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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
竺可桢
七月九日到十二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这正是我们国家在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科学工作人员应该努力争取于短期内在各个重要部门接近国际科学水平的时候。在这时候来开这样的会，可能有人提出疑问：若要我们在短期内接近国际水平，那我们必得迎头赶上，必得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应用最有效的科学方法，掌握最新式的工具，在这个基础上更深入一层来建立我们的新科学。若是在古纸堆中去找问题，到穷乡僻壤去总结经验，要想达到国际科学水平，不是南辕而北辙吗？我以为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现代科学有了飞速的进步，我们不要永远落在后面，必须急起直追，这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整理古代科学遗产，用古人的经验来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科学特点之一是其积累性，后人的发现常常是根据前人的成果的。没有哥白尼的地球绕太阳的学说，没有刻卜勒的关于行星运行的三条定律，也就不会有牛顿万有引力的学说。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汇集了汉唐以来无数人所搜集考订的材料而成的。古语说得好：“江海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国三、四千年以来，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而这类智慧却蕴藏在历代建造的器物和工程中，散布在口授秘方和谣谚中，更有不少是记述在经史子集中。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曾经说，“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他又说，“我们要广泛地学习知识。我国有很多的医学、农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等的遗产，应该认真学习，批判地加以接受。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不够认真，轻视民族遗产的思想还存在，在有些部门还是很严重”。批判地学习我国的文化和科学遗产，确是一件庄严的研究工作。据我个人非常粗浅的看法，这项研究应该在三方面作出贡献来。
第一，我们要正确地估计中国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科学上的贡献，以及中国在哲学、艺术和文学上的贡献一同估计进去。三十年以前，一个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德海，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贡献有如下的估计：“我们知道中国的艺术、文学、人生哲学越多一点，我们越敬仰中国古代文化水准之高。数千年以来，中国不绝地有聪明渊博的学者毕生在钻研着。若使我们把历史时代所有人物的贡献积累起来算一笔总账，则中国的文化要算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我们没有疑问，中国人具有探索自然科学的才能，但是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若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也没有理由可相信她对于科学会有什么成就”。怀德海这样无视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这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作适当的整理、了解和宣传，使古人辛勤所得的发现和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得到它应该占有的地位。解放以前，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的我国知识分子，对于古代科学和技术上的贡献很少加以注意。甚至于古代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的重要性，除少数人以外，也被忽视了。要知道中国古代几个发现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最好看一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如英国勃南尔教授所说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本最好不过的近代自然科学史简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里讲到历史上几项顶重要的发明时，提到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燧发机，而这几项发明统是在中世纪末期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恩格斯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近代自然科学，就像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灾难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在十五世纪决非偶然的事。欧洲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书籍全是手抄本，但是在十五世纪后半叶五十年中，欧洲的书籍印刷了二百万册之多。印刷术的普及知识影响之广是难以估计的。国际自然科学史期刊的主笔乔治·沙顿在他的近著“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古代科学的体会”一书中，就把欧洲文艺复兴从1450年即欧洲开始印刷书籍这个年代算起。所以若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纸和印刷术的发现，作为两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可说是当之而无愧的。恩格斯讲到文艺复兴时代时又说：“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这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之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近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打破了旧世界界限的就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是如果指南针没有在十二、三世纪时代传入欧洲，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指南针没有传入欧洲以前，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水手总不敢远离地中海。就是在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时候，他所计算的距离和预期达到的目的同实际也是完全不符的。指南针在哥伦布手里是一种“法宝”，使他有勇气完成他的使命。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又一个大贡献。
印刷术和指南针是中国早已驰名世界的发现，但是我们古代在技术上的发现传布到全世界的远不止于此。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里，说到从东汉到清代一千八百年中，从中国传入欧洲的技术，他一口气就列举了二十六个，而中国对传到欧洲的技术可还没摸到底。我很惭愧地承认对于这二十六个发明传入欧洲的事实，大多数总是一无所知。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和李约瑟博士先后介绍了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书中所叙述的天文钟，据英国专门研究钟表史的专家普拉斯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钟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所以要研究近代复杂机器的来源，首先要研究钟表的来源。从1500年到现在，西洋钟表的发展史是很清楚的，但是在1500年以前的历史可摸不清了，只能说他是从上古埃及、希腊的日晷、铜壶滴漏这类古老方法演变而来的。近二十年的研究，更增加了解释的困难，因为新的知识弄明白了，最初欧洲的钟，已经是一架极复杂的机器，报时报刻是它附带的作用，主要作用是昼夜星象的轮回。这样说来，欧洲十四、五世纪钟的形式很类似苏颂所制的天文钟。所不同的是苏颂的天文钟可以上溯到北宋初年司天监张思训的仪器和唐代开元时一行和梁令瓒所制的仪器，但是在欧洲就没有这个线索可寻。更重要的，是苏颂的装置已经具备一个像擒纵器似的齿轮系统，而这正是从希腊过渡到欧洲中世纪钟表中间所没有发现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很可能中国唐宋时代的天文钟，就是欧洲天文钟的嫡系祖先。从前我们以为钟表是西洋传入中国的想法，真是数典忘祖了。
第二，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必须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包括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所已经掌握的防治疾病、增加生产以及减免天然灾害的一切知识和方法。在医药方面，西医已经广泛地在学习中医中药。如医治乙型脑炎用古代特效方单，已经取得若干成果；医疗内痔也有很好成绩。这使我们更觉得古代科学遗产的可贵。中医书籍有一千几百种之多，如果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分析，则其中有不少方单、药物可以交给研究机关试验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两汉以来，不少农民的宝贵经验已经收入农书中，很可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但是有许多古代老农所传下来的宝贵经验，目前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还没有加以注意。上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湖南省代表李呈桂在大会发言里讲了一桩关于推广优良品种的事。他说，湖南醴陵县从东北调来一批早粳，这本是一种优良品种，1955年在湖南省湖区也试种成功了。但在丘陵区土质是不是适合呢？事先没有作周密的考虑。在层层号召之下，一口气他们县里就推广了七千多亩，他们社也种了六十四亩……估计要受到减产的损失。农业产品受地区限制很严，高山和平地既不相同，南北的气候土壤也有差异，这个地方相宜的品种不一定适合于另一地方。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里已经提到，“并州豌豆度井陉而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不秀”。今年五月间，苏联齐津院士来北京参加我国的农业科学远景规划工作。他再三强调，中国应该成立品种试验机构。他主张在全国应该设立一千个以上的试验区。因为各地方气候土壤情形不同，所用品种也应有别。他说，惟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得到良好结果。从此可以知道，一千五百年以前，贾思勰农书里的学说是值得我们农业生产工作人员注意的。
第三，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我们毗邻各国的科学史，甚至于世界科学史，因之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如我们研究中国的数学史或是天文史，就不能不连带讲到印度或日本的数学天文史，甚至于埃及、希腊的数学天文史。科学本是国际性的，自有历史以来，各民族间在文化上一直互通有无，一种技能的发现，一种知识的获得，如蚕丝、磁器的制造，数学上“零”的应用，天文上历法的编制，总是辗转传授。初则要几百年，近来则几十年或几年之间就可以风行全球。古代有许多科学上的知识的发源地，不容易查考清楚。如天文上，中国有二十八宿，印度和阿拉伯也有二十八宿。中国和印度二十八宿中，距星相同的有九宿。距星虽然不同，但是在同一个星座里的有十一宿，距星之不隶属于同一星座的只有八宿。阿拉伯的二十八宿中，有十三宿和中国的全同。从此可知，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同出一源。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已经有二十八宿，印度的二十八宿也起源很早，这证明了在秦朝时候，在历史上我国和印度还没有正式交往以前，我们的科学已经互通声息了。两汉以后，我国和印度、阿拉伯在科学上的交流更为密切。历史上有传记的天文家，唐代有瞿昙恶达，是印度人，著有九轨律；元代有札鲁马丁，是西域人，著有万年历。和札鲁马丁同时，即在元世祖时代，曾经有两位中国天文家到伊儿汗国，在现在苏联的阿塞拜疆地方，参加了建立天文台的工作。这些都足以证明，两千年以来，我国同印度、阿拉伯在天文学上是一直有交流的。而且不仅天文学在历史上有国际交流，生物、化学、工艺、农业、医药也是这样。我们有许多农产品和药草都传自外国，如苜蓿、葡萄，在西汉时就已经从西域引入。
总之发掘古代科学遗产，方面是很广的。因为它一方面牵涉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一方面又必须知道同时代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发展趋向。我们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想发掘科学遗产，深深地感觉到历史科学的修养不够，掌握外国语如阿拉伯文、梵文、波斯文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必得有许多历史科学家作为主力军来开辟阵地。同时我们对于外国的权威学者如英国的李约瑟先生参加研究中国科学史也是无任欢迎的。尤其他放弃了本人已经很有成就的本行科学，单身匹马地来进行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他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我们欢迎他参加我们的百家争鸣。
最后讲到“百家争鸣”。在六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曾经说：“‘百家争鸣’据我所了解，既不同于诸子蜂起，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我们所主张的百家争鸣，更详细地说，就是在各种学术研究中的社会主义竞赛。”在我们人民队伍中，无论是唯物、唯心，一切见解都能发表，惟有这样才能做到百家争鸣。陆定一同志说，“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不怕犯错误，只怕知道错误而不改。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开争论，才能改正错误。自己有不是的地方要虚心地接受人家的批评，别人有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予以纠正。要知道批评就是帮助，批评事实不要牵连到个人身上去；如果为了互相批评而致闹意气，那就完全失掉了百家争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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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自然科学史首次讨论会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经过四天讨论，已经在今天闭幕。这个讨论会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召开的。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大会上讲话。他说，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门科学可以直接为人民服务，并且能通过这些研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他希望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来促进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很快得到结论。
参加讨论会的有全国各地农学、生物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和研究工作者共八十多人。
讨论会的第一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作了“百家争鸣与发掘祖国科学遗产”的专题报告。他说，研究工作者应该确切地估价中国古代科学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使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有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和平事业。
大会分组宣读和讨论了关于农学、生物学、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等方面的历史发展专题研究论文共二十三篇。这些论文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医、药、农、天文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中医研究院龙伯坚的论文，具体地论证了黄帝内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完备杰出的医学巨著。他指出，这部巨著和被推为中世纪医学之父的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全集有同等重要的贡献。
在医学史方面的论文，还有关于祖国法医学的贡献，明代医学的成就和古代耳鼻咽喉科等疾病史的研究，以及古代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在一篇关于祖国医药文化流传海外的论文中，从多方面论证了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的贡献。
西北农学院教授石声汉的论文分析了汉朝的农学家泛胜之的关于黄河流域农业经验的著作。南京农学院教授万国鼎的论文分析了后魏的农学家贾思勰所写的关于农业科学的“齐民要术”一书。这部著作包括农业耕作的各个方面，从播种、收获到农业加工，还包括了畜牧业。
天文学史方面共有四篇论文，其中有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基本观点的探讨。清华大学教授刘仙洲的关于计时器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计时器的发展历史及其在世界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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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
讨论图书馆工作为科学研究服务问题
据新华社13日讯 图书馆工作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是文化部五日到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一致认为图书馆是向科学进军的有力武器，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良好助手。必须动员和发挥一切力量，共同为使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会议提出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普及文化教育工作服务。并且指出过去几年中仅仅注意进行图书普及工作而不注意协助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全面的。
会议对过去障碍为科学服务的现象提出批评。各地公共图书馆大量积压图书，据1955年统计，积压的图书，共达一千万册，占全国公共图书馆全部藏书量的三分之一强。大部分图书馆对搜集流散图书的工作做得也很不够。采购新的书刊也缺乏计划性，以至有些必要的图书资料没有购买；另一方面又盲目采购不必要的书刊，并且过多地重复。会议还批评了某些公共图书馆借书手续烦琐，清规戒律过多，使读者不容易借到需要的图书等缺点。会议认为产生这些障碍的主要原因是文化部和各级文化领导机关对图书馆工作重视不够，长期以来缺乏具体领导。
会议提出了消除这些障碍的各项具体措施，首先要迅速组织力量，及时清理现有图书和补充需要图书，编制供科学研究工作应用的专题联合目录；同时在有条件的省和大城市图书馆里开辟科学阅览室；一般都应该改进借书方法，并且尽最大可能广泛提供古今中外各种学派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著作，给读者参考。
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刘芝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丁西林在会上介绍了全国图书馆工作的概况。刘芝明要求图书馆工作者从现有基础出发，充分发挥现有力量，在逐步增加必要设备和图书的条件下，很好地为科学服务。陶孟和在会上提出了科学家们的要求和希望。
文化部苏联图书馆专家也到会作了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图书馆专家、工作者和各地文化部门有关人员三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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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闻一多先生
康俔
1943年秋，我由四川转学到昆明的富有革命传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文系向闻一多先生学习整整三年。从1943年9月，第一堂唐诗课起，到1946年5月，末一堂乐府诗止，三年中先生所开的每一门课我必选，每一堂课我必听；在各种会议上领会先生发言，在历次运动中追随先生行止；经常向先生质疑问难，不论在岗头村的家，昆华中学的家，我们南院女生宿舍隔壁的家，我总是跑进跑出的。
在三年中，我看到先生怎样由学术走向政治，从课堂走向广场。但学术与政治是结合的，课堂与广场也并行在先生的生活里。在细致的、刻苦的钻研之后，他便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就在那深湛而翔实的讲述中，使我们认识到千百年前的人民生活如何反映在光辉的文学作品里，而伟大的作家们又如何同人民血肉相连。谈到政治斗争的方向时，他总是结合当时形势并从历史上指出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
谁都知道闻先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作为一个激情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自当日始；但他之所以能够拍案而起，走向革命阵营，却是在参加民主同盟、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以后的事情。
先生在一定组织中，在一定思想指导下，从事民主运动，因之他有力量，也有信心。事无巨细，只要是正义的，与革命事业有利的，他就不顾一切，挺身而出。
“一二·一”运动后某个春天的晚上，我们中文系师生请一位刚从美国讲学回来的先生谈谈游美观感，这位先生大捧美国，大家听不下去。做主席的同学就接着问道：“听说美国也有贫民窟。他们的劳动人民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也很想知道。”不料这位先生马上就发了火，说：“我没有理由回答你的问题，我现在还有其他的事。”说着站起身来就走出了会场。这时候，闻先生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发出了他那有力的声音。他说：“我们主席的发问是对的，那位先生应该正确地去重新认识美国内幕。他是我的老朋友，会后我还要当面去质问他，希望他改进。”
又一次，是1945年暑期考试后，同学们到教务处布告栏去看成绩单。当时发现某一门课有两个人不及格，那成绩单的前项考试成绩是80分和70分，但在实得成绩栏中却是40分与50分了，他们都被扣了分。“扣分数，为什么呢？”我们又很仔细地看看这两人的学号，原来他俩正是我们系里从事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经常不到课堂听讲的人。这时候我们转看另一张成绩单，这两个人的分数也是70分和80分，但并没有扣除字样，原来这门课是闻先生的课。我们知道这两人为了工作有时整旬整月离开昆明，闻先生的课他们也上不成呀，为什么闻先生不扣他们的分数呢？从这里我们认识了两位立场不同的先生，对民主运动所表现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经过那三年革命浪潮的激荡，我们与闻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深长的默契，那时候我们尚不惯于总结经验、交换意见，可是很多事我们都不用说出来，心里就明白；我们师生间能够彼此信任，相互了解。就在这了解和信任中，我已经计量不出来先生曾为我们解决过多少问题，我们向先生学习过多少东西。那正如一株高粱或大豆，从早春长到初夏，谁能计量出它曾经接受过多少阳光和雨露呢？
1945年秋季，我准备写毕业论文，闻先生作我的导师。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家里谈，问我打算写什么题目。我说：“初次写论文不仅在学习写作，主要的是希望能加深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我很想写关于人民性方面的问题。”
他这时烧着一斗烟，对我笑笑说：“你的野心真不小，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不够用；再说，你写得再好，也拿不出来（指论文审查）。将来再写，你会写得更完美的。那么，依我看现在最好是写唐诗，不过‘人民性’这题目太显露，你看很多文章不是都讲什么‘思潮’之类吗？我们也含蓄一点，就定为‘唐诗中的文艺思潮’如何？”我领会了他讲话的全部意义，我站起来，笑一笑什么也没说。他说：“好！那就回去看有关材料，拟成大纲时再来找我。”
这样，我就坐了一个月的大图书馆，去看有关材料，以后捧着三页稿纸的大纲去请教先生。我自认为这大纲写得很完整，因为从唐诗的渊源，写到它的流风所及，至于各个作家的特点，作品的归类，更标志得章节分明。哪想到先生在看这大纲时脸色却沉下来，随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回过头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我说：“你，为什么也这样俗气？按这个提纲写下去，能符合我们原来的要求吗？”说着拿起一枝墨笔来，拔开笔帽在砚台上探了两下，眼看着我那些书法整齐的蓝色小字，就都被黑线给穿成条条，最后剩下的只有几个标点。先生在原来的“一”下写了一个“序”字；在“二”上写了“从天宝之乱说起”；在“三”上写出：“唐诗中之会社”，下分几个小题是（一）农民，（二）军旅，（三）妇女，（四）商人，（五）知识分子，（六）其他；随后在“四”下写出“结语”两个字。然后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告诉我：“序和结语都不宜过长，天宝之乱是主要一环，而具体地谈人民性应放在“三”上，读全唐诗时要特别注意晚唐。”他把大纲递给我，这时候面色又转为慈和，我听出那声音中带有希望，并且用一种鼓励小孩子般的亲切语调说：“拿去，好好写吧！”我退出来，我感觉到我迈进自己宿舍的门坎时，我眼睛里仍含有泪。
十年前，我离开昆明前夕，到先生家里去辞行。我们对面坐下来，先生便开始为我上这最后一课：
“你知道我这性格，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任何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我们有了共产党，你们的青年时代，真太幸福，我羡慕你们。”他沉吟一会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永不疲倦，是组织的力量在支持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我爱她们，但是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什么能与它相比呢？”想了一想之后，先生用英文说了一句：“只有在热恋中！”说过后我们都大笑起来，他又摇摇头说：“不对！这只能说有某些近似的地方，而绝不是它。”
十年来我在组织教育中，在闻先生所体验到的同志爱的培养与关切中成长起来，我确已经历过一定的艰苦生活和激烈的斗争场面，但我的进步还太慢，我所做的工作还太少。为着闻先生与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我应该在此后的各个十年中贡献得更多，进步更大，我有这样的信心与力量，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共产党员，我是闻一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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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在职青年向科学进军
据新华社13日讯 全国数百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在职知识青年正在积极向科学进军。目前约有四十多个省、市的青年团团委召开了动员青年向科学进军的会议。很多知识青年都制订了或正在制订个人业余进修规划。济南市各中学青年教师中订了规划的占青年教师总数的90％。鞍山市厂矿中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0％以上订了规划。
许多青年在业余进修规划中提出要在今后几年内使自己成为精通本行业务的专家。沈阳市青年技术员李云发要求在1956年底提高到设计师水平，能够独立进行110千伏特的高电压实验室的各阶段设计工作等。一部分知识青年还要求在今后几年内努力争取考上副博士学位。
老科学家、工程师们都热心去帮助和指导这些青年。沈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老工程师王聘之主动辅导青年技术人员自学，他表示要把自己四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无保留地教给青年们。安徽省林业厅工程师李南田还提出包教、包检查等条件以保证把青年教好。
各地许多党团组织和行政部门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为青年创造学习条件。鞍山冶金、矿山设计院的党、团和行政共同解决了青年会议多、兼职多的现象，并且改善了学习条件。不少团的组织还和有关部门配合，帮助青年组织了业余进修的研究和自学等学习组织。目前，各地在职知识青年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加业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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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大学提升十四名讲师为副教授
本报讯 上海复旦大学有十四名讲师，最近经高等教育部批准提升为副教授。还有三位教员获得副教授的学衔。
这次提升的讲师，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在教学方面曾获得好评，在科学研究上也获得一定的成就。如数学系讲师夏道行，对单业函数结构有较高的修养，他所写的二十二篇数学论文，大部分已经发表，苏联、民主德国、美国的数学杂志，都曾撰文评介。几何代数教研组副主任谷超豪讲师，曾经撰写了二十六篇科学论文。其中“隐函数表示下的K展空间理论”一文，受到苏联评论性杂志“数学”很高的评价。固体物理教研组主任谢希德讲师，不仅教学工作认真，而且对固体物理，特别是对半导体有较深入的研究。被提升为副教授的经济系讲师蒋学模，他在教学方面获得优秀的效果，在科学研究上也有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