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作家的“主观”和作品的“客观”
——谈“琵琶记”作者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
李希凡
一
高则诚的“琵琶记”，脍炙人口达数百年之久，至今在各种地方戏曲的传统剧目中，还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但是，这样一个受到人民欢迎的剧目，却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欢迎。在它流传的初期，就受到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推崇。朱元璋说：“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人民和统治者都推崇它，欣赏它，这也就形成几百年来对它评价分歧的焦点。近年来，一些戏剧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却表现着一种否定的趋向。理由都集中在高则诚替蔡伯喈翻案，歪曲了民间传说，使“宋元旧篇”的“赵贞女蔡二郎”变了质。本来是“马踹赵五娘，雷击蔡伯喈”的果报悲剧，在“琵琶记”里，却被改编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大团圆结局。尤其高则诚在“副末开场”中所标榜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只看子孝共妻贤”的封建伦理说教的目的，更加成了批评家的矛头所向。
但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体现思想。在作家复杂的劳动过程里，由于所反映和创造的作品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高度上表现着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复杂面貌，因此，作家的主观意图在作品中的体现，就表现得非常复杂和曲析，有时它本身就呈现出对立的矛盾。对于这样的作品，如果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片面，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是必须具体地分析它所存在的矛盾，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来探讨和研究这些作品的价值。
无疑问的，笼罩着“琵琶记”的，确实是浓重的封建说教气氛。它宣传了封建的“孝道”，歌颂了封建礼教所积极提倡的妇女的“贤慧”。然而，作品的实际表现，却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霸道，控诉了封建人间关系的虚伪和残酷。同时，即使是在它的封建说教里，也还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需要很好地进行具体分析。表面看起来，作者似乎是在歌颂“全忠全孝”（这也许是朱元璋推崇它的原因吧！），而从作品的实际看起来，很显然，是表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封建说教的自相矛盾。作者是肯定了孝而否定了忠的。从这种肯定和否定的描写里，无情地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不但这样，就是在作者歌颂的孝里，也还不只是封建主义的孝道，它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也表现着不同的内容。在赵五娘的形象里，她的孝和贤，已经超越了虚伪的封建伦理关系，表现了人民固有的勇于自我牺牲的善良品质，高扬着人道主义的同情的爱。在蔡伯喈的形象里，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还交织着封建士大夫的灰心仕途的出世思想，与封建教育所造成的“骅骝欲骋，鱼龙将化”的飞黄腾达的理想的矛盾。只有在作者所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物——牛氏身上，“孝”和“贤”，才真正表现了浓厚的封建伦理说教的色彩。
所谓“全忠全孝”，如果不从作者的宣言，而从艺术的客观效果来看，“琵琶记”的“一门旌奖”的大团圆结局，并没有掩盖住封建时代这个悲剧的本质，反而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虚伪和残酷。这种客观的暴露和控诉，在封建时代就曾被有识者揭破过。陈眉公在他的批语的最后，就十分机智地指出过：“庐墓旌表，骂到无可骂处矣！”因此，在这样一部交织着复杂矛盾的思想内容的作品里，如果只进行所谓“人贤事美”的片面的概括，而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典型的封建说教戏，弃其糟粕，也弃其精华，是很难说服喜爱琵琶记的广大观众的。
二
把“琵琶记”看成典型的封建说教戏的人，除去以作者的说教倾向和朱元璋的推崇作为依据，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残存的民间传说和所谓“宋元旧篇”的断片。
（1）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
（2）“南词叙录”在列举的宋元旧篇的“赵贞女蔡二郎”一剧下有注：“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
（3）近代皮黄剧：“小上坟”中的唱词有：“也有贤慧的五娘遭马踹，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
这三段提到过去传说的“琵琶记”的断片，自然都模糊地显示着和“琵琶记”的情节与人物性格有所不同。从它们的结构和结局看来，似乎和“秦香莲”、“活捉王魁”是同一类型的故事。许多古代作家都汲取了人民的创作，并在这个“源泉”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对于这样的作品，不能一概予以抹煞，或者简单地说它是“士大夫文人篡改了原作”。而要把它看成独立的创作，从它的整个内容和思想倾向上进行评价。“琵琶记”最受到攻击的，是蔡伯喈的形象。“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和它的原型蔡二郎，是性格不同的人物。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探讨，高则诚确实是有意识地替蔡伯喈翻案。应该承认，这是对于“赵贞女蔡二郎，”故事的一种独创性的发展，他想证明在这个悲剧中蔡伯喈是无罪的，但由于这种主观意图，并没有取得艺术真实的完整的表现，在这个“无罪的人”的身上，却有很多细节上的不真实。像蔡伯喈为什么在辞表中不提已有糟糠之妻？为什么在入赘牛府后不迎养双亲，不和家中通信？而蔡伯喈中状元后，家中也竟一无所知？这些都损害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完整，削弱了现实主义艺术的表现力量。然而，如果从蔡伯喈的主要精神状态来看，却又不能不承认，它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
“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这本是封建教育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像蔡伯喈这样一个人物，有这样的理想是不足为怪的。可是，这种理想在蔡伯喈的性格里，并不占据着主要地位。我们舍弃了那些“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的封建说教，在蔡伯喈三不从的行动里，也透露着合理的人生愿望。尤其是辞婚辞官前后的心理矛盾，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封建书生的复杂性格。燕尔新婚依恋惜别之后，忽然遭遇到相府提亲的事件，他自然会理直气壮地给以拒绝：
“野蔓休缠也，俺自有正兔丝，亲瓜葛，是谁人无端调引，漫劳饶舌。”但是，一个“喜鳌头一战有功，荷君恩奏捷词锋”的人，能不留恋“人间此时鱼化龙，留取琼林，胜景无穷”，却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不管作者怎样在蔡伯喈性格的内在痛苦上充实和发展它，而在真实的艺术描写里，这个精神矛盾的人物却是逐渐在发展和变化。称心如意的相府婚姻初拒而终从，所谓“鸾拘凤束，甚日得到家，我也休怨他，这其间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闪杀我爹娘也。”只不过是无力的辩护之词。“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的感伤情绪，终究也掩盖不住“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朝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幙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的得意心情。初婚时就已如此，到安然于豪华的相府生活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旧弦已断，新弦不惯，旧弦再上不能，待撇了新弦难拚”的复杂感情。
作者对于蔡伯喈内心矛盾的刻画，是相当真实和深刻的，作者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画了一幅生动的画像。但是，不管作者的努力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却挽回不了蔡伯喈的命运。蔡伯喈的形象，不能激起观众的同情和喜爱，更多地是引起了观众的轻蔑，因为与这个形象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他对父母的感情，作者却只用了一些夸张的粉饰的词句，而缺乏艺术生命的真实表现。然而，尽管如此，作者在艺术创造上，却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人们虽然轻蔑蔡伯喈的为人，却没把憎恨集中在他的身上，而是透过这个人物，把憎恨转向封建皇帝和牛相这类专横暴虐的统治者。只有那些制造封建伦理纲常的人，才是最没有天理的人。
所谓“宋元旧篇”的“真正”的蔡伯喈，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从过去残存的断片记载里，很难看出一个轮廓来。因此，说高则诚的“琵琶记”把蔡伯喈塑造成一个矛盾型的人物，就是歪曲了原作，就是封建说教，把“马踹赵五娘，雷击蔡伯喈”的因果报应的悲剧，就看成“高度人民性”的东西，也未免是一种驾空的偏激的看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一向就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凡是民间的都是高于作家创作的。凡是作家汲取了民间传说的素材进行加工创造，总是被列为次等产品，即使民间原作只是蛛丝马迹的记载，也要从假想中替它建筑金字塔。如果认真地辨别一下，恐怕因果报应和封建说教，都是必须剔除的糟粕，其中并没有什么假想的高下之分。
从内容到艺术形象的表现、显示了鲜明的封建说教色彩的，是牛氏这个人物。如果说，对于赵五娘的性格创造，作者虽然也竭尽心力地给它渲染了封建伦理说教的色彩，但由于生活真实的威力，和赵五娘原型的下层人民的生活遭遇，和她本身具有的美德，使它虽然披着封建伦理说教的外衣，也终究掩饰不住她的丰富的鲜明的人民性格的特征。那么，牛氏就完全是封建伦理的化身，封建说教的传声筒。作者为了使他的理想人物成为“贤妻”的典型，几乎把封建阶级一切理想化的品质都赋与它了。牛氏受了父亲严格的封建教育，“娴静端庄”，对外界的一切引诱都充耳不闻，所谓“纵有千斛闷怀，百种春愁，难上我的眉头”，“任他春色年年，我的芳心依旧”；在逼婚的场合，她站在正直的立场反对父亲：“忒逾分，爹行所为，但索强，全不顾人议”；而当她和蔡伯喈成婚以后，却又变成温柔和顺夫唱妇随的贤妻；当她知道了蔡伯喈的心事，向父亲要求和丈夫同归乡里的时候，还指责了她父亲的不义：“爹居相位，怎说著伤风败俗、非理的言语，”甚至为了爹爹的不许还乡，还向蔡伯喈声言：
“奴身拚舍，成伊孝名，救伊爹妈”；和赵五娘见面的时候，也毫无嫉妒之心，并且引咎自责：“情愿让他，居他下”，最后是抛弃了荣华富贵，随夫还乡，尽了她的“亲坟须共守”的孝道。
这个人物从思想到生命，都是作者理想化的装璜和渲染，既缺乏现实基础，也没有生活的气息。可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由于作者在艺术形象创造上的现实主义力量，它在观众心目中形成的艺术感受，也还是和作者的主观意图有着分歧。和牛氏相对照，作者在“牛氏规奴”里，集中地创造了两个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人物——姥姥和惜春，很显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想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庸俗”的生活理想和“轻浮”的行动，映照出牛氏的“贤德”和“高尚”，然而，事出作者意料之外，实际上唤起观众同情和喜爱的，却是姥姥和惜春。
“老大”年纪的姥姥，“千不合万不合，前生不曾种得福田，爹娘把我送在府堂中做个丫头，到今年纪老了，不曾得一日眉头舒展”，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都葬送在这人间牢狱的相府里。年轻的惜春，正在走当年姥姥的道路。小小的年纪就被关在这座“庭院重重”的牢狱里。连“春”也不许“伤”，“见男儿也不许”“抬头看一看”，甚至连园庭花柳也不能去欣赏。等老主人不在，偶而去花园玩耍，还受到了规责。通过这两个人物的生活和遭遇，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被压迫阶层的女奴，怎样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下，被夺去了青春和幸福。他们渴望的，只是“甚年能够和一丈夫，一处里双双雁儿舞”，却终生也不能得到。活泼的惜春和风趣横生的姥姥，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性格。他们有合理的人生理想，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幻想和愿望。艺术形象所显示的，恰恰和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这几个人物对照的描写，并没有达到颂扬封建礼教的目的，相反的，却十分动人地表现出了吃人礼教的本质，表现出了作者所颂扬的“松筠节操，蕙兰襟怀”的冷酷无情和违反人性。其艺术效果是，在观众的心目中，对姥姥和惜春，激发起同情和喜爱，而对于那个理想化的牛氏，却感到苍白和可怜。
牛氏和牛相在形象上也有着对照的作用。作者对牛相采取的态度，是暴露的。牛相是“只为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的祸根。“辞婚不可”，“辞官不可”，暴露出他的专横和无耻。女婿归省双亲不从，女儿从夫回乡不从，以至于女婿和女儿走了以后，又伪装成孝道的表扬者：“我如今去朝廷上表，奏蔡氏一门孝道，管取吾皇降丹诏，把他召”，暴露了他的自私和虚伪。作者是想通过牛氏和牛相的对照，烘托出牛氏的理想化的美德，然而，恰恰在这个艺术表现上，揭露了封建伦理说教的虚伪性。牛相是以三从四德、松筠节操来教育他的女儿的。事实表明，这些封建礼教的规范，对于他只有说教的意义，只能服从于他的利益，当现实违反了他的利益的时候，封建伦理规范，也完全可以弃之不顾。
自然，特别表明了现实主义艺术表现能力削弱了作者主观的封建伦理说教作用的，是“琵琶记”全剧富有特征的艺术结构。作者不仅善于透过人物性格的对比，揭示生活的矛盾，而且善于运用强烈的鲜明对照的场面，展开舞台形象上的戏剧冲突。从第七出“才俊登程”一直到三十二出“路途劳顿”，占全剧大半篇幅的场面，戏剧的情节和冲突，都是在两种极端对立时相交替的场面上进行的。一个场面是蔡伯喈在京都的遭遇，一个场面是赵五娘在家乡的生活变化。作者的主观意图，或如青木正儿所说：“以牛府生活之安乐华丽，调节蔡家生活之凄惨，使观者不至酸鼻之极”，或者是为了表现两地相思，两地生活遭遇的痛苦和悲惨。然而，由于这种贫富悬殊鲜明生动的描写，却达到了控诉封建统治阶级豪华享受的罪恶，暴露了在这种豪华享受的背面被剥削的人民饥饿悲惨的生活。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生活，在古典戏剧中，没有再比“琵琶记”表现得真实而深刻的了。正是在这样的震撼人心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的对照里，更深地激起了观众对于赵五娘的同情和热爱，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对于蔡伯喈的轻蔑和憎恶。
从琵琶记的艺术形象所显示出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来看，说高则诚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存在着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刻的矛盾，是无可指摘的，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教条，而是“琵琶记”确实存在着需要具体分析的复杂内容。
三
从主要的方面，说明“琵琶记”所显示的高则诚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存在的深刻矛盾，并不等于说，高则诚的世界观就完全是反动的，只是凭借表现生活的真实，才取得了
“琵琶记”的成就。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作家在认识现实生活的一切观点的总和上，都是反动的，却能创造出现实主义的作品。高则诚在“琵琶记”里为封建伦理思想进行的说教，是反动的，是封建主义的，是企图从赞颂封建伦理关系上来维护封建制度。但是，他对于现实生活认识的各个方面，并不都站在严格的封建主义立场。“琵琶记”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除去为封建伦理说教的一面，渗透着全剧还有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封建士大夫的出路问题。这个思想也是和整个悲剧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所谓“三不从”，在形式上是
“孝”的说教，在实质上，却是透过艺术形象的整体，表明醉心功名利禄的下场。在作者的心目里，蔡伯喈作为一个悲剧形象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功名非吾意儿”的理想，以致被“名缰利锁，牢络在海角天涯”，“做成灾祸天来大”。这种灰心仕途和统治者不合作的思想，是和作者的政治观点密切相关的。青木正儿恰当地评价了高则诚通过蔡伯喈所反映的思想倾向：“琵琶记实为避乱世之有为文人发满腔不平于词彩中之神品。”“瑞安县志”高则诚“本传”中所记载的他的身世经历，可以提供给我们探讨这种思想的线索。高则诚做过元朝的官，但为官清正，不仅在“贪残”的权贵面前，“委曲调护，民赖以安”，而且在“改调浙东阃幕四明都事”的时候，能做到“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并且敢于“数忤权贵”。他的为人和为官的经历，恐怕就是形成他灰心仕途同统治者不合作的思想的原因。“明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的行动，更加说明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有反抗封建统治的因素。渗透在“琵琶记”中的思想，也正寄托着作者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理想。如果他没有对封建社会许多不合理的事物，抱有反对的见解，没有对下层人民善良品质的认识和热爱，他就决不可能采取和坚持现实主义，尤其不可能塑造出赵五娘那样优美的妇女形象。
有人说，赵五娘这个人物，在“琵琶记”里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高则诚在她身上保留了民间传说的原型。又有人说，高则诚不写“琵琶记”便罢，要写“琵琶记”，就得把赵五娘写得真实，我想这些看法都是有些道理的。牛氏就是例证。高则诚本来是把牛氏作为理想人物塑造的，但是，由于它没有现实基础，缺乏真实的生命，所以在观众的心目中，它只是封建说教的概念化的影子。但是，作家和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尤其是像赵五娘这样的人物、她是
“琵琶记”的灵魂。如果赵五娘的品质和她的生活遭遇，不是由高则诚对于现实生活深刻观察和认识的结晶，我们很难设想他能塑造出这样真实感人的形象。
赵五娘作为一个优美的妇女典型，她的勤劳、善良、忠诚、宽厚和勇于承担一切困难的精神，以及她的悲惨的生活遭遇，是封建时代中国千百万妇女共同的性格和命运。高则诚虽然在这个人物身上也企图渲染上封建说教的色彩，可是，由于他的深刻的洞察能力，真实的生活感受，和对于这个人物的热爱，使它的现实性的品格概括得更深和更高，写出像“义仓赈济”、“勉食姑嫜”、“糟糠自厌”等被称为“神品”的场面来，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它的封建说教的作用。
就全剧来看，伴随着整个剧情的发展，高则诚还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暴露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现实。像对官场生活科举制度的暴露和嘲笑，像在“义仓赈济”中对于封建官吏残酷剥削人民贪污赈粮的辛辣描写，显然都表明着作者大胆的批判的见解和愤怒的感情，不能说它们就和作家的世界观毫无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则诚不仅在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是他的世界观的本身，也还存在着复杂矛盾的因素。正是由于他在现实生活的认识的一切观点的总和上，有反动的成分，也有进步的接近人民的成分，才使得他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我以为，具体地分析和研究这些现象，不仅对于辨明“琵琶记”的价值有很大的意义，就是对于研究和探讨文艺理论上的许多原则问题，也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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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筹备工作在积极进行
本报讯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八月一日起将在首都举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音乐盛会。
在音乐周中，将连续举行二十五个以上的晚会。参加演出和观摩的包括汉族、蒙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黎族、苗族、侗族、瑶族、民家族、傣族等各族音乐界人士约四千人。演出者除专业团体外，还有各民族的古乐家、民间歌手和民间器乐演奏家、戏曲演员、音乐学院的学生，以及北京市的业余歌咏团体。音乐周活动期间，将展开理论研究活动。除组织一些专门报告外，并将通过座谈、专题研究发言等方式，对当前的音乐创作和音乐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及音乐周中演出的作品广泛地交换意见。
各地音乐界现在正在积极进行参加音乐周的评选工作。从已经推荐给音乐周筹委会的节目来看，新作品的题材非常宽广，有的反映了历史革命斗争，有的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事件，也有用轻松活泼的题材来反映人民的新生活。还有用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的交响诗和舞剧音乐。形式也是多样的。在声乐方面，有群众歌曲、合唱、大合唱、独唱歌曲、抒情歌曲和歌表演等；在演唱风格上有的是西洋传统方法的演唱，有的是民间唱法。在器乐方面，从口琴曲到交响乐都有，还包括各种乐器的独奏、重奏和室内乐、军乐的演奏。此外，还将演出歌剧、舞剧、小型歌舞剧，以及话剧的配音和电影音乐。并有专为儿童举办的儿童音乐晚会。
音乐周中将演出的我国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也是丰富多样的。同时，还准备演出“五四”以来部分有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及举行某些外国作品的观摩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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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在北京闭幕
据新华社22日讯 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全部展品将运到上海展出。
观众们用“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评语来评论这次展出的作品。许多观众为了从这次展览会上看到了国画的新的发展动向——和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人热情地向画家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绘画艺术上的功绩。
观众热情地赞扬了名家的新作，也推崇许多新进国画家的作品。
王个簃的“瓶菊”，黄幻吾的“漓江夕照”，邵一萍的“高粱”等作品都获得了好评。观众也喜爱梁占峰的“英雄树”（即木棉），他们说，画面上高大粗壮的树干和盛开着的红色鲜花给人欣欣向荣之感。
青年国画家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周昌谷的“回家路上”都被称为充满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观众对这两幅画的巧妙的构图和独特的技法表示很大兴趣。李斛画的一个少妇的侧影，表现了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美。这幅画曾经引起美术家们的争论，不少人认为用这样的技法，不能算国画；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不管发表哪一派意见的人，都承认这确是一幅好画。
展览会从十日起在北京展出以来，主办部门曾连续收到了各地的和北京的国画爱好者们几百件贺信和意见书。展览期间，北京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国际友人，共计一万七千多人，冒着盛暑前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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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上党戏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七月二十一日为山西省长治专区赴京汇报演出团举行了“上党梆子、上党乐子”座谈会。作家赵树理以热爱家乡戏的亲切语调介绍了上党戏的特点。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戏剧界人士李刚、刘乃崇等在谈自己的观感时，对上党戏的特点，如表演风格的朴实、豪放，唱腔的高吭、激越，剧本里所保存的强烈的人民斗争精神等等作了分析，希望剧团保持、发扬这些固有特点，努力发掘整理传统剧目，特别是自己特有的剧目，注意培养下一代，以使这个富有特色的地方剧种能够更好地发展和繁荣起来。
上党戏是流传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区的地方戏。它接受过秦腔、昆曲、皮黄等剧种的影响，但地方色彩极为鲜明。上党戏中有很多剧目是其他剧种所没有的；还有一些题材虽和其他剧种相同，但内容却大有差异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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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来京演出
本报讯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二十一日起在北京市人民剧场公演。这是歌舞团的第一次来京演出。
歌舞团是由华北群众剧社等几个文工团的全部或一部分成员，在1953年正式组成的。过去，他们曾创作过一些优秀的、为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如：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舞蹈
“码头工人舞”等。几年来，歌舞团在向民间学习方面也作了努力，如加工改编的河北地方秧歌：“锯缸”“打熊”，改编的民歌合唱：
“夸女婿”“王三姐赶集”以及民间器乐曲：“卖菜”等节目，均博得观众的好评。
这一次歌舞团还带来了不少新排的节目，如：舞蹈“板舞”“鼓子秧歌”，合唱：“农业化联唱”，改编的民歌“大实话”以及其他器乐独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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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音敖拉之歌”演员到内蒙古体验生活
本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加排演大型多幕话剧“巴音敖拉之歌”的二十五位演员，七月二十日深入到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联旗旗帜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体验生活。他们受到了好客的蒙古族牧民的热情接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反映国内少数民族的话剧这还算是第一次。
这个剧的总导演由该院副院长焦菊隐担任，导演由金犁担任。这个剧本是蒙族青年剧作者朝克图拉仁的新作。 （阿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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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花木兰”摄成电影
据新华社长春21日电 豫剧“花木兰”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成电影。
影片中的花木兰由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担任，其他角色也都由河南豫剧院一团的演员扮演。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刘国权、张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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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湖畔风景如画美术印刷工人练习写生
据新华社讯 二十日一清早，北京陶然亭湖畔，有一群人在写生，有的画陶然亭，有的画云绘楼。这些写生者都是北京市印刷四厂的工人，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这是他们乘例假在练习绘画。
北京市印刷四厂专门印刷一些年画、宣传画、彩色美术画片等。因为职业的关系，工人们都很喜欢绘画。最近工厂举办了一个美术展览会，展出国画、水彩画、速写等五十多幅。老工人杜殿三画的工笔
“草虫”、“牡丹”，颇为传神。他现在是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的会员。蔡广荣画的几幅速写“下棋”、“小孩”，寥寥几笔，维妙维肖。
工人学会了绘画，在印刷一些美术画片时可以领会作者的意图，印得更好。工厂里现正准备成立业余美术研究小组，更广泛地开展工人业余美术创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