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安徽省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代表们对省委工作报告中自我批评差和大会上自下而上的批评少提出了批评,主席团接受这一批评,改进了对大会的领导。主席团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意见,调换了个别不孚众望的省委委员和八大代表的候选人。
本报合肥16日电 中共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七月二日到十五日在合肥举行。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代表上届省委向大会所作的七年工作报告中说,安徽省解放七年来,有五年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是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却已经提高到1949年的一倍以上。工业总产值,1955年比1950年增加达四倍。现在,安徽已基本实现了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手工业、渔业、船业等也都已基本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曾希圣说,安徽工作的特点是,社会改革工作和对自然灾害的顽强斗争同时并行,但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这两项任务不是互相影响,而是相辅相成地发展,使安徽虽在连年遭灾的压力下,仍能和全国步调一致地前进。接着,曾希圣在报告中,对一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批评,同时指出了今后党的工作任务。
代表们分小组讨论了上届省委的工作报告,认为几年来省委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成了中央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并认为省委提出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对避灾保收有很大作用。同时,代表们对省委在领导农业生产和购粮等工作中,对某些地区规定任务太死、要求过大提出了意见,认为这是促使某些地区发生强迫命令的原因之一,对地方工作的积极性也不能充分发挥。有的代表对目前工作中党政不分的现象也提出意见,要求改进。小组会上还对省委提了不少其他意见。
大会举行期间,大会主席团向代表们主动征求了对会议的意见。有的认为,省委工作报告虽然谈到了对工作中的一般缺点和错误,但自我批评不够;某些省级机关的负责人在自己的发言中对下边批评多,而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不少代表并对大会发言中自下而上的批评少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大会主席团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进一步改进了对大会的领导。主席团对安徽省委委员及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仔细研究后,即提交代表们讨论。这时,代表们对所有候选人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对某些候选人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提出批评,并当即要求调换某些委员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主席团及时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更换了一个提得不适当的候选人,和一个思想作风上有严重缺点的候选人,调整了六个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主席团对代表们提出的疑问,也据实向代表们作了解释。然后,代表们选举了新的省委委员,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上,代表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讨论了新党章(修改稿);最后,经过补充意见后,通过决议,同意上届省委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1956——1967年安徽省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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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学社组织有很大发展
上海分社开社员大会号召社员努力向科学进军
新华社16日讯 九三学社的组织最近有了很大发展。从今年二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起,到六月底止的四个月内,发展的社员为1953到1955年两年内发展社员总数的四倍半。这是九三学社组织部副部长薛愚昨天在九三学社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宣布的。
新发展的社员中,助理研究员、主治医师和讲师以上的占96%以上,其中有些是著名的学术工作者,如医学家颜福庆,物理学家桂质庭,文学家冯沅君、刘文典,地质学家谢家荣,天文学家张钰哲,经济学家秦瓒和心理学家孙国华等。
在这四个月中,九三学社还在成都正式成立了分社;在昆明、唐山、广州建立了中央直属小组。
新华社上海16日电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十五日举行了社员大会。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员卢于道在会上说,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举行的。他号召社员们为继续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使中国科学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笪移今作了分社三年来工作报告。他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现有社员322人,其中自然科学工作者占70%,社会科学工作者占20%。今年上半年内分社发展了169个新社员,这个数字超过过去三年发展的总和。分社现在已经建立了十五个基层组织,即将建立的还有五个。他指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今后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下,更多地反映知识界的意见并代表其合理要求;推动社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踊跃参加学术上的自由论争,向科学进军;在积极发展组织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
会上选出了毛启爽等二十七人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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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香港的慈善事业筹款
中国民间艺术团义务演出
新华社香港16日电 中国民间艺术团应香港慈善团体的邀请,从十五日晚间开始,将要义务演出三场,筹款资助香港的慈善事业。
艺术团已经新排定“桑园会”、“斩雄信”、“铡美案”、“二进宫”等京剧节目和其他新的歌唱、舞蹈节目来充实这三场的演出。香港的慈善团体虽然已经将义演筹款的票价从港币十元提高到一百元,但是预购戏票的各界观众仍然十分拥挤,十五日夜场的戏票很快就卖完了。据接待艺术团委员会票务组的统计,到十五日下午止,已经售出预购戏票款近港币十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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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来的蒋军官兵聂智威等领到奖金和生活补助金
新华社福州17日电 从金门岛、大担岛归来的蒋军官兵聂智威等四人,最近分别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领导机关发给的奖金和生活补助金。聂智威领到奖金二百五十元,黄坤雄领到生活补助金五十元,王家轮、张代林各领到生活补助金三十元。
聂智威等领到奖金和生活补助金以后,高兴地到街上买自己喜爱的东西,聂智威买了些脱胎漆器和寿山石刻等工艺品,准备送给久别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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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月份县以上单位行政区划变动情况
新华社16日讯 1956年6月份全国县以上单位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如下:上海市:
撤销水上区。内蒙古自治区:
一、撤销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联合旗,将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分为东
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的行政区域包括
原属东部联合旗的第一、二、三、四和图拉嘎等五个苏木,
旗人民委员会设在王盖庙;西乌珠穆沁旗的行政区域包括原
属东部联合旗的第五、六、七等三个苏木,旗人民委员会设
在喇嘛库伦庙。
二、锡林郭勒盟的西部联合旗改名为阿巴嘎旗。福建省:
南平专区的永安县划归龙岩专区;晋江专区的长乐县划归福安专
区。湖南省:
撤销黔阳专区的晃县,成立新晃侗族自治县,其行政区域包括原
晃县的行政区域和芷江县碧涌区的姑召、土鹿坪、碧李桥、米贝、
竹坡、步头降以及新店坪区的腿溪等七个侗族聚居乡。县人民委
员会驻新晃。江西省:
撤销原由省直辖的庐山特别区,将其改设为庐山管理局,作为省
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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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战士在成长
初次跳伞
伞兵某部队在五月份举行了一次跳伞练习。新入伍的士兵也都参加了这次跳伞。跳伞员按照规定操纵降落伞,动作熟练,沉着勇敢,全部安全着陆。
新兵们对这次跳伞练习都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说:三个月前我们还是个农民,从没见过跳伞。经过这次尝试,我们有信心做一个优秀的跳伞员。
和老战士一样值班
某部三连记录兵全祖德,是今年三月应征入伍的,参加训练才一个月,他的自记分速已达一百八十五个字,听记分速已达一百七十个字。按照规定,今年记录兵在全训练期每分钟记一百七十个字就算及格。这样一来,全祖德已经达到了九个月的训练指标。
开始,全祖德只是拿着铅笔一股劲地练习,不讲究方法。虽然练的速度很快,但质量不高。班长和老记录兵就告诉他写数字既快又清楚的经验。全祖德接受了同志们的指导,很快就摸到了门路。现在他已经能和老同志一样值班了。
一年达到三年指标
1955年入伍的许奎章,是某部独立通信营的无线电员,他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已经达到了三年的训练指标。一年来,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不断地练习,甚至走着路都叨念着:“达地,达地……。”现在能每分钟收报三十组,发报二十七组,专向通报定额每六十分钟达到七百八十组。今年二月份就达到了一级无线电员的水平。他得到了营的“队前嘉奖”,并晋升为下士。
射击场上的新手
这是一次引起某营全体官兵兴趣的试射。参加试射的是射击场上的新手——李永邦、王如耀、蒋树德、叶金章和王修明。他们都是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
这是他们入伍后,经过艰苦的预习,第一次到射击场上参加试射的。最年轻的李永邦,首先登上射击台,他的心里确实有些慌,当指挥员发出射击的口令以后,他推上子弹正准备瞄准,突然右手往后一滑,“砰”的一声,子弹飞出去了。意外的走火,使人们都为他着急,李永邦一时慌得连退子弹壳都忘了。他想:第一次射击就这样结束了吗?不!另外两发子弹一定要打好。他思索一会,开始沉着起来。结果,第二枪中了外环,第三枪中了内环,成绩是良好。
王如耀吸取李永邦的经验,登上射击台以后,不慌不忙地准备射击。他打定了主意:不合要领坚决不打。第一枪打得很好,以后的两枪更沉着了。结果是三发三中,弹着点在内环中心排成一个直径不到六公分的三角形。
接着,王修明、叶金章、蒋树德进行射击,成绩都是良好。
试射结束了,五位射击场上的新手,给全营新兵增强了打好第一次练习的信心。但他们并不满足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教练员的帮助下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争取在今年的训练中成为优秀射手。(附图片)
杨志义(左第四人)是去年入伍的新兵,在坦克部队某部四连当装填手。入伍后,他就和大家一块进入了紧张的学习,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图为团首长在检查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
崔祥忱摄(解放军画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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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修越漏的房子
“不修则罢,越修越大,
外面雨大,屋内哗哗,
外面不下,屋内滴哒”
这是人们“歌颂”沈阳市房地产局工程公司修理房子的打油诗,该公司最近修理了市区一部分房子,修完之后,立即受到了考验,下起倾盆大雨来了。这时,南一经路粮食供应站新修的房子原来只漏三处,这回漏成八处。北关区海城胡同一号的住房在“考验”之下,几乎变得体无完肤,人们只好在床上用油布搭起防雨棚来避雨。至于经过这个公司的修理,有多少门开不开,窗关不上,地板起伏,墙面凹凸,更不能计算了,据该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保守的估计,起码也占一半以上。
修理的性质,本来属于建设,沈阳市房地产局工程公司也是我们国家的一支建设力量。可是这支建设力量在修理房屋当中创造的“业绩”竟使人无法和建设这类字眼联系起来,这实在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不知道领导这个工程公司的机关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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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剥掉这层保守思想
人们总以为干青年团工作的人,一定都是年轻有朝气的,可是有些地方却完全打破了这种“常规”。像辽宁省就有许多乡青年团总支书记是三、四十岁的壮年,甚至五、六十岁的老年。西丰县三十五个乡团总支书记中,三十岁的仅有二人,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有二十五人,五十岁以上的还有八人。这样一些年过半百、须发斑白的老头子,要领导好青年团的工作,当然是有很大困难的。比如盘山县团委,要一个五十九岁的乡团总支书记,根据青年人的特点进行工作,这个书记苦恼极了,找了许多时候,找不到青年人的特点。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老头子做青年人的工作呢?据说是:怕青年人干不了,必须要上了年纪的人兼任。即使这些老头子兼而不能胜任,他们也很放心,而不愿提几个青年人闯一闯。其实呢?只要剥去一层保守思想,这种现状就可以大大改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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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姜铭祥的“惯例”
在建筑工程部第四卫生设备安装公司洛阳工程处的干部中,谁都知道党委委员兼保卫科长姜铭祥有一个惯例:每到星期三下午的理论学习时间,一定要下“紧急通知”开会。开始,人们还以为这两件事情仅仅是凑巧碰上的;或者是姜科长的工作太忙了,以致不能不占用理论学习的时间开会。后来,大家渐渐地明白了,那两种猜想都是不正确的,原来姜铭祥同志是要达到不参加或少参加学习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也确实达到了:从今年一月份起一直到现在,姜铭祥只参加了一次中级组的小组讨论,听了半次报告。学习测验更不用说,他是不参加的了。
姜铭祥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机关的党委委员,为什么要逃避党章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管怎样,那里的党组织首先应该打破姜铭祥这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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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他该受法律制裁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现役军人,现在我要向你们控诉浙江省公安厅工作人员胡景洲破坏革命军人婚姻的违法行为。
1954年10月,我妻子段征从部队转业到沈阳市交际处工作,当时在北京国际旅行社工作的干部胡景洲也同时被派到该处工作,他俩在一同工作期间,胡虽明知我妻子是有夫之妇,但却对她产生了不正确的“爱情”。后来胡被调至浙江省公安厅工作,仍不断写信给我妻子。1955年10月,更恬不知耻地向我妻子求爱。十一月我从某军校结业,被分配去沈阳工作,发觉他们之间不正确的关系,便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并通过组织,分别给他们以说服教育。按理说,胡景洲应该痛改前非,断绝和我妻子的关系。谁知他反而加紧向我妻子进攻,甚至逼迫我妻子和我离婚。更加使人不能容忍的是:1956年春节,当我从交际处回部队后,胡景洲便乘飞机从杭州赶到了沈阳,和我妻子在一个旅馆里鬼混了两天,第三天组织上发觉,胡才被迫返回浙江。事后,交际处党组织对我妻子进行了教育与处理(她是共产党员),她也在支部大会上作了检讨,并表示要决心和我搞好关系。胡景洲却仍缠住她不放,暗中唆使她和我离婚。
胡景洲身为国家机关干部,竟然知法犯法,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许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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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理应一视同仁编辑同志:
在我们省的一些机关里,还存在着所谓“旧人员”问题。一些同志包括少数领导干部,对这些“旧人员”还抱着歧视的态度。甚至还有这样的干部,看到他们努力工作,就说是“假积极”;看到他们小手小脚,就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看到他们在会上积极发言,就说是“说漂亮话”;看到他们不敢发言,就说是“思想落后”;看到他们中有的人想要求入党,就讽刺说是“癞蛤蟆想上天”。总之,不管他们表现怎样,这些同志都觉得“不顺眼”。至于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苦闷和要求,那就更加“不屑于”过问了。
对于他们,现在公开叫“旧人员”的已经不多了,但背后这样叫的还时常听见。我以为歧视以致打击这些人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当中才德兼备的也应该提拔;具备党员条件的,也可以接收入党。同时我也希望这些所谓“旧人员”同志不要因为自己曾在旧政权机关做过事而自卑,应该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在建设我们祖国的劳动中发出自己的一分热来!  冯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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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民族干部的成长
本报记者 秦军光
云南省已经培养、提拔了一万七千多个民族干部,其中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占15.4%。云南省的民族干部能够这样迅速成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丽江专区所属的七个县培养了九百三十多个民族干部,占七县干部总数的40.33%;云南省贸易系统在边疆各地也培养提拔了占干部总数的40%以上的民族干部。
在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的时候,云南省的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提出的“大胆放手”的精神,破格地提拔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副主席许文安就是被党破格提拔的一个。解放前他是一个受苦人。在党的关怀下,几年来他住过民族学院,到过北京和其他许多地方参观;党把他由一个普通人培养提拔成乡长、副区长,由副区长一下提拔到自治区副主席的领导岗位上。
民族干部迅速成长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外来的汉族干部建立了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因而能够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中得到提高。外来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文化、政策以及工作方法和汉语;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外来干部熟习地区情况、风俗人情以及教外来干部学习本民族语言。如在怒江的傈僳族聚居区工作的外来的区乡干部,已有90%以上的人学会了傈僳族话。
但是,目前在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中,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赶不上工作日益发展的需要,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至今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干部,像文山专区的瑶族人民就非常渴望有自己的民族干部。在培养提拔民族干部中,仍有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低估民族干部的能力和作用,而不积极培养提拔,甚至个别的汉族干部还有同民族干部比资格、比能力、不服气和包办代替民族干部的工作等现象。因此,在六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云南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继续批判汉族干部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积极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以适应各民族地区日益发展着的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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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内地到新疆来的年轻人
储安平
这一年多我在新疆旅行,无论在矿山、工厂、部队、农村或者城市机关,都接触到很多来自祖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他们都具有不辞艰苦的勇敢精神。虽然各人的工作不同、所在的地区不同、担负的责任不同,但他们都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兄弟民族,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兢兢业业地献身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在独山子油矿会见了在苏联专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钻井技师王炳诚。1951年王炳诚在北洋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独山子工作;和他一起到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学毕业生。他们到独山子后,苏联专家一开头就具体指导他们从实际的工作中熟悉了钻井技术每一个大小粗细的操作过程。王炳诚也搭过井架,安装过机器。他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使他后来在升任为钻井技师、去年又升任为独山子油矿的代理总工程师、担任了钻井工程的领导工作以后,体会到许多深刻的益处和意义。不仅在技术上,王炳诚因此掌握了钻井工程的全部环节,而且,由于他和工人在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生活,穿一样的衣服,讲一样的语言,怀着同样的感情,因而缩小了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工人把他看成了自己的一个伙伴。王炳诚这种从根本做起的踏实作风,推动了矿上其他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使大家后来也都走了同样的道路;在王炳诚以后,又有更多的中国青年钻井技师在苏联专家的培养下成长了起来。
解放以前,新疆没有现代工业。解放后这几年,乌鲁木齐陆续建立了钢铁、电力、纺织、农具制造、汽车修配以及面粉、水泥等工业。很多青年工人从内地前来支援新疆的工业建设。像我访问过的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和乌鲁木齐农业机械厂,大部分的工人都是从内地来的。八一钢铁厂建立以后,它基本上供应了这几年新疆在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农具制造以及民用方面的钢铁需要。乌鲁木齐农业机械厂从1952年到1955年一共制造了大小农具十四万件,对于这几年新疆农业的增产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那十四万件农具70%的原料,也就是八一钢铁厂供给的。七一纺织厂建立以后,使兄弟民族能够买到更多更便宜的布匹。内地工人到新疆来不仅支援了兄弟民族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帮助了兄弟民族学会生产技术。在许多工厂里,很多兄弟民族工人在汉族工人的帮助下成长了起来。我在七一纺织厂访问时,一个织布车间的维族女工库里娜说,她的老师赵富华(汉族女工)不仅在车间教她,下工后还到宿舍里去教她,有时教到很晚很晚。库里娜学了三个月就能独立工作,她现在已经能管二十四台织布机。另一个精纺车间的维族女工布沙衣说,她的老师姜保兰耐心地教她各种操作方法,教她怎样才能少出废花,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姜保兰不仅教她技术,还在政治上帮助她,鼓励她立功,鼓励她入团。现在布沙衣可以一个人管六百个纱锭。她参加了工会,参加过乌鲁木齐的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且加入了青年团。
在新疆军区农业生产部队里,也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参加着各项生产建设。当我在玛纳斯河流域大泉沟水库工地参观的时候,会见了好几个在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到新疆来工作的山东姑娘。她们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机器,可是现在她们都成了很好的拖拉机手。有一个叫周长兰的,她在学习驾驶拖拉机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什么前轮叫“引导轮”、后轮叫“主动轮”,又是什么“前后横轴”、“中横轴”,单单这些名字就把她搞得脑头昏胀。但是困难虽多,她终于还是学成功了。另外一个女拖拉机组长李庆云,不仅学会了驾驶拖拉机,还学过驾驶挖土机。她所领导的一个组在当时的大泉沟水库工地上是有名的:团结好,分工好,工作质量好,机器保养好,而且事故少。李庆云说:“回想我在山东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妇女。到了新疆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我也能够驾驶着现代化的农业机器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了。这将永远使我感到安慰和自豪!”
在阿勒泰、塔城、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以及南疆各地,都有专门学农的内地青年深入农村,帮助当地农民改进各项农业技术。仅在南疆的喀什、叶城、和阗三个地方,我就见过浙江农学院、华中农学院、西南农学院和西北农学院四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吐鲁番葡萄沟、我曾经遇到一个农业技术青年,他一个人负责整个葡萄沟的技术指导,不懂得话,还要学话。他们的艰苦的劳动,对于这几年来新疆农业生产的提高是有贡献的。在和阗地区,还有一批从江南来的蚕桑干部,其中一部分是苏州浒墅关蚕桑学校毕业的。她们有的在和阗缫丝厂工作,有的在和阗蚕桑试验站工作,有的就直接深入乡间帮助农民育蚕。1955年和阗县一般农民平均每盒蚕种(十八公分装)产茧三十一市斤,但是有蚕桑干部指导的重点社,平均每盒产茧五十市斤,其中最高的达到七十五市斤。这说明她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上海的女孩子,特别在最近一两年来新疆的很多。她们有一部分工作在医药卫生岗位上。我曾在乌鲁木齐的军区医院住过一个时候,那儿的护士绝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来的。上海女孩子更大部分是在财经贸易系统工作。在新疆,无论到什么地方,在贸易公司、百货公司这些单位里,你都会遇见这些年青活泼美丽的上海姑娘。她们的长处是机灵细心,很适合于作售货以及会计、统计等工作。这一批十七八岁的江南姑娘成了目前新疆商业系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此外,这些女孩子还活跃了当地的一部分社会生活。举行舞会要是有了这一批“生力军”参加,会场就更显得欢腾活跃。
当然,还有很多从内地来的青年在新疆担任了机关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许多区委书记同志。新疆地方辽阔,常常一个县比内地的一个专区还大,一个区比内地的一个县还大。从一个区的这头到那头,常常要骑马走上两三天。就在这样一大片地面上,所有关于党的政策方针的宣传、传达,以及上级规定的任务的布置、推动和检查,都要通过并依靠这一个区委书记。区的编制中没有翻译,区委书记不懂维文也得硬逼着学,否则就无法工作。区委书记不是在农村,就是在牧区,生活作风还得民族化。这些区委书记,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为边疆建设服务,为兄弟民族服务,数年如一日。知道他们的人不多,但他们做的工作却不少。
这些从祖国各地到新疆来建设边疆的青年男女,大都赞美、满意新疆的风光生活。他们都安心在新疆长期工作下去,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育下,他们都能够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和兄弟民族团结得很好。靠了他们和全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几年新疆在各方面的建设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整个新疆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同时,这些勇敢有为的爱国青年,他们自己在实际的锻练中也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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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气”临门  吴 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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