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服务
陶孟和
党和政府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进一步加重了图书馆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任务。图书馆欢迎这个光荣的任务，应该用一切力量准备充分的科学文献资料，足以随时供应科学工作者的需要。文化部最近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详细讨论了这个重大问题，并且有一定的收获。文化部这个及时的措施，一定可以加强图书馆为科学服务的力量。这是深可庆幸的。我现在将个人对于图书馆为科学服务的一些意见写出来，请大家指正。
现代科学是首先在欧洲几个国家里发达起来的，是二三百年以来和资本主义生产相伴生长的产物，因此绝大部分的科学刊物都是用欧洲文字撰写刊行的。在解放以前，我们没有收买大量科学书刊的力量，就是已经收买到的一些现代科学书刊，又不幸地遭到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因此，我国所保有的科学文献资料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显然是将我们科学工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世界各国过去出版的科学典籍、期刊尽可能地收购齐全，以供应用。
科学工作者时时需要参考或阅读过去的书刊。但是，由于今日科学的不断进步，由于我们要争取赶上国际先进科学水平，科学工作者尤其需要现在发行的书刊，就是今日正在陆续出版的图书杂志。现在发行的科学书刊表现科学最近的发展。在现在发行的书刊中，各种科学的期刊尤为重要。因为专门科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或消息都是叙述一些新的发明、发现以及新的科学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从这些期刊里足以看到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科学工作者在最近期间所获得的科学上的成就。假使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可以同世界上专门科学期刊上所发表的成就相比拟，例如我们解决了和那些期刊论文相类似的问题，或是我们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讨论有和那些期刊论文同样重要的贡献，那末，也可以说，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某一方面，便达到了国际科学先进水平。现在发行的期刊（包括各个科学先进国家的）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是时刻必备的，必须经常参考查阅。只有不知科学为何物的人，才会对科学期刊的订购加以限制。
收购全部过去和现行科学书刊，由于数量大，市场来源有限，需要大量外汇等等原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不是每个图书馆所能担任的。为了使全国科学书刊的供应有一合理的组织，应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全国应该成立两个或三个综合性的科学图书中心，尽可能地将各种科学的书刊收购齐全。要知道，对于一个图书馆的成长，时间是最主要的条件。世界各大图书馆所以有极其丰富的收藏，都是因为它们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现有四百余万册）和列宁图书馆的收藏（现有二千余万册）相比，便可以看出，从两三个科学图书中心发展成为大的图书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是发展专业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专收藏专业范围以内的书刊，选择精，取舍严，因之它的收藏对于一定的科学工作最为便利，最为有用。现在，我们专业图书馆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有发展专业图书馆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条件。地质部的地质图书馆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单位（例如地球物理、石油、应用化学各研究所）的图书室都已经具备专业图书馆的性质。上海市除了已经成立了科学技术、报刊等专业图书馆之外，还可以发展其它专业图书馆。此外，各专门学院、行政部门、生产单位等也应该发展自己的专业图书馆。全国有两三个科学图书中心和散在各地的各研究机构、专门学院、事业部门、生产部门等的专业图书馆结合起来，通力合作，有无相通，就可形成一个供应科学文献资料的大图书馆网。这个大图书馆网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一定可以起巨大的作用。
综合性的科学图书中心和各专业科学图书馆如何为科学工作者服务呢？它们应该如何使收藏的书刊发挥它们所应有的作用呢？做好以下各项工作是必要的：
一、图书馆应该编制目录出版。为便于使用起见，综合性的图书馆最好按学科编印分类目录。
二、为了使人们知道新到的书刊有哪些，应该由各图书中心和各专业图书馆将新购入的书刊编成目录，注明由那些单位收藏，按期出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有这种目录，可以效法。
三，较图书目录更有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是书刊的索引和文摘。索引指示关于一个问题的种种来源，文摘是新近科学图书和期刊的简明介绍或缩写，两者都可以使科学工作者用较少的精力和时间，知道本门科学问题资料的出处以及新近发展的情况。这对于科学工作者有莫大的帮助。至于文摘工作，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筹备处正在准备试办若干种，图书馆可不过问。书刊索引仍须由图书馆担任。最有用的索引应该按学科或专题编纂。科学论文索引最好由各专业图书馆在科学专家的指导下编辑刊行。
四，为了广泛地供应各方面对科学文献资料的需要，为了使每个图书馆的收藏可以为其它图书馆所共有、共享，每个图书馆都应该设备充分的复制工具，包括照相机、显微影片复制机等，随时做出复制拷贝，以应需要。用复制方法供应大量的拷贝给全国各图书馆，是扩大各图书馆收藏的一种最迅速最经济的办法。对于难以买到的书刊，这是惟一的办法。同时，对于那些因为纸张不好或保管不善而不易使用和保存的刊物（例如申报全份），尤其应该从速制出拷贝来保存，以免佚失。
我们在上面简要地提出了图书馆为科学服务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图书馆要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合理地解决工作干部和基本建设问题。目前每个图书馆都面临着这个严重的问题：工作干部缺乏，工作干部能力不强，房子不够，缺乏防潮、防火适于保存图书的建筑，等等。过去，图书馆工作人员本来是不多的，也缺少科学图书管理的知识和经验。现在，要做好科学图书馆的工作，要使图书馆工作干部成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力助手，帮助科学工作者解决一些图书方面的问题，节省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必须具备图书馆管理知识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水平，以及外文阅读能力。目前，各图书馆的人力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实在难以应付今后各种图书馆飞快发展的需要。希望高等教育部对于培养科学图书馆工作干部这一问题，做出具体计划，定期实行。
房屋问题是今天许多图书馆所感到的一个严重威胁。许多图书馆因为房子不够，不得不将大量书刊堆积在潮湿狭小的屋子里，任其腐烂毁坏。还有不少图书馆都是将书刊存放在不能防火的建筑物里，不能保证图书的安全。今后若再继续购进大批新旧书刊，情况将更加严重。在存放图书这方面，必须放宽基本建设的尺度，提高建筑质量。如果由于房屋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缺欠而使图书遭受损失，那就是因小失大了。
最后说一说购买外文科学书刊问题。关于购买外文书刊容易走向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趋于严，一种偏向趋于宽。所谓严是指清规戒律，如有的单位竟因为教员所开出的科学杂志，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便给划去。有的单位不许人们购买或阅读某种外文历史著作，只因为那是同现代观点不符。如果按这样的清规戒律购进图书，那就没有几本可买了。这里所举的当然是例外之例外，极少见的。所谓宽则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例如有的图书馆按照书店的杂志目录，不管每种刊物的内容如何，都各订购一套。这种购买图书的方法，同最近在北京发现的购买旧书店的整架的旧图书的例子，可称双绝。这是懒汉的、不负责任的购书办法，应该予以批评。书店所编定的杂志目录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目录，不过是将他们所知道的或者可以订到的一切期刊，按门类或国别加以编排而已，万不能作为购买的依据。
过严和过宽两种偏向都是不正确的，必须纠正和避免。最可靠的购买书刊的办法是结合当地或本单位的需要，请科学家们协助制定购买书刊订单。只有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科学书刊是些什么书，才会买到他们最得用的刊物。一般地说，科学工作做得最好的机关，常是最会购买书刊的机关。购买科学书刊是不能离开科学家的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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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学者解决了马雅文字系统的难题
解释马雅文字这一个文字学上的难题在苏联解决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苏联的青年学者尤·弗·克诺罗佐夫。克诺罗佐夫于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所提出的研究马雅文字的副博士论文由于有高度的科学价值，1955年被授予历史学博士的学位。
马雅族（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印第安古文明的创造者。他们的文明可以同苏米尔和埃及的古文明相媲美。他们遗留下一种不易解释的文字。这种文字大概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美最古的城市国家里。以后这种文字没有重大改变，一直保存到十六世纪西班牙人侵入时为止。马雅象形文字所代表的语言和殖民地时代的马雅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因而要准确地翻译这种文字是很困难的。
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学者企图解释马雅文字已有一百多年的时光了，但迄今还未能令人满意地说明马雅文字的系统。
自从克诺罗佐夫胜利地解决了马雅文字系统问题的消息传开后，据说美国用重金聘请他到美国去研究，但他为了要为祖国的科学研究贡献全部精力，拒绝到外国去。
克诺罗佐夫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方法。克诺罗佐夫在研究马雅文字时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发展的唯物观点出发的。
克诺罗佐夫对于马雅文字系统的解决，不仅对语文学家有帮助，而且对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也有很大帮助。 （罗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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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月可以学会新傣文
新华社昆明20日电 云南民族学院经过三个多月的教学实践，证明改进后的新傣文，成年的傣族人在两个月内就可以学会。
在云南民族学院学习新傣文的五十名傣族青年，经过了三个半月的学习，其中三十个人学会了德宏傣族地区的新傣文，二十个人学会了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新傣文。现在，他们不仅能用新傣文熟练地写信和记笔记，而且共同担负起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部傣语广播稿的翻译工作。这五十名傣族青年都具有初小以上的汉文水平，是云南民族学院有计划地培养的第一批傣族翻译人材。
据新傣文教员刀忠强说，教学的实践证明，新傣文很容易为傣族成年人学会，一般没有旧傣文基础和不懂汉语的傣族干部，只要一个月就可以学会读和写，两个月以后能熟练的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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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珍贵的孤本
“楚辞集解”
本报讯 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得到一部极珍贵的明代万历本“楚辞集解”。这是明代嘉靖年间汪瑗所著。全书两函共十二册，卷首有明代名儒焦弱侯（竑）的序文。这本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重要的价值。
这本书是海内孤本，原为杭州王绶珊氏九峰旧庐所藏，后由上海温知书店收买。今年三月，由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辟疆以重价购得，现捐赠给该校图书馆。
去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因在国内没有搜集到足本的“楚辞集解”，曾写信给日本横滨大学教授波多野，委托他在日本搜访“楚辞集解”一书。波多野教授接信后，经多方搜寻，才在上野图书馆找到一部足本。日本神奈川县教职员工会动员了一万六千多会员，捐款把该书摄制成影片，于去年十二月趁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之便，委托团长郭沫若院长、团员翦伯赞教授，携回足本“楚辞集解”影片及照片各一套，分别赠送给北京大学及游国恩教授。“楚辞集解”一书的难得，由此可见。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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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新墓已在上海动工修建
据新华社上海20日电 鲁迅先生的新墓已于十九日晨七时在虹口公园正式开工修建。
鲁迅墓建筑面积约为一千六百平方公尺。整个墓地建筑将用两千多方花冈石及其他坚固石料砌成。墓穴位在墓地正中，墓碑上将铭刻毛主席亲笔所题的“鲁迅先生之墓”。
在鲁迅先生新墓穴的前面，将要建立一座鲁迅先生塑像。
鲁迅先生新墓地工程预定九月下旬完成。完工以后，鲁迅先生墓就要从偏僻的万国公墓移到距离鲁迅故居很近、又是鲁迅生前经常散步的地方来。
与鲁迅墓同处一园的鲁迅纪念陈列馆，也已在二日开工修建。陈列馆工程将和墓地工程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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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传的古琴谱在四川发现
本报讯 久被认为失传的古琴谱“琴苑心传”最近已在重庆寻获。这是一部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古琴家孔兴诱汇编的明代和清初的琴谱。过去大家都以为只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才存有这部我国极为珍贵的文献。以古琴专家查阜西为首的古琴采访小组最近在成都市采访期间，还在青羊宫发现了道教音乐刻本“全真正韵”，这是道教音乐中体系最完整的成套作品。他们在成都文殊院找到的佛教音乐“禅宗赞颂”，从形式、乐器、演出规格上讲也比其它地方保存的更严格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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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出版历史文献汇编
近来非洲出版了有关东非和中非的历史文献汇编第一卷。这部书共二十卷，包括1487年到十九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献。这部书的主编是葡萄牙史学家亚历山大·洛巴托博士。出版者为莫占必克的中非档案馆和历史档案馆。第一卷收有1487—1505年这段时期的历史文献。第一卷将同时发行英文版和葡萄牙文版。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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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瓷试制成功
据新华社21日讯 一种新型的可以用来制造快速数字电子计算机记忆系统的磁性瓷，最近在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试制成功。这种磁性瓷还可作为制造自动控制设备的无接点继电器、铁磁放大器的材料。
这种磁性瓷，是铁道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傅柏生和他的助手白琏如、孙以桓在最近半年内经过刻苦钻研，试制成功的。初步试验结果，性能良好。现在，他们正进一步作小批生产这种磁性瓷的研究，准备应用到我国铁道信号和通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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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科学教育影片展览”所想起的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 洪林
在我手头上，有一封刚刚收到的来信，这信是一位青年人写的，他说：“党和团号召我们青年学习文化，向科学进军，我们除了在实际行动中响应这一号召外，还希望从电影中学习些科学知识。但是我们目前很难看到这种科学教育影片。我不明白：为什么电影工作者不多制作些科学教育影片呢？发行公司为什么不多发行些这种影片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这种影片吗？”
这一质问是很有理由的。平日我们看到的科学教育影片确是不多的。要说人们只爱看故事片，不爱看科学教育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方面的。正如一个人的案头上可以同时放着文学杂志和科学普及刊物一样，人们在电影院或俱乐部里，也并非只希望看到“董存瑞”，而不希望看到“生命的起源”的。近来，订阅科学杂志，听科学演讲，阅读科学技术书籍的人，一天天增多起来，这说明大家要求获得更多的知识，对科学和技术问题发生了兴趣。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科学研究工作，但人们却都理解到目前人类正处在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的前夕，都愿意知道一些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问题，都渴望着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水平。
拿这一次“科学教育影片展览”中的许多影片来说，“培育壮秧”介绍了陈永康丰产水稻的重要经验，“玉米人工授粉”推广了这一促使玉米丰产的办法，“大脑皮质和机体的功能”和“为了人类”通俗而生动地介绍了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唯物主义的学说，“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和“花”告诉我们一些植物生长的基础知识，以及其他关于预防病虫害的“防治棉蚜”、“预防鸡瘟”，介绍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影片“谷物耕作的机械化”与“棉花的综合机械化”等等，难道人们不喜欢看这些影片吗？难道人们不知道增加这些知识对自己是十分有益的事吗？
目前在科学教育片的生产上，比从前多了一些，也出产了几部质量较好的影片（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工制”“淡水养鱼”“玉米人工授粉”“培育壮秧”等）；在发行工作上也作了一些改进，如在几个城市设立了专门放映短片的影院等；这些都是为广大观众所欢迎的事。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是在进步着，发展着。但是，现在的科学教育片不论在生产上或是发行上都不能适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尤其不适应向科学进军后的新形势，这一点，却也是事实。
在影片制作方面，除了数量少以外，我们还感到题材范围很窄。比如像介绍科学研究活动的影片，适于一般机关干部看的科学基础知识的影片，以及有关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教育影片，我们拍得极少。而介绍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给少年儿童看的科学常识片，以及科学幻想片等，我们更还没有涉及过。从影片的结构上说，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公式，消灭害虫总是“一生活史，二危害，三防治办法”。在许多影片里，都有晦涩难懂、枯燥无味的毛病。明明在自然界活生生的东西，明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现象，但到了影片里就变成毫无生气、平淡沉闷的了。因此目前科学教育片的制作上，产量亟需增加、题材范围亟需扩大，质量亟需提高，这样才能为广大观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在争取科学工作者更积极地参加科学教育片工作上，也是做得不够的。虽然在今年摄制的影片中，半数以上的剧本是各个部门的科学技术工作同志写作的，也差不多每一部影片都有专家、技术人员担任顾问和技术指导，但是，科学教育片与别的片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必须是在电影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最亲密的合作的条件下摄制的。苏联在摄制“生命的起源”时，得到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专家的帮助，如奥巴林、勒柏辛斯卡娅，都直接参加了这一影片的摄制工作。我们可以想到，没有科学工作者的协助，只靠电影工作者，是拍不成那样一部科学片的。争取我国科学工作者更多地为科学教育片写作剧本，担任顾问和具体指导，这应当是目前提高科学教育片质量的重要关键。我们觉得，除了科学普及影片以外，我国还应当有把科学家的研究活动纪录下来、或是为了研究某一项科学问题而制作的科学研究片。这样，就更需要科学部门与电影制片厂的合作了。
至于说到科学教育片的发行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较多的。比如说，许多影片印的拷贝数量很少，要在全国放映单位兜个圈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些数量很少的拷贝，又未必能够适当地充分地被利用。过去那种把扑灭蚊蝇的影片排在春节放映的情况，现在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是没有区别不同内容的影片向不同地区、不同的对象发行的现象，却还是不少的。一位陕西的观众曾经这样说：“我们村里只映过一次‘李锡奎调车法’，可是这里的群众连火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一带倒是五谷杂粮的产地，为什么不将‘玉米人工授粉’、‘防治棉蚜’等影片放给农民们看呢？”还有的观众指责：“科学教育片时常在仓库里睡觉，影响了发挥它的作用。”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科学教育片，已制成的有六十余部，而翻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教育片则在一百部以上了。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广，几乎工业上各个部门，农业上各种重要的作物，以及生理卫生、体育锻炼，基础科学知识，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有几部可用的影片。怎样让某些虫害严重的地区看到防治害虫的片子，让水产地区看看养鱼的片子，让建筑工人看看建筑方面的片子，让农村妇女看看新法接生的片子，让运动员们看看体操游泳之类的片子，让青年文艺工作者看看托尔斯泰手稿之类的片子……并且使他们在看这些片子时很方便，送到他们的面前，这些，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也确是观众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教育影片展览”开始举行了。通过这一展览，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和科学教育片交朋友，愿意经常看到这种影片，以便于得到一些科学知识，扩展自己的眼界，启发进一步学习这些知识的兴趣。
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一次“科学教育影片展览”的举办，同时我们也热烈地期待着在科学教育片的制作上、发行工作上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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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南斯拉夫艺术家米尔柯·扬契奇演唱“伐木者”。
左下图：南斯拉夫艺术家维尔玛·布柯维茨演唱“当草地复盖着寒霜的时候”。
右下图：南斯拉夫艺术家米拉·萨尼娜、杜珊·特尔尼尼奇演出芭蕾舞“虚荣心”中男女双人舞。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