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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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
本报讯 湖北省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开展多种经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些副业生产应该由社里统一经营,那些应该划归社员家庭经营。湖北日报在七月十五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评论。评论中说:现在有不少地方的干部,处理这个问题不是根据各个社的具体条件从有利于生产和社员生活来考虑,而是事事强调集中,样样追求“高级”,把社员家庭经营的小型副业都集中到合作社里统一经营,有的甚至把各家养的鸡鸭都收拢归公。有些合作社虽不过分强调集中,但是不给社员从事家庭副业的时间,不帮助社员克服经营副业的困难。
社员经营家庭副业,是不是一定会影响社里的集体生产呢?评论里介绍了黄陂县祁站乡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这个社的干部首先根据社里现有的条件,从有利于生产出发,把社里统一经营的和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作了统一规划,接着又从原料、销路、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通盘考虑,帮助社员制定了家庭副业生产计划。这样,就避免了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的盲目性,克服了社员分散经营和社里统一经营的矛盾。评论指出:只要把社员家庭副业安排妥当,不但不会影响集体生产,而且能更充分地利用农民劳动的空隙时间,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社员家庭副业搞好了,手头零花钱活了,会更爱社,更积极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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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动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本报讯 广东中山县张家边乡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发展社的集体副业的同时,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集体经济、家庭经济都出现了一片兴旺的气象。
这个社是2,100多户的高级社。他们的农业生产搞得很好,并经营了多种多样的副业。除了养大量的母猪、肉猪、母鸭、肉鸭以外,还种了甘蔗、荔枝、香蕉、瓜菜、豆类等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另外,又组成开矿队、爆石队、捕鱼队、捞蚬队、木工队、单车运输队进行副业生产。在五月份,全社仅鸭蛋、肉鸭、荔枝等项生产收入就有5,200多元。预计到年底全社副业总收入将达到15万元。
社员们的家庭副业也很发达。在这个乡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肥大的猪只、成群的鸡鸭。到六月中旬,社员自养的母猪已达到800头,肉猪达到1,500头,鸡鸭达到25,000只左右。社员家庭养猪的总数已超过“一户一猪”的标准,现在正在向“一户二、三只猪”的目标前进;鸡鸭也要大大增加。
胜利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最近两个多月才发展起来的。本来,社员从来就有养猪的习惯。几个月前,由于许多人对于家庭副业同资本主义经营的界限划不清楚,社员不敢再养猪。后来,农业社管理委员会向社员说明搞家庭副业决不是资本主义经营,社干部又带头搞起家庭副业;同时,农业社又买了五百多头小猪借给社员,并且鼓励住在山边的社员开几分荒地种甘薯、住在水边的社员种植水浮莲,解决猪的饲料问题。于是,社员们都高高兴兴地恢复和发展了养猪的副业,同时养了大量的鸡鸭。社员杨朝带,每天光是鸡、鸭蛋的收入就有五、六角钱,足够全家的油、盐、灯油以及他自己吸烟的开支。社员林金开,到年底光卖猪就可以有150元的收入。
(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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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推行生产改革的盲目性
新华社成都18日电 最近,中共四川省威远县委员会派出工作人员,帮助奉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纠正了盲目推行生产改革、过分增加社员劳动强度的偏向。
奉龙社社员劳动过分紧张。据调查,这个社今年三月到五月,有20%到50%的男劳动力加班加点,在夜间车水、挑麦子、运粪;四月底收小麦时,有70%的女社员晚上出工。由于劳累过度,有的男社员在栽秧休息时就倒在田坎上睡着了,有些女社员在搓麦时也睡倒在晒场上。
中共威远县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社调查后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个社的领导上布置工作脱离当前的实际情况,在推广农业技术上要求偏高,盲目性很大。如棉花的“方格育苗”,主要是为了解决地里前作物未收,而又要提前播种棉花的矛盾。这个社的一九八亩棉田,今年就有一一零亩原是空地,可以直播。但是,这个社却全部实行“方格育苗移栽”,这样,每亩需工数就比直播增加了九倍。在栽种水稻时,也发生盲目推广栽“铲秧”的方法,浪费不少人力,延迟了生产季节。
为了纠正这个偏向,中共威远县委员会干部帮助奉龙社干部,发动社员共同研究,修改了不切实际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如原来计划在四八零亩玉米地里间种甘薯,一季玉米收了,还要再抢种二季玉米。这样不但费工,二季玉米产量又无把握,而且影响甘薯生长。现在决定不种二季玉米,集中力量管理甘薯,这样,既能增产,又可节省劳力。
干部们还发动社员研究改进一些生产工具,以减少劳动强度。如过去全社每天要派二十六个社员到县城挑粪,人累、效率不高。现在打算改用架子车运粪,不仅劳动强度可以减轻,每月还可节省二七零个劳动日。现在,全社提出采用三种改良工具,每月共可节约四千个劳动日。
为纠正增加社员劳动强度的现象,社里还规定不得随意加班加点。并且要给社员一定的时间安排家庭生产和家务。
这样做了以后,这个社的社员们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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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十九万多个初级社准备升高级社
新华社成都17日电 四川省现有的十九万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进行升高级社的准备工作。从七月初开始,各县训练的办高级社的干部和会计员共达十四万多人,这些人经过一周到十天的训练,已先后回到本乡着手组织建社筹备委员会等工作。
建立初级社联社工作,也正在各地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经建立的初级社联社共有六万多个。这些联社一般由三到五个邻近的初级社自愿组成,平均每社约二百户左右。联社组成后,各初级社的生产由联社委员会统一安排领导。这样,就初步搭好了升高级社的架子。通过联社的活动,也提高了干部的领导能力。与此同时,宣传高级社的优越性和办高级社的政策、办法的活动,也在各地普遍展开。
四川省原有高级社一千八百多个,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3.8%。这些社今年的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普遍比周围的初级社增产,吸引了农民要求升高级社。为了适应农民的要求,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已经制定出初步发展规划,要求全省在今年九月底前,每乡建立一个高级社(约九千多个),到年底前,争取全省80%的农户加入高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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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有了理发、沐浴职工休养所
本报讯 中国店员工会上海市黄浦区理发沐浴工作组和上海市福利事业公司黄浦区合营工作组,最近在上海市设立了一个职工休养所,专门供给长期有病不能工作,但又不能回乡、在沪又没有家的职工去休养。
现在,这个休养所里已经有十位理发和沐浴业的职工在休养了。
这个休养所的设备费用一共只化了五十多元钱,买了十张竹床、席子和其他一些日用品如面盆、热水瓶、痰盂等,大家都觉得花钱少,但办得很好。
过去理发沐浴业的职工都住在营业厅里,有病只能硬挺住或者到公共场所去休息,要到晚上打烊后才能回去。现在有了休养所,职工有了休养的地方,大家都说这是公私合营给职工带来的好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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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黄麻增产在望
本报讯 全国著名的黄麻产区——广东省,今年黄麻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七万六千多亩,初步估计,将比去年增产二成多。现在,珠江、鉴江下游各县肥美的田野上,麻株已普遍长至七、八尺高。今年全省推广的十四万五千多亩“印度园果”良种黄麻生长很好。著名的黄麻丰产模范袁林达所领导的东莞县水蛇涌农业社全社三百一十亩黄麻,由于采用良种、提早下种、密植全苗等先进的栽培技术和加强了田间管理,麻身高达一丈多,预计平均每亩产量有978斤。
现在,黄麻的收获季节就要到来,各地麻农正加紧进行车水灌溉、施肥和除治病虫等后期田间管理。农业部门并准备在主产区选留大批的优良麻种,以便明年继续推广和供应广西、浙江、湖北等省。
(肖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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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忽视农村药品供应工作
周钧
今年农村对医药的需要,有了显著的增加。据山东临沂、莒南、泰安、嘉祥等五个县的调查,今年农民用于医药卫生用品的支出预计平均比去年增加了69%。今春河南濮阳县的柳庄、宜沟两个基层供销社,两天销出保健箱七十多个、妇女月经带813个。湖北汉川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社员说:“过去是养病怕吃药花钱,现在参加合作社了,为了增加收入,有病得马上吃药把身体保养好。”上面这些事实说明,农村的医药供应工作更加繁重了。
但是,现在有一部分供销合作社和医药公司的领导人员,对于农村的医药供应工作重视不够,平常不过问,不检查,有了问题也不及时解决。辽宁省有不少的县,把受过药品供应训练的供销合作社售货员调作其他工作。湖北汉川县杨林区供销合作社把很多药品长期放在箱子里,不使药品同群众见面。广西平乐县供销合作社经营药品四百种,但是有三百多种不适于在农村销售或销量很少。广西平乐县国营医药公司把再过三天就要失效的盘尼西林软膏批给供销合作社。有些地区的医药公司把在城市积压的贵重保养药品向供销合作社推销。由于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对药品供应工作重视不够,错卖药、错服药的事故不断发生。如吉林洮南六甲村供销合作社营业员把滴滴涕粉当做小苏打卖给群众。湖南会同县五区供销合作社把乳剂滴滴涕当牛奶卖给农民喂小孩,结果小孩中毒死亡。浙江兰溪县供销合作社出售山道年片不介绍用量,也造成了死亡事故。这些已经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渎职犯罪的行为了!各地医药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必须警惕起来,重视和改进农村的医药供应工作。
夏季是药品最易发霉变质的季节。凡是经营药品的供销合作社,应该普遍检查一次存药,失效、发霉、变质的,要坚决停止出售。同时还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及时补充新药,做到既不脱销,也不积压,何时买,何时有。目前还没有经营医药的供销合作社,应该根据成药下乡的目录,积极把药品经营起来。
医药业务关系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它又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只有有了内行的售货员,这项业务才能开展得好。所以,各地供销合作社应该把有医药知识的人员配备到医药门市部去;不要把受过医药供应训练的人员调作其他工作。所有经营药品的供销合作社都必须对药品营业员加强教育,提高他们的责任心,使他们不但不拿错药,还能耐心地向群众介绍药性、用法、用量和保存方法,做到既能及时满足农民对药品的需要,又不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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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千斤田也要抓万宝山
新华社记者 郑汀
抓“千斤田”,也要抓“万宝山”——中共沙县县委在领导山区生产工作中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
沙县是福建省北部山区富饶的县份之一。全县九十多个乡的农、林、畜牧业和土特产等生产项目计有二百三十多种。人们把这里的山区称为“万宝山”。当地农民有经营多种经济的丰富经验。
这几年来,由于当地领导干部片面强调了粮食生产,把占全县总收入一半以上的多种经济的生产忽略了。因而,这个县现在只有木材、油茶、生猪等生产赶上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其他如香菇、笋干、茶叶等大宗土特产品的生产,未得到应有的恢复和发展。今年春耕前,全县95%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县的领导机关仍然只强调粮食生产,对林地、竹山、茶园的入社政策问题又未及时进行研究和处理,以致大片竹山、茶园荒芜了。由于农业社对劳动力“统”的太死,药材、山柿皮等价值很高的野生植物的采集也大大减少了。这样,虽然粮食有了增产,但社员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还造成市场供应的紧张。
不久以前,中共沙县委员会总结了这个严重教训,批判了领导思想的片面性,迅速动员各级党组织指定专人负责全面深入地检查了有关山林入社、土特产品的税收、价格和粮食生产指标等问题,并帮助农业社妥善解决了劳力安排和社员经营土特产品生产的计工报酬办法等问题。同时,县委派出大批干部上山拜访经营山区土特产有经验的老农,向他们学习发展山区土特产品生产的经验。
现在,中共沙县县委已修订了发展山区多种经济的生产规划,明确规定凡是土特产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区乡,都应以发展土特产生产为中心任务。县委又根据全县九十多个乡不同的自然条件,分别确定了香菇、茶叶、笋干、土纸、果树、油桐油茶和用材林等重点产区,帮助农业社建立固定的专业生产队组织,订出各个不同生产季节的短期生产计划,并发动农民广泛交流他们之间的生产经验。县的经济部门也加强了对土特产品的收购,并及时发放了贷款,扶持农业社发展多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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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税务人员成了“山大王”
河南省林县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山区,副业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可是近二年来,特别是今年春天以来,许多副业都停顿了。农民不再经营副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受不了税务工作人员的滥征滥罚。马平村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利用农闲去驮煤,驮一次赚二元钱,本不该出税,但税务人员却叫他们补全年的税。农民傅三为了补税把装煤的口袋都卖了。邢家窑村有十九户人家,有半数人家以烧缸、烧瓦盆作为副业生产,税务干部要他们从1954年补税,还罚款一百元。这个村的窑业生产因此垮台了,周围村庄的群众也不敢经营副业了。据现在查明,1955年,林县税务局错征事件共二百多起,错征的款有八千三百元。1956年四个多月就错征了八千八百零九元。税务人员不仅随便征税、随便罚款,还随便叫出税人到区上去“反省”。有的农民听说税务人员来了,跑到地里一天不敢回家。有的农民叫某税收干部是“小响马”、“山大王”。
从1953年起,林县的税务局长就是县委委员。最近,中共林县县委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代表们向税务局长提了很多意见,加上其他问题,税务局长又检讨不够,因此,在这次改选县委委员的时候,税务局长落选了。林县的税务工作,正在加以整顿。 (韩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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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打乱蕲春樟脑的产销关系
樟脑是湖北省蕲春县农民重要的副业产品。由于化工、医药等生产对樟脑的需要日益增多,蕲春县樟脑生产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1951年全县生产樟脑约八万斤,到1955年全县就增产到八十万斤。每年,上海、湖南都有人到蕲春来采购樟脑。
但是,今年年初,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土产副食品管理处(以下简称省管理处)给蕲春县供销合作社发来一个通知,说樟脑是工业用油,不能外销,要蕲春县供销合作社撤销和上海等地订立的合同,由省管理处收购,但是要卖方把樟脑送到汉口,而价格却比上海到蕲春提货的还低。蕲春县不同意省管理处这种做法,于是省管理处就直接派人到上海、湖南制止买方到蕲春提运樟脑。就这样,蕲春樟脑外销的路被卡住了。
以后的情况怎样呢?有七万斤樟脑由省管理处按规定的价格和办法收购后,竟被运往湖南高价销售了。现在蕲春县供销社还积压着二十多万斤樟脑没有卖出去,据了解在农民手里也积压着二十多万斤。有很多制造樟脑的农民已经被迫停止了生产,而外地有些需要樟脑的单位却买不到货。
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土产副食品管理处这种作法,到底是为了扶持农民的副业生产呢?还是为了自己赢利呢?
(邵自修 作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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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农民识别野生药材
四川省秀山县石堤乡是高山地区,满山遍野都生长着野生药材。过去因为当地农民没有经验,很少去采摘。今年石堤乡供销社的干部邹胜楚采集了常山、吴于、紫草、乌豆、天冬等药材,用小花钵栽起来,等到长大后,把它们展出给农民看,并且向农民详细介绍这些药材的名称、用途和采摘方法等。这种办法很成功,现在,这个供销社已经收购了七十多种药材。
(黄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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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耕作制度要同群众商量
本报记者 商恺
在夏锄季节里的一天,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李琳同志邀我出城去参观秋田。今年的农田和往年大不相同:麦田里套种着玉米,玉米地里间种着大豆,谷地和马铃薯地里也种着玉米和高粱,所有的地边地岸都种满了小麻、向日葵和芝麻,豆角、萝卜、南瓜等。李琳同志对我说:“今年我们在全县80%的耕地上推广了间作、套种、复播和种边岸四项措施。”
在这次访问中,我深切地感到:遇事同群众商量,是平顺县委领导耕作制度改革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春播以前,全县增产计划确定下来了。全县农业产量计划比1955年实产量增加31%,也就是说要增产1,800万斤粮食。为了保证这一增产任务的胜利实现,全县18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整修土地,增施肥料,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和种植高产作物等增产办法。但是,县委考虑到,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从山东到平顺县来参观的人,曾介绍过山东的一年多作制的经验,给了平顺县委很大的启示。但是,这个经验是否适合平顺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呢?这还是一个疑问。
县委组织部部长龙青云同志,从小便生长在平顺,他记得当年在家种地的时候,有二亩半谷地实行了间作,这年施肥很多,秋后收了1,620斤谷子、380斤玉米、200斤黑豆、800斤高粱,每亩平均收了1,200斤。县委委员们就根据这些数字算了一笔账:全县七万亩谷田,如果每亩间种玉米六百株,每株按收获四两计算,共可增产玉米一千万多斤,等于今年全县增产指标的一半以上,再加上在玉米地、马铃薯地和麦地里普遍进行间作、套种,今年肥料又上的很足,增产1,800万斤粮食的计划,不是可以大大地超过吗?
新的增产潜力找到了,大家非常高兴。但是,县委又考虑到,在全县23万亩耕地上全面改革耕作制度,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成功了当然很好,万一失败了,群众该受多大的损失啊!
但是,增产一定要想出办法来。县委根据已往的习惯,首先和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商量,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县委又召集有种地经验的老农和国营农场、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座谈。到会的人都说:过去大家都有间作、套种的习惯,只因为这几年合作社强调种单项作物,所以间作、套种就被人忽视了。北甘泉乡贾庆元回忆:他1948年在二亩谷地里间种了300株高粱,800株黄豆,秋天每亩地共收了谷子、高粱、黄豆三百五十五斤。1953年,贾庆元入了社,这块地里还是种的谷子,没有间种其他作物,每亩只收了谷子252斤。西沟农业社也介绍了间作的结果:一亩玉米间种了黄豆、江豆、小麻和南瓜,秋后收了玉米225斤、黄豆30斤、江豆角120斤、小麻20斤、南瓜100多斤。另一亩玉米没有间作,只收了玉米233斤。在座谈会上,农业技术员们也说间作、套种并不妨碍其他作物的生长,因为各种作物的扎根方式不同,吸收的养料也有不同,有些作物还可以互相促进,比如豆类作物的根瘤菌,可以为玉米、高粱、小麦等作物增加肥料。最后,大家又研究了全县的自然条件,确定作物的品种和稠稀。比如县内东北部的石城、阳高等九个乡,气候较热,可以多种谷子,间种豆类和高粱,株距宜稀不宜稠。东南部的杏城、达驼等二十一个乡,气候较寒,可以多种马铃薯,套种玉米,株距宜稠不宜稀。经过座谈,改革耕作制度在县委思想上开始肯定下来了。
座谈会以后,县委委员们又分头下乡,访问了五百多位种地有经验的老农。县委书记李琳同志在访问刘家村中,发现这个村的群众过去普遍有在地边地岸种植大麻籽的习惯,那时候,每年能收入麻籽120石到140石,近几年来,由于合作社忽视了种边岸,每年只能收50石。石埠头村的情况也是这样,过去每年能收麻籽六、七十石,现在也只剩下二、三十石了。李琳同志想:平顺县山大坡陡,地块零碎,边岸多,如果把所有的边岸、坡头都利用起来,种大麻、小麻、向日葵等油料作物,也按平均每户收入一石来计算,全县两万九千多户,就是两万九千多石,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收入啊。
县委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群众反复商量,确定了间作、套种、复播、种边岸等四项增产措施,同时拟定了全县1956年推行这四项措施的计划。县农林局和技术推广站根据不同地区的土质、气候和作物生长特点,作了具体规划。一切准备停当,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联合发了指示,决定在全县二十三万亩耕地上普遍推广。
改革耕作制度的号召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也遇到了保守思想的抵抗。有的说:“增产了玉米,减少了谷,白费事。”也有的说:“骑驴扛布袋,都在驴身上。”因而这些人对改革耕作制度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他们为了应付检查,在近村地间作,远地就不间作,在地头套种,地里边就不套种。县委在春播开始,便召开了全县的乡支部书记会议,批判了上面的保守思想,指出了改革耕作制度的根据和有利条件,要求各乡支部领导群众认真贯彻执行。
会后,各乡支部学习了县委的办法,也普遍召开了老农座谈会,和群众商量,总结群众的固有经验,用来教育干部和群众。这些座谈会一般开的很成功。在老农座谈会上,最初有人对一些老农介绍的他们多年前种“圪涝田”(即混种的意思)增产的成绩表示怀疑,但是这些怀疑都为生动的事实所打消了。老农郭成龙介绍他在1954年春天,在一亩马铃薯地里撒上了一把玉米种,出苗后被儿子锄掉了一部分,最后只留下了十来株,到秋后,每株都结了两个大穗子。第二年,郭成龙便有计划地在这一亩马铃薯地里套种了玉米,并且进行了间苗,松土、追肥和人工辅助授粉。到秋季,在这块田里除了刨到3,000斤马铃薯外,还收了70多斤玉米。党支部根据这些事实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并请郭成龙等几个老汉现身说法,说明间作、套种的好处,从而坚定了大家对改革耕作制度的信心。
像这样的座谈会,在全县共召开了200多次,有1,300个老农参加了座谈,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克服保守思想、保证改革耕作制度的实现起了很大作用。
目前,全县间作、套种、复播和在地边地岸种植的各种作物生长非常良好,预计秋天不仅可以完成国家计划,而且每家都可以吃到小米,豆子和菜蔬,改变过去一年四季光吃玉米、马铃薯的情况。群众编了顺口溜来赞扬改革耕作制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合理间作收入大,保证增产好办法,想吃杂面有豆子,想吃蔬菜有南瓜,饲养牲畜有高粱,想吃香油有芝麻,要花零钱麻籽换,间作好处实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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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银川变金川
本报记者 柳梆
春天或冬天,一个初到甘肃银川专区的人,往往会被这里的一种奇特的景象所迷惑——漫滩遍野的一层碱霜和贺兰山头的积雪,遥相辉映。相传,银川就是由于土壤含盐碱,地面经常呈现一片银白色而得名的。
土壤的碱化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极大障碍。多少年来农民们都在盼望: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银色碱滩变成金色麦浪起伏的米粮川呢?
银川素有“塞北江南”之称,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渠道纵横;引黄灌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上,农耕历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旧社会里,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给当地的劳动人民带来幸福。马鸿逵在这个地方当了十八年的土皇帝,年年都要当地农民出工、出料、出钱“修渠”,但是年年都是那几条渠系紊乱、渠道破烂、渠身壅塞、时常渗漏和泛滥成灾的“盲肠”。关于这一点,在马匪的所谓“建设丛书”中也这样描写着:“沟身蜿蜒回曲,乱草丛生”。“故仅有退水沟之名,而无排水之效”。银川人民以悲愤的心情编了一支歌——“宁夏川,水浇田,年种年收无吃穿,不能怨老天!”
当时这些沟渠,管理权完全操纵在地主恶霸的手里,他们用的是“自由水”,爱什么时候灌就什么时候灌,愿意灌多少就灌多少,甚至纵水成湖,漫滩淹路。而一般劳动农民只能淌“时运水”。正因为农民用水来得不易,一旦遇到有了水,就狠狠地往庄稼地里深灌。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造成银川地区湖泊密布,使含盐碱的地下水位上升,经土壤的毛细管作用和表土蒸发作用,把盐碱成份聚积到土壤表层来,使许多良田沃土变成漫漫碱滩和沼泽荒地。银川这个灌溉区(包括吴忠自治州的一部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磴口县)共有可耕地面积六百多万亩,但是到了解放前夕,能够耕种的土地只有一百八十万亩;其中还有约三分之一以上的耕地在不同程度上逐渐盐碱化,产量逐年降低。
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领导银川人民采取“开源”(挖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和“节流”(实行小畦浅灌)两个办法,已经把旧社会和自然界所加于银川人民的盐碱灾害,一步一步地战胜了!
浑浊的、挟着有机肥质的黄河水,沿着新整修的、宽敞平直的唐徕渠,从南向北,汹涌而去。另一条三十二公里长的排水沟,从西南斜向东北,从唐徕渠的渠床底下穿涵洞而过,排泄着又灰又绿的饱含盐碱的地下积水。这就是解放后新挖的河西第二排水沟,它把七十多万亩沼泽碱地变成良田。在这渠沟的四周,是一眼望不尽的麦田。不了解这里的过去的人,谁会想得到两年以前这儿竟是一片汪洋的沼泽和茫茫碱滩呢?几年来国家在这里投资五百五十多万元,新涸出来的土地上建立了灵武、巴浪湖等五个国营农场。耕地面积已从180万亩增加到338万亩。
由于挖了排水沟,地下水位普遍下降,正在盐碱化的耕地得到了改善。加上其他农业上的措施的影响,作物的产量一般都较过去提高一倍以上。1952年这里的春小麦平均每亩产量136斤,1955年已经达到280斤。
党和政府在领导银川人民挖沟排水的同时,就提倡经济用水、小畦浅灌的先进灌溉技术。要求农民把大片高低不平的田地加以平整,按地形和渠道的情况,分成五、六分大的、排列成“非”字形的临时灌水小畦,实行定量浇水。浇完后再耕平。这样,就可以增加灌溉面积,减轻土壤盐碱灾害,提高作物产量。但是,这样的措施,对一向习惯于耕作粗放和大水漫灌的农民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各渠实行集中用水的时候,有人就嚷:“水放在黄河里,不让我们淌,这是为什么?”宁朔县有个老太太抱着个小孩走到渠道管理人员面前,指着斗门说:“放水不?你不放,俺就连娃娃往渠里跳!”永宁县汉二所的渠道管理员,看到农民不愿意实行小畦浅灌,便一眼睁一眼闭地听任农民把渠口扒开。
银川地区的党组织没有因此而动摇,他们不断地、耐心地用生动的事实来教育干部和群众。各县普遍展开对比试验。1954年永宁王泰堡灌溉试验站对春小麦用水量试验的结果是:深灌较浅灌每亩多用水73.70公方,产量反而低了很多。1955年平罗县前进农业社春小麦用水试验的结果是:畦灌比深灌少用水22.8公方,每亩多打56斤12两粮食。耐心的说服和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农民,现在,在保证合理用水的基础上,“少用一方水,多收一斤粮”的说法,已经成为农民群众自己的结论了。
今年,银川灌区内三百多个农业社已经积极合并密如蛛网的支渠、斗渠和毛渠,打通老埂,修筑小畦埂,并调整播种面积,把同类作物播种在一起,实行小畦勤灌、浅灌和统一计划配水。估计今年的小畦浅灌面积可以达到旱作物播种面积的50%到70%。
改造工作还在继续着,银川灌区内的另一个巨型排水工程——河西第四排水沟,在六月一日正式动工了。这个排水工程完成以后,排除地面水和降低地下水位的土地面积将达三十四万四千亩。有二十五万亩耕地的盐碱化程度可以大大降低,有九万多亩湖泊和因碱化而不能耕种的荒滩将要变成良田。
今年,银川专区的群众自己开挖的支、毛沟多达1,124道。宁朔县的农民在春修工程计划以外,正在进行着河西第一排水沟的两条支干沟的工程,要挖出六十多万方土。
和盐碱灾害展开斗争已经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他们将发挥更加巨大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环境。完全可以相信:五年或七年以后,银川地区的寸土尺地都会变成富饶的米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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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黄土高原的面貌
陕西青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
本报西安17日电 从年初以来,陕西省水土保持区有六十五万青年参加了水土保持工作,他们是水土保持工作中最活跃的一支生力军,完成的工作量占上半年完成任务总数的一半以上。
今年,在陕北共出现了12,000多个水土保持和造林青年突击队,由于他们不断改进技术,互相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一般都突破定额40%至60%,有的甚至超额一倍至三倍。如青年团榆林地委在四月间动员了十五万青年参加“造林与水土保持运动月”。在运动月中,出现了2,706个造林青年突击队和2,844个水土保持青年突击队,一个月共造林116,226亩,修梯田125,500亩,打坝淤地31,825亩,修地边埂13,460亩,修水窖和水簸箕72,000个,一个月中完成专区全季度任务的60%以上。
(陕西省团委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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