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内务部定于第四季度召开
革命老根据地工作会议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最近向陕西、甘肃、山东、江西、福建等十九个省、市的民政部门发出通知,决定在第四季度召开革命老根据地工作会议,并且要求各有关省派出工作组到革命老根据地了解当地存在的各项问题。
通知说:解放以来,革命老根据地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地区过去受战争破坏很重,而且大部又都是贫瘠山区,因此,目下群众生产、生活仍存在不少困难。为了进一步解决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在生产、生活、交通、文化、卫生、烈士追恤、干部群众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决定由内务部于今年第四季度召开革命老根据地工作会议。因此,有关各省应当派出有曾在老区工作过的相当负责的干部参加的工作组去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调查了解,研究当地存在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是:(一)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情况及远景规划;(二)群众在生产、生活、交通、文化、卫生等方面存在那些困难和问题;(三)烈士追恤工作和干群关系;(四)其他问题;(五)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
通知对出席会议的人员和人数也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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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到革命老根据地访问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最近组织了十四个曾经在革命老根据地担任工作并且同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中央机关的负责干部,前往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访问。这十四个负责干部中有九人已经在七月初出发,其余五人也将在七月中、下旬陆续出发。
这次访问的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区、川陕区、陕甘宁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等革命老根据地。访问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老根据地的生产恢复、发展情况和远景规划;在发展生产上还有什么困难问题,同时征求当地人民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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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沈阳14日电 辽宁省全省国营工业预计在今年国庆节将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这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代表省委会在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大会从七月二日到十一日在沈阳举行。代表全省四十多万共产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623人。
大会总结了1955年六月中共辽宁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全省各项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大会着重讨论了加强企业中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新高潮的领导和农业生产等问题。
大会通过了“中共辽宁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选出了中共辽宁省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候补代表。
大会认为在一年来的工作中,特别是最近六个多月中,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新高潮已有巨大的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开展比较广泛,部分计划指标完成较好;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单位不断增多,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学习先进经验热情很高,大部分职工突破了旧定额,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大会在肯定成绩同时,也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会认为最主要的缺点是全面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不够;不少单位在竞赛中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密切配合协作精神不够;反对保守思想虽有巨大成绩,但对某些单位所产生的一些片面观点和盲目冒进情绪,及时指出和防止不够。这些说明省委和各级领导还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大会指出:辽宁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百倍地工作。今后首要的一环,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正确地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代表们在发言中,对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和劳动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他对发挥地方工业潜力、改善粮食供应工作等问题,也提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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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前线官兵争取做保卫祖国先进者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14日电 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部队的官兵们,都在为争取做一个“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分子”而努力。
守卫在海防线上的步兵部队,最近出现了大批的优秀射手和射击成绩优秀的单位。前沿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队也出现一批新的“全能炮手”和“技术能手”。某高射炮兵部队第八连四个星期完成了一个半月的训练任务。
在战斗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英雄事迹。某海军巡逻艇艇长刘润兴率领他的水兵在一次对空作战中,和兄弟艇一起与十二架蒋机战斗,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击落、击伤蒋机各一架。
在战线的后方,汽车驾驶员提出“保卫祖国,安全行车,节约油料”的口号。新战士刘善仙等十六人,二十七天学会一般的驾驶技术,成了汽车驾驶兵。某部炊事兵研究创造出每人每天烧柴量由三十六两降低到十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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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起义人员李召生等回乡
新华社昆明15日电 在昆明参观和就医的逃缅蒋军起义人员李召生等二十三人今天离开昆明,返回他们久别的故乡。另外有两人往北京参观。他们在昆明过了一个多月愉快的生活和受到妥善的治疗,生病的完全恢复了健康。
十四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举行了欢送会。会上,周正宜上校勉励他们回乡后,和边疆各族人民一道建设祖国。他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发给李召生等人起义证明书、还乡生产建设资金和新的铺盖。
今天上午李召生等登上汽车离开昆明时,笑着和送行的人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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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炎热百年少有
部分干部工时缩短
本报上海15日电 最近半月来,上海市的室外温度一直在华氏一百度以上,是百年来少有的炎热。市人民委员会为了照顾身体衰弱及怀孕女工作人员的健康,特别发出通知。在通知里说:天气炎热,为照顾身体衰弱的工作人员和怀孕的女工作人员,兹规定这些人员每晨可按规定办公时间迟半小时至一小时上班,或乘三轮车到机关办公。所有三轮车车费与公共车辆票价的差价,可由各机关在交通补助费项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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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民族干部大批成长
全区八十个县有一百名本民族正副县长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4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地民族干部大批成长起来,已相当于1949年解放初期的十八倍。到目前为止,在自治区各级党组织、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工矿企业中,担任职务的各民族干部已有51,106名,占干部总数的55.5%。其中并有3,298名担任了区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中共区委以上各级党委委员中,本地民族党员已达40%到50%。在政府机关中,有二十二名本地民族干部担任正副专员、州长、市长,全自治区八十个县有一百名本地民族正副县长。
自治区党政领导很重视培养、提拔民族干部的工作,在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对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德才条件,能密切联系群众,并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分子,根据“提拔起来,继续培养提高”的原则,大胆、大量地提拔;同时开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和初级党校、干部学校,来培养本地民族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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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中苏混合爬山队建立三个高山营地
据新华社慕士塔格山13日电新华社记者杨克现报道:中、苏混合爬山队副队长史占春十二日下午八时半(当地时间)在慕士塔格山上用报话机向记者通话说,中、苏混合爬山队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爬山任务。他们以三天的时间,在慕士塔格山拔海四千四百五十公尺(前误为四千六百多公尺)、五千五百公尺(前误为六千二百多公尺)和六千一百七十公尺的地方,建立了三个高山营地。
向六千一百七十公尺的地方攀登是困难的,运动员经常要爬四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因此,都在爬山鞋上套上了冰爪,并且用尼龙绳把每四人结为一组。这样,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其他三个人就可以设法急救。由于高山缺乏氧气,运动员等活动感到吃力,前进的速度是很慢的。经过八个钟头,他们终于攀登到拔海六千一百七十公尺的地方,并且在那里建立起第三号高山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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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本月下旬开始举行
据新华社14日讯 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从七月下旬开始举行1956年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
这次锦标赛将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七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九日,由北京等二十五个城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广东省梅县选拔出来的二十七个青年足球队,将分别在北京、沈阳、南京、武汉、重庆和西安六个竞赛区举行预赛。
第二阶段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由在六个竞赛区的预赛中获得第一名的足球队在北京举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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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射箭表演赛昨举行
本报讯 全国第一次射箭表演比赛昨天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青海省选手措什吉以三十一环的总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以下的名次是上海市佟佩云、内蒙古自治区李朝格玛、青海省才仁、北京市栾秀云和河南省海书秀。内蒙古自治区的四个牧民布和敖其尔、敖木拉希、李城、玛日色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取得男子组前四名,布和敖其尔的总成绩是143环。
参加这次表演比赛的有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东、青海等省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十七名运动员,包括汉、满、蒙、回、藏等五个民族。运动员中有工人、农民、牧民、教员、学生、医生、手工业者等等。上海市选手马葆琛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将,女子组殿军李朝格玛是一个十六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
大会组织处的负责人对记者说,射箭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运动项目之一。古代有过不少“百步穿杨”的神箭手。现在青海、内蒙古等地牧民还喜爱使用弓箭射猎,历次那达慕大会上都有射箭比赛。这次比赛的是步射,男子组分二十、三十、四十公尺射准,女子组分二十和三十公尺射准;每种距离每人射十支箭,靶分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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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子二十公尺,三十公尺距离射准总环数第一名措什吉(青海省)射箭的姿势。她的总环数是三十一环(满环是二百环)。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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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来自现实生活的汇报
本报记者 林沫
会议室的长桌上放着几块闪闪发光的矿石,人们围在那里赞赏着,议论着:
“这哪里是矿石,简直是纯金属!”
“这是闪锌矿,含锌量在90%以上。”
“这一块是什么?——是铅锌矿?”
我拿起一块拳头大的矿石,沉重得就像一块钢铁。
这些矿石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杨植霖同志从呼伦贝尔盟带回来的。那里现在有几十个勘查队,在草原上和森林里寻找各种贵重的、稀有的矿藏。
杨植霖同志不久以前到呼伦贝尔盟工作了半个来月,他走了许多地方,广泛地接触了群众。六月末的一天,他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作汇报。这是一次来自现实生活的新鲜而生动的汇报。透过这个汇报,人们看到了祖国富饶的一角——呼伦贝尔盟雄伟壮阔的建设图景和建设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尖锐矛盾和斗争。
听着汇报,如像在人们面前出现了那纵横千里像绿色海洋一样的大兴安岭森林——那占全国森林面积五分之一的祖国林叶的宝库,在森林里紧张劳动的伐木工人,拖着长长的木材行列、喷吐着白烟的火车。还有那草原上新建立的几十处国营牧场,到处插着红旗的勘查队,以及那方圆数百里像海洋似的草原上的鱼湖——达赉湖。“人们形容这湖里的鱼:水有多深,鱼就有多厚。”杨植霖同志介绍说。
物产的丰富和蓬勃开展的建设图景是令人兴奋和自豪的,但更加激动人心的还是杨植霖同志所提出的建设工作中所存在的迫切问题:
“为了更好地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地方上的各有关部门应该把支援新区的建设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杨植霖同志说:“但是目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许多在新区进行建设的队伍,却是在那里孤军奋斗。其他部门不加以配合或配合的很差,粮食、蔬菜及各种物质、文化生活的供应存在很多问题,职工群众很有意见。”他列举了很多供应工作落后的事实:达赉湖渔场在生产季节有六、七百工人,但那里连一个小摊贩都没有。设在草原上的国营牧场,有的一处有数百职工,但商业、文教和卫生部门却都不在那里建立机构。林区的职工更是议论纷纷:商店少,货物少,东西不好,价钱又贵。而及时供应蔬菜,几乎是林区每个职工的呼声。林区好里堡有五、六千职工,但供应点很少。杨植霖同志说:“我亲眼看到那里很多职工家属,不得不坐火车到远处购买日用品。”据林区的领导人员反映,国营商店卖的蔬菜贵,而且供应不足,可是他们又不允许当地企业部门直接去采购,宁肯让职工受困难。杨植霖同志气愤地说:“自己不拉屎,硬要占着毛坑,这实在是岂有此理!”
“我们早就提出,要在内蒙古多多建立经济中心。这是建设内蒙古和改变自治区的落后面貌、改变少数民族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措施。如今在我们的草原上出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工厂,几十处国营牧场,出产丰富的渔场和巨大的森林工业。这实在是内蒙古各族人民过去所梦想不到的事情。在这些地方,各部门如果有计划地去盖商店,办学校,设立银行和邮电机构,逐渐吸引群众到这里居住下来,不就逐渐形成了牧区、林区和渔业的经济中心吗?离开了这些地方,还要到哪里去建立经济中心呢?”
杨植霖同志提出,对新区的物质供应同时还要从在本地开展生产中求得解决。目前在呼伦贝尔盟的林区、牧区、渔场和部分城镇,每年要从外地调运八万吨粮食。仅林区的牙克石到根河一线,去年就从外地运入价值八十一万元的蔬菜。但是,许多职工还经常吃不到蔬菜。现在甚至连咸菜、酱油这一类的东西,都要用火车从千里外运来。而新区的人口增加很快,如林区的喜桂图旗五年内人口由二万增加到九万。各种生活用品全靠外地供应,就很难满足需要。而且有些东西是完全可以组织和发挥当地力量进行生产的。他建议在当地建立农田和蔬菜农场;商业部门也应考虑在林区建立粮食及副食品加工厂;同时发动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大量种菜和饲养家畜、家禽等。
呼伦贝尔盟的生产潜力很大。熟悉当地资源的情况的人说,这里遍地资财,伸手可得。全盟的十七条主要河流,每条河里都产鱼。林区有八十多种副业产品,木耳、蘑菇到处都有;遍山的野葡萄更是制酒的好原料。牧区连牛毛、狗绒都很值钱。过去日伪军遗弃下的废钢铁,估计还可以搜集近万吨。
但是,由于对生产缺乏全面的规划,各有关部门互相联系和配合不够,财力、物力得不到充分的合理的运用,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如在海拉尔有敌伪遗留下的一个很大的酱菜厂,设备很好,生产出来的酱菜可供十数万人食用。而我们却不加利用,把大量器械拆毁,以至现在要从外地运进酱油、酱菜。在大兴安岭林区,采伐林木和修过铁路以后,山沟、路旁遗弃了大量木材,据估计,单是成材的站杆、道木即在二十万立方公尺以上,价值千万。过去森林工业和经营林木部门双方强调困难,互相推诿,谁也不进行清理,而当地政府也没有大力组织群众进山清理,一任这些木材腐烂在山中。另一方面,内蒙古不少城镇进行建设又缺乏木材;呼伦贝尔盟有许多牧民,想盖房子定居,就是搞不到木材;甚至连林区附近有些农民也感到木材困难!这就好像,一个人手里拿着馒头让它坏掉,而肚子却饿得发慌。杨植霖同志一再说:“这实在是怪事情!这样的怪事可实在不少哩!”
杨植霖同志的汇报,涉及到工、农、林、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并且对党委如何加强对林区工作的领导及某些建设工作的全面计划和互相配合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内蒙自治区委员会将具体研究处理这些问题和建议。由于杨植霖同志亲临现场,广泛接触群众,了解了某些重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两个钟头的汇报中,使大家对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促使人们去思考怎样解决这许多问题。
在党委的会议室里,人们常听汇报,但是有不少汇报,就像一串灰色的列车一样,匆匆忙忙地从会议日程上开过去了。它给人们所留下的模糊的、淡淡的印象,也随即消失了。在这里,我再一次想起毛泽东同志对一些领导人员多次所讲过的:须要走出办公室去,多多接近群众,多多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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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他们难道是没用的人吗编辑同志:
正当我们的祖国迈着大步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时候,每个青年人都想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这个壮丽的事业,1955年毕业于大连市第二初级中学的学生董成兴就是这样的青年当中的一个。但是,因为他生理上有一点缺陷,一年来受尽了各方面的冷淡和歧视。
董成兴今年二十岁,父亲是个老印刷工人。1945年,他在野外放牛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地雷炸去了一只右手。这当然给了他极大的痛苦,但解放以后,由于党和学校的关怀,使他忘掉了生理上的痛苦而努力学习。因此,他在校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是“良好”,身体也锻炼的很好,还是全校一百公尺和二百公尺赛跑的冠军。
临毕业的时候学校里根据他的志愿、特长和身体条件,介绍他去投考东北美术专科学校。谁知这个学校说他是一个没用的人,就没有批准他投考。后来,青年团大连市中山区委会就介绍他到大连船渠工业学校考制图班,这个学校报名处的一个同志又说:“要一个女生也比你这残废人强。”
学校的门对他关的紧紧的,他就决定找一个工作做。从去年八月他曾几次给大连市劳动局和中山区劳动科写信和前往面谈,请求介绍职业。但是他没有想到,市劳动局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淡,把他推给区劳动科,区劳动科也借口“你是残废人,什么都不能干”不给介绍职业。后来,他写信给旅大日报。旅大日报转请中山区人民委员会处理。人民委员会仍交给区劳动科,结果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过了一些时候,董成兴听说大连海校食堂管理科要人,就去请求劳动科介绍。劳动科勉强给他开了一个介绍信,并没有详细地介绍他的情形。海校看到他缺一个胳膊,对他也十分冷淡和歧视。海校食堂管理科的一位商同志说:“我们为什么要你这样的残废人呢?”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并没有使他减低参加工作的热情。过了些日子,他又去投考大连染料厂的化验员。送去履历表后一个星期,他接到了要他去开会的通知。他是多么高兴啊。可是到时候,染料厂的同志询问了他残废的原因,让他作了一段体操,一切很好,但是染料厂还是不要他。
据我们了解,现在大连市中山区和沙河口区,还有十多名有残疾的初中毕业生没有得到安置。其中有四人和董成兴的遭遇差不多。我们认为,像董成兴这样的青年,生理上虽然有些缺陷,但是他们还有着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体质,他们还可以做很多工作。因此国家机关应当十分关怀他们,给他们以工作,不应当对他们采取冷淡和歧视的态度。
青年团旅大市委 学校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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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桑科草原上的钟声
本报特约记者 韩北屏
我们离开拉卜楞寺,走向桑科草原。
桑科草原的北面,是一列连绵的高山,山这边是甘肃省,山那边就是青海省了。
草原多么美啊!草原上的柽柳绽开了嫩叶,牧草从严寒下昂起头来,“苏鲁”倔强地伸展着枝桠;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羊群牛群像繁星似地密布着;山脚下扎有牧民的白色毡帐篷和黑色牛毛帐篷;山腰上羊群奔驰而过,仿佛一堆白云被风吹动,那样轻捷,那样柔软。穿着红色紫色的长袍,或者穿着老羊皮板长袍的藏民,骑在骏马上,一?眼就从老远的地方跑到身边,又从身边跑开去了。大夏河像玻璃带子一般的绕着草原,遇到挡路的石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这天高地广的草原上,忽然传来一阵钟声。钟声轻轻的荡漾开去,不但没有打破草原的宁静,反倒增加了草原的空廓和辽阔之感,听上去又亲切又使我们惊异。
这钟声是从中共甘南工委干部学校发出来的。
学校校舍建筑在草原上,四围有土墙,样子很像古代的城堡。我们走进学校,听见一片琅琅诵读声,起初我还以为是藏族同胞在念经,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学习藏文,高声背诵藏文字母和拼音。穿戴华美多彩的藏族男女青年,坐在课室、操场和树荫下,专心一意地在读书,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使人不敢打搅他们。
甘南干校从1954年11月建校,到现在有六期学员毕业了。训练对象是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目前还有三个训练班正在学习着,一个是政治训练班,一个是藏文班,一个是畜牧班,共有二百二十人。
学校的负责人张凤山,大青山下的牧羊娃,曾经受不住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偷了两个馍馍当路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骑兵部队中,这个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连上马也感到困难的小鬼,终于锻炼成指挥员,高举着马刀,驰骋于长城内外,度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正像一切在革命部队长大的人一样,他受了党的培养,同时也在党的教育和启发之下,打开了智慧的大门,他的求知欲和阶级觉悟一同增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当机要通讯员的时候,他就逐字逐句地读文件读报纸。现在他已经不仅是教育行政工作者,而且是甘南的理论教员。当他刚由部队调到现在的岗位上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他不懂得教育工作该怎么做,纵然有满腔热情也没处使。可是,对于他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既然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怎么样也得完成!”他就在上级党的领导和自己的摸索之下,办完了六期训练班,取得了经验。现在他爱上了这个工作,爱上了草原。一个人只要对工作产生了爱,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寂寞的地方,也能涌现出欢乐。白天,他给学生上课;夜晚,他帮助学生导演戏剧,一会儿上台指指点点,一会儿又到台下去拉胡琴;草原的夜空中,震响着欢笑。谁能说这儿是寂寞的地方呢?
藏文班班主任嘉样伟珠(汉文名字是罗法西),是拉卜楞寺的章议原巴(汉文意思相当于副秘书长),现在还披着袈裟。可是,他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把过去只有在寺院里才学习的藏文,教给从来没有接触过文字的牧民和农民,而他自己在经文之外,也涉猎了社会科学书籍,在适当的时候,他已能引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在他的书桌上,看到毛泽东选集和辩证唯物论。
学员中间,我第一个认识的是塔日茂。我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广场,就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在屋子旁边走来走去,手上拿着课本,看一眼,马上又藏到背后,用非常响亮的声音背诵着,好像这个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窗户外边又传来了拼音复习的声音,我虽然不懂藏话,可是从那高昂而富有音乐性的声调,仍然可以分辨出这是塔日茂在读书。她是玛曲县外相塔洼人,原籍青海,因家贫送给别人抚养,七岁时流落到甘肃来,之后就在甘、青两省的边界牧区和寺院所在地转来转去,当养女、做苦工。解放以后,她亲身经历了藏区的巨大变革,从心里敬佩共产党,爱工作干部,她暗中以干部做榜样,什么事情都积极去干。在玛曲县政府替干部洗衣服,只有微少的收入,她同样干得兴致勃勃。后来又担任了运输站的搬运小组长,是群众中间的积极分子。
塔日茂要求工作,要求学习。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参加工作?”她圆胖的脸上泛着红光,毫不考虑地庄严地回答:“我要为人民工作,为社会主义工作!”
塔日茂来到学校之后,比别人睡得晚,比别人起得早,中午不休息,有时候怕惊动别人,独自跑到草原上去背诵课本。
现在她自己学得很好,还能帮助别人学习。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掌握了文化;一个从来受别人摆布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塔日茂身上,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变化。
“学习之后怎么样呢?”我曾经这样问她。她同样庄严地回答:“我要在我们藏区工作,到哪儿都可以!”
卓尼县上叠布部落的瓦阿扎,二十六岁的高大强壮的牧民,像一匹无羁的骏马,在草原上长大,在游牧生活中受了锻炼,性格豪爽,敢作敢为。他从七岁到十四岁,在寺院里当过喇嘛。十五岁就和自己同旗的男子们,到四、五百里外去抢别的部落的马群,他走在最前头,路上遇到国民党的匪军,他一枪就撂倒一个。在部落与部落的械斗中,他也是打前锋的人。
现在呢,坐在我面前的瓦阿扎,却是一个文静而开朗的人,勇敢的草原风习,虽然还保存着,但发展的方向可不一样了。
他初来学校的时候,马鞍换了板凳,帐篷换了宿舍,茶和开水代替了牛奶和酒,使他十分不习惯。一切学习和生活的制度,在他看来都是束缚。有时出去喝酒,醉醺醺地回来。教师问他为什么不请假?他非常诧异,就道:“干吗要请假?我们对头人和父亲也没有请过假!”然而,当他学习了一个时期之后,开始转变了,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仍然喝一点酒外,其余的日子,是一个很规矩的学生,连校门也不出。但当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背着人到一些不名誉的地方去被他知道以后,就当众揭露,并严厉批评。这样做,是违反牧民的习惯的,可是,他说:“这是共产党给我的力量,我才能批评他。”
现在,这个原来一字不识的牧民已经能看报纸,写家信,看懂有关畜牧的浅近科学书籍,能够用汉话和我交谈,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逐渐进步,慢慢成熟。当我们谈话快结束时,他的声音突然放低了,可是掩盖不住他的激动,他说:“我的入党条件够不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没有党的领导没办法。”他说得对。我们大家都相信他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的。
我还要再提出一个人来,他和塔日茂、瓦阿扎是不同的类型。他叫多吉才让,夏河县四区卓盖人,不是牧民而是山区的藏族农民。这个十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和人说起话来腼腆得很,两只手不知放在哪里才好,但是,他有一股执拗的劲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去年七月,多吉才让刚刚十七岁,他瞒着家里,和另外两个青年,跑到区委会要求工作,区委书记说:你要通过乡的组织,征求家庭的同意才行。他假装着回家一趟,偷了酥油糌粑和行李来,天真地说:“他们不同意,怎么会把东西给我呢?”区委书记对着这个纯洁的青年,觉得又可笑又可爱,一时不知分配什么工作,就决定送他来学习了。你说他是顽皮、天真,或是冲动吗?不,有一个可敬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他说:“我是受苦的人,恨统治阶级,我一定要为人民工作,你们叫我喂马,我也心甘情愿!”
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草原上,室外还很冷,但是,我听着这些动人的故事,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党的民族政策有如春风化雨,勤劳而干练的藏族,受到了慈爱的抚育,将产生他们自己的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战士。而且,现在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中,已经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就以自治州的六个县来说,便有藏族县委正副书记五人,正副县长十三人,县级以下的干部,更是以百计以千计的涌现出来。
桑科草原上的钟声,是欢乐的乐曲中的一个音符,它和全国各地的乐声应和着,合奏出祖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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