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山西省80％以上的农业合作社整顿了财务管理工作
广大青年展开“争取作个优秀社员”的运动
本报讯 山西省一万九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以上的社按照勤俭办社方针整顿了财务管理工作。目前，全省已经有一万五千八百多个社结算了旧账，建立了新账。长治专区有75％的社，通过算增产、算投资和算社员收入的三笔账后，都进行了财务规划。
在整顿工作中，各地都紧缩了非生产性的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适当精简了财务会计机构，并且通过政府处理了一些贪污和挥霍公款等事件，消除了铺张浪费现象。晋南专区许多社在整顿财务工作的时候，针对发现的漏洞，重新制定了财务收支计划和必要的制度。全区三千多个社裁减了不称职或不必要的会计人员，腾出八千八百七十多人参加了生产。浑源县龙洼村五星社，缩减了能够节省的费用六万多元，使投资比例降到占总收入的13％，社员的收入由每个劳动日分红一元增加到一元三角。
本报讯 山西省夏县、汾阳、昔阳等四十六个县、市，最近开展了群众性的“争取作个优秀社员”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山西省任焕孩等六个青年倡议的。他们在倡议中提出了要模范地遵守社章，积极参加农业增产竞赛，每个男劳动力要做250到300个劳动日，女劳动力要做120到170个劳动日；努力学习农业技术和文化等条件。
在各级团组织的积极领导下，争取作个优秀社员的口号，目前已经逐步变成了广大农村青年的实际行动。高平、夏县等地农业合作社的青年，过去不顾工活质量，抢赚工分，经过团组织召开座谈会进行了爱社教育后，青年们认识了这种做法对自己和社都没好处，开展了保质保量的劳动竞赛，争取作个优秀社员。昔阳县大寨乡的十三个青年，看到天阴了，他们就星夜把放在露天地上的三万斤干草运回了草房，避免了损失。目前沁水、汾阳、高平等县已经出现三百二十多个青年优秀社员和生产积极分子。
第2版()
专栏：
天津港五月份物资吞吐量超过历史最高纪录
新华社天津4日电 天津港五月份的物资吞吐量，比历史上最高纪录的今年三月份还多11％。
五月的天津港分外繁荣。天天都有万吨巨轮进出新港。电池搬运车、万能装卸机等昼夜不停地在新港、塘沽和河西码头往来，装卸工人们曾连续二天装卸十七只船舶的货物。他们敏捷地卸下来自南斯拉夫、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工作母机、科学仪器、化学肥料等物资，又把我国出产的马达、磁器、奶酪等货物装上船只。
天津港这个月的吞吐任务，超过了天津港的仓库、货场及装卸能力。职工们通过改进装卸工具，改变操作方法，调整劳动组织，并且在铁路货主等有关方面的协作下，不仅没有发生港口堵塞，还使绝大部分国内外船舶的装卸任务按时或提前完成。河西作业区全月装卸二十七条船，有二十四条船提前离港。
第2版()
专栏：
两条罕见的大沙鱼
新华社广州5日电 北海市渔民捕获两条罕见的大沙鱼。这两条大沙鱼，一条重四千斤，一条重六千五百斤。它们的头近似扁圆形，牙齿细小，性格温和，喜食浮游生物，和一般沙鱼的头部呈尖圆形、牙齿尖利、肉食和性格凶猛等特点不同。
广东省水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两条大沙鱼很有研究价值。现在这两条大沙鱼正从北海运来广州，供广东省水产实验所制成标本研究。
第2版()
专栏：
南京兴建磷肥厂
本报讯 我国规模较大的一座现代化的农肥制造厂——国营南京磷肥厂已经开工兴建。六月一日，磷肥厂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大会。
这个工厂原计划在1958年建成。为了满足农村对肥料的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加快建厂进度，预计这个厂将提前在明年上半年落成，七月份正式投入生产。
第2版()
专栏：
马鞍山铁厂不应该反对合理运输童维源
今年第一季度，马鞍山铁厂负责把卖出的姑山、南山铁矿的矿石几万吨运交鞍山钢铁公司，还由鞍山钢铁公司运来大量焦炭。这些货物，按照国家合理运输原则，利用航运，可节省运输费用三十三万多元，节省运力一千三百多万吨公里（等于一万三千多吨货物在一千华里运输距离上往返一次），还可减少北上船舶空驶，合理使用国家车船运输力量。这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马鞍山铁厂十分不感兴趣，在解决利用航运问题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困难”，制造种种障碍。
今年二月，航运部门派代表赴马鞍山铁厂商洽航运事宜。这个厂代替用货单位提出了四大问题：航运不能按化验三百吨分开装运，矿石航运以后不能在银行拨款，也不能保证矿石的粒度，航运时间长不能保证供应。若是用货单位同意航运，“他们”没有任何意见。这样看来，问题在用货单位，不在马鞍山铁厂。于是航运部门的代表，从江南到东北。结果用货单位同意航运，并且派代表同往马鞍山签订运输协议。
大家满以为问题解决了，其实不然：马鞍山铁厂又提出新的困难：马鞍山无供水运用的场地。其实马鞍山港不是没有供水运用的场地，而是大量供水运用的场地被当作材料场占用了。虽然矿石在南京港转运是浪费的，但是事出无奈，也只好在南京港转运了。马鞍山铁厂却不甘心问题就这样解决，又对用货单位代表说：“内河运输不能保证完成任务”，使用货单位代表不敢把矿石在南京港转运，逼得芜湖内河航运局作了绝对的保证。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马鞍山铁厂又提出了四个新问题：不按国务院批准的计划程序提月度托运计划；不按国务院批准的规定相互计缴罚款；用货单位须再负担每吨倒堆费六角；水涨后矿石在南京港化验。限十分钟内答复，否则即不用航运。马鞍山铁厂的负责人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航运部门和用货单位“卡”住了。实际怎样呢？解决了托运计划问题、计缴罚款问题以后，大家到现场一看，发现化验既不受水涨影响，也不需要倒堆费。在这种场合下，马鞍山铁厂的负责同志才同意航运姑山矿石。可是马鞍山铁厂却不甘心从此罢休，利用签订运输协议的时间，竭力向当涂火车站集中矿石，造成矿石不得不用铁路运输的既成事实。
在研究南山矿石航运的时候，马鞍山铁厂一开头就逼着航运部门代表同意：“解决南山问题后，保证不谈焦炭的水运问题，不然，就不解决南山问题！”接着，他们又提出航运南山矿石，必须有一个八千到一万平方公尺的场地，但是这块场地没有。用货单位和航运部门代表共同计算后，认为只要一千平方公尺场地就可以了，并且找到了这块场地。马鞍山铁厂立即又表示运出存在该场上的废矿粉需款六千元（实际仅需一千元左右），必须由用货单位负担。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南山矿石、焦炭迄今还不能用水运。
马鞍山铁厂为什么千方百计地反对航运矿石和焦炭呢？这个厂运输科彭科长一再说道：“水运部门为了拉生意，用货单位为了节省，马鞍山铁厂为了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里，需要分析一下“夫人”和“兵”是指什么？原来是：改为航运以后，需要重新组织装卸力量，重新组织小火车的调度工作，重新做场地计划，而这点工作比起用铁路运输来要麻烦一点。他们不愿意麻烦一点，用彭科长的话说，就是不愿“赔夫人”和“折兵”，所以就反对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我认为马鞍山铁厂对航运矿石和焦炭所采取的是一种本位主义的态度，希望冶金工业部迅速帮助马鞍山铁厂改变这种态度！
第2版()
专栏：
节约木材、钢筋、水泥
武汉重型工具机厂工地采用了四十二种先进经验
本报讯 武汉重型工具机厂工地一个多月来采用了四十二种节约方面的先进经验，大大节约了木材、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工程成本降低了很多。推广竹模板代替木模板的先进经验以后，在技工学校和厂房模型仓库等工程上，就节省了一千三百五十立方木材，并且降低成本五千九百多元。在节约钢筋方面，仅推广冷拉钢筋先进经验一项，就节约钢材二十二吨。在第四批宿舍楼板和热力管道的盖板工程上，准备采用竹筋混凝土先进经验，据计算可以节约钢筋172吨。在节约水泥方面，普遍采用了水泥砂浆掺加粘土浆砌墙，节约水泥约二十二吨。
第2版()
专栏：
采用模型照相设计法
本报沈阳讯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四分局，最近学习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机械制造厂设计院的经验，在布置厂房外部设计图时采用了模型照相设计法，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了两倍。
过去在决定一个厂房的外部平面设计的时候，事先要在图纸上画出许多不同的设计方案来；审查和选择图纸的时候，为了考虑节约、运输方便、整齐美观等问题，经常翻复修改设计。学习捷克斯洛伐克的先进经验以后，只要在一个平面板上布置一套木制的厂房模型，利用铅丝、有色纸片作出铁路、公路和围墙的标志，设计人员在考虑设计方案的时候，只要简单地更换模型位置，就可以摄到不同的平面设计图样。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设计人员在考虑设计和绘图同时进行时思想不集中的现象，又可以大大缩短绘图和审查图纸的时间。
目前，设计四分局还研究出了利用幻灯直接晒图的办法，准备把这种模型照相设计经验推广到其他的工艺设计工作中去。
第2版()
专栏：
上海开出的客轮安全到达大连
新华社旅大4日电 从上海开出的中兴九号轮，经过了七十三小时三十分的航行以后，今天下午五时半到达大连港。
这艘船上载着一百八十多名旅客。因为海洋上现在还是多雾的季节，轮船时常在弥漫着的轻雾中安全航行。旅客和船员们曾经在海上举行了联欢晚会。旅客们还玩了轮船为他们准备的许多文化娱乐用品，度过了愉快的旅途生活。
轮船在到达大连港的时候，码头上前来迎接的群众放起了鞭炮，停泊在港的船只都高鸣欢迎的汽笛，庆贺上海大连间第一次海上旅客运输的成功。
第2版()
专栏：
兴修水利工程
江苏扩大灌溉面积
本报南京讯 江苏省今年规模浩大的春修农田水利工程，获得很大成绩。据五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共计扩大灌溉面积51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六百八十万亩，改善排水面积1，481万亩，今年扩大和改善灌溉的农田面积，就相当于全省原有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江苏省今年的水利工程绝大部分是中小型的，是依靠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兴建的。全省共训练、培养了二万个区、乡水利技术人员，他们并且用参观、实习、带徒弟等办法，教会了农民群众普遍掌握工程技术标准。今年的工程质量比往年有很大提高。三千多处水利工程放水灌田
新华社哈尔滨5日电 到五月底，黑龙江省修建的三千多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其中有70％的工程开始放水灌溉稻田。这些工程中规模最大的可以灌溉三千公顷水田，最小的能供应二十到一百公顷水田的用水。全部水利工程将灌溉今年全省新开出的十万公顷水田。
这些工程，都是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去冬今春冒着严寒和冷风修建的，并且得到了国家的帮助。工业部门和供销部门还供应了大批动力抽水机、水车等物资。省水利局共为合作社训练了二万六千多名水利技术手，现在各抽水站的技术员都是由这些技术手担任。
云南修成一座大水库
据新华社昆明5日电 云南省目前最大的一个水库——西河水库已经在昨天修成。
这个位于南盘江支流西河上的水库，可蓄水三千万立方公尺，灌溉七万亩农田，还可使南盘江两岸六千亩田地免除洪水的灾患。
第2版()
专栏：
江浙蚕桑生产为什么恢复得慢
济农
江苏、浙江两省今年的春蚕饲养计划，只完成了97％左右，如不加强领导，全年蚕桑生产计划很难完成。
1937年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两省桑园面积锐减，据1950年统计，桑园只占战前373万亩的41％强，产茧量只占战前201万担的20％左右。解放以来，蚕桑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但是恢复的速度是不算快的。拿1955年和抗战前比较，桑园面积仅有战前的54％，产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35％。
蚕桑生产所以不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除了蚕桑生产本身的投资大、收益慢这一客观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对蚕桑生产重视不够，缺乏经常和有效的领导。领导方面的一般情况是：在定种、收茧的时候布置一下，平常对于桑园的培育和蚕的饲养很少过问。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增产粮食和发展蚕桑生产对立起来，以致在扩大粮食作物面积、改变耕作制度、兴修水利等工作中，发生了大量砍伐桑树的严重现象。据江苏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冬以来被毁掉的桑园有一万多亩。浙江省有名的蚕桑产区——崇德县天花荡地区，今年为了争取粮食自给，竟把三千亩桑园和其他特产田全部改为水稻田。德清县为了修筑乡村道路，砍掉了二万株桑树。
由于领导机关对于蚕桑生产重视不够，蚕茧收购价偏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适当的解决。1937年茧米比价是一比十三点三三，现在却是一比七点九八。几年来的茧价忽高忽低，今年茧价虽然较1950年调高15.12％，也只等于1952年的水平，加上标准茧价所要求的茧质提高了29.26％，实际上茧价只调高约1％。把茧价和丝绸价比较一下，也可看出茧价是偏低的。几年来，丝绸的价格逐年提高。如以1950年为一百，那么现在丝价调高了30.37％，绸价调高了56％到90.73％，丝被面价格调高了139％。由于茧价偏低，农民从事蚕桑生产的收入就不如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多。1955年浙江省平均每亩桑园的收入是28.5元，高产区如吴兴、德清等县是45.75元，低产区如嘉兴等县是16.57元。江苏省平均是43元。这些数字都比农业生产的收入低。据浙江德清县陈家圩农业生产合作社调查，每亩桑园产春叶十担，以全年产茧115.6斤计算，平均每个劳动日所得的报酬是1.375元；而双季水稻每亩产稻谷八百斤，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平均是2.1元。
蚕茧价格不合理首先损伤了农民对于蚕桑生产的积极性。目前蚕园缺株很多，间作其他作物的情况很严重。据浙江1955年统计，桑园间作其他作物的面积有八十五万亩，占桑园面积57％以上。江苏的桑园间作其他作物的情况也和浙江大体相同。这种情况给桑园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正像俗语所说：“若要桑园荒，一熟蔬菜、一熟麦。”另外，各地对于桑园也不很好地培育，把供应给桑园的专用肥料，也移用在水稻田里去。这样，桑园便日益衰萎，产量下降。抗日战争以前，杭嘉湖地区每亩桑园产桑叶二千斤左右，现在大约只产五百斤。其次，因为蚕桑生产收入低于农业生产收入，有些农业合作社便不得不压低蚕桑生产的包工工分。目前一张蚕种所包的工分，一般的是一百分至一百一十分，而实际上一个中等劳动力花二十六天时间饲养一张蚕种，应得一百三十个工分以上。正因为这样，有些社员不愿从事蚕桑生产，有些农业合作社包工的时候包不下去。
进一步发展蚕桑生产，对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增加农民收入都有重大意义。有蚕桑生产的地区，特别是集中产区的党委，应该把蚕桑生产摆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切实加强对它的领导。各地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定积极可靠的蚕桑生产规划。对于茧价偏低、购销差价过大问题，要认真解决，以便保证农民从事蚕桑生产的收入不低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各地应该在发展桑园特别是提高现有桑园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采取适当措施，如核减原桑园内间作粮食的“定产”数字，动员农民不在桑园里间作其他作物；对于新发展的桑园和由零星桑树移栽归并而成的桑园，在没有收益或收益很少的期间，应该酌情减免农业税，以鼓励发展。只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蚕桑生产是可以更快地恢复和发展的。
第2版()
专栏：
读“中国文学史稿”
余冠英
陆侃如、冯沅君两同志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已在“文史哲”杂志全部发表。著者在解放前曾写过“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简编”，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具有基础的。他们在1932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的序例中已经表示运用“新方法”的要求，这部新著正是企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写的。因此，读者对它的希望比较高。
本书写作态度严肃，绝少标奇立异的议论。语言简明扼要，绝少浮辞闲话。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本书的材料是比较丰富的，戏曲、小说部分尤其充实（例如明、清戏曲和宋、元、明、清话本）。著者对于他们所处理的某些材料曾下过考订功夫，因此那些材料大都可靠。无疑，缺乏中国文学史具体知识的读者可以从其中得到不少的益处。不过读者的要求不能仅止于此，他们还希望知道：文学的优良传统如何在不断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新倾向怎样萌芽，怎样代替了旧的，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哪些伟大作家，他们又发生了如何的影响，历代伟大作品在当时和今天有什么意义等等。文学史如果能正确地说明这些问题，也就是完成了本书“引言”所提出的任务：“寻求文学发展的规律”、“寻求文学和社会生活与阶级斗争联系的规律”和“给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以适当的估价”。在这些方面，本书还不能使读者得到满足。
作为读者之一，我愿意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写出来，提出一些问题和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向著者和中国文学史的其他研究者请教。
一
首先，本书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文学史之所以需要分期不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更重要的是揭示某些倾向的衰落和另一些倾向的兴起，确定文学发展各段之间质的区别，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正因为历史是有规律地发展着的，所以在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然的段落，而不是可以用人为的框子随意去套的。本书把文学史分了六个段落，即文学的起源（包括殷商文学），封建初期（武王克商至秦统一）的文学，封建中期（秦至隋统一）的文学，封建后期（隋至元亡）的文学，封建末期（明至鸦片战争）的文学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不难看出，这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框子来套文学史。且不论这样的社会历史分期是否完全正确，即使是完全正确的，是否能机械地搬用于文学史呢？我想是不能的。文学发展是人民生活发展的一个方面，和社会一般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但是社会变化反映到文学上来有时快，有时慢，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因此社会一般发展的阶段未必和文学发展的阶段完全一致，彼此不是
“步亦步趋亦趋”，丝毫没有参差的，我们研究文学的发展一定要充分估计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但直接的对象是文学本身。因为文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不能不受其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所制约，所以考虑文学史的分期必须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符合文学本身的新旧代变的实际情况。仅仅从社会一般发展考虑显然是不够的。本书机械地用社会历史分期的框子来套文学史的结果，就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例如战国时期的文学显然是和过去大不相同的，新的面貌既表现于屈原、宋玉的韵文，也表现于历史和哲学的散文，本书将段落的界线划在周秦之际而不在春秋战国之间，就不能显示这一变化。又如梁陈以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之衰落与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之抬头要到唐代武后朝才显著，隋代的文学基本上是同于旧时代的，甚至唐初的文学和梁陈文学的区别也还是不明显的。本书将界线划在陈隋之间也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过去的某些文学史著作机械地按朝代划分段落，使人有削足适履之感，上述的情况难道不给人同样的印象么？
其实，对于长达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仅仅划分为五六个段落，并不能算是解决了分期的问题，如要求明晰准确地反映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有更细密的分期。像东汉建安时期和唐代天宝时期的文学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考虑文学史分期不能忽视这些巨大的历史里程碑。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研究文学史的人大家来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暂时还只能提出一些怀疑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都准确，仅仅是为了说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不是把现成的一般历史的分期搬到文学方面就解决了问题而已。
二
现在再来谈谈这本书的结构形式。本书基本上是诗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的拼合，这种结构形式有人称之为“分体合编”。本书将这四体文学的发展一律划分为五期。五期四体，一纵一横，便形成整齐的格子。将史实分类叙述，依格填写，结果便产生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不合理的现象之一就是把某些不止在一种体裁上有贡献的作家分割开来。例如韩愈在本书中就是被分割成两片的，因为在散文和诗歌中都有他的地位。欧阳修和苏轼就是被分成三片的，因为他们既是诗人，又是词人，也是散文家。这样分割的结果就不能鲜明突出地揭示这些作家的总倾向和总成就，著者甚至有意无意地片面强调了作家某一体的贡献而贬低或抹煞了另外某些体的贡献，这样，读者就不能得到关于这些作家的全面的完整的认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代公安三袁的文学是反复古的进步倾向的代表，他们的进步倾向不仅表现在散文，同时也表现在诗歌。可是本书并不叙述他们的诗歌，只在散文里介绍了他们。对于三袁本无所知的读者就不免误会他们的贡献和影响仅限于散文了，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不合理的现象之二是为了使得每一段落中不至有某一体成为空白，就拉扯上一些本可不叙的东西。例如本书在封建初期文学中“戏剧的萌芽”一节，封建中期文学中“戏剧的进展”一节和封建后期文学中“唐宋戏剧”一节实际并无作品可叙，所叙的只是歌舞、杂技的名目、脚色和场面等等，严格说来，这些都不应属于文学史的范围。
不合理的现象之三是四体之外又设不伦不类的“附论”。汉魏六朝的辞赋就是安排在附论里来叙述的。著者认为辞赋是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文学形式，既不能归入诗歌一类，也不能放在散文之中，所以只能这样安排。这种安排说明本书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有机地组织起来，而是可分可合，不能成为严密的系统。
不合理的现象之四是只凭作品的形式勉强归类，不管内容。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放在“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一节里叙述的。本书没有文学批评一类，所以只好这么办。（假如本书也介绍司空图的“诗品”，按照本书的体例就不得不归入诗歌类了，因为那是用韵语写的。）这样一来，“文心雕龙”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只和“水经注”差不多，原该着重叙述的文学批评在梁代空前发达这一事实就无法突出了。文学理论有时在文学发展上是有巨大作用的，因此文学批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无足轻重。本书对于“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的安排充分暴露了本书结构的缺点。
分体合编的文学史最容易写成流水账，因为既要备列众体又要备叙每一体中比较重要的史实（在全部文学史中可能并不重要），这样，罗列就不能不多，真正的重点反而不易突出。在文学史里各个时代应该着重叙写的对象往往是不同的，有时是某一类的文学，如东汉的乐府诗，梁代的文学批评，元代的杂剧等等，有时是一个文学集团，如三国时代的邺下文人，但常常是某些伟大作家，如战国时的屈原，西汉的司马迁，唐朝的李白、杜甫等等。对于应该突出的作家，往往需要独立的章节，不能不突破文体的格子。因此写文学史不能机械地规定一个首尾一律的格式，只能适应文学发展的曲折变化的复杂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设计章节。有人说使用传统的分体合编的结构有一种好处，就是眉目清楚，但是我们应该辨别账簿式的眉目清楚和真正能反映文学发展规律的合于“史”的要求的眉目清楚。我们既要求运用新方法写出新的中国文学史来，就必须钻研新问题，假如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真正有了新的内容，就一定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旧形式了。
三
和本书在分期方法上所表现的用社会历史的框子来套文学史相类似，本书在叙述史实的时候也有将文学作品机械地、简单地
当做社会史材料的倾向。著者在总述某些段落的文学概况时照例分为“历史的背景”与“文学的鸟瞰”两节，但在后一节里有些叙述仍然是前一节的补充说明或举例。例如第十五章的“文学的鸟瞰”着重叙述了从这时期的文学看到手工业如何扩大生产，工业市镇如何扩大繁荣，或是哪些作品描写了商人，哪些作品反映了反对异族统治的思想等等。对于这一时期文学本身的总成就和特征却很少讲到。本书在分别介绍作品的时候也常常表现著者对于作品首先是当做社会史料来对待，其次才是看做艺术品，有时甚至忘了它是艺术品。对于话本“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一再强调主人公“兼营工业与手工业”。对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特别指出它反映了“团头制度”。在施润泽、蒋兴哥、杨八老、转运汉、徐老仆的故事中，仅仅看到手工业与商业盛况的反映。对于许多作品只谈到它们反映了什么，而不提如何反映（所谈到的“反映”又往往是不完全的或表面现象的罗列），说明著者对于文学的特点是忽略了的。
著者研究文学和社会的联系不是从作品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先确定某一时期的历史特征，然后到作品中找反映。结果往往只能发现一些表面、片面的东西，而且不免流于主观附会。本书第七章提出了一条公式：“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这时（笔者按：指从秦初到隋初）社会最本质的现象，必然成为这时优秀作品最基本的主题。”这条公式不是从具体史实概括出来的，仅仅是著者想当然的臆断。本书并未举出事实来证明这种“必然”。不但在秦隋之间，就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学里，像“水浒传”那样以表现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为主题的作品也是极其稀少的，有些作品只是曲折地反映了这一矛盾，许多作品并不反映。作品的优秀与否断不能只从这一个角度去衡量。我们如果像要求现代革命作家似的要求古代文人自觉地表现社会主要矛盾，那是要落空的。我们的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在他的小说里也不曾直接写过工人。难道能因此菲薄鲁迅，而怀疑他的作品的价值么？
本书所谈到的文学反映现实往往仅指对于当时现实生活的直接描写，因此重视“直接取材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往往只从题材衡量作品的社会意义，从而评价作家和作品。著者在本书的“引言”和“结语”中两度历举中国古代伟大作家的名字，在诗人中有白居易而无李白，在戏曲作家中有李玉而无王实甫，这和向来的公评是不同的。著作所持的理由不曾明说，但是只要将本书介绍这几位作家的词句做一番比较就明白了。原来白居易所以能排在古代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是因为他的“秦中吟”和“新乐府”的“主题思想非常明确，主要是批判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特别对于统治阶级的罪行予以无情的揭发。”李白虽然也是“盛唐以前最伟大的诗人”，虽然“他的浪漫主义基本上是积极的，是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虽然他的作品中也表现了“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质”，但是，他终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不曾像白居易那样明确地广泛地揭露当时政治上的黑暗面，所以就不能排在古代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李玉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作品“有些是直接取材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政治倾向性比较鲜明，斗争性比较强烈”，他的作品“清忠谱”“在写周顺昌与魏忠贤的斗争中……表现着群众抵抗人民公敌的战斗热情”。而王实甫的“西厢记”虽然“使他获得其他剧作家所难得的荣誉”，虽然“它的成就首先建立在它的强烈的思想性上”，它的意义不过是“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反对借金钱或势力强迫成功的婚姻，反对扼杀青年男女真挚的爱”。在著者看来，李白的现实主义是要打折扣的，“西厢记”的社会意义是不如“清忠谱”重大的。不难看出，著者把现实主义和文学的思想性都庸俗化了，把作品的艺术性看得太无足重轻了。李白的诗，从它的表现方式看来，有较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作品的基本精神看来，它是和杜甫、白居易的诗一样，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不但不是一个缺点，而且往往是作品的鼓舞、感染力量的重要因素。杜甫的诗难道没有浪漫主义色彩？白居易的诗，如“长恨歌”等何尝没有浪漫主义色彩？不能因为作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而贬低作家的地位，这是很清楚的道理。
现实主义精神并非只表现于从现实生活取材。有些作品尽管写的是理想的事物，虚构的境界，它的精神却仍然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比某些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更现实。就拿“西游记”来说，书中所写的天宫、灵界、仙、佛、妖魔都非现实中所有，但是它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我们能说它的精神不是现实主义的么？“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作品也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因此单凭是否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来分别作品的高下是不妥当的，我们很难说“金瓶梅”的价值一定比
“西游记”高些。
作品是否描写了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或是否表现阶级斗争，也不能作为衡量思想性高低的唯一标准。除了写什么之外还得看怎么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从表面看来它是社会上的一件小事，但通过这种题材也可以表现出反礼教反封建的意义。作品的社会意义大小不能单从题材来看，要从经过艺术表现后的总效果来看。小题材也可能含有大意义，这种意义往往经过伟大作家表现之后才显出来。“红楼梦”所描写的主要是一个封建家庭中所发生的事情，比起“水浒”来，它的题材是并不大的，但我们却觉得这一部作品批判了整个的封建社会，而且好像预言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走向灭亡一样，难道它的社会意义还小么？谁能说这部小说的思想性一定低于“水浒”呢？
本书只承认“秦中吟”和“新乐府”是白居易的杰作，而笼统地说他的“感伤诗”和“闲适诗”是“消极的作品”，这样就把这个作家的成就缩小了。只看见白居易的伟大，而看不见李白的伟大，只推重元明清散曲、小曲和道情的现实性，作为当时诗歌的代表来叙述，而抹煞这几代的所有的五七言诗，这就把文学的范围缩小，使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美丰富的内容在文学史上得不到完全的反映了。这种狭隘观念显然是有害的。
还应该指出，著者在作品中寻找社会意义的方法有时是割裂作品的。本书常常只举出某些作品中的一两句来说明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价值，而不是就整个作品来分析，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例如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仅仅据“汉皇重色思倾国”少数字句强调它的“批判性”，就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作品。更严重的是作品本来没有某种意义而附会歪曲地贴上某种标签。如说“聊斋志异”是“借狐鬼来谴责统治阶级”，这是讲不通的，作者明明把许多狐鬼写成可爱的形象，难道是可以抹煞的么？“聊斋志异”所反映的思想是复杂矛盾的，断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本书又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性格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猪八戒的性格是属于寄生阶级的。这样把两个形象对立起来，不但抹煞了猪八戒性格中良善的一面，而且也抹煞了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战友的关系了。此外，本书还说“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故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乐道，只是因为刘备是以织屦贩席为业的，张飞是卖肉的，关羽是推车子的。著者不但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也把群众看得太简单了。好像群众所欣赏的既不是书中的艺术形象，也不是英雄人物的品德，而只是人物的出身。由此推论，羊角哀和左伯桃的友谊，范式和张劭的交情，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恋爱，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相知都不能使群众欣赏，因为这些人物的出身都不是属于社会的下层。事实何尝是这样呢？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本书解释文学史上的现象，有不少主观、片面、机械、简单、公式化的地方。常常缺乏具体分析，特别是艺术性的分析，忽视文学的特点。应该说本书的庸俗社会学的气息是浓厚的。这是本书主要的缺点。
由于本书有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加上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倾向，就不可能揭示文学发展的真正的规律，完成著者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只能罗列现象，平铺直叙，把文学史写成流水账了。本书平列众体，每体之下平列作家。叙述又十分简略。这一体与那一体之间看不出联系，作家与作家之间看不出继承关系。不但重点的作家作品不够突出，而且对立的不同倾向，不同派别也不够显明。因此读者对于每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不能得到清楚的认识，对于中国整个文学传统的发展过程印象更不免模糊了。
我们今天需要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面貌一新的，是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介绍作家作品，正确地说明文学的发展规律的。当然，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产生，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免不了种种困难、曲折和错误，而且必须经过种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辩，种种辛勤劳动的经验积累。万事起头难，勇于起头的人们的努力总是值得感激的，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责备求全。不过我们以为，目前还可以提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把已知的史实作基本正确的说明，对于作家作品作基本正确的评价，将文学史上的某些重要现象的关联性叙述清楚，力求避免主观片面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在本书的基础上作一番认真的修改和补充，这样的要求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第2版()
专栏：
出钢
天津钢厂钢和钢材的产量，分别在今年3月和5月达到了1957年的生产水平。这是天津钢厂工人正在出钢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孔繁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