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纸上空谈是推广不了先进经验的 编辑同志:
开滦林西矿井下的开拓工程,一直是使用风锤凿打岩石的。因此,工作的时候,大量的岩石粉飞扬,工人们很容易患“矽肺”病。解放后,有一个煤矿创造了湿式凿岩的先进经验,可以防止石粉飞扬。早在1952年,开滦林西矿就决定要认真学习和大力推行这个先进经验;但是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林西矿仍然是用风锤凿岩。
为什么会这样地对待先进经验呢?责任不能不从领导身上去找。湿式凿岩的经验在推行过程中,水针不坚固和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无人负责解决。去年五月份,开拓区几个工人提出了风锤上不安装水针,用水管直接往凿眼处喷水的建议作为水针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的临时办法。但是,林西矿的领导人员为了图省事,就要各开拓区采用这个办法,水针干脆不再制造了。实际上,用喷水办法凿打岩石,减少岩石粉飞扬的效果不大,特别是因为往外倒岩石粉有困难,会影响开拓进尺效率,所以各掌子都不经常使用。
去年七月,这个矿在制订先进经验推行计划的时候,又提出了要推行湿式凿岩,做法是八月份先在五个开拓掌子推行,九月份再在各道巷推行。计划有了,可是水针、钎子和水车等问题还是没人负责,因此那一个开拓掌子也没有真正实行湿式凿岩。
今年四月,林西矿的工作计划中又提出了要在八个开拓掌子推行湿式凿岩,并且说在7701掌还要试行“测式供水”——这是开滦唐家庄矿创造的经验,湿式凿岩时采用这个办法,就可以不用在风锤上安装水针。现在四月早过了,不要说“测式供水”没有试行,湿式凿岩也没有实行。
有些开拓区的工人管矿上的计划叫“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林西矿的领导人员应该好好考虑这个批评。不要光说不做了,纸上空谈是推行不了先进经验的。
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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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山德盛磁厂为什么坚持不做新产品试制工作编辑同志:
今年一月份,唐山德盛磁厂接受了一批出口卫生磁的订货。这种产品需要按新的规格制造,但是工厂领导人却不积极进行试制工作。三月份,这项产品开始生产了。由于工人技术不熟练,结果使铸坯不易成型,在头五天里半成品的破损率就达到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工厂领导人仍然不补做试制工作,而是采用了增加工人、增加模型和加速干燥等办法。这样,产品数量虽然增加了,质量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在三月上半月,仅直管大便器的滚轴一项残品就占21%以上。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德盛磁厂已经不止一次了。去年六月这个厂生产耐酸磁砖的时候,也是因为事先没有经过试制鉴定被迫停产;已经生产出来的22,573块磁砖中,只有917块好的。今年二月,这个厂接受了一批耐酸磁环的定货,也是因为不作试制工作,生产了两个多月没有出几个合格品。唐山劳动日报曾经对这个厂提出了多次批评,但是厂方连个检讨都不写。应该让这个厂的领导人员公开答复,为什么他们不愿接受工作中的教训,非要坚持错误不可呢? 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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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改变长期包租旅馆的办法编辑同志:
五月十三日“读者来信专页”上谈启诒同志关于“到北京来的旅客找不到住处”的来信,的确反映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北京市只有个别旅店因为地区偏僻营业较差,其他旅店每天都客满。每天在北京约有二百个旅客因为找不到旅店而聚集在车站候车室里。三月份有一天,在崇文区王庆顺店的通铺大炕上住了二十五位外地来的专员、县长、民政局长等工作人员和从上海来的八十名大学生(其中有女生三十名)。此外,还曾发生过因公来京的工作人员住通铺大炕而被盗走文件的事情。应该说,这个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最近,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公司召开了各区旅店经营管理处业务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决定在不妨碍旅客健康的条件下,让各较大的旅店增添床位。这样在前门、崇文、西单、宣武四个区可以解决约五百个旅客的住宿问题,大大减少来京旅客找不到旅店住的现象。为了便于客人很快找到旅店,各区还设有联络组,掌握各个旅店的空房情况。
但是,以上措施还不能根本解决北京市旅店不够用的问题。北京市的旅店并不算少,造成目前供不应求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旅店的地区分布有些问题以外,主要是由于有很多旅店被机关、部队长期包租了。根据今年三月份的调查,被长期包租旅店的总户数有123户(占全市旅店户数约24%),被长期包租的房间共2,241间(占全部客房间数的30%)。有些被包租的客房使用率很低,只有40%到60%。各单位包租旅店的房租总额每年达847,500元,数字相当惊人。像某单位包租的林春旅社,在最近清产核资时全部资产为3,819元,而每年包租收入则为16,060元,占全部资产的436%。如果把国家一年付出的租金建筑房屋,按每平方公尺六十元造价计算,可建十五平方公尺的房九百多间。很显然,这样长期包租旅店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同一些包租旅馆的机关协商,要求他们退租;但是他们都说房屋问题无法解决,不愿退租。我们希望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和各军、政机关的房屋管理单位迅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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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统一管理各机关的印刷单位编辑同志:
目前,很多机关都有自己的印刷单位,仅中央机关的直属印刷厂(所)就有好几十处,其中小的只三、四个人,大的有六、七百人。这些单位的共同特点是:任务不固定,没有任务就闲得发慌,到处找事情做,一有任务就忙得要死,加班加点的现象很严重。有些较大的印刷厂为了平衡生产,就向外面招揽工作:但是本机关的任务说不定什么时候下来了,揽来的活又不能退,结果常常是左右为难。至于小型印刷所,因为设备差,人手少,困难更多。
机关印刷单位一般是由行政部门领导,他们对于印刷单位的要求只是完成本机关的印刷任务,对业务和管理工作很少过问。这就使得这些印刷单位的管理水平很落后,生产率不高,浪费现象也很严重。
根据以上情况,我觉得,把一些机关的印刷所合并起来,统一管理,是有很多好处的。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发挥设备的利用率,更好、更快地完成机关印刷任务;而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经营管理,节省国家的开支。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研究这个意见。
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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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对旧书商贩的组织和领导
(一)编辑同志:
我是某机关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看到五月二十七日“读者来信专页”上李光育的来信后,我深有同感。的确,加强对旧书业的组织和领导,在目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旧书商一般都是一人一摊,资金很少。摊子虽然小,可非要一个人守着不可。因为旧书没有一定来源,进货主要是靠多跑,多联系。旧书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图书馆,也需要经常联系。旧书商如果没有人力出去跑,就不能充分进货,也不能及时供应。旧书商因为资金少,价钱贵的书就不能买;到外地去采购也不能多买。譬如北京旧书业到天津去买书,一次不过带几百元,买够了就回来,卖出后再去。这样就浪费人力财力,必然会增加书价。
由于旧书业分散经营,各自进货,也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如北京旧书书价很不统一。在东安市场,对着面的两个书摊,同样一本书,有时书价相差一倍。据书商说,这就是各户进货时看价不一的结果。有时,分别进货还造成了争购的现象,使某些旧书的价格人为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个别存书人把书藏起来不卖了。像我认识一个人,他过去经营旧书,现在不干了,但在家里还存了一些书。前几个月他还在愁那些存书卖不出去;但是最近却不愿意把那些书卖出去了,原因是他认为旧书将来一定要“涨钱”的。
因此,我认为,为了使各地的旧书业能够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各地有关机关,甚至中央文化部都应该考虑加强对旧书业的组织和领导的具体措施。
最后,我对各机关、团体、学校收购图书的工作也提一个意见。为了向科学进军,加强图书资料工作,各机关、团体、学校买一些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种盲目买书的做法。如外地某单位一个同志带着很多钱到北京来买书,到了书铺,把一架子书都叫打起包来。这种不考虑实际需要的买书办法,将会使旧书市场出现混乱现象,因此应该注意防止。
靳 梧
(二)编辑同志:
见到李光育同志的要求,我很同意。我从1937年起就在天津天祥市场二楼开设瑞记书局,经营古籍书、外文书等,供应学校、机关图书馆。1955年10月份,我店由新华书店领导。新华书店要我将店里所存的旧书立即清理。因为时间短促,大批有价值的古籍旧书、外文书籍和原拓的碑帖、画册等全论斤卖了,每斤价格只二角到三角。我一点一点搜罗来的书,全这样卖出去,感到非常痛心。而我自己也转了业,现在开始卖新书了。
我几十年来一直在经营着旧书。我愿意发挥我的经营特长,把力量贡献给搜集和保存古籍旧书工作,为各单位的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郭兆瑞(三)编辑同志:
我是北京西单商场文光书局的负责人。因为我经常到天津市收购旧书,了解了一些天津市旧书业的情况。我完全同意李光裕来信中所提的意见。此外,还想补充一点:不重视旧书业的现象,不光在天津有,在其它地区也有。例如,济南市原来有不少经营旧书的商贩,现在全归新华书店领导改营新书了,剩下一家北洋书社附设一个旧书部。请想一想,像济南这样一个城市,只剩下一个附设的旧书部,怎能做好旧书的收购和供应工作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发生许多藏书主只能把旧书当废纸卖了,而许多用书单位买不到旧书的情况。天津市的问题快解决了,希望济南市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
马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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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建公助工作无人负责刚盖的房屋就要倒塌了编辑同志:
去年,锦州铁路管理局白城子分局和中国铁路工会白城子分区工会在郑家屯地区修建了一批自建公助的职工住宅。由于这两个单位对这项工作不负责任,施工部门又是只顾赶任务而不顾质量,因此这批房子不但造价高,而且刚修起就有倒塌的危险。
这批房子是每户一间半,中间隔一道墙。房子的墙壁是用泥垛的,施工的时候正是冬季,墙刚刚垛起来就冻住了。房子没有地基,也没有柱角石,有的甚至连中间梁都没有。这样一间半小土房造价是多少呢?二百六十元左右。因此,职工们都感到太不合算,但是既然已经盖起来了,不要也没法处置,只好把它当作一个包袱背起来。
住房的人还没有搬进去,有的房子墙已经倒了,于是不得不重修。因为没有柱角石,有的房子墙已经下沉;因为没有中间大梁,有些房子檩子之间衔接的地方已经塌下来了,……现在出毛病的房子已经有60%左右。如果走进这个住宅区,就可以看到住户们的各种狼狈相:有用枕木撑房顶的;有用柱子顶墙的。有些住户的一间房子里就撑着好几根枕木,坐卧都不方便。
现在雨季就要来了,这些房子如果不快整修,就有倒塌的危险。负责领导自建公助工作的这两个单位不能再闭起眼睛不管这件事了。
孙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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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明水是个坏社长编辑同志:
四川省沐川县新繁乡曙光农业社六分社,是去年十二月份办起来的,共有社员五十户。这个社的社长蔡明水(共产党员)作风很不民主,对待社员的态度非常粗暴,以致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
今年三月初,社外一个农民丢了一件小东西。蔡明水听了个别人的话,认为是社里第三生产队李贵珍偷的,就在三月十日晚上召开三队队员会议,要李贵珍坦白。李贵珍说明她并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蔡明水就说她不老实,罚她跪在板凳上。李贵珍当时吓得愿意“赔偿”这件东西。蔡明水还是认为她不老实,让她一直跪到半夜。
三月中旬,蔡明水又违法乱纪地将女社员赵碧华开除出社,管制生产。赵碧华原来的丈夫是一个已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她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行动。土地改革以后,她又和农民郭继成结了婚;去年,两人都入了社。这个社实行的是死分活评的办法,赵碧华在小队会上自报的底分是五分,队上评成五分半,但是蔡明水却主观地改成四分半。赵碧华向社委会查问原因,也得不到答复。因此,她有一天晚上干了活就赌气不要工分。于是,蔡明水就对她加上“原来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在农业社又不服从领导,破坏生产”的罪名,擅自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了对她的处分。
蔡明水这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恶劣作风是一贯的,过去也几次犯过捆押农民的错误。目前,这个社的社员没有一个不怕蔡明水的。社里不管什么事情,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出工社员才占全体社员的50%左右。社里的农、副业生产计划也完不成。我们要求当地党、政领导机关迅速对蔡明水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合作社办好。
邓复来 陈安仁 李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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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宁乡县委会不应该随便向财经部门摊派款项编辑同志:
中共湖南宁乡县委会经常违反财经制度,任意向财经部门摊派款项。去年春季,县委财经部胡部长曾经召集各财经部门开会,要大家凑钱修理木井河通汽车的桥。各财经部门没有修桥的开支,就分别向上级机关请示。有关上级机关都不同意,但是桥已经修了,县委在四月间又专门开了一个要钱的会,让各单位胡乱凑了一笔钱。
今年二月上旬,县委第二书记李学良同志又召集各财经部门的负责同志去开会,说是县委会决定扩建幼儿园,要各部门按人数多少出钱。供销社分配的任务最大,要出八百五十元,当时供销社的负责人提出没有这笔开支,县人民委员会的孔秘书马上就说:“各个国营企业都愿意出钱,为什么你们供销社不出钱呢?”供销社只好又写报告请示上级。上级没有同意,供销社就坚持不出这笔钱。以后幼儿园向供销社要过三、四次账,供销社都婉言拒绝了,这件事情才不了了之。
三月上旬,县里决定修建环城马路,又要向各财经部门摊派。这次要钱由中共城关镇委会出面,县委派人指导。他们在会上先要各单位自报出钱的数目。由于修马路的钱应该从地方财政费用中开支,不应该由各部门分摊,因此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出钱。于是,镇委和县委的同志就把事先拟好的摊派任务拿了出来,要粮食局出二千元,供销社出一千五百元,其他部门三百元、五百元不等。会上有人指出,这样做是违背财经制度的,他们也不接受意见。
中共宁乡县委会这样摊派款项,使这个县的财经部门感到很为难。如果出钱,就违反了国家财政制度;如果不出钱,县委会又有意见。建议湘潭地委制止宁乡县委这种错误的作法。
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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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平均主义的奖励办法编辑同志:
有些企业单位在社会主义竞赛工作中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分配奖励金。例如,山东某工厂在第一季度把奖金平均分配给各车间,有一个车间拿到奖金以后,除了给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人每人二元到三元的奖金以外,把其余的钱用来开了个全车间的茶话会。哈尔滨新兴造纸厂得奖金的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96%以上,除去两名厂长以外,几乎全都得了奖。湖南农业机械厂、长沙机床厂得奖人数占全厂总人数30%,平均每人得的奖金只有一元三角。长沙市搬运公司在有一次任务中,每天都有评比,每天都发奖,得奖的人数很多,但是奖金额很少,每人得奖平均只有一角钱左右。东北石油六厂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每个工人多少都能得点奖,有的工人只得到一块糖吃。
某些企业领导人员之所以用这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发奖金,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奖励政策认识模糊。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不让大部分工人都拿到奖金,那末拿不到奖金的人就会有意见。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应该得奖的先进生产者不满意,而且也使一般工人拿了奖金也并不高兴。为了发挥奖金对生产的物质鼓励作用,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认真执行国家的奖励政策,克服平均主义的偏向。
刘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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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甸布依族自治县小麦丰收编辑同志:
贵州省罗甸布依族自治县,今年麦子每亩产量平均达一百斤以上。这在当地是一件大喜事,因为这里的农民过去很少种小麦,近几年来种了一些,产量也很低。今年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去年高出50%左右,总产量预计比去年增产二倍强。在往年不习惯种小麦的八茂区,今年种了麦子3,118亩,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十多倍;根据已收割的六百四十亩麦地的统计,共收麦子七万九千多斤,每亩平均产量一百二十多斤。同时,据各地反映,今年推广的小麦“矮粒多”,每亩平均产量二百五十斤以上,比一般麦子的产量要高一倍左右;和平乡五星社“矮粒多”小麦每亩平均产三百斤,高额产量每亩平均达五百斤。
今年小麦获得丰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各农业社改进了耕作制度,增施了肥料。如和平乡五星社每亩麦子放底肥二十四挑,麦地普遍薅、淋了两道,同时也改用了优良品种。人民政府从安顺、惠水等地调来麦种八万斤,其中“矮粒多”良种二万多斤,解决了生产中种子缺乏的困难,也有力地支持了农民生产。
现在我县农民准备把“矮粒多”小麦全部留下做种,争取明年更大丰收。其余的小麦除了留一部分自用以外,全部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宣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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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考生路费问题的补充说明编辑同志:
五月二十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我校“关于中国人民大学今年招生问题”的“答读者问”,其中曾谈到:“考生在考期的食宿及往返路费等问题,由考生个人解决”。这是指青年学生报考而言。至于机关干部的报考和录取赴校报到的路费等,按国务院规定均由原工作单位负责解决。特此补充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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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东台县公安局副局长许学金来信:四月二十二日“读者来信专页”中发表了“东台县公安局的错觉”一文,批评我局对待批评的态度不正确。我们诚恳接受这个批评,已经责成有关同志再作检查,并且通过这次检查来教育工作人员克服骄傲自满思想,端正对待批评的态度。此外,我们领导方面还要健全和建立各种制度,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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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方国营晋生纺织厂来信:五月八日“读者来信专页”上“提出保证就应该兑现,别再让学习有头无尾”一信所揭露的情况都是事实。我们已经增加了人力和教学设备,并制定了各种制度,保证职工能学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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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内蒙古丰镇县监察委员会来信:三月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不应当有剥削行为”的来信,批评我县某些党员和干部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行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处理:土地已经无代价地交归当地农业社耕种,有关人员也分别受到批评或党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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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来信:五月二十七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一字之差忙坏人”的来信,对我局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作风提出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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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些地区表报又泛滥成灾了
(一)编辑同志:
江苏省泗阳县仓集、八集、营门三个区的各单位在三、四月份内共发表格一百零四种,其中有二十一种还是需要定期上报的。在这些报表中,有不少是根本不必要的。例如八集区妇联制发了一种“孕妇登记表”,规定要填孕妇怀孕日期、怀孕月数、检查次数、生产日期、生产方式(包括新法、老法、自产)以及婴儿姓名、婴儿性别、婴儿有否死亡、死亡原因等等项目。又如营门区技术推广站制发了一种“温度逐日报告表”,要求每个农业社每天填报一次。很多农业社根本没有寒暑表,无法填报;实际上在一个区里气温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并没有报告的必要。此外,重复的表报也很多。
表报过多,造成了严重的人力浪费。据了解,这三个区的每一个农业社每天平均有一个到两个人是在为填报表格而奔忙。老圩农业社会计朱恒因为每天填表报都不能完成任务,怕乡政府派人来催,便索性躲了起来。有些乡政府为了把表格及时上交,还专门派人做催办工作。如胡庙乡每天都要派两个通讯员到各个农业社去催办表格。但是,这些表格花了大量人力填好了,交到领导机关之后,有的却被束之高阁了。
另外,“上面要,下面造”的情况也出现了。像黄咀乡曾经三次上报种玉米的土地面积,因为都是估计的,三次就是三个样子:第一次是一万四千亩,第二次变成了一万七千亩,第三次又成了一万一千亩。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需要加强。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必须特别注意防止滥发表报的做法。 季长茂
(二)编辑同志:
正当春季生产紧张进行的时候,有些领导机关却大发统计表报,使基层干部应接不暇,无法“招架”。就拿我们广东省蕉岭县新铺区的情况来说,从五月十三日到十八日直接发到乡的表格便有十九种,其中县委会发来的七种,县统计科发来的六种,县人民委员会发来一种,种子检查站发的一种,区委拟印的四种。这些表格都是“速件”,要求在三、四天之内上报。有很多表报的内容是重复的。有的表报项目繁琐,例如要填写烧了螟蛾几只,洗了尿缸几口和猪栏几间。也有一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领导机关只要通过有关单位就可以掌握的,但是却非要下面填报不可。
这些表格发下去以后的情况怎样呢?一方面,下面的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忙得不亦乐乎,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如油坑乡党支部在十三日下午接到九种表格,都是十四日要上报的。当时他们正在进行整顿党支部的工作,那天晚上只好把会议停下来不开了,集中人力来填表格;就这样,还一直忙到深夜十二点钟,才把数字凑好了。另一方面,尽管领导机关在发统计表报时注明了“此表数字必须填得准确”,但是实际上下面填报的数字仍然有不少虚假成分。如徐溪乡曾经根据上级要求统计各农业社生产队的水稻种植面积,结果调查了两次,第二次的数字比第一次的数字多了六百亩;乡里工作人员也不知道究竟那个数字是准确的,又没有时间再核对,只好决定用第一次的数字报上去了。
何韶 筱傅
(三)编辑同志:
我是中共浙江嵊县北山区委会的宣传干事,曾经暂时代做区委秘书的工作。我做秘书不到一个月时间,深深感到有个问题非赶快解决不可。这就是:现在上级党、政部门发到下面去的统计表报太多了。
一个月来,我每天平均要接到三张表报。这些表报大部分是要限期上报的,其中有很多还要每隔一定时期(五天到一个月不等)上报一次。光是有关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这一类的表报就有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浙江省统计局、农业厅、水利厅、林业厅和嵊县农林水利局所发的简报、统计表、调查表等五十一种,每一种都是项目繁多,非常复杂。这样多的统计表报,大大超过了基层干部的实际填报能力。于是,各乡的文书为了根据上级要求把表报按时上报,只好采取估计的办法来应付(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
有关领导机关发统计表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下面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加强领导,改进工作。但是,像现在这样,表报太多了,填写的材料反而不准确,这又怎么能达到了解情况的目的呢?希望制发表报的机关,少坐在上面要各式各样的表报,多深入下来了解实际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有些表报虽然有必要,也可以适当精简项目和减少上报次数。
王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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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井记
  韩羽作(一)会上匆匆订计划 (二)回乡动员把井打(三)那里土松那里挖(四)一块地里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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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这个食堂里“吃饭难”编辑同志:
我们是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向你们反映: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机关行政处把食堂办得太坏了。
这个食堂规定了一套繁琐之至的制度,人们吃一顿饭要“五排一咬”。所谓“五排”,就是排五次队:先一天预订菜排一次队,第二天买菜排一次队,买汤又排一次队,买饭一次最多只准买三分钱的,因此一般人都要排两次队。所谓“一咬”又是什么呢?因为食堂规定进饭厅的时候要检查“就膳证”,而买菜、买汤都在饭厅外面。因此,人们进饭厅的时候,一手端菜、一手端汤,“就膳证”没有办法拿,只好咬在嘴里。不仅如此,人们要端着汤和菜进饭厅,还得穿过六个队伍、三道门和一个长五十公尺的走廊,如果稍一疏忽,就会发生打翻菜、烫伤人的事故。
这个食堂执行订菜制度也很机械。食堂规定订菜时间是前一天午饭的前后,假若有人因公出外,没有在这个时间里赶回来,第二天就吃不上饭;第一天订了菜以后,第二天如果因事不能按时吃饭,也根本不许退订。
另外,食堂里菜的质量低,价钱高。从事务室伙食收支对照表来看,1955年10月底,厨房实存物资是六百六十元,而到今年三月就增加为两千元了。这些都是从饭菜里挣来的利润。我们真不知道,食堂挣了利润存下来做什么用。
两年来,对食堂工作提出的意见不知有多多少少了。但是直到如今,食堂工作仍然没有什么改进。人们只好摇头叹息:“在这个食堂里吃饭难!”
刘学正等三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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