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发辫的争论
龙子
大姑娘们和小姑娘们的头上，往往拖着两条长长的发辫，有的快要拖过磕膝窝了。这两条长发辫有时分披在胸部的左右两边，有时又是一前一后。
发辫们经常在争论。不过发辫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声音也特别小。
据懂得发辫语言的人说，发辫分成了两派。
一派的发辫说：我们简直成了无用的长物了。愈拖愈长，就像两条死蛇一样。
另一派的发辫坚决地反对：笑话！我们不是很美吗？多谢姑娘们还每每跟我们打上一对红蝴蝶、白蝴蝶，或者别种颜色的蝴蝶。而且我们是从苏联学来的先进经验呵！
——要你才笑话呢！苏联的姑娘们老早就不拖长辫子了。乌兹别克的姑娘们要梳很多的小长辫子，那是例外。一般地说，拖辫子是脏衣服的，梳洗费时间，做工作时拖拖沓沓。有什么美呢？说好听点，就像京戏的旦角的两鬓拖着的两束长流苏啦！
——对啦！你说像长流苏，那就表明我们是民族形式的美。你要反对，你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吗？
——不要乱扣帽子吧。你要知道，我们头发，剪下来是很有用处的。我们可以做肥料，可以做药材，可以做纺织原料，可以做戏剧的型头，可以做……
——你简直是近视的实用主义者！美术的观念太贫乏了。你要知道，姑娘们是顶喜欢美的。我们如果不美，姑娘们为什么拖着我们？
——那是惰性的表现呵！我听说三十几年前中国的男子也都拖着长辫子，虽然只是一条。后来起了辛亥革命，把它们革掉了。在当年男子们也以拖辫子为美，剪辫子的时候还曾经有人哭过呢。今天，我希望，在女子们的头上也来一次“辛亥革命”，我自己就被革掉，一点也不可惜。
——你简直是左倾幼稚病患者！
——你犯了右倾保守主义的毛病，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两派不断的争论，随时随地都在拖着双长辫子的姑娘们的头上进行着。
据说，不拖双辫子的头上是没有争论的；辫子短些的，争论也就少些。有一种鹌鹑头，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就像一个鹌鹑儿，欧洲人管它叫“女青年头”。在那样的头上没有争论。还有一种是把头发留剩尺来长，在后脑杓上总结成一个刷把。在那样的头上也没有争论。
看来，发辫的争论是不容易停止的。两条发辫愈拖愈长，发辫的争论也会愈拖愈长，像我们目前最流行的八股文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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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意大利影片“希望之路”
冯明
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边境上，一群疲惫不堪、面容憔悴的人，终于在风暴中翻过了积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一片阳光耀眼的开阔的地方。他们停下脚步，举目四望，脸上现出了安堵的神色：“到法国了！”
巡逻在国境线上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士兵发现了他们。士兵们的到来，使这一群越境的人脸上又罩上了阴影。没有护照，也许会像在罗马警察局一样，又要强迫他们回去的吧。但是抱在芭白拉手上的无心的孩子，却笑了。他笑得那样天真，以致这笑也传染了向他注视的那个法国士兵。难道这群越境的人会是走私的帮口，或是在逃的歹徒？士兵们没有再盘诘什么，默默地转回身，走了。在这儿，国境线上，正因为“山高皇帝远”，人们反而易于流露出真正人的温暖。而这种温暖，仿佛给这群求生的人又平添了一层希望。他们背起行囊，重又迈步前进。
这是“希望之路”的结尾。这群追逐“希望”的人是朝前走了，但等在他们前面的，究竟是一个月四万法郎、合八万里拉的工作，还是别的什么，又有谁知道呢？这个似乎给人一点希望、但又抹上一个问号的结尾，使人们不能不把那些剧中人的命运萦系于怀，不能不去反复回味影片里所表现的他们的可悲的遭遇，而有所深思。
“希望之路”里所描写的这群人，还不是具有觉醒了的社会意识的人。他们只是自发地，也是迫不得已地走上了这条求生的道路。影片作者也分明告诉了人们提议到法国去那不过是骗子的一个骗局。至于后来，骗子逃走以后，还有一些人继续前进，与其说那是有什么“希望”在招引他们，倒不如说他们后退无路。有家归不得，想找一个出卖劳动力的地方而不可得，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悲剧。“希望之路”是有力地展示了这个悲剧性的现实的。
影片对于这群有家归不得的人们在患难中的同情和友爱，有着非常动人的描写。这些人越是善良正直，使得这些人受到那样可悲遭际的社会，也就显得越不公正，越不合理。影片就是通过这些人，对那个不公正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西西里岛空有那么多硫磺矿藏，可是它却养不活它的这群当矿工的儿子；人们是那样热爱乡土，可是他们却不得不背井离乡。赛罗和他的孩子们在卖掉了家具的空屋子里默默无言的偎依；那个最小的孩子从汽车窗子抛给妈妈墓地的一束野花；那对新婚夫妇在夜车上的窃窃私语，这里面蕴藏了多少人情，又有多少凄苦啊！这群渴望得到工作，渴望用自己双手换取一顿饱饭的人们，刚刚在一家农场找到了临时工作，刚刚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第二天却又同当地的农业工人发生了冲突。原来这儿正在罢工，罢工工人误把他们当成破坏罢工的工贼了。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坎坷多难的遭遇，是谁使他们如此的？影片没有正面答复，其实也无须正面答复，人们自会找到答案的。
影片通过这些情节，动人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劳动人民的善良正直的灵魂。
影片的手法也是简洁而高明的。这里我想只举一个例子：
在国境上的小客栈里，芭白拉和万尼重又遇到一起，她顺从地接受了万尼的粗鲁的抚爱，说道：“我还是跟你走！”但是只隔了一会，她就又决然地说道：“你杀了我都可以，我不跟你走了。”这转变来得突然，但也使人信服。影片处理这个转变的契机，是很巧妙的。芭白拉和万尼一同向门口走去。赛罗的小儿子叫着她的名字依恋地跑了过去。芭白拉回身把孩子抱在怀里，万尼把她一把拖开，恶狠狠地推倒了孩子。情节就这么简单。这个简单的情节所以能构成芭白拉转变的契机，并且使人信服，就因为它不仅在芭白拉心里，而且也在观众心里唤起了芭白拉和赛罗、和赛罗的孩子们一路上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温暖，同此时此地万尼的极端冷酷的鲜明对比。
影片对万尼这个人物，通过芭白拉和他的关系，表示了某些同情：他的变坏，毕竟是那个罪恶社会造成的；但影片通过芭白拉跟他的绝离，也表示了对于这样一个人的宣判：他是自绝于那些对他寄与过同情的人们的。同万尼的被毁坏了的人性相对照的，是赛罗、芭白拉、老会计师以及其他人们身上的那种真挚的人与人的关怀和同情，患难中的相濡相煦，百折不回的强烈的求生意志，虽在重压之下仍然不损分毫的正直和善良的心。影片热烈地歌颂了这些人的高贵品质，赢得了我们的深深感动。
“希望之路”所说的希望，明明是在要放到引号里的，影片并没有给人们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意大利进步影片所共有的弱点。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意大利进步电影所处的恶劣环境，政府加强于影片的检查制度，那末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进步影片的作者宁愿选择这类揭露现实阴暗面的题材，而较少地去表现意大利社会的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一面了。但是，在今天的意大利，在有二百多万共产党人团结着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各种途径为争取生活的权利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的意大利，我们也不必怀疑，劳动人民的自发的求生，是会汇合到广大群众的自觉的斗争中间去的，他们会找到真正的“希望之路”的。（附图片）
赛罗、芭白拉赶上了同伴们，他们准备越过意大利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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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崎岖小径到康庄大道
周传瑛
二、初次见光明
刚解放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够了解，所以心里也曾有过疑惧，以为又来了这许多“兵”，我们又要演不成戏了。但是不久就有两位解放军的同志到我们剧团来，关心地问我们演的是什么戏，有多少人，生活怎么样，要我们照常演戏。于是我们又演戏了。演了二十多天，却看不到一个解放军的同志来看白戏，我们都奇怪起来了：怎么会有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这真和我们以前常看到的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
大家的政治认识逐渐提高了。也逐渐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艺人的社会地位的确提高了，不像从前那样受轻视了。但是这时候我们又产生了新的苦闷：看到其他剧种在解放后都欣欣向荣地发展、壮大，而昆曲却由于大部分唱词比较深奥难懂，不易为群众接受，所以我们很担心昆曲能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当时上座率仍很低，大家的生活还是困难的。个别演员由于家庭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不得已离开了剧团。但其他同志还都坚持着。这时候上海有人来请我去教戏，每月能给我工资一百八十元。我谢绝了。离开剧团可以使我个人过较宽裕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在困难的时候撇掉过去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们，我更不能放弃长期坚持下来的昆曲事业，作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为了使我们的戏更能直接地给观众一些教育，于是我尝试编写一个配合抗美援朝的昆苏剧“光荣人家”。每天夜里，戏完了，大家睡下以后，我就在摇摇幌幌的蜡烛光下写剧本。我没有读过多少书，只是凭我三十多年演戏的经验来写作，不用说写作上困难是很多的。剧本写好后我们就紧张地排练，正预备第二天给解放军演出，突然我家中赶来了人，说我父亲亡故，要我立即回家。这使我左右为难，父亲逝世我应当立即回去料理丧事，但是演出的任务又使我难于脱身，我最后还是决定迟回去几天，先为解放军演出。
1952年，我们剧团参加了嘉兴专区的戏曲会演，得到了浙江省文化局和嘉兴专区的重视。1953年，我们剧团改为民营公助，政府拨二千元钱给我们做服装。我们第一次穿上新服装的时候，很多同志都提前一、二小时就化好妆、穿好服装，在后台相对端坐。我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说，演了半辈子戏，还没穿过这样好的服装，今天要穿新服装多坐一会儿。这是大家的真心话啊！
到了1954年，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为了纪念大剧作家洪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领导上要我们在二十天内排出他的“长生殿”。这个戏虽然是昆曲的传统名剧，但是我们已有很多年不演了，大部分同志都要重新学台词、学曲子。为了保证完成演出任务，全团同志写了保证书，在六月的大热天里，每天照常演两场戏之外，大家还要抽出一切空余时间来背台词、练曲子。有的同志把剧本放在床头，清晨一睁开眼睛就读。紧张的劳动，把有些同志累病了，但是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准时上演了昆曲“长生殿”。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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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寓言
鸟为什么会飞？
张家英
猴子苦恼很久了，它想：“我怎样能飞起来呢？鸟为什么会飞？”它总蹲在树上，呆呆地望着天上的飞鸟，但总没有答案。
最后，它决定还是去请教请教林中学者狐狸先生。
猴子见到狐狸，本来想谦逊地说出自己的心事，向狐狸请教。但又怕说出口，被狐狸讥笑自己无知。于是它把红眼珠一转说：
“狐狸先生，您是林中的学者，请您告诉我，鸟为什么会飞呢？”
“这问题不难解答。”狐狸沉着地回答：“不过，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是我先问你的呀！”猴子沉不住气了：“该你先说吗！”
狐狸十分镇静地说：“别急躁，科学是不允许急躁的，你先讲讲，也许讲得不全面，然后，我再补充补充，不好吗？”
“你先讲！”
“不，还是你先讲！”
狐狸和猴子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猴子急中生智：“我知道了，一定是您不知道，怕讲错了，不敢讲……。”猴子用话激他之后，但见狐狸还不动声色，不慌不忙地说：
“哼！我不知道？我才不愿意告诉你呢！”
它们最后只好不欢而散了。在猴子走远了的时候，小狐狸问：“爸爸，鸟为什么会飞呢？”
老狐狸气愤地说：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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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公共汽车乘客
劳洪
在公共汽车上。
从两个乘客的对话中，我知道其中一个是刚从外地调到北京来工作的处长一级的干部，看来他原是地方某部门的首长。他的帽子戴得很低，似乎怕被人瞧见。
“北京的公共汽车真挤。”
他的同伴随口说的这句话，却引起他的感慨，他叹口气，说：“人家不是说：到北京以后，总是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工作越来越多，待遇越来越少么？”
这位“不得意”者的声音越来越高，慷慨激昂，看来，他似乎有满腹牢骚；但在这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上，他所得到的却只是邻座的鄙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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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初恋和羞涩之类
梁达
“初恋的年青男女碰到一起，总想在爱侣身旁多呆一会，多看几眼。”
这是黄石市工人报记者风砂写在一篇通讯里开头的一句话。读了这句话，简直想不到记者写的是“武汉苏联展览会参观记”。原来他是想借这句话，来描写参观苏联展览会的农民们，站在农业机械面前，“也是这样：看了又看，越看越爱，简直舍不得离开”。
结果却构造成这么一幅图画：农民们在看农业机械，舍不得离开；记者在看农民们看农业机械，就想到年青的男女在看爱侣，而且还是“初恋的年青男女”。
像这类描写常常可以看到。下面是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闻捷的一篇特写中的一段：
“你没有讲话，却微微地低下头，半闭起眼睛。这时，我才看到你的睫毛是那样的长，仿佛两排伸展的花蕊一般。从你那少女所特有的羞涩姿态里，我感觉得出，你胸中激荡着对于未来幸福的向往和欢乐。”
这回，倒真像写的是初恋的年青男女，而且似乎还是求爱之类的场面了。你看，先是“微微地低下头”，随后是“半闭起眼睛”，继而是“羞涩姿态”，最后是“胸中激荡着对于未来幸福的向往和欢乐”。
然而，错了。闻捷的这篇特写写的是先进生产者纺织女工布沙热。从全篇文章看来，所写的布沙热“对于未来幸福的向往和欢乐”，指的是劳动的幸福、前程远大的幸福。
农民看农业机械怎么会像“初恋的年青男女”？年轻女工对于劳动的幸福、前程远大的幸福的向往和欢乐，也是不大容易“微微地低下头”、“半闭起眼睛”和姿态“羞涩”的，即便真的“微微地低下头”、“半闭起眼睛”和姿态“羞涩”，好像也没有必要在这样一篇主题的文章里描写。
我并不是在提倡枯燥，提倡公式化。我们也应该尊重每一个作者运用他自己的手法去描写一个人物。但是，如果不择事，不择人，一概用上“初恋”和“羞涩”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好像只有初恋和羞涩之类才是最动人的字眼，最美好的情感，那就不全恰当了。不恰当的描写，就会给读者带来不真实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