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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陈梦家
解放六年以来，我国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工作，获得空前的发展。六年来各地出土的器物在二十万件以上，各时代遗址的发现也有几百个地点，已经发掘了古墓好几千。这样规模浩大的考古工作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着史所未有的经济建设和农村改造。许多工厂、学校建立在古代城市的故址或其边缘上，由小块田地接合而成的大片农田正在到处开渠打井，黄河和其它大小水流的疏通和水库的建造，凡此都随时随地有机会揭露出地下的宝藏。建设规模的宏大使考古工作在数量上、质量上和面积上加多、加深、加大起来。祖国的崭新的建设事业促使地下古老的世界更完整的重现于他们的子孙的面前。五千年来我们勤劳的祖先的智慧的创造和精巧，鼓励着今天新中国的人民有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六年中的主要收获，可以简略地归并为以下各条。（一）大量数目的出土器物，在类别上有许多是前所未见的；有些虽是以前已有出现或流传的，但由于新出者是发掘的，可以确定那些非发掘品的来源及与其它器物的关连。（二）许多不同地点的发掘和调查，可以初步了解若干文化遗址的分布；以新石器时代和汉、唐遗址来说，几乎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现。（三）由于许多不同地点出现了许多不同时代的遗址与墓葬，才可以作地点与地点间的比较，才可以从它们的延续关系上看文化的发展。（四）由于我们发掘了范围较大的遗址，就不像从前只从墓葬中了解古代，而是从古代人类生活的地方和遗物上了解古代。
1949年以来，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的发掘，又继续得到收获。但是旧石器的重要收获，是中国科学院在丁村的发掘，得到二十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包括三个人齿）和二千多件石器。这些石器多为厚重的石片，有一定的类型，有些有了第二步的加工。丁村的人齿虽尚具若干原始性，但比北京猿人已有进步。
六年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为数很多；它们分布得很稠密，而且几乎各省都有；北至内蒙古，西至新疆、云南，南至广东、福建，东至吉林和东部沿海一带。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下限（终结的年代）是参差不齐的，所表现的文化是多种样式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互相连系的问题，是今天考古学的重要课题。陕西省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当时的住居遗迹，有几十个方形的和园形的房子，是土筑的墙而用木柱撑立的，房子里还有灶和储在有盖的陶罐内的粟米。在此遗址附近有同时的墓地，墓中保存了完整的随葬的陶器，其中有人头和活鱼的图画，是最别致的彩陶。在兰州市，我们也发掘了埋葬彩陶的墓。我们在汉水流域的天门、京山，在淮水流域的新沂，在浙江省的杭州，在福建省的闽侯，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在长江以南的遗址的出现，对于我们研究同时期华北黄土地带的文化，提供了极有兴趣的比较材料。全国范围内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各地在很古时代不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带。在这大约四千年以前，尽管各地的社会的发展有先后，但早已是有了人类社会的活动和一定程度的制造陶器、石器、铁器、骨器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文化。
商殷的活动范围，在今长城南淮水北的华北平原。根据最近的调查，西至河南省西部太行山以东，北至河北省中部，南至安徽省淮水北岸，东至山东半岛，都有殷代遗址的发现。过去我们只能从河南省安阳殷墟一个地方的发掘看到殷代文化的一斑，现在却发现了好几个安阳以外的殷代（公元前一千三百至一千零二十八年）遗址。其中以郑州的殷代遗址范围最大，发掘出来的长方形房址和铸铜作坊，制骨器作坊最有重大的意义。这里看到了安阳以外铸造铜器的作坊，而在制骨器的原料中除兽骨外还有人骨。这里出土的铜器和雕刻的象牙器，与安阳出土的几乎同样达到艺术的高峰。我们继续在安阳发掘了一座殷王的陵墓，除了获得了许多铜器和一个完整精美的石磬以外，对于用多人殉葬于大墓和其邻近的陪葬的成排葬坑，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在郑州、辉县、安阳等地发掘了二百座以上的殷代小墓，获得到许多标准的殷代铜器、玉器和陶器；而铜器和陶器常常是成组的。安阳车马坑出土了可以复原的车子，和它的铜制零件。
从宋代到清代曾经出土了许多有长铭的西周铜器，它们至今还是重构西周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但是只有到最近，才发掘了西周的墓葬，才得到较完整的出土于一墓的成组铜器。在东北辽宁省凌源出土了一群燕侯的铜器，在华东江苏省丹徒出土了一群宜侯的铜器。这两个地方一在长城之北，一在长江以南，相距如此的遥远，然而两地的铜器同样的是西周初期（约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至九百四十八年）典型的形式。由此可见西周王国在成王和周公平定四方以后，其诸侯可以远到如此南北两地，然则周初最远的疆界，比我们以前所想像的要大得多。西安附近周初的京都的发掘正在进行中，我们在普渡村一墓中已获得记载周穆王（约公元前九百四十七至九百二十八年）当时的一组铜器，足以作为西周中期铜器的典范。在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也出土了西周晚期（公元前八百五十七至七百七十一年）或春秋初的铜器。
继新郑、李峪之后，最近安徽省寿县城边发掘了一座蔡侯墓，它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超过了前二铜器群。它们是春秋（公元前七百七十至四百八十一年）的晚期最典型的铜器群。蔡墓的铜器在一百件以上，包括了四组乐器，一组蔡侯嫁女于吴的媵器，一组吴王嫁女于蔡的媵器，一大组蔡侯铸作的祭器和兵器、车马器。另外还有成组的玉器。一半以上的铜器有铭文，说明它们大多数是蔡昭侯（公元前五百十八至四百九十二年）也有少数是吴王阖庐（公元前五百十四至四百九十六年）所铸的。它们是连系春秋中叶新郑铜器和战国晚期寿县楚器的中间的铜器群。它们说明了在春秋末不同诸侯的铜器的相连系的关系大于地方的差异性。最近在洛阳东郊也发掘了五十以上的春秋墓葬，可以由器物的演变分别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的。
最近几年中战国（公元前四百八十至二百二十二年）墓葬的收获是极丰富的。河南省辉县所出土的成组的陶器、铜器、铁器和车辆，可以为北方的重要的代表。其中丰富多样铁制的农具和工具，证明了战国时代铁器已经相当流行了。河北省兴隆县大批铁范的出土，尤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辉县的玉器、错金器和一个铜鉴上刻划的人物图象，表现了战国时代高度的艺术设计和精巧的工艺手法。河北省唐山出土的狩猎壶也是继承春秋晚期的一种特殊的用纯铜镶嵌成鸟兽花纹和狩猎图象的新技术。湖南省长沙附近的三个完整墓葬，可作为战国时南方的代表。左家公山一墓，除了闻名的漆器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竹筐内盛了由毛笔、竹简等组成的“文房四宝”和天平法码，又有竹木制成的许多武器（模型）。仰天湖一墓，除了著名的木俑以外，有七十二片写了字的竹简。杨家湾一墓，除了漆器，木俑、铜镜以外，还有木制的瑟（模型）。长沙战国墓有保存很好的棺椁，尸首和包裹尸体的丝帛，甚至于脑髓还在。
汉墓更是普遍的出现于各地，六年中所发掘的已在二千座以上。各种用木材结构、圹砖砌成或刻画图象石条所建成的墓室，已经不复是以前的专埋尸骨的坟墓，而是规模较大的地下的“阴宅”。它们本身是一种营造或建筑。因此，在汉墓中更具体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情况。各种质料所制成的殉葬品，不是在形态上而是在彩绘或色泽上比以前更绚烂起来。彩色鲜明的生活写实的殉葬品，是它的特色。河北省望都的壁画是当时官吏生活的写照，四川省绵阳的画砖则有了农民耕作的风景，山东省沂南的墓石刻划了细致的生活细节。出土器物中，有山东省文登和广东省广州的漆器，彩绘的陶器，陶制的作为模型的房舍、车船和人物俑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我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汉墓中看到了少数民族的女酋长的生活。在一个鼓形器上，排列了小形雕塑手法的铜制人物，俨然是一个小小舞台。除墓葬外，我们发掘了洛阳市西郊汉代河南县城。此古城长宽一千四百米，系夯土筑成。在城址内，发现两汉时代的房舍、仓囤、水井、道路和其中的工具、器物，货币等。
江苏省宜兴西晋周处墓的“青瓷”，是可以定年代的早期的瓷器。周处（公元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七十九年）是晋代的将军，墓砖的文字说明是制作于公元二百七十九年，正是他战死之年。晋代以后，出土物品以陶俑和瓷器占最主要的部分。我国的瓷和陶俑在世界的美术史和工艺史上占着光辉的一页，但是，过去的研究，在断定时代和出土地制造地方面却有不少错误。这六年中全国各地的发掘调查获得了许多正确的资料，足以修正以前“赏玩家”的误解。
对于佛教的洞窟艺术，我们作了许多调查和修整的工作，在湮没甚久的荒山破寺中，也发现了许多长久被遗忘了的。在河北省曲阳的古庙地下，埋藏了上千的石刻造象。发掘出来的造像，有年号的在二百件以上。由其年号，可知它们是连续的从公元五百二十年到七百五十年间的作品，经过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武周好些朝代。这批重要的材料，不但有它们无比的艺术价值，并且是研究石刻年代的重要关键。
以上所述，只是六年来出土重要古器物的很小一部分。六年来发掘出来的丰富的地下宝藏，对研究我国历史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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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阅六年来的工会电影放映工作
全国总工会将举行工会电影观摩会演
本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检阅六年来工会电影放映工作的成绩，决定自今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会电影观摩会演”。通过会演，将评选和奖励一批优秀的电影放映单位和放映人员，以鼓舞和发挥工会系统全体电影放映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动工会的电影放映工作。
出席会演的将有三十三个工会电影放映队。他们是由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工会以及铁路和第二机械的工会选拔出来的在工作上有成绩的小队和放映人员。目前，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都正在进行选拔工作，有的省如甘肃、广东、江西、湖南和内蒙自治区的工会已经在五月份内选拔出了代表队。
会演期间，各代表队将进行放映技术操作和电影宣传工作的现场表演。大会将根据他们现场表演的技术操作熟练程度，放映时的声光质量和影片的宣传工作，并结合他们日常工作成绩和放映任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进行评比，分别给予物质奖励。同时，对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小队或个人，另外给予奖励。为了做好会演时的评奖工作，大会筹备委员会已经聘请了文化、军委和工会部门电影管理机构的负责同志、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等组成了评选委员会。
此外，在会演的同时，还将举办“全国工会电影放映队工作成绩展览会”，展出各地放映人员在工作中制作和创造出来的各种实物，如修理机器的工具、放映机器材的代用品、幻灯机、电影海报和宣传画，以及执行和完成放映任务的各种图表等。 （马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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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军英雄传”出版
本报讯 记载六十四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和模范人物光辉事迹的“志愿军英雄传”，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集已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开始发行。
“志愿军英雄传”中所记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三十多万英雄、模范和功臣中间最著名的一部分。其中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杨根思、黄继光、杨连第、伍先华、胡修道、李家发、丘少云、孙占元、杨育才和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有优秀的营、连、排指挥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班长和战士，有机枪射手、坦克手、侦察兵、司号员、女护士、手术队长、修械所长、汽车司机以及空军、炮兵、铁道兵和工程兵等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志愿军英雄传”编辑委员会在编辑过程中，对每个英雄模范的事迹，在部队各级首长积极支持下，都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这本书具有传记性文学的高度真实性，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的一个不朽的纪录。
全书近百万字，分三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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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黎族人民创造文字
据新华社海口16日电 昨天有三十七个语言专家和工作人员从海口乘专车出发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他们将在今年内全面调查黎族方言的分布和异同情况，选定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并提出黎族文字方案的初稿；同时要调查当地苗族语言，为我国创造苗族文字提供资料。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的工作人员，其中还有十七个黎族的第一批语言工作者。这些黎族干部在北京经过半年专门训练后，已经初步学会语言工作的基本知识，现在可以纪录和初步整理本民族的语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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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者之家”首次开放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设立的“记者之家”，今天下午在北京市中心区台基厂开始首次活动。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今晚在那里举行了酒会。北京新闻界人士和现在北京的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十九个国家的记者会见，并且进行了热烈的交谈。
“记者之家”今后将经常举办记者学习和联谊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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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荷兰画家伦勃朗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们今晚集会，座谈世界文化名人之一、荷兰伟大画家伦勃朗的艺术成就。院长江丰和副院长吴作人、王曼硕和教授等都在会上发言，介绍伦勃朗的代表性作品和他的艺术技巧。
中央美术学院在三天前曾举行了伦勃朗作品图片展览，由副院长吴作人向学生们作了“伦勃朗的生平及艺术”的报告，纪念伦勃朗诞生三百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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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意见
我不赞成少年儿童和成人作体育比赛
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登载了旅大市少年足球队和大连市水泥厂职工足球队举行足球表演赛的消息。我对这一报道有以下一些意见：儿童体育活动必须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进行，否则，将会损害儿童的身心发展，并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应该反对少年儿童和成人在运动场上的任何比赛。
（江苏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 邰同元）
编者按：邰同元同志来信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了更好地
开展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避免在体育活动中发生意外事故，这
件事情很值得各地学校的注意。本报六月四日所登的新闻是不适
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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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意见
赶快扑灭蚊蝇
中国用果断的办法消灭了大量害虫，这是为全世界所赞扬的。这种战斗必须继续下去。今年，北京的苍蝇和蚊虫比过去似乎大大地增多了。我想，我们不必等待政府发出新的号召才来动手扑灭。我们应当把每个苍蝇和蚊子看作是威胁自己和孩子生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行动起来吧！不要让苍蝇蚊子侥幸逃生，继续为害。 英国朋友 艾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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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意见
公开出版大学教材
我们需要买几套大学生所用的教科书自修，可是很失望，最近几年间各大学的教科书大多是自编自用而不外传的。希望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使各大学的教材都公开出版，供应广大自学者的需要。
韩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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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人心目的“武汉防汛图”
于非暗
从我能够记忆时（清末）起，好像不曾有过鸿篇巨制、动人心目的国画创作出现。1911年后，古典绘画逐渐散落民间，钻研和发展民族绘画的传统，比前已大有进步，但是画家深入生活或是经过写生的大作品，却仍有限。建国以来，由于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和对于民族绘画的重视与关怀，在国画创作方面，就一年比一年进步，一年比一年提高，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次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作品就比第一届的更多更好，其中“武汉防汛图”卷，我认为就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鸿篇巨制动人心目的作品。这卷画，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动人的现代作品之一。
“武汉防汛图”作者黎雄才，用长约八丈、高不到一尺的长卷形式画成了这幅画。有人说，作者的笔墨技法是岭南派的；也有人说他还受西蜀画家的影响。我对作者不熟识，只是就画谈画，可能谈得有很多错误，要请读者和作者指教。
从作者在这幅画的题跋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创作经过：1954年秋天，武汉江水高涨，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为百年来所未有。参加防汛斗争的有二十八万九千余人。从斗争开始到胜利结束，经历了一百天，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作者当时也亲历了这一斗争，并深受感动，因此作武汉防汛图卷以纪其事。这幅画是作者于1954年9月在张公堤上速写，1956年创作完成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幅画的所以成功，首先是由于作者对这一生动事迹有极深的感受，同时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搜集和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至于如何处理、安排和表达这一题材，又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我们看到作者采用的是长卷这一民族形式，我们还要看他在表现手法上怎样的突出主题，怎样的引人入胜，怎样的折转和归结，并且怎样的由头到尾，通体贯串、照应和关联，都是煞费苦心的事。
“武汉防汛图”的内容，有十二段。第一段描写的是：雨云笼罩的夏天，从汉口望武昌黄鹤楼一带。七月是长江汛期，洪水不断上涨，水情测量人员日夜守候在水位标尺旁，及时记录，报送防汛指挥部。作者在开头这一段里，首先引导观众由汉口望对岸的武昌，只见一片淡影，浸淫在阴沉的天气中，简括地描绘出测量人员的忠勤职守和紧张的空气，使人意味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的前奏。
第二段描绘的是：在空前持久的雨势和六、七级的巨风下，丹水池被狂风巨浪袭击出险，堤身开始崩塌，抢险队员们齐上险地，抢堵缺口。第三段描绘的是1931年的缺口处，这里现在安如磐石。这两段，作者全力来歌颂抢险队员修复缺口的英勇搏斗，同时使人记起1931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武汉大水灾，和解放后今天眼前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段，在情节安排上，为下一段歌颂“人墙”起了承接的作用。
第四段是描绘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防汛战士们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风雨中奋勇抢险，许多人跳下水去，用自己的身体结成“人墙”保护着堤身。这是最使人感动、最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也是全卷最精彩的一段描写。这一段，白浪滔天，风雨如晦，形势十分恶劣惊险。画家用极其精练的笔法，概括、集中和突出地塑造出作为“人墙”的英雄形象和他们的崇高品质。也充分发挥了国画中虚实、烘托和剪裁等传统的表现方法。
第五段是战士之家，画着雨过天晴之后，有学生等群众组成的防汛服务队来为防汛战士服务（如洗衣裳等）。第六段是水上运输，画着从全国各地运来支援修堤的大批草包等物资。第七段是戴家山，防汛第一指挥部所在地。作者在这三段中描绘了防汛的组织指挥者和人民群众的广泛热烈的支援。这些，加上前面所描绘的防汛战士们的英勇的战斗，就显明地指出了这次百年来未有的大汛之所以能被我们战胜的基本原因。这三段的画面，已逐渐从惊险的气氛转到另一比较安静的天地，使看的人，不仅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更重要的是：使观众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正确，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无穷力量。
作者在第八段里描绘的是加固工程，从这以后的几段，都是善后工作了。为了消灭堤身隐患，人们正展开大规模的填塘工程，并创造了采土的新方法，堤上有人民解放军摩托部队在巡逻。第九段是排水站，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无数的抽水机，正紧张地排除积水，有些工人在安装机器和变压器。这时的天空已经晴朗，作者仅仅使用一些浅淡的赭石颜色，就恰当地渲染出令人愉快的太阳光影，这不是作者在百忙之中着此一些闲笔，这点点阳光，是这卷画的转捩点，也即是这场斗争的转捩点。
以后，作者的笔情墨趣更酣畅了，色彩由阴暗而转为鲜明了。他在第十段描绘了排除积水后，农民们重返家园。第十一段描绘了从“金银滩”、“姑嫂树”一带望所谓“水上长城”（防浪木排），慢慢下退的水上，有由洞庭湖流下来的一些草堆。
最后，第十二段，农民们从防汛前线胜利回家，又立即投入了生产，在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上，光辉的旭日，从东方渐渐升起来了。作者在农民立即投入生产这一段中确实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在画面表现上，和第十段农民重返家园并无重复的感觉。不过，我想，从整个武汉防汛这一题材着想，假如结尾只画农民重返家园，只画“水上长城”和东升的旭日就完了，而省略农民投入生产这一描写，岂不更觉诗情画意有余不尽吗？
我对于人物山水画，可以说是个门外汉。这卷画在我看来，“大纯”之中，也还不能说没有“小疵”。例如：战士的形象，有些还不够精确细致，显得粗糙；远的鸡和近的人大小差不多；这一段和那一段的划分，往往都是画几棵大树来隔开，变化较少；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湮没这一作品的完整、成功。国画中出现反映斗争生活、有笔有墨、像这样好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我完全相信：国画创作在党的领导和国画家的努力下，将会有更多更好动人心目的作品继续出现！（附图片）
武汉防汛图（部分） 黎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