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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鸣”和“争”的一点小意见
茅盾
学术研究工作者，各就其所见，展开自由讨论，这叫做“百家争鸣”。这个“家”可以是多数；多数的“家”，就是说这一派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有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和观点。这个“家”也可以是少数；少数的“家”，就是说某一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他的独特的“言之成理”的见解，而且他又是“持之有故”的。这样的学者，叫做“成一家言”。
然而不能由此推论，谓没有“成一家言”者，即不得与于“百家争鸣”之列。
“家”不是生而成的。“家”是“鸣”之不已而逐渐确立起来的。“家”亦不能自封。“家”又是“鸣”之不已而最后获得公认的。
因此，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我们希望看到已经成为“家”的，和尚未成为“家”的都踊跃争鸣；我们盼望所有的可供争鸣的园地都无条件地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凡有所“鸣”，必“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鸣”者要有严肃的责任感，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凡有所“鸣”，亦应当不背于今日科学所达到的公认成果。谁要是在今天还像邹衍那样侈谈什么大九洲，（这是比方），那就只能说是白日作梦。这和成一家言，完全是风马牛！
曾有胡怀琛其人，毫无根据地、用他的随心所欲的“考证法”硬说墨翟是印度人。他坚持自己的“发见”，不向任何责难认输。这样的“争鸣”态度，也不是我们应当欢迎的。这样的“一家言”，对于学术的发展，也不会有好处。
在这里，我想起郭沫若院长说的要鸣得好，争得好。我以为应当实事求是地去理解郭院长的话，而不应当认为是对于“鸣”和“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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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对“百家争鸣”的一点体会——
宋云彬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两个口号，但句子的构造是一样的：“齐”是“放”的副词，“争”是“鸣”的副词。可是现在有的人把“争鸣”一词给拆开了，说“要争得好，鸣得好啦”，“百鸣争家”啦，“鸣者必家，非家莫鸣”啦，“鸣即是家”啦，等等，多得很。这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文字游戏而已。
我认为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无非是号召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辩论，让自由辩论成为一种风气。如果不提一个口号，而只简单地说“咱们要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辩论”，那就没有力量，不起号召作用；必须用一句像“百花齐放”之类的成语来作号召，于是“百家争鸣”这句成语就给添上了新的意义而提出来了。
“百家争鸣”是个老口号，在今天却有它的新内容。这一点郭沫若先生说得非常正确。他说：“‘百家争鸣’具有它的时代性。每逢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划时期的阶段，在文化活动中总要或迟或早地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又说：“在今天我们所主张的‘百家争鸣’，据我的了解，既不同于（战国时代的）诸子蜂起，也不同于（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
因此，我们只要能够掌握时代精神，懂得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那我们一定能够有胆量有信心地在人民内部展开思想斗争——就是进行学术上的自由辩论，用不着有什么顾虑了。我同意陆定一同志的意见：“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我不同意在号召“百家争鸣”的同时定出过多的清规戒律来。例如“要争得好，鸣得好”啦，“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啦，“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啦，等等。这些全是废话。我们今天既不采取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办法，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应该作为指导思想早已不成问题，那又何必在号召“百家争鸣”的同时加上过多的限制呢？要求大家“争得好，鸣得好”，“好”的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争得不好、鸣得不好又怎么办呢？
我的意见，凡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都可以承认它是一家之言，让它有宣传和辩论之自由。“持之有故”就是理论有根据（至少能够自成一套）；“言之成理”就是说话有条理而合乎逻辑（至少能够自圆其说）。当然，所谓有根据，它的根据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可能是唯心主义的。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展开辩论，展开斗争。展开辩论也不一定要得出结论（能够得出结论自然最好）。我们说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而是展开学术辩论的一个起码条件。如果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那就成为乱鸣了。乱鸣怎么可以展开辩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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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讨论研究“新实在论”问题
本报讯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于本月五日下午举行了座谈会，讨论如何批判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实在论”的问题。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郑昕、金岳霖、冯友兰等共三十余人。他们都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在会上畅谈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谈到的是“新实在论”究竟属于客观唯心论还是属于主观唯心论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新实在论者主要是指美国的孟太鸠、倍里、何尔特等六教授而言，他们主张“共相”离开具体事物而“潜存”，这是客观唯心论而不是主观唯心论；至于罗素晚期以及莫尔等人的主观唯心论，那根本不能算是“新实在论”。许多同志认为，“新实在论”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新实在论”包括莫尔、罗素等人在内；因此，不能笼统说“新实在论”属于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有的同志认为中世纪的“实在论”认“共相”为最真实，“新实在论”则认具体事物最真实，而“共相”不过是“潜存”，这是“新实在论”对唯物论的让步。也有的同志认为“新实在论”承认事物客观存在，其性质不因人的认识而受影响，这是其唯物论的因素。
会上还谈到了“新实在论”是否有可以肯定之处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新实在论”虽然本身是客观唯心论，但它是在反对唯心论的旗帜下提出来的，它对唯物论作了些让步，他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这还是可以肯定的。
许多同志指出：对于像“新实在论”这样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要对它肯定一点甚么东西，那比起批判它来要困难得多；在肯定它的某一点的同时，必须作更多的、细致的批判。不过，大家认为这个工作是应该做的，因为我们做这工作的目的，主要还不是要在“沙里淘金”，而是要使我们的批判做得更细致、更彻底。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同志都感到这样的会很能启发思想，希望以后多举行这样的座谈会。（张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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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半导体制成的粮食测温计
本报讯 一种用半导体制成的粮食测温计在上海制造出来了。上海市第一粮食仓库在五日进行了试验。试验结果，证明这种测温计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准确性。这种测温计是上海公私合营创造电工仪器工业社技术人员江汉罗在四日试制成功的。
这种测温计的形状像运动员投掷的标枪，当它插入粮食堆中以后，不到二十秒钟，测温计的另一部件电表上，就指出粮食的准确温度来，而且它能测出粮堆的上、中、下三层不同的温度。用它来测量粮食的温度，比过去采用的水银测温器要准确得多，效率可提高一百多倍。粮食部门有了这种测温器以后，就能又快又准确地掌握仓库粮食的温度，及时防止粮食霉烂。上海粮食部门准备在年内制造出一百多只这种测温计，给各地粮食储运部门试用。
用半导体硒制成各种测温仪器，它在医疗、水温测量和工业建设上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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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钟世杰等人制成“太阳灶”
据新华社南昌13日讯 江西省龙南中学物理教师钟世杰等人最近制成一种旅行者和勘探工作者在野外烧水、煮饭、烹菜用的“太阳灶”。
在夏天中午的阳光下，用太阳灶二十分钟可以把冷水煮开，七十分钟能煮熟饭。
这种太阳灶是用木槽、玻璃片和反射镜等装置成的。太阳光经过各种镜片的反射而变成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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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批判教条主义
“哲学问题”杂志论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
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观点批判过去思想工作的缺点，——这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思想界的主要动向。新近出版的“哲学问题”杂志第三期的社论“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反映了这种动向。社论着重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缺陷是教条主义和学究习气，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理论问题探讨得不够。例如，许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教条主义地研究了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出的公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完全符合绝对化了，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否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矛盾的存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以后，有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又跑到另一个极端，向没有矛盾的地方找矛盾，过早地谈论什么必须把社会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化合为一个形式。
社论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在阶级斗争问题和上层建筑问题上所表现的教条主义。这篇文章说，盲目地崇拜权威和不作独立思考的结果，就教条主义地重复了斯大林的公式——随着社会主义进展，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尖锐化。事实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只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起初几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受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支持的资本家和地主还想推翻工农政权。此外，在苏联只有在消灭富农阶级时期阶级斗争才是尖锐化的。而当社会主义在城市和乡村中胜利以后，已经没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据了。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这个公式，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论据。贝利亚匪徒曾经利用了这个公式掩护敌对的活动。
这篇文章说，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关于上层建筑的消灭的公式，也被许多人教条主义地接受了。这个公式产生了许多烦琐的争论和完全错误的观念：似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由旧的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也会消灭干净，似乎在上层建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继承性。历史说明，在社会结构转变时，在新旧基础更换时，不是所有旧的上层建筑都消灭了，而是经历极复杂的过程，包括以新的政权代替旧的政权，以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以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等等，旧的思想不能够简单地消灭，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教育工作、新的思想的传播，才能克服。所有这些过程都属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因为变革决不能排斥在上层建筑的发展中的继承，决不排斥在上层建筑的每个部分的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和特点。
斯大林关于旧的上层建筑消灭的公式产生了烦琐的争论：精神生活的现象中，文学、艺术、科学中那些可以算是上层建筑，因而可以在革命时期消灭，那些不算因而不能和旧的基础一起消灭。这个公式引起了对以往文化有害的虚无主义倾向的复活，这个公式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文化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态度。
社论指出，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和人民群众的新的经验的总结，独立地探讨由生活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新问题。 （李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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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舞蹈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
陈沂
目前，在我们的有些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的特色。所以好多人都问：为什么我们这样多的歌曲和舞蹈不能在人民中间广泛流行呢？这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呢？我想除了生活不深、公式化概念化等等原因外，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作品，还没有很好地运用我们民族的艺术形式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性格、心理和习惯。
在今天来说，音乐、舞蹈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就关系到音乐、舞蹈发展的道路问题和方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深入到中国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宝藏中去，细心地选择，去其糟粕，保护和发扬其有益的部分，站在这个基础上，下苦功夫，去创造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现实主义的音乐、舞蹈。在歌舞团的业务训练，节目安排等问题上，既不菲薄别人，也决不可妄自菲薄，应该本着中外并存，民族为主的原则去考虑、去做。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学习外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而且要认真的学习。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外都有好东西，而且应该承认：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艺术中，好东西是很多的，这些好东西，对发展我们民族的艺术，有着重要的借鉴的作用。过去，我们学习外国，尤其是学习各兄弟国家人民的艺术，获得了不少成绩，这点应该肯定，我们决不能把这些成绩抛弃不要；而且就是在今后，我们也还是要向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艺术学习，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我们自己。但是，目前这种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的做法，应该坚决反对。
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艺术工作，我们的艺术应该宣传中国人民的优秀传统，丰富中国人民的理想，并坚定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志向。我们的艺术必须是中国气派，为广大人民（包括部队）所喜闻乐见而又能鼓舞他们前进的艺术。
也许有些人很担心：这样不会使我们的艺术贫乏下去吗？我想是不会的，正相反，会大大的丰富起来。当然，笼统地反对吸取外国人民艺术中的精华，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发展我们艺术的基础是什么？是西洋艺术？还是民族艺术？毫无疑问，应该是民族艺术。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特点和生活特点，因此在艺术上，也就必然会产生表现本民族历史特点和生活特点的艺术形式。比如，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这样的艺术形式，在西洋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西洋并没有像“十八相送”这样的生活特点。我们看印度电影，无论是“两亩地”、“流浪者”或者是“暴风雨”，看一遍是印度电影，看两遍还是印度电影。原因是它具备了印度民族的特点。单拿印度电影的音乐来说，因为它是民族的东西，它真实地表现了印度人的情感和生活特色，乍听去好像不健康，越听越觉得优美，终于沉醉在里头，但丝毫没有减弱它对电影主题和人物强烈的烘托和影响，倒是恰如其分，相得益彰，因而广泛地受到我国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回头再看看我们有些电影里的音乐呢？几乎跟外国电影里的音乐差不多。这样的音乐中国人是很难喜爱的。中国人不喜爱，那么外国人是否喜爱呢？我想外国人也是不会喜爱的。外国人听你的音乐，无非想通过你的音乐来了解中国人，可是你的音乐不能真实地表现中国人的情感、气派和生活特色，这怎么能叫外国人喜爱呢？我们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音乐呢？聂耳、冼星海等就给我们创造了不少，深值我们去学习和发扬。因此，我们只有以民族艺术为基础来发展我们的音乐、舞蹈创作，才能使我们的音乐、舞蹈富有生命，丰富多彩；如果中西混杂，不中不西地硬搬，那只能破坏我们的民族艺术，使我们的艺术贫乏。
有些同志问：这样强调发展民族的东西，是否妨害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呢？回答是：不会。我们应该首先弄明确，我们对部队教育的是什么？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应该是教育部队向上、向社会主义，也即是说，我们应当通过鲜明的具有民族色彩的艺术形象，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去教育部队。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拿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那就是对部队很好的教育。为什么要用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艺术作品去教育部队呢？理由是：我们的艺术作品如果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能够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气派和生活特色，那就会影响战士们去热爱自己的民族，提高民族自尊心。我们知道，只有真正尊重自己民族的人，才会尊重别的民族，并产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而且，只有具有民族特色，战士们才能更喜爱，并从艺术的欣赏中，逐渐受到教育。有些同志说：这样的艺术作品是不是缺乏战斗性呢？我认为：战斗性的本身主要是个思想性问题，也就是所谓教育作用的问题。只要是进步的艺术，不论它是什么艺术形式，都具有战斗性的。而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实在把它看得太狭窄了，好像离开了打仗就没有战斗性。比如“荷花舞”，就有人说它“软绵绵，没有战斗性”。“荷花舞”有没有战斗性呢？我认为可以这样看：“荷花舞”所表现的我们民族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乐观情绪和美好的生活理想，是有它的人民性的，对我们来说，是有教育意义的，至少，它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本民族生活的热爱。大家试想一想，一个人要是不热爱生活、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他怎么能谈得到为美好生活而战斗呢？！不仅看“荷花舞”应该如此，我们看芭蕾舞，如“天鹅湖”、“柔密欧与幽丽叶”也不能庸俗地单从芭蕾舞的形式上来考虑，“天鹅湖”表现了人民的理想，表现了人民对善的向往，对恶的憎恨，表现了对黑暗势力的冲击，因而它就充分地显示了它的人民性，从而也就表现了战斗性。很清楚，形式的本身并不能说明有没有战斗性，只有透过形式，看赋予形式的思想内容如何，才能判明一个艺术作品的战斗性如何。我们有些人用“软绵绵”几个字，就否定了民族的艺术形式，说民族的艺术形式没有战斗性，这是不对的。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人民性和战斗性对立起来，看成两回事，凡有人民性的东西，就同时具备战斗性。
有些同志不懂得每个民族的艺术都有它自己发展的道路，因而违背了艺术的发展规律，去硬搬西洋的艺术。在今天来说，好好地研究一下中国民族的艺术发展历史，对于发展我们的音乐、舞蹈创作，那是会有好处的。我们民族的艺术，尽管很古老，但它大部分都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希望和理想，并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是具有人民性的。就是形式，也是非常开朗的，杜甫诗中所描写的唐代著名舞蹈家公孙大娘，不就是很明鲜的例子吗？
几年来，我们部队的艺术工作作出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也是同整个人民艺术分不开的。例如过去的西南军区文工团，由于他们到民间去搜集了不少东西，熟悉和掌握了民族的艺术形式，加以他们丰富的部队情感和生活基础，因而他们才能创作出像“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藏民骑兵舞”等优秀节目。这些节目所以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就是因为：它既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而又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的精神面貌。所以说，要使我们的艺术真正成为部队和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那就应该使它成为运用民族艺术形式反映部队生活和战斗的艺术。部队艺术工作，只能是人民艺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人民艺术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部队艺术。
在发展民族艺术的问题上，梅兰芳、聂耳、冼星海以及民间艺人高元钧等，已经替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艺术成就。为什么聂耳、冼星海和其他同时代的一些音乐家所创作的一些歌曲，那么流行，那么受欢迎，那么鼓舞人心？又为什么梅兰芳以及高元钧等的表演，那么受广大人民和部队军官、士兵们的喜爱？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第一、浓厚的民族特色，就是听冼星海的交响乐，聂耳的“金蛇狂舞”，民族色彩也很鲜明，我们看梅兰芳的戏，那就更不用说了。第二、强烈地反映时代的特色。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大家都承认是很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的；就说梅兰芳的“宇宙锋”，我认为也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方面。我们有些同志整天喊艺术的真实性，可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却听不到时代的声音，看不到时代的特征，这些作品，往往是不真实的，缺乏生命力的。第三、具有充分的人民性和战斗性。不用说，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是充分地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希望的；就是梅兰芳所演的“断桥”、高元钧演唱的“武松”，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也是爱憎分明的，它也是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的希望和理想的。至于高元钧演唱的“一车高粱米”就更是密切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了。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成就，同他们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创造精神也分不开。
梅兰芳、聂耳、冼星海以及高元钧等，在发展民族艺术上所走的道路，无疑义是正确的。也应该成为我们的道路。今后，我们必须努力发展我们民族的音乐、舞蹈，即是说，我们必须把两只脚站在民族艺术的基础上。这样，我们人民（包括部队）的艺术创造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并富有生命力。
那么，发展我们民族的音乐、舞蹈创作，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经常说，我们的音乐、舞蹈创作，应该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当然这是对的，但是怎样才算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呢？比如舞蹈，就不能光把它理解为动作问题，还应该包括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社会心理等。动作，是为了表现这些民族的生活特点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这些民族的生活特点。要使我们的作品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就应该好好研究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
我们提倡民族的艺术，当然也要反对盲目搬用，不问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如何而盲目搬用是很危险的。维吾尔族舞蹈中的扭脖子，最初，据说是表现姑娘站在棚帐里，透过棚帐的篱墙看外面的爱人，把脖子左右地动一动，当然，这样表现一个姑娘的心情，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有人并不研究这些东西，不问什么人，也不问什么场合，总是扭脖子。再如京戏里演孙悟空，一翻筋斗就翻二十来个，这在表现孙悟空的猴子的性格来说，它是好的。但现在，在我们一些战士舞蹈里，有时也是一连串的翻筋斗，看的人只是喊：“有本事！有本事！”有本事是完全应该的，对这种艰苦锻练得来的本事应该珍惜，并承认其高度艺术技巧；问题是滥用就会毁坏这种高度艺术技巧，就不能恰当的表现战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盲目搬用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的艺术作品。
对于艺术中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去看，我们既要反对盲目搬用，也要反对保守思想。应该看到：在我们民族的艺术中，有人民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我们要善于鉴别，大胆地把糟粕抛弃掉。“人民日报”就曾批评过杂技中的糟粕。在杂技中，如走火、吞火、走碎玻璃等等，看起来很惊险，实际上是有害的东西，所以应该坚决把它去掉。我们如果不把民族艺术中的糟粕去掉，连“十殿阎王”、“下油锅”等等，也一股脑儿都搬上舞台，那我们就是复古、就是倒退了。
要搞好民族的音乐、舞蹈创作，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是在于：能否运用民族的艺术形式、具体真实地反映生活，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在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一点来说，许多同志在概念上是知道的，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模糊起来了。比如在“坦克兵和拖拉机手”这支歌子中，有这样一句：“我们战斗，就是为了你。”听起来，好像我们部队战斗，只是为了一位开拖拉机的姑娘，这当然是不真实的、是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我们把这句话改成：“我们战斗，也是为了你”，这里，虽然只是“也”和“就”一字之差，可是在思想性上却有了差别。这说明，要使我们的作品富有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去真实地反映生活。所谓真实地反映生活，具体点说，就是要运用民族的艺术形式，通过对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的真实表现，去反映阶级斗争的生活和人。
在运用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我们部队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就拿舞蹈来说，虽然都在钻研民族，民间的东西，但有些人至今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说“民间舞蹈”能不能表现部队？我想，大家应该看到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人民中间来的，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和广大人民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民族心理。对于民族的艺术形式，他们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比较熟悉，比较容易理解。因此，可以运用民族、民间舞蹈去表现战斗和战士的生活。有些同志所以不善于运用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去表现部队的生活和战斗，这不能怪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而是要怪这些同志还没有钻进去，还没有好好地熟悉它，掌握它。真正在这方面下一番工夫的人，可以说很少很少。是民族民间的东西贫乏吗？完全不是。春节期间，我们部队的舞蹈训练班到八个省去收集材料，发现我们民族的、民间的舞蹈非常丰富，有的已经成型，有的只要稍稍加工即可用。乐曲也是同样的情况。问题是必须去深入和研究。我们对民族的艺术形式，既然没有很好研究，又怎么能运用民族的艺术形式去表现部队的生活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好好地钻进去，认真地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