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进一步贯彻执行侨务政策，开展侨务工作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草案）所作的解释说明，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陈云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和发言。我国1955年决算和1956年预算不但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建设力量的充沛和增强、我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愿望以及国家对于人民生活的关切，说明了国家收支的平衡，并且有可能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对友邦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所有这一切，不但使国内人民兴奋鼓舞，而且将使国外华侨更加爱国、团结。
华侨在支持祖国建设方面、在促进祖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方面都有一定贡献
华侨倾向祖国，许多访问过东南亚的英美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就像跟着磁石的趋向转动一样”。这都是和祖国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分不开的。
一年来，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增进，华侨与侨居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华侨拥护和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协助侨居国人民繁荣当地民族经济，并且对于促进祖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是有了一定的贡献的。
在国内由于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有关部门以及侨区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努力，侨务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在贯彻得好的地区，得到了华侨、侨眷的拥护；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又颁布了“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大大鼓舞了归侨、侨眷参加国家建设的热情；侨眷归侨的粮食供应，也已按照侨眷的特殊情况得到适当照顾；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基础上，侨务工作也克服了过去某些束手束脚的现象。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侨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已达到侨户总数的90％以上，转入高级合作社的达到50％左右。归侨、侨眷当中涌现了不少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绝大部分归侨中的工商业者也积极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都获得了国外华侨的拥护，促进了他们的爱国团结。华侨回国投资参加祖国建设的积极性更为提高了，去年一年，华侨回国投资的比较过去（1951至1954）多了50％，全国的侨汇也有了增加。回国观光的华侨比去年增加了很多。
根据侨眷、归侨的具体情况和专长，来安排他们所自愿的劳动
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作进一步开展，在侨区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部分地区产生了粗糙急躁的作风，忽视了侨眷、归侨的一些特殊情况，对十二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许多规划是原来要在十二年完成的，却想在三几年内完成，因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侨眷、归侨是愿意参加劳动的，但是许多侨户的主要劳动力是在国外，在国内的劳动力一般都较弱，我们对他们劳动力的情况和特点，没有估计清楚，也没有注意发挥他们的劳动专长，妥加安排，未能区别对待，反而分配他们力不胜任的劳动，甚至对少数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缺乏劳动力的侨眷，也漠视其家庭劳动，片面地强调劳动出勤率。侨眷、归侨当中有不少的人虽不胜任从事主粮生产，但他们却能够或者善于作经济作物及副业生产。一些侨区初级农业社转入高级社后，由于集中力量增加粮食生产，就产生了强迫取消副业、改种粮食的偏向。如广东开平，搞掉了大蒜；潮阳砍伐柑桔树改种粮食；顺德大良大批砍伐桑树，以致蚕茧大量浪费掉，即显著的例子。结果，侨眷、归侨收入减少。有些侨区合作社的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过多，而又将投资负担加在有侨汇的侨眷身上。如福建泉州，有一个合作社动员华侨投资了两千块钱，却用来办俱乐部化掉了。这就造成了侨眷社员的负担太重，增加了他们的思想顾虑。
在上述的情况下引起了侨眷不安于乡居，部分出国，今年三、四月间侨汇比去年同期间反而减少，这是必须重视和加以解决的。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已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在这里只就一些问题加以说明：
我们认为，一部分侨眷、归侨尚未习惯农业重劳动的操作，不能以国内一般农民的水平过高要求他们，需要采取长期耐心教育办法，帮助他们，学习农业劳动技术。同时我们必须肯定从事家务劳动，养猪、养牛、养羊、养鸡、养鸭也都是劳动。广东省规定：对于依靠侨汇为生的侨眷，和尚不愿参加农业劳动的，也应允许其不参加劳动，不排工，不规定他们的出勤率；如有自愿参加的，应表示欢迎，愿作甚么就作甚么，做多少算多少；对于部分依靠侨汇生活，身体弱，年纪老的侨眷，合作社应主动予以照顾，分配适合其体力条件和劳动能力的工作或由其选择工种自报工时。这个规定是很必要的。因此希望侨区各级政府，需要根据侨眷、归侨力所胜任并最能发挥他们积极性的，实事求是地制订生产计划，妥善安排每个人所志愿的劳动。
在归侨、侨眷众多地区，有些合作社社员大部分甚至全部是侨眷，劳动力薄弱，不胜任耕种主粮，应该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中提出的“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副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指示。这样做，可以使侨眷、归侨的生产在并社时也可以作为一个生产单位（队或组），侨眷、归侨也能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生产，给国家增加财富，给自己增加收入，保证生活能够逐步改善和提高。
为了根据侨眷、归侨特点与特长分配适合其能力的工作，可分配不习惯农业劳动的侨眷以饲养家畜家禽（如猪、羊、牛、鸡、鸭、鹅、火鸡）、养蜂、种植蓖麻、养蓖麻蚕、种桑、种茶及油料作物等。或组织他们从事针织、刺绣等手工业，以及参加合作社中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使这些愿意劳动的侨眷都得到合理分工，各得其所。
对种植经济作物和搞副业生产的合作社，可以允许减轻甚至免除主粮生产任务。经济作物在纳入地方的生产计划后，必须合理地掌握价格政策，真正做到有劳有酬，对搞经济作物的侨眷，也应照其需要供应粮食，以鼓励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希望华侨积极回国投资垦殖事业，把经营热带经济作物的特长贡献给祖国
我国人口众多，人力丰富，又富有寒、温、热带的农业产品和经济作物特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贸易将有帮助，所以在这些方面，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作物原料来造成工业品，倾销国外，剥削殖民地人民使他们生活日益困苦。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所具有的优越条件，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优越条件，给世界人民作更大贡献。在我国广东、福建、广西、云南及贵州南部地区，可产橡胶、咖啡、甘蔗、剑麻、蓖麻、椰子、香茅、金鸡纳霜、烟草、樟脑、可可、槟榔、胡椒、菠萝、橄榄、柑、橙、香蕉、荔枝、龙眼、杨桃、柚子、油棕、海岛棉、毒鱼藤、桑、麻、茶、竹、木棉、桐油、玉桂、冬虫草、云苓、桂皮、豆蔻等等一百多种经济作物。我们要耐心鼓励侨胞和人民大众，从事我国特有的农业、林业、牧业生产，增加国家财富，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向前推进！
遵照毛主席关于“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的命令，最近短期间，我们拟在海南岛、云南、福建等地成立华侨热带作物垦殖公司，海南区已经拨出最理想的土地五、六十万亩；云南、福建也将供给更多的荒地，欢迎华侨回国投资以合作经营、公私合营、私资经营等各种方式建立垦殖场。希望各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给回国经营热带经济作物的华侨以支持和辅导，使华侨能为祖国建设发挥更大的力量。
华侨在东南亚各侨居国，长期以来和当地人民一道，披荆斩棘，辛苦劳动，致力于当地的经济繁荣和建设事业，有长期经营热带经济作物的优良经验。今后对祖国发展经济作物生产，华侨是很愿意把这个特长贡献给祖国的。希望华侨在这方面踊跃努力。
在我国广大肥美的田野，盛产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是，我国热带作物的种植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希望华侨积极回国投资垦殖事业，使热带作物的花果开遍在祖国美丽的南方！
几年来归国华侨有二十万人以上，大部分都走上了各个建设岗位。但过去在安置归侨工作中也有着未能按照所长、分配工作不当的不少缺点，如把牙科医生分配去做收发工作，把有相当水平的美术工作者分配去当售货员。个别地区还发生归侨就业后，非但不给薪金，反而“动员”归侨存款的严重现象。今后各地区必须根据归侨特长和实际情况妥善安置，实在分配不当者，可适当加以调整；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尤须注意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分配适合其能力的工作，使其学用一致。对于过去在处理他们工作和生活问题上种种与政策不符的缺点，必须积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予以纠正。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发挥归侨力量，为祖国建设服务。
保护侨眷、归侨的侨汇收入和按其志愿的使用
保护侨眷、归侨的侨汇收入和按其志愿的使用，是国家制定的长远政策。各地区虽已大张旗鼓的进行了宣传，并处理了不少侵犯侨汇的事件，但有些地区对保护侨汇的政策还是贯彻得不够普遍和深入，甚至还有变相地干涉侨眷对侨汇的使用、强迫或变相地强迫储蓄和捐献的现象，因而影响侨眷、归侨的生活，影响他们争取侨汇的积极性。此外，在一些人当中也存在着歧视侨汇与“生产发展了，不要侨汇”的错误思想。我们认为：侨汇是我国近千万侨眷的主要或次要的生活来源，是关系到成千万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今后随着生产发展，侨眷劳动收入将不断增长，但是侨汇收入，乃是侨眷改善和提高物质生活所需，对华侨、侨眷本身和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因此必须继续深入贯彻保护侨汇政策，对侵犯侨汇事件必须严肃处理，并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同时应该指出：侨眷自愿以侨汇投资参加家乡各项建设，或用以改善劳动条件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些是好的，值得鼓励的。但必须教育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强迫“动员”侨眷将侨汇投入生产，坚决禁止向侨眷募捐，以保证侨眷的侨汇的自由使用。对侨眷供应生活消费品的要求，应尽力予以满足。
我们有信心把侨务工作做好
各位代表：国外华侨是热爱祖国的，他们对祖国的建设事业是会积极参加和支持的。他们在国外积极地拥护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增进了和侨居国人民的友谊，他们对侨居国与我国的经济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我国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有不少的贡献。许多国家人民也是通过华侨了解我国情况的。另一方面华侨和国内侨眷有密切的关连，不少华侨与当地人民通婚，国内任何细小的问题和措施，都会影响到国外华侨，以及影响到侨居国人民对我国观感。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和根据华侨、侨眷的特点，以便尽可能地处理好侨眷、归侨的问题，扩大我们国家的影响。
几年来，广大侨眷、归侨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觉悟是在不断的提高。只要我们善于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布置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疾苦，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和国内人民一道，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担负其应负担的光荣任务。
针对着我们侨务机关以及国内侨务工作方面产生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华侨事务委员会在6月上旬召开专门讨论国内侨务工作的扩大会议，经过这次侨务扩大会议，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如何贯彻侨务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许多侨务政策比过去更加明确和具体了。同时，在扩大会议之后，成立了以陈嘉庚先生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作为归国华侨的人民团体，积极开展团结全国归侨的工作。今后我们必将更加兢兢业业、实事求是、戒追功、戒急躁、勤勤恳恳、因地制宜，以及正确地解决各地中心工作与侨务工作的关系，来进一步贯彻侨务政策，开展侨务工作。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依靠有关各部门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是有信心把侨务工作做好的。
国外华侨也必将更加遵循祖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和平共处的五大原则，发扬光大与侨居国人民宝贵的历史友谊，促进华侨与侨居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国外华侨也必将更加互助互济，扩大爱国团结，积极拥护和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解放台湾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大学教育工作中碰到的两个问题
——张国藩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真副委员长所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李副总理的报告不但详细地介绍了我国财政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情况，也指出了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及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种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我是一个大学教育工作者，我想就我们在工作中碰到的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第一，是有关培养建设干部与工业建设的关系问题。前几天李富春副总理的发言中所谈的三个关系问题，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说：“重工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轻工业。”这是完全正确的。由此我就想到培养建设干部与工业建设也有一个关系问题。
总的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干部培养事业从来是重视的。就经费预算来说，每年都有很大的增长；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人数，每年都有急疾的增加。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培养干部工作与工业建设的对比关系上。
大学的毕业生首先要输送到工业建设部门，其次才是留在学校内作教学工作。由于企业部门日渐增长的需要，学校每年招生任务也是随之加重的。任务重，师资缺，边教边学，“低年级教高年级”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因而教学质量就很难保证。鉴于这种情况，有一次我们学校的苏联专家对我们说：“你们学校师资缺乏，为什么不从工厂企业中调一些人来？”他说苏联有一种法律，学校可以指调工厂企业单位的任何人到学校来作教学工作。我们回答说：“我们倒没有想到从工厂里调人来，只希望能多留几个毕业生当助教就心满意足了！”
根据了解，医学院及其教学医院与医疗预防业务部门，在使用高级医务技术人员和医疗业务分配上，也有类似的矛盾关系。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学校提出基本建设，向国内外购置设备的时候，却在“要首先保证工业建设任务完成”的原则下，
“排队”常常是排在工业建设后面的。常因为这个原故，学校向国内外的定货不能完成计划。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说1955年社会文教费支出只占预算的82.82％。原因的一部分固然由于积极的节约，一部分也由于在“排队”的时候，社会文教部门排在靠后了，没有得到开支的机会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在进行工业基本建设的时候，一般的工作顺序是收集资料，勘测，设计，然后施工。这些工作都是要有人，要有熟练技术的人，才能作的。所以学校训练干部的工作实即是工业基本建设最前列的准备工作，学校在担负输送干部任务的时候应排在最前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也确是如此。但是当考虑到学校要取得培养干部的条件，如增添师资，购置教学设备的时候，学校的地位就变了。它不是排在工业基本建设的前面而是排在很后面。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是与一般社会文教福利事业同列的：例如在国家预决算项目上就是这样列法的，在与工厂企业等单位的往来关系上，不少同志也是这样看法的。这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神秘关系，我想不能算是很合理的，希望能研究调整一下。
第二，是关于“严格”执行计划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困难问题。我最近视察了天津市的八个科学研究机关，大都反映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和合理化建议的过程中，一般来说，是很难预先对物资供应的要求提出计划的。一个人在研究的过程中很难预料将发生什么情况和相应的设备需要。他们常需要临时购买小量的物资，如五金器材、钢材、水泥、药品、仪器之类，而这些物资中有许多是“调拨”材料，要按计划供应。事先若没有计划，就买不到。纵是通过东找西找，设法找到了，而在预算上没有这笔预算，银行监督是不批准的。通过呈请转批手续，钱批准了，货买到了，要送到加工厂去加工制造，加工厂说没有事先列入计划，只好从缓。好多单位把这样寻找器材，银行审批，要求加工厂加工制造称为“撞三关”。“三关”就是撞过了，时间就是几个月过去了，这就对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损失。
为解除“三关”的困难，以后关于科学研究的少量物资供应是否可由省、市物资供应部门集中储存一部，以便根据需要，随时供应。银行对科学研究经费的开支，只要使用单位负责人批准就可同意开支，不必按一般预算的计划手续办理。关于加工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反映了这种情况，天津市打算指定几个工厂负责研究机构的加工任务。我想这样，问题就大致可以解决了。
第3版()
专栏：
贵州都匀专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陆镇藩代表的发言
我以异常兴奋的心情，拥护本次大会上李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廖鲁言部长的报告。
我是从贵州来的，我最近视察了黔东南部都匀专区的农业生产情况，现在就我所了解的情形作如下的发言：
都匀地区共11个县，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出现了空前未有过的高潮，90％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初级农业合作社；不少的县份还建立了高级合作社，通过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加强了民族团结，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使农业生产获得增产，显示了组织起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以后，普遍出现了生产高潮，发挥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进行着热火朝天的春耕生产运动。如都匀县截至4月15日的统计来看，积肥方面，现有肥料和小季已施的肥料共1，996，207，687斤，每亩土地达8，230斤，并有部分合作社每亩土地已达万斤肥料；双季稻和双季包谷生产已按计划完成；春修小型农田水利方面，该县已完工和即将完工的841处，可扩大灌溉面积79，869亩，占全年水利任务的114％，经检查这些水利85％都可保证灌溉。农民反映：积肥比过去任何一年的成绩都大为显著，今年的水利抵上往年10年的工程。从都匀全专区春收大小麦来看，普遍获得丰收，并有显著的增长。该区2，202个农业社截至5月中旬统计，已收大麦80％左右，预计比去年增产65.7％；不但扩大了面积，而且单位面积每亩产量比去年增产28.7％。小麦已收40％左右，比去年增产253.2％，每亩比去年增产37.8％。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上也大有增长。透过这些生产运动和小季的丰收，巩固了社员情绪，树立了增加收入的坚强信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出现了空前的新面貌，它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提供参考。
一、在技术开展上，仍严重的存在着不平衡与粗糙现象，最突出的是有些堆肥腐烂不好，数量多，质量低，保肥工作也作得不够，任意让日晒雨淋，有的干部又盲目满足于统计数字，缺乏深入检查工作，今后应加强检查和技术指导工作，推广各种积肥先进经验，以提高肥料质量。
二、兴修水利工程质量低劣、贪多图快，有部分小型水利筑成后，本身仍然是干塘，有不少的虽然有水但漏洞很多，对保证灌溉仍是不可靠。在兴工中不断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其主要原因是技术人员技术不高和行政指导不够，希望水利部门召开会议来研究培养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对竣工的工程进行普查。
三、有的合作社里浪费人力、财力也是严重的，如一个高级社在去冬今春时期内的统计，非生产性开支就平均每户社员负担人民币10元又12个劳动日。这个问题已经检查正在纠正，但仍须长期的加强贯彻勤俭办社精神，以保证社员增加收入。
四、在多民族联合组成的合作社，有的对社干的安排上未全面的照顾到使各个民族都适当有自己的领导人员，这样对于民族团结和加强社员的团结、增加生产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都匀前进高级农业社由四个民族组成，对领导安排较好，对加强团结、增加生产起到良好作用。因此必须要稳慎地作好安排，以加强民族团结。
第3版()
专栏：
日本的悲剧
——看日本影片“战火中的妇女”
刘仲平
看了“战火中的妇女”，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印象，我想说：这是日本的悲剧。当然它远不是日本人民的悲剧的全部。从二十年代印刷工人的罢工（“没有太阳的街”）到战后一个母亲的含泪的微笑（“正是为了爱”），都带有悲剧的烙印。然而“战火中的妇女”所描写的塞班岛的“末日”，无疑地却是这悲剧里最惨痛、最凄怆的场景之一。
影片最后的几个场面，几乎是使人在感情上忍受不了的。一群无辜的妇女在卫兵的押解之下朝着白浪滔滔的大海前进。这里面与其说有什么“悲壮”成分，不如说只能使人觉得惨然。你看到没有：在投海之前，那个从笼子里放出鸟儿和那个同小狗呜咽作别的少女在鸟儿和小狗身上所寄托的生的留恋？你感觉到没有：一面向水深没顶的地方走去，一面却拚命高举着孩子的那个母亲的痛楚的心？你听到没有：那声凄厉的枪响，怎样夺去了一个妻子同一个丈夫死前诀别的权利？这个在战火中历经颠沛流离的女人，这个受到本国下士官的奸污、而又得不到丈夫的谅解、终于同丈夫离开了的女人，当最后丈夫醒悟过来，赶来同她诀别的时候，他们竟连交谈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她就死在她也许曾为之祈祷过“武运长久”的本国士兵的枪下了，而且连同她背上的孩子从绝岩峭壁之上跌下了惊涛拍岸的大海！看到这里，你会作何感想？
这是常人所难于想像的。然而这是历史事实，虽然未免是过于残酷的事实。
下面是美国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所编著的“太平洋战争画史”里的一段记述。这本很难说是意在揭露战争加给普通人民的可怕灾难的“画史”，关于塞班岛的“末日”，却也有着这样一段记述：
“当美军到达塞班岛最北端的时候，在那儿目击了完全令人不能置信的可怕情景。很多日本侨民，从高高的峭壁向乱石林立的海中接连地投身自杀。其中也有把自己的孩子亲手扔到海里的，也有为日本兵强迫着进行集体自杀的。还有一些人，聚在一起拉响手榴弹自炸而死。对于拒绝自杀的日本侨民，日本兵则不时地开枪射杀。几天之间，这个岛北端海岸一带都漂流着日本人男女老幼的尸体。……”“战火中的妇女”所描写的就是这段史实。那是在1944年夏天。美军从六月十五日在塞班岛强行登陆，到七月八日就占领了全岛。十天之后，日本政府宣布了塞班岛军民“玉碎”。
“玉碎”，这不算是一个难听的字眼。然而在这个字眼的背后却隐藏着多么残酷可怕的事实！“战火中的妇女”展示了这所谓“玉碎”的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和灭绝人性。人民是善良无辜的。他们喜欢小鸟的歌声，喜欢蓝天上的浮云；他们懂得爱，也期待着新生命的降生。然而在这场不义的战争中，和睦的家庭被拆散了，刚诞生的孩子就面临着死亡。他们不是死在辗转流徙的路上，就是死在美机的轰炸之下，死在本国士兵的机枪扫射声中。临近末日的日本军队，竟疯狂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不想放过一个无知的孩子，仿佛那孩子的哭声真会招来敌人的炮弹似的。那些被盲信和愚昧灌满了脑袋的士兵，随意地侮辱岛上的妇女，在随军妓院里疯狂地作乐，似乎完全失去了人性。然而就是这些士兵，其实也是可怜的牺牲。他们被驱使到遥远的海岛上来进行这场不义的战争，是为了什么？他们的父母妻子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的重压、骨灰和眼泪罢了。也许他们留在故国的妻女，有的在战争重压之下活不下去而流落到其他地方的随军妓院，正在受到其他士兵的疯狂的作践，这又有谁知道呢？他们是不是想过这些？也许他们是不敢想、不愿意想、或是根本不会想？他们终于盲目地执行了“用我们的身体筑成太平洋的堤防”的残忍的命令，押送着那些侥幸活了下来的无辜的妇女和孩子，让他们葬身到茫茫的大海里去了。
这是真正的悲剧。
战争不仅毁灭了人们的肉体，也毁坏了人的灵魂。“为什么过去就没有想到呢？”这是影片里那个没有谅解妻子在危难中被人玷污、一家人拆散得各自一方的牧村发出的一句沉痛的疑问。从这句问话里，我们听到了日本普通人民对于自己过去的命运的深思和他们的觉醒。
塞班岛的悲剧，并不是从美军登陆那天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珍珠港的袭击开始的；近些说，柳河沟的那声爆炸，远些说，明治年代的“征韩论”的得势，其中就都播下了这悲剧的种子。“压迫他族人民的民族，自己也是不能自由的。”日本人民中间的先进人物早就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他们的声音被扼杀了。日本普通人民能够听到的是“万世一系”“八紘一宇”之类的神话，是“大和魂”“武士道”的黩武主义的叫嚣。人民被绑到武士的战车上了。
“战火中的妇女”，揭露了日本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不义，揭露了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深灾大难，这是对日本人民的一个很大贡献，也是对和平事业的一个很大贡献。看了影片末尾的积尸累累的画面，再重新听听日本天皇宣读宣战诏书的那平板的毫无感情的声音，日本人民不会不低下头去沉思。
“战火中的妇女”帮助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于它本国人民的残暴的迫害的一面。它以那样逼真的艺术力量，激起了我们对于那些善良无辜的人民的同情，以至看完这个影片之后，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释然。每个母亲都知道生育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喜悦和艰辛。愿日本孩子不再遭到那出生就是死亡的可悲的命运吧。愿那灿烂的樱花不再作为视人命如草芥的掩饰吧。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这场不义的战争，对于被侵略的各族人民，包括我们中国人民在内，以及对于它本国的人民，都是一场浩劫。但我们不是记仇的人。我们懂得同情和人道。对于日本人民，鲁迅先生早在写于一二八事变中的一首旧诗中就曾说过：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中国人民是已经“度尽劫波”了，但日本人民却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的苦难。现在，美国的武士又想重新把日本人民绑上战车，要他们跟着“诚实的约翰”去作战。但是，我们相信，认识了塞班岛悲剧的真相的日本人民，从广岛的废墟中站起来的日本人民，不会那么轻易地去当傻瓜的炮灰了。战争教育了人民，日本人民迟早会用自己的力量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的，那将是充满了生的欢乐的时代。
第3版()
专栏：
广州市分别处理六名反革命分子
四名投案自首的得到宽大处理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十二日在一次有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分别处理了六名反革命分子。有四名自首投案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一名在被捕后坦白交代了自己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从轻判刑，另一名拒不坦白、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
受到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的四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是王显晶、贺幼山、周明光和杨裕荣。
王显晶曾先后参加过蒋帮“国防部大陆工作处”、“中委会二组”等特务组织，接受过电讯技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技术训练。1955年他在特务头子亲自布置下由台湾被派到香港，并且被香港的特务机关委派为“广州中心通讯交通联络情报站站长”，于1955年9月潜回广州，积极准备建立特务电台。但是由于人民群众的警惕提高，使得他的活动愈来愈困难，同时又亲眼看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天天发展，感到依靠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没有希望；特别是他看到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具体贯彻的事例后，觉得只有坦白自新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就在六月带同电台、密码、密写药水等罪证向广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贺幼山于1953年8月在香港参加蒋帮“国防部第二厅”特务组织后，曾到台湾接受特务训练。1954年他潜回大陆后，曾在上海、绍兴等地进行特务活动；1955年潜来广州伺机活动。后来他在同乡邵金万的帮助和鼓励下，在今年四月向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
周明光于1954年12月从广州到香港探亲时，被蒋帮驻香港特务诱骗加入了蒋帮“内政部调查局”系统的一个特务组织，后来在1955年潜回广州。他在他的妻子周惠根的支持和鼓励下投案自首。
杨裕荣于1954年8月在香港曾经履行填写自传、简历和面谈审查等手续，参加了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并且受过三个月的测绘军舰、军械仓库等专门的间谍技术训练。他在今年四月潜回广州，由于受到教育而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会上宣布，以上四名反革命分子由于能够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并且交出各种罪证或检举了其他反革命分子，决定免予起诉，并且建议广州市人民委员会考虑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给他们以生活出路。
积极动员和鼓励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的邵金万和周惠根，也在大会上受到了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的表扬和奖励。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这次会上根据不同的情节处理了另外两名反革命分子。
在1955年1月潜回广州后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曾经多次把我军械仓库和军事演习等军事情报密报香港特务机关的蒋帮“国防部第二厅”特务廖云生，由于在被捕后尚能坦白交代，交出罪证和检举了其他反革命分子，被从轻判处徒刑两年。
反革命罪犯袁贺新解放前一贯从事反革命活动，解放后历任“反共救国军粤、桂、闽、赣、湘边区纵队”和“反共救国青年军行动部队”中队长、第一支队副司令等职务，并在香港履行手续参加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潜回广州后又积极发展特务组织，从事颠复我人民政权的罪恶活动。他在被检举逮捕后仍拒不坦白，顽抗到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抗拒从严”的政策，将袁犯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