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
郭沫若
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了变革，上层建筑的文化活动必然或早或迟地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或高涨。
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一切意识形态必然展开出全面的斗争；既要批判旧的，又要建设新的。新与旧之间有斗争，新与新之间也有斗争。
对旧文化的批判中，有扬弃，有升华。这就形成为“推陈出新”的辩证的统一，使旧的遗产中有生机的成分在新的时代得到更顺畅的发育。
在新文化的建设中，有尝试，有竞赛。在各个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因而在各个方面之间有竞赛，在每一个方面之内也有各种各样的竞赛。这就必然形成为“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里并不拒绝“标新立异”。为了使得“百家争鸣”更好地展开，倒应该欢迎“标新立异”。凡是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未有不是新异的。只要你有社会基础，有理论根据，你的学术价值早迟会得到广泛的承认。一时性的“异”会转变为比较长远性的“同”。反过来，尽管你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天经地义，只要失掉了社会基础和理论根据，你就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不可理解的怪东西了。
目前我们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充分具备着“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党和政府号召我们迅速地把落后的科学文化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既勉励我们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又鼓舞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实现“百家争鸣”。这正明确地掌握了目前的历史条件，对于文化革命加以有力的促进。
我们今天要“百家争鸣”，目的是要保证在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在今天的“百家争鸣”，那就是在各个学术部门之间的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竞赛，同时也就是在某一学术部门之内的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竞赛。
今天的“百家争鸣”，既不同于我国战国时代的诸子蜂起，那是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不同于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那是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百家争鸣”。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的交响曲。万种乐器齐奏或叠奏，但总要按照着一定的乐谱。我们要“争鸣”，而不是要“乱鸣”。
因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吸收苏联先进经验，依然是学习工作的重点，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学习的自愿。不然，你就会“鸣”得不落谱，“争”不出一个名堂。除重点学习之外，当然还要学习其它的东西，学习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长处。
既要按照规划办事，又要实现“百家争鸣”，这里也并没有矛盾。各种各样的管弦乐队，演奏同一的乐曲，其中就有竞赛；演奏不同的乐曲，其中更有竞赛。
我们不是光“争鸣”，而是要“争鸣”得好，鸣得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一阵的乱叫或乱打响器，别人便只好蒙着耳朵，或甚至请你退出乐厅。
过去时代的“百家争鸣”只能经历得一定的历史时期，待新的阶级统治一固定之后，文化活动便往往呈现出停滞的现象。
今天和今后的“百家争鸣”，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可以保持于永远。那是由于我们的任务是在消灭阶级，是在不断地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水平，因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真实地做到“日日新，又日新”。
“争鸣”吧，专家们！鸣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但也要更省一些。废话少说，公式主义的硬梆梆的大块文章少做，那也就是一种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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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积极准备实施普及义务教育
今年新学年将有六万八千多儿童入学
本报讯 沈阳市正积极进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准备工作。今年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全市将有六万八千多名学龄儿童入学，占全市（包括郊区在内）尚未入学的学龄儿童总数的93.8％，就学率比1955年增加8％以上。
为实施普及义务教育，沈阳市已经修建了九所可以容纳一万三千多名儿童的校舍。同时，今年将有计划地在十所厂矿附属小学扩大招生名额。今年暑假，沈阳市将有一千四百多名初级和中级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作小学教师。一百二十名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也将在沈阳市小学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沈阳市在职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并且成立了函授部。计划在三年内使全市二千五百名不是初级师范毕业水平的教师提高到初级师范毕业水平。在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沈阳市还计划在市区和郊区选出十二个条件较好的完全小学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三年后，这些学校将逐步扩充成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为将来全市推行九年一贯制普及义务教育创造条件。目前，沈阳市教育局正紧张进行未入学儿童的普查工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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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41个优秀集体舞创作得奖
据新华社讯 中国青年报社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举办的“青年集体舞创作比赛”已经评定得奖名单。获得一等奖的有“春之舞”、“欢欣舞”、“游戏猜拳舞”、“少年欢乐舞”、“红领巾集体舞”等十一个，其中有在北京青年中很流行的集体舞“豌豆花”。获得二等奖的有“友谊”、“阿细集体舞”等二十三个。远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涛寄来的他创作的“南泥湾八人舞”，也获得了二等奖。还有一百零七个集体舞获得了三等奖。
这些集体舞的作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工人、教员和音乐、舞蹈工作者。一部分得奖的作品将要编入“青年集体舞创作选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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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歌舞团的精彩节目
据新华社讯 将在本月初赴乌兰巴托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中国旅大歌舞团，六月中旬在北京作了五次公演。
观众特别赞扬歌舞团青年演员张毅创作的舞蹈“花鼓”。十个青年男女背着腰鼓，双手用两根三尺来长的穗子打出各种鼓点。舞蹈极其优美、健康。“花鼓”是在1954年创作的，已经演出一百多次。
合唱演员演唱的民歌，每次都被观众们要求重复表演。陕北民歌“小货郎”领唱者鲍延义两年前还是一个钳工，东北民歌“瞧情郎”领唱者夏馨君三年前是一个工厂的绘图员，由于他们的演唱才能，先后成为专业歌唱演员。合唱演员还用蒙古族语言演唱了“脱群之马”和“我的快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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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音乐家协会
积极培养青年作曲者
本报讯 中国音乐家协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青年作曲者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四十多个青年作曲者。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李焕之在会上说：培养青年作曲者的工作已成为音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工作。
座谈会上，青年作曲者要求作曲家“带徒弟”，有步骤有组织地培养青年作曲者，并且希望组织青年作品演奏会、出版青年作品等。
中国音乐家协会已经聘请了作曲家吕骥、马思聪、贺绿汀、丁善德、江定仙、时乐蒙、王莘、马可、劫夫、瞿希贤、郑律成等四十三人担任青年作曲者的创作顾问，其中一部分作曲家将从今年七月份开始给青年作者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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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五个游泳运动员创新纪录
据新华社讯 在六月二十九日开始在上海举行的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单位游泳对抗赛中，著名运动员穆祥雄在男子一百公尺蛙泳比赛中的成绩达到了一分十秒四，超过了今年四月间他所创造的一分十秒六的全国新成绩。
北京市运动员王强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动员陈云鹏，在男子二百公尺蝶泳比赛中分别以二分四十三秒八和二分四十五秒打破了二分四十六秒一的全国纪录。
女子一百公尺仰泳全国纪录保持者傅翠美和女子二百公尺蛙泳全国纪录保持者戴丽华，在这次比赛中，分别创造了一分二十三秒二和三分三秒六的全国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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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吴郁连破三项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讯 业余体育爱好者吴郁，六月二十四日在广州举行的女子五千公尺自行车单项比赛中，以九分五十六秒的成绩打破了1955年的全国最高纪录。
吴郁在今年元旦参加广东省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时，曾经以二分五十二秒八和六分四秒的成绩分别打破了女子自行车一千五百公尺和三千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在五月间举行的广州市第一届教育工作者田径、自行车运动大会和广州市1956年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吴郁又把女子自行车一千五百公尺和三千公尺的成绩提高到二分四十三秒四和五分四十八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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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一个不收费的游泳场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新建的“青年游泳场”已在六月二十四日开放。这个游泳场建筑在风景优美的水上公园里，能同时容纳六千多人游泳。在建筑这个游泳场的时候，天津市二万七千多名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工商界青年在这里进行了五万多小时的义务劳动。这个游泳场对前来游泳的人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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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
编纂傣文、景颇文和汉文对照小词典
新华社讯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正在云南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景颇族编纂第一部傣文和景颇文与汉文对照的小词典。
德宏地区傣语、景颇语的词汇，已经过了三年来的收集和整理。正在编纂中的这两部小词典，将分别收集五千个左右的常用词，可以满足看报和写信的需要。当地傣族、景颇族的民族干部，也参加了编纂工作。小词典的初稿将在八月间完成。
目前，这个工作队同时还在收集整理怒江傈僳族自治区的傈僳语，调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语汇，准备分别为傣族、傈僳族编纂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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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曲艺术改革的几个问题
赵沨
最近几年，我国的戏曲团体赴欧、亚各国旅行演出，普遍受到热烈的欢迎。去年，中国艺术团在巴黎国际戏剧节的演出被称为五十年来西欧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戏剧家都认为中国戏曲将在内容和形式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西方舞台艺术。这标志着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和胜利，也彻底粉碎了对民族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反动文艺理论。如果我们根据国外演出的一些经验来考虑一下今后戏曲改革工作中的问题，是会有好处的。只是这些艺术工作上的经验还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因此，我愿意先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我们不妨先研究一下各国人民和评论家对我国戏曲艺术的评价。大体说，这些评价可以集中为如下的几点。一、中国戏曲的通俗性和群众性。欧亚各国不同政治立场和艺术流派的评论家都一致公认中国戏曲的高度人民性和久远的现实主义传统，更特别注意戏曲的通俗易懂和联系大量群众的特点。二、表现方式上独具特点和风格。特别是载歌载舞的综合形式和不受时间地点变换的限制的编剧方法。三、演员的完美训练、精湛技巧和舞台美术的民族特色。此外，也是最重要的，我国戏曲改革工作的成就更为国外评论家所乐道，他们认为这才是对民族传统的最好的尊重和积极的继承。法国的文艺批评家们也常常引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句话，并且认为这句话对他们的工作也很有启发的意义。
应该肯定的说，我国戏曲之所以能在欧亚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在艺术上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近年来在戏曲剧目的内容上和艺术上所进行的正确改革的结果。
这里暂且不讨论在戏曲剧目内容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只谈一些艺术改革中的具体问题。
欧洲的戏剧家很称赞我国戏曲在编剧上不拘泥于时间、地点的限制，而能把剧情故事交代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方法。我国戏曲编剧方法不像西方那样受着所谓“三一律”的限制，这的确是个特点。然而必须承认，随着这优点也带来了相应的缺点，那便是剧情叙述上的拖沓。此点，夏衍同志在“论‘十五贯’的改编”（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已有论及。根据剧目主题的思想内容和人物思想、感情、性格的发展，作必要的去芜存精，“减头绪、立主脑”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在剧目改编工作中应该如此，在表演中也必须从这方面来考虑。我们可以用在国外最负盛名的“三岔口”这个剧目为例来说明，张云溪、张春华同志在西欧旅行演出中把这出戏缩短到只演二十五分钟左右，但不删减必要的情节和表演的细节。正是由于在表演上的高度集中和洗练，他们被欧洲的戏剧评论家誉之为“列于当代表演大师卓别麟等之行列中而无愧”的天才表演艺术家。“三岔口”这出戏中间本来有着过多的重复和累赘，比如像任堂惠和刘利华的“摸黑”动作，有时由于过多的反复，便曾被欧洲的戏剧同行们称之为“不必要的或过分的”。而事实上，张云溪、张春华同志本人也承认，多次重复的“摸黑”，有时只是为了单纯追求表演效果，有时甚至于是演员争取在台上休息体力而发展出来的。这正像一杯好酒，掺水过多是只会失去了醇味的。武功戏如此，唱工戏也有类似的方面。比如有些剧目由于过多的唱词，常使演员们疲于应付。因为，即使是最美丽的色彩，过多的反复出现也不能显出光艳甚至还会使人厌倦的。所以，发掘我国传统剧目固有的音乐结构的规律，压缩过多的雕饰的唱词，来改变自元曲以来过多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着眼剧本写作的缺点，这是应该立即着手的工作。叶盛兰和杜近芳，李宗义和赵文奎这四位同志在西欧旅行演出中，把“断桥”和“除三害”两出戏，从剧情、人物、音乐各方面的要求来着眼，进行了音乐结构上的压缩和洗练的工作，其中的成功经验也是应该重视的。
中国戏曲音乐有着独具的民族特色。比如京戏用若干个典范的曲调来把音乐结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及打击乐队所具有的惊人表现能力等都是。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国戏曲音乐必须予以应有的丰富，像自始至终用打击乐队伴奏的方式便应该适当地改变。目前已开始应用的引用戏曲固有曲牌的办法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王鸣仲同志在西欧演出“闹天宫”中偷桃一场时省去了一段歌唱，但乐队仍然伴随着表演的进行奏出“喜迁莺”的曲调，这使他的表演动作有着和使用打击乐队伴奏同样的高度节奏感，丝毫也没有失去戏曲表演的风格特点。在“断桥”终场时，由于引用了一段曲牌音乐，许仙、白素贞言归于好后一同下场时，比之旧的演出只用小锣“太太太太”的敲打来伴和演员下场的办法，便使情绪更为饱满，有力地帮助了演员的表演。我国戏曲的演出，由于打击乐队在节奏上可快可慢，常使演员的表演松懈无力。如果能把音乐固定化，就是定下谱来，一定会使表演节奏更能适应剧情的要求。而逐步定谱的最好方法之一便是在保持固有打击乐队的节奏基础上引用戏曲固有的曲牌音乐曲调，这样就可以逐步根据表演需要而把伴奏音乐固定乐谱、固定速度。同时还可以兼收丰富音乐的效果。
在布景和服装上，也可以考虑必要的改革。比如运用灯光效果是不会对戏曲固有风格带来任何弊病的。而适当地增加适应表演风格的布景以及一定的分幕、终场处理，像昆曲“十五贯”那样，每幕结束时使表演终止在一个一定的“休止”上闭幕，这便使每幕的结束更富于感染力。关于我国戏曲服装，欧洲各国艺术家虽然一方面赞叹其色彩的华丽，但也向我们提出了“防止过份的繁琐而妨碍演员表演，特别应该提倡少用贵重材料而能达到同样艺术效果的现代制作方法”的意见，这是很好的同行式的忠告，也应引起我们重视的。
当然，正象对剧目内容的改革工作一样，进行艺术改革的关键也同样在于如何具体、细致地分辨我们的戏曲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真正做到去芜存精。但也必须承认，进行艺术改革也要克服一些保守的观点，比如关于丰富音乐问题，就需要大胆地打破某些旧的成规。像伴奏音乐的尺寸（速度）可长可短，可以根据演员要求临时决定马前或马后（加快或放慢）的旧习惯，便是妨碍表演艺术进步的障碍。因为音乐艺术必须服从严格的时间规定的要求，否则，将会使同样的音乐素材（曲调和节奏等）由于速度快慢不同而产生判然不同的效果。既然是改革，那须要打破一些成规，不破不立的道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继承文化遗产的所谓继承，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继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关键是在于如何在积极的改革中随时防止粗暴的态度。
我国戏曲在西欧演出时，在艺术工作上的主要经验是：一、随时不断地进行表演的精练工作，就是从情节和人物出发，要求更精练地、准确地表现剧目的丰富内容。这决不同于简单地删节，而是要求剧目内容的表达和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的高度经济和集中相一致。二、发展打击乐队的独具特点并严格其节奏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引用适当曲调来丰富戏曲的音乐性。三、在不破坏风格特点和不妨碍表演的原则下，运用必要的现代舞台美术和技术方法，如布景的方法（这就自然牵连到分幕、终场的处理）和灯光的效果等。这些作法在国外行之有效，因而提出来请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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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重视外国古典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
编辑同志：
当前外国古典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是不够令人满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先行者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多年来在全国各地书店里都买不到。我们可以买到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黑格尔‘哲学史讲义’一书的摘要”，但无法买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讲义”。前年年底，贺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黑格尔的其他著作的中译本。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这些年来，除了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太庆译的“宗教的本质”，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洪谦译的“未来的哲学原理”，再没有别的了。此外，我们到各处外文书店里去买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著作的俄文本或德文本，也不可得。
是不是我们完全不必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先行者的著作呢？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注意过去的伟大学术遗产的。列宁在很多论著中一再强调应该深刻钻研历史遗产，他本人在那样紧张繁忙的革命斗争年代也还博览群籍，仔细研读了古典哲学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先行者，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著作的深刻研究，正是我们的典范。
我建议，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对哲学的古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应该重视起来，作一通盘规划，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种书籍，虽然销路比不上政治性的小册子，但它们是学术文化界十分需要的。做好这种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对于提高我国学术文化水平、帮助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以及对于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都会起很大的推进作用。
南京解放军文化师范学校训练处 杨效周
编者的话
我们收到杨效周同志的意见后，曾向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者贺麟、王太庆两先生了解有关情况。他们对于国家出版社不重视古典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同感，特别感到人民出版社（包括三联书店）积压稿件的现象太严重了。一部稿子，一拖就是一年以上，几十万字的是如此，三、五万字的也是如此。如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译稿，早在1954年6月就交给出版社，但直到现在才和读者见面。黑格尔“哲学史”第二卷，1955年10月已交出译稿，据说要到1957年才能出版。顾寿观译的拉梅特里著“人是机器”一稿，仅四、五万字，去年七月交稿，至今尚未出版。江天骥、陈修斋等合译的“狄德罗选集”（约二十万字），去年六月以前即已交稿，现在也还没有出版。
他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不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其次是工作缺乏计划性。对于他们，出版合同只是具文，没有约束力量。同时，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方法上也有问题，往往在细小的地方吹毛求疵，拖延出版时间。举个例说，在引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地方，他们要求译者直抄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的译文，据说这是为了“统一”，但是“外文局”的译文并不都是正确的。有的俄文译文本来不佳，转译成中文，错的更多。译者为了这事，和出版社发生过不少争执，耽误了不少时间。
人民出版社不重视古典哲学著作的出版工作，还表现在对译稿的稿酬上。现在是译一本普通的英文或俄文小册子，稿费每千字九元，而译古典著作，往往须参考几种版本，经过三四位同志的一再校阅，逐字逐句的斟酌和推敲，稿酬每千字却只有十元。古典著作译文的稿费太低了，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
拖延出版时间，一方面使读者渴望的书不能和读者早日见面，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所有这些译者一有其他工作就把翻译工作抛开，如黑格尔“哲学史”的翻译工作曾几次中断，如王太庆的笛卡儿著作译稿，贺麟的斯宾诺莎著作的译稿，陈修斋的莱布尼兹著作的译稿等等，也延搁起来。
他们认为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增加和译著者的联系，缩短出书时间，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工作，增进译著者的积极性，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觉得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是值得出版机关严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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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迅速成长是和老科学家的培养分不开的。我国著名的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塔（左），在指导由研究实习员新提升为助理研究员的范世藩（右）做家兔的大脑解剖手术。 新华社记者 范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