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勤俭办社，发展多种经济
——吕鸿宾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廖鲁言部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高级社的示范章程通过公布后，会使得全国的广大农民兄弟欢欣鼓舞的，因为这个章程对生产经营、劳动组织、开展多种经济生产以及股份基金等问题，都有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如股份基金在初级社时是按土地交纳或土劳同交的办法，可是高级社后土地不分红了，再照过去按土地交股份基金就有很多问题。章程上明文规定股份基金按劳力分摊，我认为这是很合理很正确的。所以这个章程的制定会使合作社今后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更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拿我个人来说，有了这个章程，工作也好，生产也好，心里就更亮堂更大胆了。
现在我把俺社里执行勤俭办社，发展多种经济的情况，向大会简单汇报汇报。俺那个社也是由小到大。起初只有3户，现在已有1，771户、8，300多口人，经营着2万多亩地的高级社了。几年来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援下，不断增加了生产，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社员收入也显著增加，可是总觉着手头上紧，社里的一些开支，社员个人的日常零化销都有困难，有时不得不去向国家贷款。
自从中央提出勤俭办社，号召我们加强经营管理，开展多种经济生产后，我们社坚决执行了。我简单说一说：对勤俭办社，开始有些人觉得合作化的高潮到来，好像是钱也给潮来了，有的社员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旧式农具也不愿意用了，想摆阔气要面子。有些干部也有这种想法，说“咱们社这样出名，起码也得盖上个大礼堂，不然太不好看了”。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可是要知道，家从勤俭起，老农民有句俗话“吃饭穿衣量家当”，光想办好不行，还得看看社里有没有钱？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向国家贷款吧不行，叫社员投资吧也有限，生产投资不够，老百姓是“有钱不置半年闲”。况且社员手里也都不宽裕，所以根据社委会研究，俺社对非生产性建设一概都没搞，有个参观俺社的人对我说：“没来以前想，爱国农业合作社是老社，有很大成就，我想一定是建设得也很辉煌，可是一看心里就冷淡了，六个会计、一个保管，还有信用社同住着三间屋，平平常常有名无实。但实际看到和听了介绍，才体会到你们是真正执行了中央勤俭办社的方针。”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也变过来了。我们社还注意了从各方面挖潜力，减少非生产人员的开支。如仅是社员投资废铁（破锅、旧铁与一些不能再用的农具等）一项就有两万多斤，俺社里自己又有铁匠炉就用它做成了铁耙、镐、锄等小农具，利用废物制成成品，这样剩了很多钱。
土肥尿肥也积了8万多车子（每车400斤），少用了化学肥料。再拿社里的干部说，原来预计得用20多个才行，现下非生产干部只有9个，由于加强了生产管理，健全了劳动组织，工作也忙过来了。这样，不但生产成本降低，也使社员得到了好处，大家很满意。我直接的体会到，中央提出“勤俭办社”的方针是极为正确和及时的。
副业生产，我们也按照中央指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和增产的前提下，开展了多种经济的生产。俺社里现下有木丛、铁匠炉、建筑、运输、粉房、油房、养猪养鸡、菜园及石灰、砖瓦窑等十余种副业。每月平均收入纯利润六、七千元，全年预计收入七、八万元，解决了社里的一些开支，减少了向国家借钱，同时也增加了社员的收入，解决了社员日常零用化销的困难。根据我的实际体验，正如廖部长、邓子恢副总理报告中都提到的，不发展多种经济，开展副业生产，光指着粮食、棉花，就是丰收也很难使90％以上社员增加个人收入。确实是这样子，因土地、劳力都有个限度，产量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从我们的经验看，副业生产的好处还多得很，比方俺社从副业生产利润里做了400多个井盘，400多辆车子的修理和其他各种农具的损坏修理费都从副业中解决了。同时社里有了木匠，铁匠，平常使用的农具、车子坏根轴、断个把的也可随时修理好，剩了钱又耽误不了生产。他们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改进或创造些小型新农具，对农业技术改革也有好处。特别是成立高级社以后，实行按劳取酬，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力有些剩余，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就可以适当安排劳力，还可以解决老弱残疾、鳏寡孤独等无劳动力户的困难。因为高级社土地不分红，是靠劳力挣工分多劳多得，这样他们就没办法，光指望社里照顾也是消极的。我们社就把干不了重活的老年人、残废人等放在粉房或其他副业生产部门里去，干多是多干少是少。如一个叫马芍的社员因早年积下了病不能做重体力劳动，就在粉房里揭粉片、贴粉片，扫扫院子。另有王亭、孙安五都是残废腿不能下坡干活，就根据他俩的特长（一个会写字，一个会烧石灰）叫他们来管理石灰窑的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他们挣的工分虽不如壮年人多，可是搁不着天长日久就多了。所以从俺社这些具体事，更体会到农业生产必须与副业生产结合，发展多种经济，才能达到使90％以上甚至100％社员增加收入的。另外还体会到这也是高级社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单干就不用说了，初级社也办不到，因为你有钱没有技术人员，有技术人员也可能钱不够用。开始我们就碰到过这一点，社小的时候，想办个粉房，只有一个会做粉的，各方面条件都有困难。后来社大了就有了六、七个会的，资金问题、技术人员问题就容易解决了。现在社员都高兴的说：“咱社是铁匠、木匠、油房代粉房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就是过去的地主富农也顶多有个油房、酒店”，使社员更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幸福远景，对自己那2亩地有没有，根本也就不在意了。那么搞副业是否影响农业增产呢？只要组织得好不影响。俺社有4，000多劳动力，副业固定工人240，临时工约200人，不仅他们的生产超过其农业劳动收入，更因为高级社以后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劳动效率的提高也远远赶过副业上的用工数。
最后我有几点意见：（1）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要发展多种经济的副业，这是肯定的，但是，能不能发展手工业呢？这个问题在合作社里始终还是个疑问。县、区供销合作社的干部认为手工业改造是他们的事，农村里的手工业者应一律集中到区里的手工业合作社去，他们的理由是这样便于领导有利发展，放在农业社里不合适。我们却有不同看法。拿铁业、木业来说，和俺们农业社有密切关系，如集中到区对农业社的生产很不便利。譬如，俺社有470辆小推车，生产忙又加社员积极性高，小车使唤得很勤，注意节约，一年也得换几次车轴、车耳，其他农具也常有损坏，如社里有木匠不用化现钱就修换好了。平时车轴、车脚以及别的农具出点毛病，立即可修理好，如果把木匠集中到区，来回一、二十里路，人家手工业合作社又有人家自己的计划，去修件农具三天五天还排不上号，修好了生产也就给耽误了。如有一个社有一张耧就是角上有一点小毛病，跑出25里地等了3天才修好。合作社发展起来，修建猪栏、牛棚、场院屋子、做个门窗……都需要木匠。如果找人家给做不光是不及时不便利，最头痛的是要拿现钱，没有钱人家手工业合作社还不能欠账。要是社里有木匠，问题就解决了。现下社里有大批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和水车等，农民使起来实际没有什么不会的，问题是出点小毛病没办法，送到区里去修也和修耧一样不方便，社里如有铁匠，他们不但打些小农具，还可修理新式农具，起的作用就不小。再说，铁、木匠也不愿意集中到区去入手工业合作社。俺社有个木匠对我说：“请问问政府，俺入了高级社算不算改造了，如果算我就不到区里去，不算，我就不当木匠了。”这里面仔细研究是有道理的，不能随便给他们戴上“落后”的帽子。农村里的木匠多是半农半工，农闲时当木匠，农忙时下地种庄稼，两方面收入加起来生活就过得去。把他集中到手工业合作社，一月赚二十元工资，钱到手、饭到口，所剩不多，家里的妇女虽入了社，带孩子管家务劳动力有限，挣工分不多生活就困难，很有退社的危险。我们的一些县、区干部不深入调查群众生活上和社里生产的要求，一味强调执行上级指示，抱着单纯任务观点，自然群众就不满意。我们社的手工业者就坚持不愿集中，可是我们过去也没有个根据，如今章程二十七条上虽有规定，发展副业生产其中包括手工业生产，还是建议政府是否对副业经营的界限规定一下，那些属供销社，那些归农业社，并在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可分地区、条件，如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木、铁匠等还是放在农业社里好些。但也要注意一点，发展副业也必须从条件出发，应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的搞，防止盲目的发展。（2）农田水利建设原是长期规划的东西，县、区干部片面地追求数字，不从实际出发。拿打井来说，上级一再要求数字，三日两头向上涨，后来就约十五亩地一眼井，也不管你地势高低，水源流向，需不需要，反正是十五亩合一口井，有的打在山上的，打在河旁的，有的就打不出水。打了200眼井又没有砖砌，过了一冬土一冻许多都塌了，只好重修，有的填上了事。那么多井又只有很少的提水工具，有些有水的井，也因没有提水工具，弄不上水来。这样不顾地点条件的盲干，使人力物力浪费不小，不合于“勤俭办社”方针。这一切和区、乡干部和社内干部的包办代替是分不开的，他们如果多听听社员和社委会的意见，问题也不会这样严重。据这次会上有一位代表说有的住社干部要合作社每一个生产队建上一个篮球场，九个队就得九付球架九个球得花千数元，还要每一个队一个保健箱。还有的住社干部嫌社的管委会不会打大谱，问“谁能打大谱”。他光知道他是国家供给按时领工资，就不知道老百姓的来钱不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他不想想社员那有这么多钱，又那有这些闲工夫去打球玩呢？（3）供销社对农村的农具供应上也存在问题，供应的不合农时或不适应群众的要求，如有的地方反映：地耕好了又运去一些双轮双铧犁，播种都弄好才运去撒粪箱，供应很不及时。再是供销社在农村收购肉产品
（牛、猪等）时以很低价收买，但用高价出卖。弄得社里和群众都不愿意养猪养牛了，因而也造成城市里肉类供应的紧张。这个问题也应注意解决。
以上就谈这些。俺社里的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这次回去后，一定和社员一起，很好的学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在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把俺社办得更好，争取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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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视察中受到了最大鼓舞
——刘清扬、吴昱恒、马约翰代表的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并建议大会通过这两个报告和批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我们的财政预算是完全符合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尤其每一个钱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了六亿人民的利益幸福而支配。这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制定出这样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为了胜利完成我们的财政预算，必须由工业、农业、手工业者的努力生产，和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共同一致奋斗努力。
为了更好的实现我们的财政预算，现在我们就这次出外视察所了解的情况发表一点意见。由5月18日至本月初，我们同林仲易政协委员到河北省唐山市、唐山专区昌黎县及天津市等处视察了陡河水库工程、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和三个类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及渔业生产合作社，从这些视察的实况来看，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获得了伟大的成绩，而且正在继续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中，首先就使我们在观察实践的学习上受到最大的鼓舞。例如唐山市的陡河水库工程，为了保护工业城市和灌溉农田，将近4万名的民工和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忘我的劳动，实在令人由衷地感动。工业生产方面如启新水泥公司，从公私合营后，生产量增加了18.6％，商品成本降低了13.02％，利润扩大到135％，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8.11％。今年第一季度按照规定计划，产量完成了105.48％，产值完成了106.33％，劳动生产率完成了103.98％，商品成本降低了16％。其他如唐山钢厂，唐山华新棉纺织厂，天津印染厂、针织厂、仁立毛纺厂等等，都在技术革新、劳动竞赛的条件下，产量逐步提高，成本逐步下降，利润逐步扩大，并争取于1956年内，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农业方面，唐山专区10个县，仅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短短的时间中，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就由原来两万多个初级社合并转成1，146个高级社。并经过短时间的整顿巩固工作，分成第一类社676个，二类社404个，三类社66个。从全专区来讲，入社农户由原来占总农户的46.83％已达到99.83％。而且好的社占绝大多数，经我们了解三个类型社的实际情况的分类完全是正确的。因此90％以上的社员都能增加收入。这说明我们所看到的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发展前进，在各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一般是健康的。然而在发展进程中也不免会带来若干缺点和问题，有些缺点和问题是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可以解决的，我们已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可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解决，在这里不必详述。其与中央有关而比较重要的问题，除以书面报由常务委员会审查外，兹提出几个较为突出的向大会汇报如下，并请各有关部门关怀注意：
一，关于财政拨款问题：
我们所接触到的无论地方行政领导或企业部门负责同志，都一致反映，认为过去财政部门对于地方或企业的预算拨款是不及时的。总是先紧后松，又要限期完成预算支出任务，致使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季度拨款，常到季度末款才拨出，但无论是购置器材或建设事业的措施，都不是短时期所能办到的，因此往往来不及使用此款，而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就必然会影响了生产计划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不能很好地完成财政预算的任务，使国家遭受损失，这是各级负责掌管财务的部门应该注意的。
二，关于唐山启新水泥公司的问题，分作五个问题来说明：
（1）关于该公司消灭粉尘的问题。
该公司自始是设在唐山市内的，有八座拌灰旋窑，只有三座有了不完善收尘器的设备，因之每日要从烟筒中飞散于唐山市上空的粉尘有105吨之多，损失国家资财，妨害市民健康至为严重（市民夏天不敢穿白衣）。该公司曾向上级反映，上级未予置理，去年冬马约翰代表等视察回京后，报经常务委员会提交主管部门，即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的注意，而迄今仍未处理。该局并复函说曾派工程师前往检查，已提出四种办法与该公司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责成该公司逐步解决。但在这次我们再次视察时，据该公司负责人告诉我们，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根本并未派人前往检查和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在中央领导机关这样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是应该注意改进的。
（2）关于水泥生产的增减缺乏准确计划问题。
据该公司反映，1955年上半年中央主管部门给该公司以增产任务，工人群众展开劳动竞赛，生产的劲头很大，直至7月间还在热烈地努力，8月中央忽指示减产，这等于在工人头上浇一瓢冷水，到1955年终大家还以为水泥没有销路，但1956年1月初，中央突然又传来了增产的消息，厂方只好仓促地开动机器，因而没有很好的完成熟料计划，致降低产品质量，并于1955年下半年减产达4万多吨，受了很大损失，工人和干部都有怨言。这说明中央主管部门掌握水泥生产计划，缺乏全面考虑的预见性，使下面生产单位陷于被动，既妨碍生产情绪，也妨碍了生产的发展。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3）关于新旧矿山的开采问题。
该公司旧矿山开采多年，已到了采尽封矿的时期，如再继续挖掘，便极不安全，也曾早向上级反映，并未引起重视，今春即曾发生了压死一个老练技术工人的严重事故，工人群众深为不满。经苏联专家代为检查，认为旧矿已不该使用，但为事实需要，也只能勉强开到本年年底即应停止。因此1957年1月份必须要从早已发现的卑家店新矿山采取原料。但关于卑家店新矿山的开采准备工作，从1954年合营后即应进行准备工作，只因中央设计院的设计工作一再迁延，耽误了时间。特别是技术设计该公司无此力量，而中央设计院又不予以协助，以致至今还未进行准备工作。据该公司负责同志说：如果中央主管部门不能即时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卑家店矿山就不能生产原料，1957年水泥生产既无原料供应，势必有被迫停工的危险。这对于大量建设建筑事业的需要时期，停工生产水泥的后果将给国家带来如何的损失！有必要在这里提请主管部门应严肃注意的。
（4）关于繁重体力劳动的问题。
该公司在生产中有43.7％的工人作推车和人力装车的繁重体力劳动，效力既差，工人的健康也有严重影响，现已有人患呕血症。解决的办法是运输过程的机械化。据负责人反映：如果实现了运输机械化，可减少体力劳动工人1，128名，另外增添一些附属设备，对薄弱环节加以改建和扩建，使生产潜在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问题如解决，同时加以全面规划和安排，并做好收尘设备，可能由现在年产60万吨增加到年产100万吨，一年增加40万吨，据估计投资2，000万元左右，两年半后即可完全收回投资，比新建一座年产40万吨的水泥厂，是省而且容易的多。以上该公司对于改进生产和发展业务的建议，特提请主管部门加以考虑。
（5）关于工人工资、宿舍和福利问题。
该公司于解放后到现在，工人工资无大改革，故工资制度仍极混乱，技术工人工资较低，经呈请上级主管部门的批示不能超过1955年工资总额的1.46％，但据计算的结果，起码工资总额须加到3.34％，才能作到较为合理。我们认为根据刘宁一代表的发言，中央对这一问题，是非常关怀的，想对该公司的工资必然会予以较合理的解决。
关于工人福利方面，我们认为普遍是作得不够的。但该公司从合营后，已积累福利基金63万元，除作生产奖励外，本打算今年盖10万元的工房，20万元的单身宿舍和更衣淋浴设备，但就需要水泥，曾向上级申请，未得到批准，又不指明有何其他代用材料，可供修建工房宿舍之用，使他们无法施工，以致不能解决工人的生活福利问题，工人在灰尘中埋头终日，竟得不到清洁的洗浴场和相当的住所，这说明中央主管部门对工人的生活福利不够关心，因此工人们说：“用这么一点水泥，只要我们多加努力就生产出来了，如果说水泥不够供应，为什么去年要我们减产呢？”我们认为这种处理办法，似乎是不大合理的。
三，唐山钢厂的问题。
该厂场址拥挤，热源满布，去年夏季因车间缺乏降温吹风设备，致使工人晕倒，被迫停工数日，迄今仍未按照计划安装通风降温设备，既影响工人健康，同时也影响了生产。因该厂卫生条件太差，夜班散值时没有休息场所，有的工人睡在地上或睡在浴室，而且在倒班时工人无宿舍离家太远，除往返时间只能休息三、四小时，睡眠不足，工作又特别繁重，一般身体都不很好，有不少工人患各种职业病。据该厂技术人员反映：中央钢铁工业管理局从来未有人到该厂深入了解情况，往往只是从一纸公文下达生产任务，缺乏具体领导帮助，所以该厂有不少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例如铁、焦煤和钢锭模子供应不上，使生产不能协调，形成被动而影响生产的顺利发展。
主管部门对该厂技术措施经费控制过严，也是往往到季度末才拨款，而又催促必须限期花完，使厂方来不及按计划购买设备，感到极大不便，也就影响了生产发展，工人群众深为不满。
四，陡河水库工程水泥供应问题。
唐山市新建陡河水库，是为保护唐山重工业城市和沿岸农村的生产水利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的任务必须赶在雨季到来以前6月底完成。经苏联专家勘察，开凿输水洞时，因该地山石质松，应以水泥灌浆加固，因此原计划水泥不敷应用，由工地负责同志三次向中央请拨，并由唐山市人民委员会两次转请，中央主管部门未予批准，引起群众不满，直到5月20日由权哲民市长亲自来京交涉，才得解决。这虽是已经过去的问题，但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对于一个关系工、农业生产利益迫不及待的物料供应问题，竟以漠视态度不予重视，这样官僚主义的作风，是值得今后注意改进的。
五，关于民工工资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地方各项修建工程需要大量发动民工担任此重大任务，是不容怀疑的。但由于乡村间农业生产合作高级化和高产化的高潮一齐到来，社员的劳动收入逐步提高，因之显示了民工工资过低的现象。据唐山专区负责同志反映民工工资按照规定每人每日八角钱，四角归农业社入账，四角归本人吃伙食（当然很不够，付出高度的劳力后，每人每天要吃二斤半粮食），农业社对作民工的社员，仍按劳动日计酬。该专区各农业社每个劳动日收入大都是三元左右，而且超过三元的也还不少，民工工资八角就相差太多，致影响农业社和全体社员的收入。因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是长期的，长此这样下去，可能使将来的派工会发生困难的，这当然是全国性的问题，中央对工人工资已有提高的决定，关于民工工资标准是否也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酌予调整，以免与农业社的劳动报酬过于悬殊，特提请中央主管部门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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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灭医疗事故，提高人民卫生事业
——王淑贞、林巧稚、黄家驷、俞霭峰、诸福棠、吴英恺、朱宪彝代表的发言
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在她的发言中曾经指出“有些医疗机构中医疗事故仍不断发生”，在其他代表的发言中，也有提到医疗事故的问题，说明医疗事故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卫生工作者的密切注意和深刻检查。
在社会主义国家，卫生工作的目的是解除痛苦、促进健康、延长寿命、增强劳动力，使人民能健康地、愉快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而医疗事故是由于医疗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国家和个人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消耗和劳动力的丧失，使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甚至牺牲了生命。这是和卫生工作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
解放几年来，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各界人民一样，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教育，参加了各项学习和社会改革运动，还在卫生部领导下，组织了以改正服务态度、消灭医疗事故为目的的卫生人员学习，工作是有改进的。“一切为了伤病员”已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但是不幸的是医疗事故还是不断发生，例如，医生开错药方，护士发错药、打错针，热水袋烫伤皮肤，小儿床不拉好栏杆以致病人从床上跌下，输血时配错血型，手术时把纱布、器械遗留在腹腔内等等。有些医护人员态度生硬，对病人缺乏同情和体贴，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有些在进行治疗或当病情有变化时没有向病人或家属作恰当的解释因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有一部分人生硬地引用医院条文，对重病患者亦要坚持执行规定手续，甚至因不能照章纳费，而将重病患者拒绝于医院大门之外。这些情况当然是和“一切为了伤病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
新中国的卫生领导部门和广大卫生工作者对这些医疗事故是感到极度痛恨的。我们已经不再是互相包庇，在病家面前掩盖自己的错误，而是站在对病人负责的立场，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虽然当病家因不满意而控告医院或医生的时候，有时我们曾经根据医理作过辩护，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因为医生犯了严重的错误，虽未经病家控告，而主动地对医生提起控诉，最后由法院依法处分的例子。这就说明，痛恨医疗事故，为消灭医疗事故而斗争，是卫生工作者、病家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要求。
既然大家都如此痛恨医疗事故，为什么医疗事故还是不断发生呢？在我们毫不放松对医疗事故作斗争的同时，分析一下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有其意义的。绝大多数的医生，无论是为了病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医院和个人的信誉，没有不希望他所治疗的病人能顺利恢复健康的，而且的确有千千万万患有各种疑难重症的病人，经他们的悉心医疗，恢复了健康。但是我国今天的卫生保健事业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过去，我们的医务工作只是为少数人服务，而解放后，我们的服务对象已变为广大的工、农、兵。我国已先后实行了工人的劳保制度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作人员的公费医疗，广大人民亦因生活的改善，过去不能看病的，现在也要看病了。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欢欣鼓舞的。但是几年来，医务人员的数目虽然亦有增加，仍然还是跟不上工作的需要，因此医务人员的工作一般是紧张的。绝大部分的医务人员是很乐意地尽一切可能来负担这过重的工作，例如，在天津某医院曾有医生在紧张工作中连续值班了48小时之久，在上海某医院医生时常连续值班超过24小时，这些例子也还不是少见的。在工作过分紧张，眼看着许多病人在候诊室等待治疗，或在一个产妇还没有处理完毕而另一个难产又必需立刻处理的时候，赶任务、工作不仔细、解释不详细、对病人态度生硬等等不应有的现象就容易发生了。也就是因为工作忙、人员少，就不得不使有些医务人员担负起和他们的能力不相称的任务。这是完全从工作需要出发的，但是在工作效果上就往往不能令人满意。此外，也有一些疾病，是目前医学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从病家的角度来看，因为病没有治好，认为是医疗事故而感到不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上述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一切医疗事故的发生。我们决不能否认有些医务人员还没有很好地树立起“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服务态度，到今天仍有一部分医务人员工作不细致、不深入、责任心不强。医好了病，就好像对病人有莫大恩惠，出了差错就强调客观的困难。他们时常忘记了医务是关系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稍有差错就会给国家带来莫大的损失。他们更不想到，医务工作者不仅是要医治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也不应该给予病人任何精神上的创伤。有不少的医疗事故是完全不应有的，并且是必须彻底消灭的。
要消灭医疗事故，首要的工作是加强医务人员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使每一个医务人员都能认识到他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他的神圣职责是防止人民疾病、保障人民健康。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医疗事故，深入检查、严格处理，使医务人员都能得到思想教育。其次是要提高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这里，不仅包括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护理工作的加强及其专业思想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还有不少经验多、技术好的医务人员是忙于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不但很少有直接进行医疗工作的机会，也没有时间指导初级医务人员的工作。如何使高级技术人员有更多时间做技术工作，使新生的力量能迅速地培植起来，是今天要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问题，亦是消灭医疗事故的一个关键。此外，医疗机构中还须改善和建立合理的工作制度和医护常规，以提高工作质量，并且预防医疗事故，也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医务工作者的缺点还非常多，我们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改善工作制度、提高业务水平，以改进医疗工作、消灭事故。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把消灭医疗事故作为一个中心任务，严格地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经常检查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并且认真检查一切工作制度中存在的缺点，毫不放松地矫正所有的错误和缺点，克服任何困难，为预防医疗事故而努力。这虽然是一项艰巨任务，但是医务人员的改造是有特殊有利条件的。我们的工作是和广大人民有经常接触的，因而是可以得到广大人民的直接督导、帮助和支持的。几年来医务人员的进步，是和病家以及群众的批评和鼓励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也愿意指出，适当的严肃的批评，对医务工作者的改进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过分的指摘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曾经有医生因为怕犯错误、受批评和处分，在工作中变得缩手缩脚，不敢负责任，遇有稍难医治的病就大事“会诊”，甚至推往别的医院，也有时对病人和家属夸大病情的危险性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也曾经有病人，因为在报上看过令人可怕的医疗事故，而在看病、吃药或接受手术时，思想上发生极大的顾虑，害怕自己也会是另一医疗事故的牺牲品。从医疗工作的正确开展，和从保护性医疗的观点来看，这些情况的存在，对病人恢复健康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诚恳地要求舆论界对我们的工作尽量提出批评和建议，从积极方面来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以使广大群众和医务人员间树立起互相信任、互相爱护的良好关系。让我们共同为消灭医疗事故、提高人民卫生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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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
——王海民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和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56年国家预算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将有力的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和加速农业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实现。在预算中增加了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费，这将使少数民族地区得以更迅速的发展与进步。
我们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以及汉族老大哥的积极帮助，各方面都获得显著的发展，彝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提高。但由于凉山彝族地区还存在着奴隶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彝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彝族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迅速提高，迫切要求很快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改变极端残暴与落后的奴隶制度，使彝族人民得以迅速发展与进步，及早过渡到社会主义。绝大多数彝族上层人士也积极赞助实行民主改革。在今年二月上旬召开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上，一方面本着宪法和政府有关民主改革的政策精神；一方面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各有关代表人物的志愿，经过充分协商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在今年内分批分期完成全州（除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彝汉族聚居区外）民主改革的决议，制订了民主改革的实施办法。接着各县组成以彝族干部为主的民主改革执行机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民主改革工作于二月份先后展开起来。至四月底，已在53万人口的地区内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工作。其余24万人口的地区将在今年内全部完成民主改革工作。
在实施民主改革中，根据宪法精神，充分照顾了彝族与彝族地区的特点，采取了更为和缓的方针，对民主改革中的一切有关问题，我们都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经过了反复充分的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才决定实行。在民主改革中对奴隶主采取了宽大政策，除废除奴隶制度，将奴隶从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剥削下解放出来外，对于奴隶主的土地，及其多余的耕畜、农具、房屋及粮食，采取分别没收、征收和征购等办法，加以分别处理，此外对于奴隶主的其他财产，均予以保留，并决定对奴隶主的历史罪恶，不予清算和不退押金、不算剥削帐、不挖底财，也不进行反霸斗争，而是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进行，对所有愿意接受民主改革的奴隶主，都一律给予热烈的欢迎和鼓励。对民主改革有抵触的奴隶主，则采用一切可能办法，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以提高其认识，消除其顾虑，使其能自动的接受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运动中，在坚决贯彻依靠奴隶群众和巩固的团结全体劳动者的同时，注意了团结其他一切赞助民主改革的人士。对彝族中的中、上层人物，坚决贯彻了团结教育的政策，并吸收了2，000余名中、上层人士参加各级政府和政治协商机关工作，对未参加政府工作的中、上层人士亦酌情予以生活补助，使他们能获得新的政治地位和能保持原有生活水平，有的并且得到了提高。由于采用了以上适当的正确措施，使民主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达到了废除奴隶制度，解放了奴隶，分配了奴隶主土地，使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
但我们在民主改革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缺点和错误也是不少的。例如：由于我们对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和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还作得不够，特别是在某些个别汉族干部中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因此也就曾发生过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也不很好进行政策思想教育等简单粗糙或包办代替的错误作风。甚至于个别曾发生过违反民族团结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现象。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党和上级政府的及时指导下，虽很迅速的被纠正与克服，保证了民主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但遗留下来而须得继续处理的问题仍是不少的。
同时还必须指出的，即在民主改革还未展开之前，个别反动的奴隶主，在潜伏的国民党残余匪特的煽动下，曾在部分工作薄弱的地区，发生过奴隶主的叛乱，这些奴隶主叛变的目的，是在企图阻挠民主改革的实施，不让他的奴隶获得解放。但这些奴隶主企图阻挠民主改革实施的目的是失败了，他是上了国民党残余匪特挑拨离间的当，走错了历史应走的道路，因为他们这种叛变，是违反了社会历史前进车轮的，是脱离了一切要求解放的人民而陷自己于孤立的错误作法的。因此当着他们叛变起来后，即激起了全体劳动人民的义愤，使得所有奴隶都拿起武器来同他们作决死的斗争。因此使得奴隶主的叛变，很快即被已经觉悟和已经拿起武器的人民消灭了。政府对于一切参加叛乱的分子都一律采取宽大处理政策，如对于参加叛乱的奴隶主分子，只要他们能够悔悟，不听信国民党残余匪特的造谣挑拨，停止叛乱，不论其是首恶，还是胁从，一律从宽处理，不究既往，只对那些经过教育争取无效而仍坚决顽抗的分子，才予以必要的打击。
在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地区，奴隶制度已被废除，奴隶群众获得了解放，70％以上的群众分得了土地及部分其他生产资料，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积极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全自治州已建立了33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试建了9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40％以上，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增产号召，各农业社都纷纷订出增产20％到50％的增产计划。群众的劳动率普遍提高50％左右；今年春耕生产提前10天至15天完成，有的农业社施肥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群众的耕作技术亦有显著的改进，积极学习先进生产经验和学习使用新式农具，旧有的“多种薄收”和“刀耕火种”的习惯将逐步为“深耕细作”和先进生产技术所代替，在已完成民主改革的地区，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他们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对党与政府的衷心拥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推动下，因而普遍的建立了基层政权，成长了大批彝族干部，广大的彝族人民是真正当家作主了；民族团结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所有这些，为我们彝族人民很好的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我们凉山彝族地区从几年来的变化，特别从今春民主改革和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以及从广大群众的觉悟迅速及其积极性来看，我们彝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扶持下，在民主改革完成后，大约在三年内是能够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在大约五年内是能够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在大约七至十年内争取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达到接近于先进民族的水平。我们彝族人民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兄弟民族的支援下，将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从最落后的奴隶制度跃进到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怎能不使我们高兴呢！
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彝族地区在各方面都还是很落后的，我们前进的路程仍是很艰巨的，完成或即将完成民主改革，仅仅是为继续前进创造条件，要过渡到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政府在人力、物力和技术等方面继续予以更多更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