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冯友兰
关于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毛主席曾经指示说，我们有灿烂的古代文化，要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他又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随着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文化高潮已经开始到来。在创造民族新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二千多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条件。我们要懂得中国的今天，昨天和前天，要清理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就必须对于中国哲学遗产作科学的整理和研究。只有经过充分的整理和研究，才能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批判唯心主义，发扬唯物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这份遗产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必需经过彻底的整理，才能搞清楚。搞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承受下来，在原有的基础上，从事建设我们的具有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首先要求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一切哲学史家所写的哲学史都贯穿着一定的历史观点和哲学见解。它们正是用这些观点和见解为一定的阶级服务。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其中必然需要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也必需如此，才能科学地研究中国哲学史，揭露中国哲学史的真相。
其次要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哲学的歪曲。“五四”以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围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路线，胡适是这条路线的代表。我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也是这条路线的一个主要支持者。这条路线的哲学史工作用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哲学见解写的中国哲学史，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最适宜于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对于这条路线的哲学史工作，必须加以严厉的批判，以擦亮我们的眼睛，廓清我们的道路。
另一条路线是一些先进的哲学史工作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与资产阶级路线作斗争，捍卫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为中国革命服务。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解放以前由于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环境，因此，他们在解放前的著作也还有一定的缺点。这也需要作一番检查，从他们的著作里，吸收经验和教训。
以后，我们就要把中国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队伍，分路进军，进行如下一些工作：
一路是注释和今译古典哲学著作，编纂资料。要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想，首先要看他们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用“古文”写的。对于没有学过“古文”的人，正如一位青年同志所说的，“好像‘天书’一样”。我们必须用注释和今译的办法，使中国的丰富的哲学遗产，能为更广大的群众所接受。我们必须在前人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把古典哲学著作加以考订注释，并把其中重要的尽先译成现代汉语。
我们还需要作编纂资料的工作。古代哲学思想的一大部分，分散在各种书里。我们需要把与哲学问题有关的资料，搜集起来，按问题性质分类编纂，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也可供一般读者的参考。
另一路是编著中国哲学全史的工作。这个工作又有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如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中国哲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如理气、体用等），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先研究清楚，对于中国哲学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
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思想家和流派进行研究。分清他们是属于什么阵营，为什么阶级服务，他们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或是唯心主义的。对于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或者革命的思想，加以表扬，对于唯心主义的，保守的或者反动的思想，进行批判。
根据上面的研究成果，写成断代史、专题史作为第一步的综合工作。这步工作主要地是把中国哲学在各时代和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揭示出来。
还有一方面是对于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哲学史进行研究。在我们的民族的大家庭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都有民主的革命的历史传统，也都有他们的哲学遗产。我们都应该把它们发挥出来，继承下来，使我们在哲学史研究的领域里，也有“百花齐放”的奇观。
然后，把这各方面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写成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全史。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的三千年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全貌，向全世界揭示出来。
跟上面所说的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编纂教学参考资料的工作。在我们的大学里，现在就有中国哲学史这门功课。还有不少的干部和群众，都热心地学习着中国哲学史。我们现在就要根据现已达到的水平，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和编纂教学参考资料，以满足现在的需要。以后再根据科学研究的进步，逐渐提高。
以上的工作，综合起来，就将是在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内做着“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完成这些工作，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达到世界的先进科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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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领群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青年团员张万增
刘汉英
色草湾村在榆林县青云区的半山腰。全村两千亩耕地中，有一千六百亩是坡地，还有四百亩可以灌溉的水田。按理，有这么多的土地，全村农民的生活应该是很好的。可是由于没有进行水土保持工作，这个村年年都要遭受程度不等的洪水的灾害，农民的生活非常贫困。从1955年春天起，党支部领导这个村的群众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去年稻田没有被淹没；梯田里的庄稼，也由于保持了水土，产量比一般土地提高二、三成。
提起这个村子的水土保持工作，人们就不能不想起青年团员张万增来。
1955年春天，水土保持工作组到村里后，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就能免除灾害，有的群众甚至认为这是“没长翅膀想上天”。而张万增却不这样想，虽然他还不透彻了解水土保持可以免除洪水灾害的道理，可是他却积极拥护进行水土保持工作。
他一面积极地向群众宣传修梯田的好处，一面就同团支部书记和社主任商量，由合作社先作个样子；同时又请工作组同志介绍了修梯田的方法。这样，终于动员了一部分群众参加了修梯田工作，而且修成功了。第一天他们技术还不太熟练，每人每天只修十五公尺，张万增同志不断地把技术和经验讲给大家，第二天就提高到十八公尺。张万增领导的小组每人每天平均修到二十二公尺。这样，四十个人三天即修梯田二十四亩。到需要打土坝的时候，群众又不愿干了，原因是第一个大坝是国家出钱修的，他们认为这些小坝也应该由国家来修。张万增经过党支部的教育，认识到这种单纯依靠政府的想法是不对的。团支部书记又同张万增一起研究，为了带动群众，首先动员青年来包修第一个小坝。这一提议立即得到青年的响应。团分支就决定由自愿报名的十八个青年包修第一个五公尺高、五公尺宽、八公尺长的小土坝。
张万增在包修这个土坝的过程中又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他总是捡最重的活做，乔英推土推累了，他就换着去推，许子祥打夯没劲了，他就接上去打。原定三天修成的小坝，两天完工了。党支部和团分支又在群众中和青年中广泛地宣传了青年们的这一事迹，就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打坝的工程。
梯田虽然修成了，可是保护梯田不被洪水冲垮还是一个重要任务。七月里的一天，下起了猛雨。当时，张万增正在家中作活，猛然听到有人喊：“梯田快冲垮了。”张万增听了，不管雨下得多大，就拿一把铁铣，顺路招呼了一些青年，一口气向山上跑去。
到了那里，社里二十四亩梯田都聚满了水，最上边的那块，已被山洪冲开了一个水洞。如果不马上堵住这个水洞，二十四亩梯田即有全部被冲垮的危险。张万增就毫不犹豫地跳到水里，用自己的身子堵住决口。等到决口堵好了他们又很快地爬到山上，在梯田的两旁挖开了两个水沟，就这样保住了二十四亩梯田。
这样，他们认识到：护梯田比修梯田更重要，张万增就团结了其他几个青年组成了一个检查护田组，再大的雨，他们都要上山检查和保护梯田。去年他们学习了党的根治黄河的计划和团中央召开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决定后，知道光凭人检查，不是治本的办法。因此，张万增去冬又积极领导全村群众展开植树造林运动，在山坡种树一万多株，在梯田上坡种了一百二十多亩柠条。
在色草湾村的影响下，附近的阎家沟、朱家沟等村的群众，也在去冬开始了水土保持工作。在这一工作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的青年团员张万增，受到了县人民委员会的物质奖励，得到了青年团县委的奖状，并且参加了五省青年造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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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首都举行摩托车越野比赛
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六日在北京举办了摩托车越野选拔赛。从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重庆等地选拔出来的十七名男运动员和七名女运动员，分别参加了男子组一百公里和女子组六十公里的越野比赛。
男、女运动员分别驾驶着四种气缸容积不同的摩托车，按照规定的路线高速度地通过了许多复杂的地形——九公尺长的七十五度左右的陡坡、三十公分深的水汪地带、碎石小路和急转弯的地区。其中有一段地区是要求运动员们在五、六十公尺高的山地上驾驶着摩托车上来下去的。
摩托车如果在途中发生了故障，都要由运动员们自己修理。
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优胜的运动员有刘和立、张华堂、李溥、高志平、李树田。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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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拉萨的跑马射箭大会
拉萨市北郊的草坝广场上，五日搭起了几百座花帐篷，原来要相隔十二年才举行一次的官员跑马射箭大会，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提前一年在这里举行。
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和中央代表团全体团员，拉萨市民，四乡的农牧民和喇嘛等共三万多人，都参加了这天的盛会。
上午十一时起，精彩的表演开始了，四十多名穿着三百年前的战袍、带着弓箭、骑着彩鞍骏马的藏族青年骑士，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首先表演了单骑和跑马射箭。骑士们在飞驰的马上两手分开缰绳，举弓连射三靶，每个靶相离只有五公尺，骑士们射完一箭后，要从背后的箭囊中连续取箭，因此既要勇敢，又要动作十分迅速。在表演中，有五名射手连中三靶。骑士们接着手执火器、身背弓箭，腰插锐矛，进行更复杂的表演。这个表演要求他们用枪击头一靶，用箭射第二靶，再用矛刺第三靶。青年骑士索南多吉在上项表演中连中三靶，这次又都射中目标，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大会接着由从藏北草原赶来的二十名牧民表演了骑术、放枪和在马上俯身拾物。二十一岁的骑手札西在一次跑马疾驰中拾起了放在地下的两条哈达。
西藏地方政府给参加表演的骑士们献了哈达，并送青稞酒进行慰劳，中央代表团也给表演者献了哈达，还赠送了纪念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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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黄世杰创手榴弹掷远新纪录
北京俄语学院二十岁的留苏预备生黄世杰，五日在1956年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田径、举重运动大会上，以七十公尺四十四公分的成绩，打破了手榴弹掷远六十八公尺九十公分的全国最高纪录。六日，他又获得了男子标枪掷远第一名。
黄世杰原来是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他曾代表上海市参加1954年十三城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田径、体操运动大会，以五十八公尺九十三公分的成绩获得手榴弹掷远的第三名。他在这个运动会上，并且学习了当时应邀来中国访问的苏联田径运动员的先进经验，使他在掷手榴弹时手和脚的动作比以前配合得更好。
（郭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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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消息
蒋淑筠创女子三千公尺自行车新纪录
二日刚刚打破女子一千五百公尺自行车比赛全国最高纪录的女青年运动员蒋淑筠，五日下午又在重庆市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上，以五分五十六秒二的优异成绩，打破了李凤琴在1955年辽宁省六市越野、自行车比赛大会上所创造的六分十四秒四的女子三千公尺自行车比赛全国最高纪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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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机构
本报记者 鉴远
世界上一门年青的科学——神经外科医学已经开始在我国建立和成长。北京市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就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独立的神经外科机构。现在，它有五十多张病床，国际上神经外科一般能做的手术，这里也能做。但是有关的生理、病理学术上的工作，我们还刚在开始。这个神经外科是由我国神经外科专家赵以成教授领导的，另有十一个年青大夫，他们都可以独立做比较复杂的手术。
四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市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住院部，一个开脑袋的手术就要进行。记者得大夫允许，穿起白大褂，和大夫、护士们一起走进神经外科特备的电气化的手术室。
二时半，手术开始，患者是一个家庭主妇，二十九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从1954年起月经不正常，视力渐渐减退，左眼近盲，右眼在一公尺处勉强可见手指抖动。经有关各科大夫会诊，确定为脑中央蝶鞍部位长了瘤子，名叫垂体瘤。现在就要摘除这个瘤子。患者仰卧在手术床上，一层层白色的无菌单盖满了她的全身，只右额部有普通茶杯口大的一块露在外面，这一块已经过麻醉。大夫先切开这一块的皮瓣，把它翻向前额，露出骨膜。再切开骨膜的前、后、左三面，大夫开始用骨钻在这一块头骨的四角钻眼，又用钢线锯锯开头骨的前、后、左三面，把头骨向右掀起，露出脑膜。大夫拿起一个装有一颗大米大的电灯的带灯钩，把脑膜从额骨剥开，再用锐利的小钩刀把脑膜切开一个口子。探查开始，大夫用带灯钩和电吸血器从这个口子探进去，一次再一次，他们耐心而紧张地进行着。手术进行中，患者随时提出意见，护士或大夫随时回答。四时二十五分，找到了瘤子。它很大，已经破坏了正常的解剖关系。瘤子所在处的确是脑的蝶鞍部位，这里关系内分泌的生长，到颅内最大的动脉都通过这里，两条视神经也从这里伸到眼部。大夫指着患者右边的视神经让记者看。患者这个瘤子的部位虽然很深，但大夫可以用特制的剪子把它一点点往外取。这个瘤子有普通的一个栗子那样大。五时三十分，瘤子取完。开始缝骨膜，再把皮下组织缝起来，最后把头皮缝起来。六时正，全部手术顺利结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每个出血点都给用电灼止住。
这些天以来，这位患者一直躺在病房里安静地休养。
和这位患者一起，住在神经外科病房里的患者共有四十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已经由大夫做过了类似的开脑袋的手术。大夫领记者到病房看望了这些患者。
一位复员军人吴顺昌，阳泉煤矿工人，三十七岁。1947年他在解放战争中右侧顶部受弹片伤，曾经在后方医院动过手术，伤口痊愈。近三年来他患了左上肢局限性癫痫，近一年来则头痛、呕吐，以后病况加重，到今年一月不能劳动。经这里大夫诊断，他患的是右额顶部晚期脑脓肿。三月二十七日大夫为他开脑袋取出脓肿以后，痊愈了。
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张德敏，头晕耳鸣，近三个月来连续呕吐，头痛，视力减退。入院以后，大夫为她施行后颅凹探查术，在第四脑室发见猪螩虫囊，立即取出这个猪螩虫囊。现在小姑娘脸红红的，她告诉记者说，她头不痛了，完全好了，住在病房这些天体重已经增加三公斤。
北京市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建立以来，共为五百七十个患者进行了治疗，其中开脑袋一百九十六次。一百十七次开脑袋取出的瘤子，现在被制作标本陈列在病理检查室里。大夫指着几个大的完整的脑膜瘤为记者解说。人脑一般重十二到十五公两。这里有一个瘤子重一点六三公两，是1955年7月间从搬运工人张德明的脑袋里取出的。张德明本来已经卧床不起，动手术以后逐渐痊愈了。最重的一个瘤子二点一六公两，是1955年7月间从家庭妇女马桂如脑袋里取出的。动手术以后，马桂如的头痛、呕吐等症痊愈了。遗憾的是她医治太晚，两只失明的眼睛已经无法恢复。从这里一年来接受的全部患者来看，治疗效果一般很好。如脑膜瘤，国际上一般的死亡率是10％到15％，这里为十五个患者做的手术，全部成功。
北京市同仁医院神经外科将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医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点。这新生的第一个神经外科机构，是苏联功勋科学家亚鲁秋诺夫教授具体帮助我们在1955年3月间建立的。亚鲁秋诺夫是基辅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1954年10月间他到我国以后，就积极帮助我们筹建这个神经外科，并为我们制定了培养干部的计划。首先他为我们开办了一个进修班，他亲自主持教学、医疗，并指导研究工作。现在能独立进行工作的十一个年青大夫就是他的学生。同时他还帮助我们规划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的方向和具体步骤。他告诉我国神经外科工作者们，建立、发展神经外科，有着重大意义，根据科学的估计，中国仅神经脑瘤患者每年就有六万人以上。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神经外科研究所，使中国这一门特别年青的科学也努力赶上国际水平。
亚鲁秋诺夫教授在我国撒下美好的科学种子以后，1955年6月间回到基辅去了。但他仍然时刻怀念着他撒下的种子的成长。他不断给中国神经外科工作者们来信。中国神经外科工作者们也总是兴奋地回信给自己的老师亚鲁秋诺夫，告诉他：他撒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告诉他：中国神经外科工作者正在赵以成教授领导下形成一个集体，很好地为患者服务，并开始了专题研究工作；为建立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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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话剧导演表演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孙维世
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涌现出大批有才能的导演和演员，这说明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话剧工作者是有信心有力量用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来迎接祖国文化建设的高潮的。
这次会演在导演和表演艺术方面，有一个显著的、带有普遍性的缺点是关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问题。在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生活中的许多不重要的琐碎细节。这些琐碎细节占据了珍贵的舞台时间和空间，削弱了艺术真实的表现。许多生活现象并不是都必须、都适合在舞台上表现的。对生活中的许多动作，必须经过选择，然后将最富于表现力的运用到舞台上来。如果毫不选择地把任何“真实”都机械地、照相式地搬到舞台上去，只会破坏艺术的真实，冲淡艺术的表现力。
有许多演员的台词说得不清楚，说话声音太小，音色平板，缺乏传达内心丰富感情的力量。许多重要的说话、重要的转折、重要的事情都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地滑过去了。当然，我们还缺乏台词的锻炼，缺乏表现语言的技巧，但是，却也有人认为只有这种平板、枯燥的声音“才生活”，“才真实”。我们反对拖腔拉调的、刻板化的舞台腔，可是我们也必须有舞台上的语言。舞台上的语言不同于生活中的语言，悄悄地说话也得让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得见。我们还要从生活中选择能够有力地表达内心感情的丰富音色。
在有些戏里，演员抽一袋烟要抽好半天；收拾东西，要收拾好半天；回答人家的话，也要停顿好半天；站在台上，半个脸朝着台里面，只让观众看见一只耳朵。生活中是有这种情形的，可是，我们不应该就把生活不加选择地搬到舞台上来。
从这次会演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的真实破坏了艺术的真实的情形。
在有的戏里，台上尘土飞扬，扮农民的演员用脏手巾擦脸。有的戏里还专门制作了一件道具——大粪，粪撒了，还用手去抓起来。有的戏里农民随地吐痰。这对于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帮助呢？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有的戏里，表演一个服毒的人临终的情形，把时间拖得太长；尤其是死时两脚一伸，脚底对着观众，给人一种生理上不舒服的感觉。死亡、受伤、疾病，在生活中本来有强烈的生理上的痛楚，我们在舞台上却不应该强调这种生理的痛楚，它只能引起观众生理的刺激，而不能博得他们心灵的感动。
在我们的舞台上还出现许多琐碎动作：搓线、倒茶、抽烟、点火、洗衣服……晾一件衣服要反复地摸，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演员心里空虚了。演员内心的空白是不可能用这些动作来填补的，因为这些东西不但不能使演员的内心充实起来，反而会妨碍内在的动作和思想的表现，分散观众的注意。
我们对形式主义是比较敏感的。当台上的人缺乏真实感、装模作样、摆着好看的姿式、拖腔拉调、没有生活根据而乱转圈子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认出来了，大家齐声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是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光在形式上变花样。脱离了内容的形式就会成为空洞的、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唾弃形式主义。
我们对于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也逐渐警惕起来。尽管这种错误的创作思想还在我们的创作中作怪，我们是不喜爱这种作品的。
但是，对于自然主义，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们常常把自然主义同向生活学习、表现生活混为一谈，于是自然主义就安然无恙了。我们必须肯定，向生活学习、表现生活的真实是正确的，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是同我们努力向生活学习分不开的，我们还应该继续不断深入生活，研究生活。可是，我们应该认识，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会使我们不能够深入地向生活学习，会妨碍我们表达生活中重要的、本质的东西。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证论，它否认现实客观规律的存在，把对事物的理解限于表面现象。自然主义降低了文艺反映生活的作用和意义，不重视艺术体现的方法，它使得演员不能够创造出正确的、全面的艺术形象；而且走到歪曲现实的唯心主义的泥沼中去。
在话剧导演和表演艺术的创作中，怎样区别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呢？
第一，现实主义对生活是有选择的，要从烦琐的生活现象中选择出主要的、精致的东西。现实主义要求艺术的概括和典型化。自然主义却是记录生活，罗列现象。有的同志问：“那么凡是在舞台上搓绳、缠线、倒水、倒茶等生活细节，都是自然主义吗？舞台上是不是只允许有几个典型的姿态和动作呢？”我们说，凡是在舞台上妨碍人物内在动作发展的、外表的、多余琐碎的东西，都是要摈弃的。
譬如我们在思索的时候，一边思索一边折断树枝；折断树枝这个生活的小动作，并没有妨碍我们的思索，那是可以这样作的。如果缠线、搓线是我们的下意识的动作，是我们劳动的习惯，而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内在动作是询问一个问题，缠线的动作并不妨碍询问，并且根据人物的内心活动时而停止，时而继续，这个动作也是可以作的。要是折树枝、缠线这些动作，妨碍了思索或是询问，并且把观众的注意力也带到这些动作上去，那就成了不必要的生活琐碎了。
有时候，生活的琐碎、生活的真实会破坏舞台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例如在台上用水洗脸，观众一下子就出了戏，因为他们怕演员把油彩洗掉了。有的人把洗脸水往地下乱泼，洒到布景上，观众又出了戏，怕把布景弄糟了。演员用脏手巾擦眼泪，观众怕他生眼病。演员在台上翻草弄得满台飞尘，观众怕尘土吹到台下来。这些琐碎的动作，把观众带到戏外，破坏了艺术的真实。
第二，应该唤起感情的共鸣，排除生理的刺激。在舞台上表现受伤、疾病、死亡，有两种不同的表演方法。一种是鲜红的血、受伤的人的喊叫、临死前的挣扎，虽然这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东西；但是搬到舞台上便会给观众生理上的刺激，并且遮掩了观众对这些人物内心的理解。蓝马在“万水千山”中有两幕是生病，但是他并没有给观众留下生理的刺激，而是把观众带到角色的思想和希望中去。我认为，能够唤起感情共鸣的是现实主义的表演，引起生理刺激的便是自然主义的表演。
第三，要表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抨击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看到农民用手抓大粪，随便在地上吐痰；我们不能够把这样的生活现象，照相式地搬到舞台上去，这样反而会歪曲农民的本质。
在我们的导演和表演上，往往把先进的代表人物表现得好像精神上很痛苦，神经质，不爱生活，不爱家庭，性情孤辟……。也许先进工作者中间有个别的人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什么必要着重地这样描写和表演呢？难道我们要告诉观众——劳动是痛苦的吗？我们要表现的是克服困难的坚毅精神和热烈愿望。我们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有抓头发，着急，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但也必定有眼前浮现出了笔下的人物、创作的火花在他的眼睛里闪耀的一刹那，这便是我们要着重传达的。现实主义是有思想，有立场的；而自然主义则是毫无立场，对一切事物都是同样对待。
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一个区别：现实主义对未来有向往，有诗意；自然主义是毫无诗意的，它既没有崇高的思想和感染人的诗意，也没有对未来美好向往的诗意，更没有劳动创造的诗意。劳动创造的诗意是我们舞台上表现得最不够的。自然主义把渺小庸俗的东西当作艺术描写的重点，自然主义对生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我们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中，研究生活，认识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将生活的真实经过艺术的加工，提炼为艺术的真实，创造出艺术的典型，并且，通过这些艺术的典型，向广大观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恰恰要把我们引导到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