表而感到满足，一定要追究出这是谁写的，写这篇稿子的人有什么“企图”。他追问党委书记，并且在党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来。但是他的无理追问并没有受到批判。党委副书记李柱甚至毫无原则地说：“你就追黎光（报纸主编），一追就追出来了”。
因为在开展批评方面阻碍很多，近来报纸的编辑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辟一个叫“有则改之”的专栏，专门发表没有具体批评对象的批评文章。只有这种批评才比较容易同读者见面。
几年来，大连造船公司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如果因此就骄傲自满起来，只愿听表扬不愿听批评，那就错了。如果认为领导干部之间只有一团和气才是团结，开展批评就要破坏团结，那也是错误的。可以设想，要是公司的党委会和行政领导人不只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欢迎批评，支持批评，真正虚心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同时在领导干部之间经常开展原则性的批评，他们在工作中原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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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快活的政治理论学习”编辑同志：
六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我们正在安静地进行学习，突然，像吵架似的喧嚷声从隔壁中级组学习的屋内传来，我心想：“中级组争论的真热烈呀！”可是，再仔细听听，怎么在这喧嚷声中还掺杂着：“调主”、“出红桃二”、“枪毙”、“让他们进贡”……呵！我明白了，他们不是在进行热烈的争论，而是在进行激烈的“百分”战斗！
四点二十分了。十分钟的工间操之后，我们这组早已开始学习，“大概他们也已开始学习了吧？”谁知，一阵轰笑又冲破了我们暂时获得的宁静：“哈哈哈……我们揭底了！”“进贡！进贡！”接着又是一阵喧嚷……从这些嘈杂声中我们辨别得出：理论教员老陶的狂笑声，安书记高喊“进贡”的声音，中级组班主任老费尖叫的“揭底”声……
这些响亮的、旁若无人的笑声、喧哗声，吵得我们十几个人实在无法学习下去了，我们的学习小组长小鲍同志朝着我说：“小高，你去给他们提提意见。”我怀着胆怯的心情，走到隔壁用手敲敲他们的门，里面也不知是那位“扑克迷”搭了腔：“进来，打一牌吧！”这句话使我听了都替他脸红。我轻轻地拉开门往里一看，屋内紧紧围着两堆人：一堆靠近窗子，一堆是在中间的大桌子上。这些人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有的人脸上带笑，有的人却板着个脸；有直接上火线的“扑克能手”，也有久经锻炼的“扑克参谋”，还有高声呐喊助威的“勇士”……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本，却丢得到处都是。看了这种景象，我不知从那来的一股劲朝着这些书记、主任、科长……说“都四点二十多啦，你们还打？”这句话刚落音，一位新调来的张委员就大言不惭地接口说：“我们这叫‘快活的理论学习’！”这句“精彩”的话，马上引起了一场大笑。
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我们的这些进行“忘我战斗”的领导者们，总算安静下来了。可是，好景不常，墙上的挂钟刚打完五点半，隔壁“调主”、“枪毙”、“揭底”、“进贡”……激烈的战斗声比前两次还更厉害，就像“闹翻了天”一样。虽然是五点半下班，按学习制度规定，今天——星期六理论学习是六点结束。
我替他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一个下午的理论学习，他们用来打扑克就花去了一点十五分钟。
像这样“快活的理论学习”已经不止一次了。我真不明白，学习制度和劳动纪律多半都是他们亲手制定的，为什么他们又要恣意加以“破坏”？难道制定“制度”和“纪律”只是为了管束别人么？
蚌埠铁路分局政治处 高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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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该大吃一顿回去报销 编辑同志：
七月十日下午，我到兰州市自强路金城食堂去吃饭，在这家饭馆里碰到一位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干部，这位同志自己带了一瓶酒，又叫了两个菜，这一顿饭共花了两元零七分钱（酒钱未计算）。他吃喝完毕后，饭、菜、汤剩了很多。他把剩饭、剩菜往桌边一推，神气十足地喊到，“来！给我开一张发票回去好报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原来是拿着公家的钱在挥霍。
我觉得有些机关为了照顾出差的同志，允许他们在个别物价较高的地区吃饭可以实报实销，但是，必须对用公家的钱来摆阔气、浪费粮食的现象，严加制止。 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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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学习吧！已经过了五十分啦！
五十分？瞧！马上就打到一百分！ 肖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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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本报乌鲁木齐24日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七月九日到二十四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出席大会的561名代表，包括十二个民族成分，代表六万八千多名党员。
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铁路不久就要通车，新疆正处在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前夜。因而自治区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集中主要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工、农、牧业生产，进一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巩固各民族团结友爱关系，使自治区各民族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代表们讨论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所作的工作报告。认为党在新疆六年多来的艰巨工作，使这一地区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1957年，将基本上完成社会民主改革。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六年多来，培养和提拔了大批干部，在现有九万二千名干部中，本地民族干部占五万一千多名；发展了三万四千多名新党员，其中本地民族党员二万七千多名。
在小组会和大会发言中，代表们严肃地批评了各项工作中的缺点。他们指出党委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够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不少党员还有大民族主义思想或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工作上，还较普遍地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纠正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在某些方面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现象。工业建设和农牧业生产发展不相适应，有些应当办和可能办的厂矿办得少了，有些应当早办的厂矿办得迟了。对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和群众对商品供应的要求估计不足，不断发生商品脱销或积压的现象。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指示领会得不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势和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对新疆地区的情况缺乏及时深入的了解。大会并作出决议，要求克服以上缺点，动员新疆党内外一切力量，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决议要求今后必须有计划地、定期地、系统地、深入地检查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切实防止和纠正各种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并认真学习民族政策、理论和语文。决议强调今后必须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切实改进党委的会议制度，有计划有准备地讨论问题，特别是要有计划有准备地讨论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必须定期检查领导和决议执行的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去，深入群众。
大会选举了本届新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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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总部各委员会
座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总部各委员会于七月二十二日举行座谈会，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冯宾符、严景耀、雷洁琼、吴研因、顾均正、杨仲兰、范至甫、成汉三等都在会上发言。大家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提出这个方针，认为这个方针是合乎我国特殊的历史情况和社会条件的。这个方针的提出，不但给予民主党派成员以巨大的鼓舞，使大家更能发挥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说明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更加重大，必须大大加强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发展组织。
今后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倪之璜说：要贯彻这个方针，必须全面检查统一战线工作，提高大家的政策思想；不论党与非党都要有不骄不卑的态度，互相切磋琢磨；民主党派要大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巫宝三说：贯彻这一方针，不仅要使这一方针被各方面认识，而且还要有具体措施，在中央和地方有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便于交换意见，在各个单位也应有相当的组织形式或订立一定的制度，保证互相监督经常进行。马克强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提出，就表明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和信任，我们要加强组织，加强思想工作，不要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安绍云说：互相监督，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党也有责任为民主党派进行监督创造条件。吴研因说：不仅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监督，各民主党派之间也要互相监督；监督不是敌对的，而是做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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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网球和羽毛球队在京比赛
网球我运动员吴生康朱振华获胜
羽毛球印度尼西亚队占绝对优势
本报讯 年轻的新中国网球运动员吴生康、朱振华，昨天下午在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时，分别以二比零、二比一（三盘两胜制）击败了印度尼西亚网球选手陈炳顺和伊渣斯·苏马尔纳（昨译成依扎斯·苏纳尔玛）。
第一场男子网球单打是陈炳顺对吴生康。陈炳顺是1956年印度尼西亚单打亚军。他打球时步法矫捷，他常趁吴生康在端线时，用反手削旋转球至对方网口，使对方抢救不及而得分。工人出身的吴生康，是1956年我国网球男子单打冠军。昨天他的战斗意志很强，打得也稳，救出许多险球，一有机会就积极进攻。他的正手抽球配合以高吊球，常常迫使对方在场上来回奔跑。因此在比赛中一直掌握主动，两盘都以六比零取胜。
第二场伊渣斯·苏马尔纳对朱振华。苏马尔纳的球打得很老练。他发的旋转球使对方很难接过，有机会就争得了上网的有利地位，拦截来球。当对方被迫退到端线以外防守，他又削出一个刚刚过网的球。朱振华常因应接不暇而失分。苏马尔纳第一盘虽以五比七输给了朱振华，接着又以六比四扳回一盘。最后一盘因为苏马尔纳体力不如朱振华，同时朱振华改变了战术，打高吊球，使对方上网不成，给自己造成进攻的好机会，终以六比一得胜。
本报讯 具有世界水平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同我国羽毛球运动员昨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首次表演比赛。在五场比赛中，除一场男子单打我国运动员黄世明获胜外，其余四场都败给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
李宝灿同我国运动员陈福寿第一场比赛打得相当紧张，一开始双方就争夺了七次发球权，后来又打到一平和二平。李宝灿的身体健壮，反应快，步法轻松，攻守全备，他是1955年全印度尼西亚羽毛球男子单打第三名。陈福寿昨天的进攻不强，以二比零败于李宝灿。
第二场女子单打，1955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女子双打冠军之一的王凤娘也以二比零战胜郑翠琼。王凤娘昨天打出几个非常漂亮的反拍底线低球，不断博得观众喝采。
张祥道和黄世明都是年轻的运动员，技术水平相差不多。我国运动员黄世明昨天首先猛烈地扣杀胜了第一局。第二局张祥道曾经以十一比五，一度占先，但黄世明稳扎稳打，追到十四平，最后连胜了三球，转败为胜。
在我国运动员陈福寿、林小玉对吴祥木、魏英娘的混合双打中，陈福寿和林小玉合作得不够好，对方趁他们的阵容混乱积极进攻，以二比零取胜。
奥利对王文教是昨天比赛最激烈的一场。奥利是1955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男子单打亚军，王文教是1956年我国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奥利昨天打得非常稳，同时还用神出鬼没的假动作打出许多出色的球。王文教几年来技术提高很快，扣球有力，并善于吊网前球，但是比赛经验不如奥利丰富，昨天临场有些紧张，最后还是以二比零输给奥利。
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昨天的羽毛球表演赛，并且在表演赛结束以后，到球场上同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队员和在场观看表演赛的印度尼西亚网球队队员一一握手，并且在一起照了像。表演赛以前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马约翰和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尤斯蓝·曼南先后讲了话。（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看过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和我国羽毛球队的比赛后，同运动员们在一起合影。 本报记者 纳 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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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里寄花种
张新原 王占元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三班同志们有的正在玩扑克、下军棋，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兴致勃勃地吹着口琴。清凉的海风一阵阵从窗口吹进来，叫人格外感到舒畅。
突然间房门打开了，值日员唐灶友一步跨进门来，手里举着一个邮包，大声嚷道：“包裹，班长的！”
班长来了包裹，大家都挺高兴，不约而同地围拢来。只见白色的包裹皮上端端正正地写着：“韩成福同志亲收”“吉林省西安县三区兆安村林淑芝寄”。一看就知道是班长的爱人邮来的，可是里面究竟装的啥宝贝呢？有的猜是两双新布鞋，有的猜是几双锈花底的袜子，有的说准是漂亮的花枕头，爱吃零食的人却估计：“一定是几斤花生米！”
“要是花生米，我就全都拿出来‘公开’！”班长的话把大家逗笑了，同志们都要求他当面拆开包裹看看。
三班长边说边笑地动手拆包裹——原来，既不是枕头、鞋、袜，也不是花生、糖果，却是五个白纸包。唐灶友瞅见纸包中间夹着张小纸条，就顺手取了过来，大声念道：
“亲爱的成福：
记得你去年写信说，你那岛上连一棵树也没有，我想也不会有花吧！我买了一些花籽邮给你，你也把海岛建设建设。别人还笑我说：‘老韩见了家乡的花儿开，心里就忘不了家啦！’我想你一定会把海岛看作自己的家。祝你健康，工作顺利！淑芝。”
这些话说的同志们从心里感到痛快。三班长高兴地把花籽一包一包拆开，一边说着：“这是季季红——这是白玫瑰——这是菊花……都是咱们家乡的名花，开起来又香又好看。咱们赶快把它种上，今年长大了，明年再多栽些，门前种上花，窗台上放上几盆花，营房右面山坡上再开个花园，道路两旁也栽上花。再过一年，咱们这海岛上就能抬头见花，出门看花，处处有花，季季开花了！”
班长说完，同志们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有的说：“全国都要绿化，我们也要把海岛变成花园！”说干就干，马上动手，有的拿锹镐，有的担水桶，一齐涌向门外空地上，动手挖起土来。
一个月过去，营房前面的场地上已经出现了十一个长两点五公尺，宽五十公分的方形池和一个圆形大花池，里面填上了黑油油的新土，花池四周都用白石块砌成整整齐齐的边。韩成福和他的战友们把花籽播进花池后，每天都要去看几遍，浇几遍水，有时晚上起来也要借着月光或者打着电筒，看看花苗长大了没有……
现在，这些来自松花江畔的花种，已经在祖国南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生长起来了。它们有的已经饱含花蕊，有的已经开出红艳艳的花朵。当人们来到这百花盛开的海岛上，真像置身在春天的花园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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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学专家秦振庭在北京调查结果
儿童身长体重比解放前有增长
本报讯 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儿科教研组副主任秦振庭昨天对记者说：新中国儿童的身长和体重比解放以前的儿童有了增长。
这位儿科医学专家和她的助手隋采芹，从1954年春天起，到1955年底，在北京测量了七岁以下的小儿2，908名，来考察解放以后儿童体格发育的情况。测量的对象包括在托儿所、幼儿园内集体生活的儿童和在机关、学校的集体宿舍以及市内散居的小儿。初生婴儿的测量工作是在一个中等的产院——北京市立产院内进行的。
测量的结果表明，得到合理喂养和护理、在新的生活环境里生长的我国儿童的体格，是随着年龄有规律地正常发展的。他们的身长和体重，比起解放以前同年龄的儿童来，都有了增长。例如，根据解放以前1936年到1940年的测量（秦振庭也参加了那时的测量工作），一月到二月的男孩平均身长是五十五厘米，平均体重四千五百克；女孩平均身长五十三点九厘米，平均体重四千二百克。而解放以后1954年到1955年测量的结果，同年龄的男孩平均身长是五十六点八厘米，平均体重五千克；女孩平均身长五十六点二厘米，平均体重四千九百克。
根据解放前的测量，六岁到七岁男孩的平均身长是113.1厘米，平均体重18，900克；女孩平均身长112.6厘米，平均体重18，600克。这次测量的结果，同年龄的男孩平均身长116.5厘米，体重20，500克；女孩平均身长115.9厘米，体重20，300克。
秦振庭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测量的162名初生婴儿的身长和体重也都比解放以前的纪录要高些。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重视妇婴福利工作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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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妇女疾苦的妇女主任
本报讯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住西单区武定侯四十号的妇女委员白淑琤急急忙忙赶到妇女主任叶佩珍家里，反映同院街坊孕妇夏彦华在临产前流血不止，十分危险。妇女主任一听，马上就到了白塔寺妇幼保健站。保健站同志告诉她这是胎盘破裂的缘故，应该立刻住院输血治疗。但是当叶佩珍去找夏彦华的时候，他家大门已关上了，因为是个大杂院，敲了半个多钟头的门竟没叫开。这时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叶佩珍无法，只好回去。这一夜她一直惦记着夏彦华，总算盼到了天亮，不到七点钟就赶到了夏家。说明来由后，就由夏的爱人陪送夏彦华去中央人民医院挂急诊，妇女主任马上去区卫生科申请免费，结果批准了免费。夏彦华夫妇俩非常感动。
夏彦华住院后，大夫当时就给她输了五磅血，总算救了过来，生了一个胖儿子。夏彦华的爱人马仲林高兴地跑到妇女主任家里，感激地说：“这次多亏你们关心，不然他妈（指夏彦华）死了，不仅是大小两条人命，而且丢下三个孩子我可怎么办？” （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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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婚和打伤妻子
田旭光受到法律制裁
本报讯 铁道部直属机关工会工作人员田旭光（共产党员）重婚和打伤妻子，已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北京市西单区人民法院于七月二十日在一千多旁听群众的面前进行了公开宣判。
田旭光在和他的爱人曹凤英还没有办完离婚手续的时候，又用甜言蜜语欺骗保育员刘作民和他结婚。婚后，又对刘作民实行封建统治，并给刘作民定出了“走路不许左顾右盼，不许和男人打招呼”等“清规”。同时还两次打伤刘作民。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田旭光的行为违犯了婚姻法，侵犯了人权，因此，依法判处田旭光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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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里淘金
陈一超
在北京市第一熔炼生产合作社的大院子里，堆满了从各钢铁厂车间扫出来的垃圾土。别看这些垃圾土不值钱，里面却蕴藏着丰富的宝物：铜末、铁末和铝、铅等金属碎片。北京市第一熔炼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就从这垃圾堆里捡出铜末、铁末，熔炼成再生铁、铜锭、铝锭等，再供给工厂作生产原料。
在一间大房子里，十几位老人每人手里拿着马蹄形的吸铁钢，用它一遍又一遍地从一堆垃圾土中把铁末吸出来，这就是生产社的吸铁组。吸铁组长、军属刘成栋很自豪地说：“吸铁组的工作很简单，就是需要有耐心，青年人都看不起这件工作，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却都很乐意干，这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紧连着吸铁组的是洗铜组。屋子里有两个大水池，两个女社员正在淘洗铜末。她们用特制的筛子在水池里摇荡，把土和其他杂质都淘洗干净，剩下的就是黄晶晶的铜末了。据洗铜组白金兰说：“一千斤垃圾土可以洗出六斤到八斤铜末。”这真是土里淘金了。
生产社还有一个碾铜组，他们把含有铜末的煤渣（工厂化铜时把铜掉进了煤渣）碾碎，经过反复四五次的碾、筛、洗，把煤渣里的铜末洗出来。一百斤含铜煤渣可以洗出十斤铜末。为了扩大碾铜组的生产和改善生产条件，生产社正在安装电磨，使用电磨，每月可以比人工推磨提高生产三、四倍。
第一熔炼生产合作社的前身，是西四区军属铜铁生产组。1954年夏天，政府号召烈属、军属参加生产，刘成栋、单吉轩等十二户烈属、军属，根据烈属、军属不是老就是小、又没有生产技术等具体条件，组织了一个拾铜铁的生产组，向政府借了五十元作为资本，租了一块荒草地，把各工厂的垃圾拉来，从垃圾土中捡出铜铁等金属块卖给私营铁工厂。以后随着资金和人力的增加，生产组逐步扩大，1954年10月建立了化铜炉，去年四月买了一个热风化铁炉，今年一月转社后，又建立了翻砂和轧钢皮两个车间。从建立化铜炉和化铁炉到今年五月底，已经生产出150多吨铜锭、780多吨再生铁和三吨多铝锭，还有铅锭等，并且积累了大批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从1954年6月组织军属铜铁生产组到今年六月的两年里已经积累了三万二千多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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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航空爱好者夏令营的青少年们参观北京航空学院教学用的雅克18教练机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