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严中平
不久以前，党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最近党又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中国的文化建设高潮，不久即将到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即将对世界科学宝库作出辉煌的贡献。
应该明确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高潮，和春秋战国时代、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景象是有其本质上的区别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我们的“百家”抱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也不仅仅在于我们受到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在于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是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审察科学的发展规律，自觉地、有计划地投身于这个运动，为推进科学的全面发展而贡献个人的劳力的。这一点，是古代各国学者所不曾想像到的，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所不能想像到的。
目前中国各门科学所已经达到的水平是很不一致的，有些部门，我们已经拥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杰出的科学家，另一些部门，基础还十分薄弱，甚至根本就是空白的。这个情况规定当前中国各门科学的有计划的发展，需要对不同的学科，安排不同的重点工作。某些比较先进的学科，已经有可能集中力量去解决进一步提高的关键性问题，另一些空白或薄弱的学科，则需要大力从事基础性的工作。
现阶段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基础十分薄弱。最近将来的工作重点，似乎应该放在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印行上。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早已作了原则性的科学规定，解放前若干先进作家对这方面的历史发展情况也作过轮廓性的描述。这些先进作家的轮廓性的描写，到了文化高潮前夕的今天，是远远地不够满足日益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了。遗憾的是，解放七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展得非常迟缓，竟使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学科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内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今年二月，我们曾经对解放后六年多的经济科学方面的论著做过一次统计，结果得知在将近三千种专书和期刊论文中，以中国经济史为题者只有三十种，而近代经济史部分又在这三十种里占一个不大的比例。这个统计不够全面，不过这已经很够表明，在这期间，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上大致已花费了多少劳力。像这样的进展，显然不能算是迅速的。
由于解放前积累之少，解放后进展之慢，目前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学科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不独科学研究成果显得贫乏，就是比较系统的参考资料也感到饥荒。到目前为止，当我们谈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我们常常还离不开帝国主义辩护士如马士、雷穆之流的荒谬著作，从其中找寻历史线索，转引资料，有时观点亦受其毒害而不自觉；当我们谈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经济的变化时，时而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强调其解体的一面，时而又为了说明封建剥削而强调其残余势力的一面，对于怎样解体，怎样保持残留的辩证过程，至今还缺少具体的全面的研究；当我们谈到土地问题时，则无时无地不在兼并集中，但是人们不明确二十世纪的集中和十九世纪的集中有何差别，也不明确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有何变动，至于在地主阶级内部也还存在分散过程，就更加很少引人注意了；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浮游在两重性、软弱性之类概念上，而没有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对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和相互矛盾作出具体深入的分析；我们甚至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发生、成长、壮大的过程，对于他们劳动、生活、斗争的历史，也还没有做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来。另一方面，旧中国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学者又是没有留下合乎起码要求的经济统计资料的，到如今，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旧中国人口多少、耕地多大、工、农各业的产量、产值如何、国内商品的流转情况如何，更不用说其他许多问题的细致深入的精确数字了。
但是，不能忘记，“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此，以研究经济基础为职责的经济史这一学科就成为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等专史以及通史所不可忽略的基础学科。我们看到毛主席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等问题时，在分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经常是从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从他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入手的。毛主席在号召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问题进行研究时，也常常是把经济列为首位的。不能想像，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忽略了对于经济基础的分析，能够对上层建筑做出全面深刻的研究成果来。
事实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上述落后状态，它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各项历史问题研究上的薄弱环节，已经给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解放以后，关于近代中国社会许多历史问题的著作，不能算太少，特别是农民起义史的研究，论述最多。但是这些著作对于经济基础的分析，往往缺乏丰富的资料，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太平天国、捻军、伊斯兰各族、义和团诸大起义时，各地区阶级分化的具体情况如何，就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人们常常把这些运动的失败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其实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这个一般性的说明是可以适用到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的。用这样的说明来代替对于历次起义失败原因的具体分析，自然就容易忽略了对于各次起义特点的研究。又如关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描述，也还多限于个人的、党派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很少分析当时社会的经济情况；最常见的现象是，当人们讨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五四运动等等问题时，多半要拿纱绽统计来阐述自己的论点，但是不仅许多作家所用的数字互相纷歧，莫衷一是；就在同一作家的不同著作里，也出现了不同的数字；甚至同一本书里，两处引用，也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数字！我们不妨夸大一点这样说，现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关口，不加强经济史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
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上述落后状态又给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从来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工作者就是不多的。目前副教授以上的中国经济史教学人员全国不过三十人左右，而专攻近代经济史者又是这三十人中的少数。按规定，综合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和财经学院的某些专业都应讲授经济史，或中国经济通史，或中外经济通史。外国的或可缓教，中国的不能缓教；古代的或可缓教，近代的不能缓教。不用说，以少数人包办中外古今是很困难的，就是专教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一件很吃重的任务。因为过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是这样的贫乏，以致讲课人几乎样样都要从头做起，于是找资料，写讲稿，从无到有，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而结果还是未必能讲得全面、深入。这种情况表明，当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落后状态正严重地阻碍下一代的成长。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过去成就之少，目前专家之少，以及这二少对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所造成的困难，而且在于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在工作上还没有表现出扭转局面的显著倾向。据悉全国将近一百五十所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包括经济史）、财经各专业，今年度的科学研究题目共约九百五十多个，其中有关中国经济史者仅二十四个，约占研究总数的2.5％，属于近代经济史范围的凡二十个，约占2％，又上述院校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题目共四百二十个，其中可以列入中国经济史范围的凡八十三个，约占19.8％，而属于近代经济史范围者则又只十九个，约占4.5％。至于专门编辑经济史资料的，只有一个题目，占经济、历史两类题目的一千三百七十四分之一！科学院各单位和国家行政机构、企业机构的研究题目尚无统计，不过目前大部分研究力量分布在高等院校，高等院校科学研究题目的这项估计，是可以表明最近将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史工作者大致的研究方向的。我们认为在现实和历史、古代（包括中世）和近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撰述论著和编纂资料这些工作上，像这样去配备研究力量是否恰当，是一个很值得商讨的问题。如果平均说来，研究题目的数字就可以代表劳动量，那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工作者就只拿出一千三百七十四分之一的劳力来编纂资料，这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的。
历史学家必须掌握大量资料才能执笔创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历史科学必须发掘大量资料才能昌盛，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略了。在古代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史学的进步是依靠历史学家个别地、自发地发掘资料，分析研究而缓缓前进的。这些历史学家没有共同的理想，谈不上分工和合作，他们是各自接受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支配而盲目前进的。如今我们既然是抱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审察科学的发展规律，自觉地、有计划地为推进一门科学的全面发展而贡献个人劳力的，那么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学科的难关在于资料饥荒。由于资料饥荒，比较有研究经验的人就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正需要学习研究工作的人就缺乏精神食粮，从而这门学科也就处在瘫痪状态，难以迅速前进。因此，我们认为迫切的任务是大力收集、整理、编纂资料，首先解救资料饥荒，普及基本知识，从普及中求提高。
我们所谓收集、整理、编纂资料，包括从大量文献中淘洗出有用的记载，系统地加以整理、编纂的工作，也包括编印某些档案、手稿，和翻译某些外文文献的工作。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几乎是随地皆有，俯拾即是的。出版品中，文集、杂志、方志、报纸等等藏有资料；档案文献中、旧政权的政府卷宗、中外私营企业的账册，也都藏有资料。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工作者，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就地取材，编出有用的资料来。小自根据古老店铺的账册整理工资、物价、银价之类统计，大至综合书报档案编纂一公司、一行业、一部门、一地区乃至全国历史发展情况资料，或数年、或数十年、或百年，都无不可。听说上海某位老教授正在领导一个小组整理申新公司的卷宗账册，这就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工作，我们预料他们的工作将会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做出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来。
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工作，当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工作者的任务。不过这也未尝不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一门历史科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既然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自然就有必要。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完全放开经济基础的研究，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实上，今天在高等院校进行经济史教学工作者，也以从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历史两门学科里转业而来的占多数。目前这方面的专业队伍还不够强大，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历史方面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潜在力量还是相当丰富的。
我们认为目前各院校各自为政、孤立作战、包办全套资料和讲稿的办法是需要改变的。我们建议，集中高等院校一部分教学人员来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通用讲义，分发各校应用。这样，各地就有可能以各校经济史教学人员为中心，联合校内外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组成工作小组，集中精力于某些专题资料的收集体、编纂工作。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比较迅速有效地解决当前的困难。
应该说明，我们无意于把编纂资料和撰述论著对立起来，我们认为专家的研究论著将对资料工作发生指导作用，资料工作者也有义务提出自己对于问题的理解和看法。我们也主张教科书应该编写多种，不必定于一尊。但是当前的具体需要有先后、有缓急，各门科学的发展有程序，有规律，因而全面的工作布置也就应该有步骤、有重点。我们认为目前我们这一学科的问题，主要的还不在追求提高，而在普及基本知识，从无到有。没有通用讲义，则教学者气都喘不过来，那里还有余力争鸣？没有丰富资料，著作家也是无所争其鸣的。为了实现百家争鸣，我们正需要为争鸣准备条件。至于已经掌握大量资料、胸有成竹的作家，当然是有可能也有必要引吭高歌的。
十五年前毛主席就号召我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了。今天应该是我们实现这个号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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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多位作家去重要工矿区
他们将创作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作品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邀集全国各地五十多位作家组成作家参观团，分两批去东北和南方的重要工矿区参观访问，以扩大作家的生活视野，吸引更多的作家创作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作品。
作家参观团第一批团员孔罗荪、罗稷南、陈伯吹、陈残云、汪静之、周洁夫等二十四人，十五日从北京出发赴沈阳、长春、哈尔滨、抚顺、鞍山、旅大等地。第二批二十多人将在八月间出发，到大同、太原、洛阳、武汉、上海和杭州等地。另外，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密切同作家的联系，协助作家更多地和工人接触，最近并邀请了一批作家在夏季到青岛去休养。应邀前往的作家张天翼、艾芜和诗人臧克家等已经在十五日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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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界的新生力量
据新华社天津15日电 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十五名应届毕业生已经以优良的成绩结束了五年来的学习生活。在最近陆续举行的四次毕业演奏会上，他们都演出了自己较好的作品和节目。
这批毕业生包括作曲、声乐、民族乐器、管弦乐和钢琴五个系的学生。已经掌握了作曲基本理论和技巧的作曲系十名毕业生，在学习期间都创作和改编了许多具有民族色彩的作品。在作曲系举行的毕业演奏会上，他们共演出了七十三首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已被选为这个学院参加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音乐周的作品。
本届毕业生中还有善于演唱民歌的青年歌手李?，最近在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塔姬雅娜的梁美珍，以及单簧管吹奏者、蒙古族学生聂靖宇和擅长民族乐器的胡琴手、钢琴演奏者、小提琴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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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长安县发现西周遗址
据新华社讯 一处规模比较大的西周遗址，最近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陕西省长安县丰西乡发掘出来。
这处遗址距现在大约有三千年。在已经发掘的一千三百平方公尺的遗址中，有圆形和长方形的房屋遗址、烧制陶器的窑址和长方形的水井。在房屋遗址中有炉灶和水缸。另外出土的还有铜镞、石刀、骨镞、占卜用的兽骨、龟甲和一些制作很精致的骨簪、佩玉等装饰品。这些遗物和遗址反映出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情况，有助于对西周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在遗址中同时发现的还有西周时期的墓葬四十二个，其中的俯身葬、腰坑等葬法和殷代的埋葬习俗很相近。
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的京城——丰京和镐京便在陕西省长安县澧河的西岸和东岸。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调查，证实澧河东岸的普渡村和西岸的秦渡镇一带长约二十多里的地方有相当多的西周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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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积极推行普通话
本报讯 云南省各地已有一百多县市开办了普通话训练班。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一万一千多小学教师和部分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普通话的学习。昆明、下关、宜良、玉溪等地部分小学已开始用普通话教学，今秋将有三十五万多一年级小学生被改用普通话教学。省教育厅上半年举办了两期北京语音讲师训练班，训练了一百三十四个县市的小学教师四百四十三人，其中有回、民家、纳西、傣、彝、苗、土、沙、傈僳等民族教师七十三人。省教育厅并要求各地在暑假前训练小学教师一万二千人。各地在推广普通话学习中，各级党委都很重视。澄江、路南等县在学习开始时，县委负责人还作了动员报告。在路南县的训练班里，教员们采用了民族形式进行教学。各地训练班还特别重视整理方音和北京音的对音规律，云南省北京语音训练班初步整理了九十九个县市的方音和北京音的粗略对音规律。（云南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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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在文山等地调查语音
本报讯 云南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最近对文山、曲靖、楚雄、宜良、保山、昭通、个旧、昆明等地的语音作了调查，找出了这些地方的方言和北京语音的对音规律。教研组认为，云南人说普通话，除个别读音不同的，如云南人把ㄓㄔㄕ的音读成ㄗㄘㄙ，把ㄩ（鱼）的音读成“彝”等以外，一般的只需要按照北京音的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改正方言的声调即可，用不着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去改正。现在，教研组正在把所调查的材料进行整理，并且准备在今年暑假期间，继续进行调查和研究。
（云南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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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所又编成经济资料八种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编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七种，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约120万字；（已付排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两种，约120万字；“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种，约120万字；“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种，约40万字；“清末信贷风潮资料”一种，约20万字。
此外还编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化资料汇编”一种，约六十余万字，现已在排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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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所编纂“语言学术语”
为了消除目前语言学名词术语使用上的混乱现象，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正在搜集和整理各方面的有关材料，进行“语言学术语”一书编纂工作。这本书是供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使用的。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俄汉对照的语言学术语，第二部分是汉俄对照的语言学术语。第一部分的初稿现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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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美术界的喜事
中央美术学院附设中等美术学校本学期招收七年制学生的消息在中国少年报发表后，各地爱好美术的少年儿童纷纷报名投考。报名投考的小学毕业生达一万五千多人。报考的儿童有绘画天才的很多，但因限于名额，经审查准考的只有二百人；七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考试两天，将录取四十名。他们入学后将受到很好的培养。
十一岁的儿童任宇，是全体考生中最小的一个，她画得又快又好。左图是她在考试时作试卷的情形。右图是她的一幅创造画。画的内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画两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在雷雨的天气里，帮助一位小女孩返回家中的情形。 毛松友 纳一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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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出版“朝鲜书志学概要”
最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出版社出版了“朝鲜书志学概要”一书。这本书是由朝鲜国立中央图书馆书志学部编的。它对于从古代到李朝末期的主要文献，做了概括的介绍，对其内容作了详尽的解释和评价。
这本书对留传到现在的古文献，分门别类地做了介绍。它分析的古书有五百多本，其中包括书志学、字典编纂、农学、医学、天文、数学、经济、历史、地理、军事、语言、文学、宗教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情况。
这本书是一本综合性的参考书，也是一本全面介绍朝鲜文化的书。它的出版，对今天在朝鲜广泛进行的古典文化研究工作有巨大的帮助，同时对于重新整理古典书籍，纠正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歪曲的部分，把宝贵文化遗产介绍给人民，并健全地发展朝鲜民族文化，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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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朝鲜文译本出版
今年年初，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的朝鲜文译本。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学者们，从很久以前就倾注全付精力来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工作。1950年初，翻译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但由于祖国解放战争的爆发，这个工作便中断下来。这次出版的
“资本论”是第一卷第一分册。其中收录有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第二篇“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次出版的“资本论”朝鲜文译本，是根据德文第四版（恩格斯编订）和1953年俄文版翻译的，译者为已逝世的政治经济学家补克采。今后，“资本论”三卷朝鲜文译本将分成五分册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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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用显微摄影术拍摄未出版的文件
日本科学院在国际科学协会的赞助下，开始利用显微摄影术拍摄散存于欧洲各国档案馆中有关日本问题的未出版的文献。日本岩生教授已对尼德兰等地的日本文献进行拍照。在伦敦，岩生也对公共档案馆、大不列颠博物馆档案部等处收藏的未出版的日本文献进行拍照。一批属于东印度公司日本部的十七世纪初期的文献，已拍摄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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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被害地点已经考定
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的被害地点，已经考定为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这是最近一期“历史教学”上所发表的“关于大顺军领袖李自成被害地点考证”一文所证实的。
关于李自成的殉难地点，有过好几种不同的记载，其中比较可靠的记载都认为殉难于湖北九宫山。但是对于九宫山属于那一县管辖却有二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通城县，有的说是通山县。这次“历史教学”编辑部根据两种比较原始的资料——康熙四年的“通山县志”和通山县“程氏宗谱”的记载，并分析了李自成的进军路线，肯定九宫山属于湖北通山县，不是通城县。“历史教学”编辑部的考证，经过湖北师专历史学系、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和金毓黻先生的研究，他们又补充了不少有力的证据。所有的考证和意见都在1956年第六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郭沫若先生也认为这一考证是确实有据的，是可以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