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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论“百家争鸣”
本报评论员
目前，我国学术文化界人士正在讨论“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纸杂志上已经发表了许多感想和意见。从这些反应看来，大多数人是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也还是有争论，有怀疑，有顾虑。
争论什么？主要是对“争鸣”的要求和解释问题。有人说，既然是百“家”争鸣，可见首先要成家，不成家的没有资格鸣。有人说，不仅要鸣，还要鸣得好。还有人热心地希望争鸣者像演奏管弦乐一样，统一于一个指挥。另外有些人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是限制。
我们认为，“鸣得好”是一种合理的希望，但不必当作一种限制。只要百家争鸣的总的效果是促进了学术繁荣，推动了文化进步，那就是“好”。但是在总的“好”之中包含部分的“不好”，那也是自然的。要使“好”克服“不好”，使“好”发展到“更好”，这只有通过争鸣的过程才能实现。争鸣既不是齐唱，也不是合唱，因此必然会出现不和谐音。诸子百家应该自己去创作乐曲，而不是按照乐队指挥所指定的乐曲来演奏。只要他奏出来的曲调不是反革命的，他就有争鸣的自由。我们对争鸣者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真正作学术研究，不要像恩格斯批评过的那样，把科学的自由了解成“人们可以撰写一切他们所不曾研究过的东西”。只要是认真作过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那么，成家的可以鸣，不成家的也可以鸣，大人物可以鸣，小人物也可以鸣，鸣得好固然欢迎，鸣得不好也没有关系。很多人都提出，争鸣不是“乱鸣”，但什么是“乱鸣”，各人的解释却并不一致。其实，既然要“争”，就不能绝对“不乱”。如果“乱鸣”指的是“众说纷纭”，或者“立论新奇”，这种“乱鸣”未必是坏的；只有那种毫无研究，信口开河的“乱鸣”，才是我们所不取的。言之不成理，持之无故的议论，必然没有听众。
关于高等学校的教学中能不能实行“百家争鸣”，也是争论的问题之一。我们的意见是：学派主要是在大学里形成的，大学生也是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为了鼓励学派的形成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同的意见是可以在课堂中讲授的。自然，这里面还有些具体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还有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的地位问题。有些人认为，“争鸣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等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我们是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提倡大家来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但是我们也主张别人有怀疑和批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正像我们也有权利批评非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一样。如果规定必须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或标准，那实际上是取消唯心主义者争鸣的资格。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
对于“百家争鸣”的怀疑，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我们为什么要让唯心主义出来呢？这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呢？二、这种做法是党放弃了领导吧？对于第一个疑问，我们说：用不着害怕唯心主义会得势，用不着害怕会因此造成思想界的混乱。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力量，因此我们就不相信争鸣的结果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相反，争鸣会大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在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当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我们应该用理论的力量驳倒唯心主义思想，而不需要用行政手段来保护唯物主义。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在学术文化思想各方面有意识地贯彻执行党提出来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实现了党的领导，这是一。我们的学术上的争鸣是以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做基础的，争鸣也并不排斥科学事业的共同规划和合作，这是二。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文化界的领导思想这一条已经确立，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领导的，这是三。
关于对“争鸣”的顾虑，主要是有人很害怕自己犯错误，特别怕犯唯心论的错误，怕变成政治问题。这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们曾经批判过胡适派和胡风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这种批判采用了猛烈的，揭露式的，运动的形式，那是因为胡适和胡风是我们的思想敌人兼政治敌人。这只是思想批判的一种形式，很多人却把它误解成为唯一的形式，同时也误解为一有唯心主义思想就是政治问题。另外，在权威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近年来也滋长了一种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
健康的正常的对待批评的态度是人人欢迎的。现在我国的学术文化界还是不十分习惯于批评的，还没有把公开批评看成是像扫地洗脸一样平常和必需的事情。只要某人一旦在报纸杂志上受到了批评，这就不得了，旁人就认为这个人“完了”，他本人也自认为“完了”。其实，如果这批评是错误的话，他尽可以反驳，辩论；如果这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接受这批评以后，就决不会“完了”。
对于有些害怕批评的人，我们也要说，“争鸣”本身就包括相互批评在内，任何人也不能有不受批评的特权。问题不在于反对批评，而在于反对粗暴的、不讲道理的、乱扣帽子的批评。不论是在研究工作或者学术批评中，我们都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不管今天科学的进步有多么大的成就，和整个人类未来的历史比较，我们的知识还是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每一个科学部门现在都有许多等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将来还会不断出现数不清的新问题。一个想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的学术工作者，就必须勇敢地踏进那些未知的领域，在生疏的道路上探索。他可能在这里进一步揭开自然和社会的秘密，但是也可能为大量的新问题所迷惑，在迂回曲折的认识过程中迷失方向，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任何时代，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认识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完全摆脱阶级偏见的限制，但也还不能完全摆脱其他条件的限制。事情决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简单，以为一旦学习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就不会再犯唯心论的错误，或者只要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消灭唯心论。
“百家争鸣”这一个方针，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我们的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百家争鸣”不过是这种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而已。
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学术昌盛，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过思想解放、理性觉醒的五四时期。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有雄心来创造一个空前繁荣的文化。我们目前的学术基础是很薄弱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给予了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和自由——为人民、为真理的真正自由。这就是发展学术的最有力的保证。这种自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享受不到的。真理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说过，“科学愈加勇敢、愈加坚决地前进，那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热望。”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能够发展的客观根据。
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大目标下，文化科学界的人士团结起来，贡献出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而广大群众也都涌入向文化科学进军的行列，构成一幅光辉灿烂的画图。“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文化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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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技术科学领域中实现“百家争鸣”
胡为柏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在学术界特别在哲学、文学、史学以及理论科学方面，立刻呈现了活跃气象。但是在技术科学方面，反应似乎还不够热烈。据我揣测，因为过去所谓“诸子百家”，多半是有关人生哲理和自然方面的，而技术科学，许多年来，一直就被忽视，被认为不过是一些技术操作，很少能成“家”。解放以来，技术科学是被重视了，并且大大发展了，但是有人以为目前我国的技术基础，主要是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建立的，我们自己一下子还“鸣”不起来。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够正确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发扬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技术科学是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在我国建设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技术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技术问题，等待着技术科学部门的工作者从各方面进行自由讨论，从各种角度去试验研究，以求尽早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技术科学不仅在今后要“百家争鸣”，而且由于客观需要，还会成为“争鸣”最多，“成家”最快的一个领域。
为了我国技术科学能够适合生产发展的需要，并且迅速地赶上世界水平，在实现“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我想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要在技术科学领域中开展试验研究工作的大竞赛。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许多重大而复杂的技术问题（如资源的综合利用、新产品的试制、新技术的采用等）不断涌现。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好，就完全有必要从各方面来进行试验研究。向一个技术问题的堡垒进攻，在战略和战术上可以有许多方案。工作之先有必要征求各种方案，在布置工作的时候还应该选取好几个有根据的方案齐头并进，胜利才会有把握。但是目前对于一些复杂重大的技术问题，只交给某一研究机构少数人去领导，其他人有意见也不积极提。特别是在有苏联专家的部门，往往专家一发表意见，立刻就做了决定，有人对于试验的方法、步骤有不同的看法和补充，也没有充分说出来。有些说出来了，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人力物力的具体支持。特别对于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所提的意见，有时候没有经过分析，就被武断地贴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的标签，这就很容易使这些人消极旁观，不能热烈而积极地来一起想办法。在我国古代，就有过“悬赏求解”的办法，而现代的许多技术先进国家，经常有“悬赏求解”的办法（如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今年的悬赏问题就有“某铜锌矿的选矿”、“某炼汞厂流程改进”等，每一题的头奖是两万卢布，还有二奖、三奖等，凡各研究机关、厂矿、学校的个人或者集体都可以应征），我认为这一办法很值得工业部门考虑。对于任何个人、集体或者单位，只要他们提出的试验研究方案有一定的根据，就应该慎重地加以考虑，然后分别给以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从而开展试验研究的竞赛。这种竞赛不是竞争，而是友谊的竞赛，在竞赛过程中要相互配合。竞赛结束的时候，获赏者固然光荣，其它参加过工作的单位或者个人，也会从中获得提高。
其次，对于我国工业建设中重大的技术方向问题，应该有组织地开展自由讨论。古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技术方向的问题，常常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说我国贫铁矿的选矿方法问题，我国炼钢的发展方向问题，对于利用我国高矽铝矿炼铝方法的问题等等，各方面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如果能够有组织地把这些看法发表出来，进行讨论，然后做一些试验研究，对建设事业是有利的。有人认为开展了这些可能是无休止的讨论，会造成思想混乱以致会延误建设速度。我认为并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有苏联先进的榜样，有些技术问题可以先根据苏联经验进行建设，但是由于技术是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我国的一些具体问题同苏联未必完全相同，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从各方面来看问题，不仅同建设速度不矛盾，并且还会保证我国建设技术的现实性和先进性。
第三，要赞助技术试验中的理论研究，鼓励在可靠的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各种的理论假说。由于技术科学同生产联系比较直接的这一特点，加上我国建设的迫切需要，产业部门往往对技术科学提出一些生产过程中的问题，要限期解决。所以技术科学研究部门往往集中全部力量做那些同生产条件很相近的、工作量很大的、方法上很机械的试验工作。这是客观需要，是应该做的。但是从长远和根本来看，为了使技术向新的境界推进并且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有必要分出一部分力量做些理论的研究。从具体现象出发，把一些复杂条件简化而进行一些较抽象的研究，把各种条件单独研究清楚以后，再逐步研究它们的相互联系，最后又回到具体问题上来指导实践。这本是科学研究和认识事物的普通方法。但是目前就有这种倾向：你要研究吗？就要限期解决设计或者生产上的问题，对于技术问题的理论钻研，会被认为“钻牛角尖”、“脱离实际”，如果这些理论研究需要比较复杂的仪器和比较长的时间，还会被扣上“不能适合建设要求”的帽子。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克服的。
另一方面，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在进行大量的试验研究以后，提出一份厚厚的报告就算了。设计建设部门如果用上了一些数字，也就满意了。至于对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的新的情况，许多客观内在规律的联系情况，就不深入加以注意了。换句话说，就是缺乏理论上的探索。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些作者企图提出一些假说时，其他人就会进行“批评”，说什么“数据不足”，“实验数据是唯物的，而推论假说是妄自推断，是唯心的。”这就使得试验者不敢提出假说，也就是说不敢“鸣”。实际上在科学思唯发展过程中。“假说”是起相当作用的，我们应该鼓励技术科学工作者在经过充分的试验研究以后，在新的情况被观察到以后，经过慎重细致的分析考虑，然后提出理论“假说”，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大胆的假说”。通过理论研究和理论假说的争辩，技术科学的水平就会迅速地提高。
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学术的真正自由，提供了学术迅速发展的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党的亲切关怀和人民热烈期望下的我国技术科学，一定会兴旺茂盛起来。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摆脱技术落后的情况，而以空前的技术水平列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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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者对百家争鸣的意见
我们的希望
我是一个学生。正当全国学术界热烈讨论“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我愿意提出以下几点希望。
首先，我觉得过去虽没有百家争鸣，但已有几家争鸣，而我们在课堂上却只能听到“一家独鸣”，教师只讲一种说法，不讲各家不同的说法，我以为这是不够的。比方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时，联系了我国汉民族形成问题，教师只讲了一种说法，其实，关于这个问题，范文澜和吕振羽等史学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又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史学界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但教师也只讲了一种说法。我想，“百家争鸣”方针贯彻后，好多学术问题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希望今后在高等学校教学中能适当介绍学术界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可以培养我们的钻研兴趣，提高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其次，由于我们在学习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和学究作风，对待来自外国的书籍、论文，缺乏具体分析、独立思考的习惯，只是囫囵吞枣。比如，我们把苏联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没有缺点的读本，其实，对这本著作，苏联学术界也曾指出了不少错误和缺点。教师如能为我们介绍介绍读物的优缺点，对我们的课外阅读和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也可改变我们崇拜权威，不敢怀疑的习惯。
又次，我们在理论学习中联系当前实际还很不经常，如对胡适、梁漱溟思想的批判，我们就知道得很少。我们很希望高等学校教学和学术上的思想批判工作能进一步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思想认识能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得到更多的提高。
华中师范学院 胡耀池课堂上可讲不同的见解
六月二十六日我院中文系、科组织了一次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在讨论中，我认为在高等学校教学中，我们要反对不严肃的胡扯，但如某一教师确有独到的见解虽经教研组讨论后而不能一致，那么他仍可以在课堂上把教研组的意见和他个人的见解提出来，让同学们去研究讨论。我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学生已有一定的批判能力，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些同志反对我的意见。
内蒙师范学院 英秉钺
该不该划圈子？
有人认为百家争鸣应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圈子以内；一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抵触的东西，都不应该让他们鸣。
我是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学术思想的研究讨论，还是不会自由展开的。我想学术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的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认识的争论，也可以是和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两种类型的争论都应该容许其存在。有唯心主义的不对，才显示出唯物主义的正确。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只能读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不能读到唯心主义的著作，那么，人们不但不能深刻认识唯心主义的错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也会理解得片面、肤浅、谈不上真知深解。
过去我曾在朝鲜战俘营工作过。在战俘营的图书馆里，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战俘们可以自由选读。许多战俘曾经坦白地说要驳倒马克思主义，他们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逐字逐句地挑剔，但结果不是他们驳倒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和伟大。
有些同志认为如果容许唯心主义学说流传，将会遗毒社会，妨害社会主义建设。这虽是出于好心，但未免是一种过虑。解放后我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有了空前的提高，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识别和选真理，完全不必害怕唯心主义的“异端邪说”的祸害。
有人说，百家争鸣只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如果不利就不许乱鸣。提出这种主张者的动机，当然是好的，可是这一条会产生副作用，会妨碍百家的争鸣积极性。因为某人在争鸣以前总觉得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而当他的主张未付之讨论以至经过实践检验之前，往往很难确定他的理论的正误和对社会将起何种影响，如在这时候就认为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无利而不让他争鸣，是不合理的。百家争鸣正是为了弄清孰是孰非，弄清什么是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主张。那些不利于国家和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就自然会被淘汰，被修正；那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必将被保存、吸收和发展起来。因此，允许学术上各种不同意见的“百家争鸣”，是必然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秀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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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十九周年
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将举行三个演出晚会
本报讯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二十九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歌舞团将举行三个不同节目的演出晚会，自八月一日起，陆续在北京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和观众们见面。
第一个晚会是音乐和舞蹈节目。这些节目，主要是根据东南沿海军民的生活和斗争事迹及当地的民间艺术而创作的。其中包括：作曲家时乐蒙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写的“长征合唱”，庄映、吴茵等写的“是谁第一个迎接了黎明”等歌曲；舞蹈家胡果刚等编导的“士兵与农庄”、“边疆巡逻兵”等舞蹈；小提琴家陈健编写的“五指山之歌”等十余个新的音乐和舞蹈作品。
第二个是专门的民间歌舞晚会。其中除了改编排练的民歌和民间音乐、舞蹈和古典音乐舞蹈节目之外，还有作曲家秦西炫、崔永昌、林叔平等写的几首富于风趣的幽默讽刺歌曲“两个二流子”、“他为什么脸发烧”、“我要穿起花衣裳”等，以及根据民间寓言创作的“鹬蚌相争”、“打黄狼”、“新婚之前”、“边防哨兵”和“踢绣球”（福建民间舞蹈）等十多个音乐和舞蹈节目。
第三个晚会是该团歌剧队演出的新歌剧“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这个歌剧是由戏剧家丁毅编导，作曲家庄映、杨稼祥等作曲。
（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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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发现世界稀有的盾皮鱼和总鳍鱼化石
新华社南京19日电 在南京龙潭雷发台西坡，发现了三万万年以前的古生物——盾皮类的胴甲类鱼化石和总鳍鱼类的完褶鱼化石。
胴甲类鱼化石共有五块，有头甲、背甲、尾部、鳍等。完褶鱼化石有完整的鳞片二十多块，还有可以鉴定的碎片若干。
这些化石都保存在乌桐系上部的灰黑色页岩中。经科学家研究证明，像这样完整的胴甲类鱼化石，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发现，在世界各地也是少见的。这两种鱼化石的特征在已知的种属中还未见过。
这些珍贵的鱼化石是地质部南京地质陈列馆的助理技术员潘江发现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野外调查队，也在同一地区的孤峰层（二叠纪）内发现了扁体鱼化石（保存不很好的鳞片）。
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内容，并且对研究乌桐系的地层时代问题和我国这一地层与其他同时代地层的对比以及研究龙潭区域地质问题都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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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近郊发现西周土台建筑遗址
新华社成都19日电 一座西周时代的土台建筑遗址在成都近郊羊子山被发掘出来。这个遗址的底层每边约一零四公尺，台高十二公尺全部由泥砖砌成。
在土台上面埋有从战国以至秦、汉、晋等时代的许多古墓。古墓中出土的文物有上述各时代的铜器、玉器、漆器、各种图样的画像砖、铁制农具、石刻、陶俑和雕塑、瓷器等共约数千件。
在这个土台底层又发现下面埋有一部分石璧、石斧残片和多种多样的陶片等。这些东西可能是属于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说：羊子山的发掘是四川解放后对秦、汉以前古代文物的一次大规模发现。由于四川在秦、汉以前的文物资料很少，这些文物就为四川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这次的发现和发掘，是在1954年初由于一个砖瓦厂进行基本建设工程而开始的，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今年2月才初步结束了发掘工作。现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在把出土的文物加以鉴别、整理、修补，并对羊子山的发掘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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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经济作物丰产经验
本报讯 农业部经济作物生产总局汇编的介绍全国经济作物丰产先进经验的一套小丛书，将于八月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分册出版。这套小丛书，包括棉花、烤烟、茶叶、麻类和甘蔗等五本，都是汇集了近几年来各地在种植和生产上述技术作物方面的一些丰产经验编成的。例如，在“棉花丰产经验”一书中，介绍了新疆玛纳斯河农场植棉的大面积丰产经验，也介绍了全国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浙江慈溪县泗门区海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植棉经验。这套丛书选择材料的范围较广，既有北方地区的丰产事例，也有南方地区的丰产事例，对经济作物增产的技术措施作了具体介绍，可供各地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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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气象小组
女学生的理想实现了
新华社阜新19日电 阜新市中学四个爱好气象科学的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北京气象学校学习。
才凤仙、邓亚坤、刘香艳、惠秀云四个女孩子对气象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两年来，她们在参加校里少年气象小组的课外活动中，已经初步掌握了测量气象的方法。才凤仙和邓亚坤带领着记者参观了她们的小气象站，仔细讲解了利用各种仪器测量气压、风速、雨量、温度，以及判断风雨等方法。邓亚坤告诉记者说：“在我们头一次把判断出来要下雨的消息告诉同学时，心里真有点害怕，要是不下雨怎办哪！当我们看到天真的下起雨来，心里特别感到高兴。”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着：能够到北京气象学校去学习该多好啊！离今年暑期毕业还差半年多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给北京气象学校写信，表示愿意做个气象科学工作者，掌握大自然的变化，为祖国服务。当她们的要求在最近被批准后，全班的学生热烈地祝贺她们的理想实现了。邓亚坤是个优等生，她在三年初中学习中，除有一门课程曾得过四分外，其他课程都一直保持了五分。另外三个女孩子的各科成绩也大部分是五分。四个女孩子里唯一的一个还没有入团的女孩子最近也提出了入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