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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毛泽东号”机车
郭沫若
一我登上了光荣的“毛泽东号”机车，坐上了老英雄李永坐过的座位，那是在机车左手边的窗口下面，机车的内内外外都在放着光辉。（上车时同志们让我带上了白手套，穿上了干净的工作服，怕我染了煤灰；下车时白手套还同米一样的洁白，工作服比我的制服还要干净十倍。）司机长岳尚武在我右手边指挥，他要进就进，要停就停，要退就退，像在驾御着一头驯善的雄狮子——不，雄狮子没有这样的安详和声威！
二岳尚武告诉我：这机车本来已经报废，十年前哈尔滨解放才从肇东车站拖回。那时候只有一个破水箱和几个轱辘，要修好它来支援解放军，向前线运输。要零件，往哪里找呢？我们有个“万宝山”，那本来是“废件”的大垃圾堆，色色俱全。所谓“废件”并不真是废件，而是有用品，在敌伪时，存心破坏，把什么都往里扔。解放了，这座“万宝山”也就同时被解放，在工余时间加紧修，费了二十二个晚上，每晚都做到夜深，我们得到了报酬，终于修好了已经报废的这个火车头。
三岳尚武继续说：那时我是个修车工，年龄一十八岁，我是负责修理水泵。在敌伪时，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老是躲进车皮里去怠工，做白日梦。解放后工人们当了国家主人翁，我被调任为司炉，工作热情比火还熊。1949年3月里“毛泽东号”入关，我又由司炉调任副司机，喜地欢天。机车一般是三班制的九人小组，司机是三正三副，加上三个司炉。司机长是这九人小组中的领袖，我就是李永英雄领导下一名学徒。
四李永事事都带头，能吃苦，能耐劳，教我们爱护机车要像爱护手表。我们采取包乘制，九人都要管车，首先是把车上的油垢完全去掉。没有火油用水代，没有破布就用草，油垢去掉，机车的毛病就一目明了。这样就可不断地把毛病逐步治好，这样就可不断地把机车质量提高。副司机和司炉都要负责管理加油，司机负责检查，使机械的磨损减少。这样就保证了机车的循环运转制，乘务员在站上班，机车不开进库里。
五到了北京，铁道部要我们把制度推广，但别的同志不习惯，有的还说话风凉。又是李永同志带头去帮助别人擦车，李永帮人擦车总选那最肮脏的地方。这样使大家受了感动，便形成了风气，大家的车头都擦得来和镜子一样亮。小毛病即时修理，就不会生出大毛病，爱护它，修理它，机车的寿命就会延长。一般的规定跑了四十万公里要进行大修，“毛泽东号”大修是跑了四十八万公里以上。“毛泽东号”已经安全行走了八十二万公里，但在今天它和新的机车还差不多一样。
六岳尚武同志的谈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他说得那么明朗，沉着，一点也不罗嗦。他还向我表演出怎样向炉孔里添煤，他把机关一踩，两扇小门便立地打开。火在炉里面红东东地带着一个笑脸，好像是在说：岳尚武同志，我欢迎你来。岳尚武同志把小巧的煤锹，铲了小半铲炭，就像一位母亲用小茶匙喂孩子吃饭。多么轻巧呀，门是一踩就开，一放就关，只消一眨眼的时间便送进煤炭一铲。煤也听话，锹也听话，炉孔的门也听话，同岳尚武的手和足成了有机的关联。
七岳尚武说：这煤锹已经切短了一小半。从前是使用大锹，一上煤就一二十铲。上了煤，司炉就在车口上去兜风纳凉，那管你炉里的煤到底是在燃或不燃。煤要氧气，只是上面着火，下面不着火，结果把炉底一拉，便拉漏了许多好炭。大家商量：煤是必须省，必须从小处省。一锹省二公两，五千锹便可以省下一吨。于是改用小锹，把老锹切掉了小半段，从前是一锹五公斤，现在是不到一半。实行三锹制，上一次煤不准多过三锹，三年间就省煤六百八十吨还有零头。
八岳尚武又说：我们要发掘机车的力量，要多拉快跑，使机车的力量没有潜藏。1951年前只准拉一千七百五十吨，李永说：车有余力，这样少拉实在不行。我们试验，一拉就拉了二千五百多吨，而且安全到达，并没有出些小的毛病。司机蔡连兴更造了五千六百吨的纪录，一百二十八个列车，一共有二里多长。太长了不好卸货，但因此改大了车厢，从前一车十五吨，现在是五十吨还强。如今全国的指标已改为二千七百吨，“满载·超轴·五百公里”制度已普遍推行。
九多拉如果不能快跑，那也只是枉然，于是我们九人小组又遇到一个难关。活塞漏汽要起反压力我们加以修检，又还把油窝加大，又加添了注油点。为锅炉保温，我们就用扒根箍着石棉。司炉王清泉还想出了在炉底垫炭。我们又采用了郑锡坤的先进经验，那就是要使机车活拉而不是死牵。先把车头往后退，把“詹天佑”放松一点，一开车就开足马力，一个二个相掀。现在是像百米赛跑，而不像万米赛跑，鼓足力量往前冲，就节省了煤和时间。
十我们还想了些办法，如“下坡快开抢上坡”，司机胡春东同志所想的办法要算最多。他利用机车和车厢15％的惰力，每跑百公里有十五公里可以不必开汽。车厢有惰力甚至还可以推动火车头，（这使我联想到群众促进领导往前走。）省煤，省时，还加速了车辆使用周转率，到天津由三点二十分，减到两点多一些。（我想到全国都是这样，影响可真不少；别的部门也都是又多、又快、又省、又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然会提高，五年计划的超额提前完成一定可以确保。）
十一岳尚武同志继续说：防止事故是重要非常，比如看信号，以前是一人，现在要两人以上。我们也注意到人身安全，特别对新人保卫，我们的规定是：“不停车不下车，不上车不开车。”我们的第一任司机长就是有名的英雄李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郭树德是第二任。第三任就是我自己，被提升在1951年，我自己的成就比起同志们来是非常有限。我们的宗旨是九人一条心，三班同检点，十天一小结，一月一总结，一趟一钻研。我们每天每夜都在看见毛主席的名字，我们是受着党的教育，工作在毛主席跟前。
十二岳尚武同志诚恳周道地向我讲了许多，我像一个小学生坐在“毛泽东号”上听课。虽然我是一个半聋子，听话总听不周全，但我感觉着他的话一字一句都很新鲜。一部废车都可以改造成为一部新机车，这可见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事在人为。岳尚武本人在解放前也只在车上偷睡，如今是光荣火车头的火车头魁梧奇伟。在下车前我打从窗口上向外边眺望，祖国的天地弥漫着社会主义的春光。六万万人的岳尚武在向着我招手，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春风中四处飘扬。
195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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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况钟的笔
巴人
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枝三起三落的笔。
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用笔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吟歌赋诗，要用笔；种田的、赶卖买的，记记豆腐白酒账，要用笔；甚至像阿Q那样人物，临到枪毙之前，还要拿起笔来，伏在地上，在判决书上面画个圈圈，并且有慨于圈圈之画得不圆，这就可见笔之为用是大得很哩。
自然，笔各有不同，我们用的或毛笔，或钢笔，而况钟所用的是朱砂笔。况钟虽然是苏州府尹，但这回担任的工作，却是监斩。他的职责就是核对犯人和榜上名字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就算他“验明正身”了，大可朱砂笔一挥，向榜上名字一点，叫刽子手拉出去，一斩了事的。然而况钟偏不这么做，一听到犯人呼冤，拿起来的笔，便点不下去了。拿过判决书来看，竟是三问六审，经过不少人手，想来案情属实；又拿起笔来，又听到犯人呼冤，并且自述经过，又点不下去了。经过临时一次调查，冤情已经属实，但他既是监斩官，无权过问判决，于是又拿起笔来，但又看到犯人含冤莫伸的情形，又点不下去。他想到人命关天，要对人负责。他终于立下决心，自担干系，延缓处斩，向巡抚大人据理力争，并且亲自勘察，破了案情，平反了冤狱。这样，况钟的朱砂笔，终于点中了真正的杀人犯。可见一个人会不会用笔是大有讲究的。
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的工作人员，都是要用笔的。有的是起拟计划、稿件，等等，有的则是拿起笔来在计划、稿件之类上面批示一下，或同意，或另拟，或写上一个名字。但是，我们用笔有没有像况钟那样用得慎重而严肃？实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我们之间固然不缺乏像况钟那样的人，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并且用行动来帮助用笔。但我们之间，也不缺乏像过于执那样的人，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人”；或者把任何工作，往上一推，往下一压；自己仅仅经过手，签个名，只考究自己签名的字，是否“龙翔凤舞”，足够威势，也算是用过笔了。
没有对人负责的精神，不可能作出对工作负责的事，况钟的笔底下有“人”，就是况钟用笔的可贵精神。
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枝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而除掉了坏人，也就是保护了好人。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得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现象，并且会用“人之常情”来作推理根据，却不研究事情的实质的主观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同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样，况钟的笔就是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岑的两枝笔锋夹攻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知慧的。但一个能对人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众的知慧，就会有大知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况钟可说是善用其笔的人了。
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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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奖励积极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青年
青年团辽宁省委员会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授予陈继志等二十一名积极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青年以“辽宁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
陈继志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所研究的平炉炼钢节省锰的消耗量问题，现在已经试验成功。抚顺老虎台矿女车工李凤云六年前还是个文盲，几年来她坚持业余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达到高中的文化程度。鞍山钢铁公司电力试验所的陈茂，只念过八年书，六年来一直坚持文化和技术学习，现在已经达到相当于大学的文化程度，在技术上已经由徒工变成了技术员。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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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医学院学生制成扩音听诊机
在江西医学院四日举行的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上，制成扩音听诊机的医疗系三年级学生戴世海和张杰民受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和这个医学院青年团组织的表扬。
他们制做的扩音听诊机，是在这个学院的一个内科教授从前试制的广播听诊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成功的。它的成本相当于广播听诊器的十三分之一，作用却比广播听诊器大。它除能供十多人同时听诊外，还能随时把声音放大，使更多的人清楚地听到病人的肺、心音。
现在他们正在进一步改进机件，以便更准确地扩大肺、心音。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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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旦大学成立学生科学协会
复旦大学四日成立了学生科学协会，吸收占27％左右的学生为第一批会员。
到目前为止，复旦大学已经成立了近百个科学小组。高年级学生组织的科学小组在教师指导下，进行了八十多项科学研究。电子学科学小组正在着手设计和试装一架能解某种微分方程式电子计算机的摹拟电路。光学科学小组研究照相板的感光曲线和分辨率。化学系无机肥料科学小组正在研究无机肥料的种类、制法和中国肥料工业的情况。电子管科学小组正在学习有关电子管在化学上的应用和基本技术。米丘林科学小组已经种了番茄，以便进行番茄的嫁接和杂交的试验；脊椎动物科学小组配合除“四害”的活动，进行“江湾附近野鼠活动及危害情况”的调查研究。植物学方面的一些科学小组研究“烟草叶子在开花后质量降低”、“茄子落花”、“马铃薯的储藏”等密切结合生产实践的问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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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医药院校学生成立大批科学研究小组
设在南京的华东药学院分鉴系四年级学生最近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设计出一个解决成药“优散痛”（止痛剂）的较好的分析方法，给南京市卫生局药品检验所在这项检验工作中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技术资料。
现在北京、上海、河北等地十多个高等医、药院校建立的学生科学研究小组共有九十四个，参加研究活动的学生共有一千四百多人。
学生科学研究小组的研究方式，一般是通过阅读文献后作综合性的科学报告，以及结合课程内容进行专题研究。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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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许多青年订出个人学习规划
南京市许多优秀的青年文化科学技术工作者订出了个人规划。国营某厂一级技术员姚开基，决心在一年内达到工程师水平，在四年到四年半时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中国水泥厂王文明，是1954年从技术学校毕业后参加厂内机械设备管理工作的，他现在订出了七年规划，准备通过业余进修达到机械工程师水平。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南京大学气象系助教陆渝蓉，决心争取在1960年完成副博士论文，使自己初步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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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近郊发现世界少有的地形研究对象
广州市东南十三公里的七星岗，最近被发现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地形研究对象——就是在这个山岗上的一些很久以前被海浪侵蚀成不太深的洞穴。这个山岗在第三纪红色岩系所组成的悬崖上。最近曾经到广州访问的苏联地质矿物学博士格·彼·果尔什可夫认为，数千年前中国南海海岸到了这里，由于冲击海岸的海浪作用在七星岗山麓形成了这些洞穴。他认为从那时起，由于西江、东江、北江三角洲的发育，海从这里后退了五十公里。
果尔什可夫博士认为，这个发现对于研究最新地壳运动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比意大利威尼斯所发现的和这相类似的地方还具有更显明的特点和学术价值。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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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普通话语音教学讲座”将开始
教育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普通话语音教学讲座”将在五月十四日开始。这个讲座主要是为各级学校教师们学习普通话和北京语音而设的。讲法比较浅鲜易懂，一般人也可以收听学习。
“普通话语音教学讲座”一共有二十四讲，从第一讲到第十讲是第一个单元，教学普通话的语句、词汇，同时用最简易的方法教学发音。学完前十讲，就可以基本上学会北京语音的音素、音节、声调。从第十一讲到第二十二讲是第二个单元，这一单元是比较详细地讲述发音理论和北京语音的规律，最后两讲是总复习。
讲座每星期讲授三次，每次讲授时间是三十分钟，另外重播两次录音。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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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甫诗意画在杜甫草堂展出
杜甫诗意专题画展览四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展出的二十七件作品是最近三年来由著名的国画家齐白石、陈半丁、吴湖帆、王雪涛、珂璜等根据杜甫的诗和杜甫生平创作的。作品中有杜诗“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的历史故事画，有“返照”的山水画，齐白石画的杜诗“枯棕”“田金”的景物画。（本报驻成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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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生活是写作的唯一源泉
——介绍“韬奋文集”
胡愈之
“韬奋文集”三卷集，在不久以前已经全部出版了。
韬奋——这个名字，对于现在还年轻的一代，是并不那么熟悉的。可是，三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只要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辛酸苦辣的，对于韬奋这个人和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至今都还会保留着深刻的印象吧。
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民族危机正十分深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大家用愤怒来对待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韬奋所主办的生活周刊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内销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读物。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禁运禁寄以及各种方法加以摧残，生活周刊销行最多时每期仍达十五万份以上，这个销数是当时国民党地区任何公开刊物所不能达到的。到后来，生活周刊被正式查封了，生活书店就用另外名称出版新的刊物。只要这个刊物上面登载着韬奋的文章，立刻就有广大的销路。从国内各阶层到海外华侨，千千万万的青年人都把韬奋所主办的刊物，当作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韬奋所写的“小言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国民党地区内，起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
正如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中所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热爱人民，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主要标志。
从韬奋早年所写的一些文章和“经历”中可以看出，韬奋是从封建官僚家庭出身，早年受了英美资本主义的教育。他的思想转变是比较迟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才开始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认识。1933年到欧洲，1934年到苏联游历学习，他才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逐渐摆脱，树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韬奋所走的道路，正是在他以前和在他以后中国无数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但是韬奋和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相同，他在开始转变以后，立即勇敢地坚决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不动摇，不犹豫，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他前进，一直到死为止。
“经历”、“抗战以来”和“患难余生记”，是韬奋短短的一生的三部曲，是他用他的独特的风格写成的。这些自传体的文章，充满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同时，韬奋也如实地深刻地写出了他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他从不掩盖自己的思想错误，也不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他在早期的文章里就已经说：“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要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文集，一卷，十四页）正因为韬奋的文章，充满着求进步求真理的热情，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吸引人和鼓舞人的一种巨大力量。
从1926年韬奋接办生活周刊起到他流亡病死为止，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随笔、杂感，约计有一千篇左右，现在在文集第一卷保留的是146篇，按年代排列次序，从1927年起，到1941年为止。这样的编选是恰当的。从这些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韬奋思想转变的过程。正如“韬奋文集”编辑委员会的“代序”中所说，“从韬奋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革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规律。”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由一个倾向实用主义的唯心论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韬奋所经历的道路远比今天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艰难。但是，就在今天，并不是每一知识分子都已经坚决地跳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泥坑了。尽管这几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一般都有显著的进步，但是长期受旧社会影响的人们，改造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件不十分容易的事。因此，韬奋的一生经历和他的大部分著作，在今天还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韬奋在1933年被迫出国，以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游历西欧、苏联和美国，写了三十七万字的游记。这些游记，现在被编入文集第二卷。它们也是韬奋用他所特有的文体写的。其中主要是写人民的生活，笔调是那么明朗轻快，使人读过一遍，感觉到和身历其境一样。当时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在表面上稳定，德意法西斯势力抬头，而苏联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遭受帝国主义包围，困难还很大。但是通过了十分锐敏的观察，韬奋已经肯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些游记，充满了对于新鲜事物的喜爱以及对于腐朽社会的憎恶，至今仍然是报告文学中的杰作。
最后，从“韬奋文集”可以证明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韬奋最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办刊物、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情感。早在1927年，韬奋在说明创办生活周刊的动机的那篇文章里，曾经说：“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载过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文集，一卷，五页）韬奋的政论文章，一般都是反映此时此地人民群众的内心要求。他时常说，每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言论”，在下笔以前，要费很多的时间考虑，什么是当前大多数人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很多文章都是先经集体讨论，然后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写成的。韬奋的文风，生动活泼，浅易近人；他反对千篇一律的空洞议论，竭力避免深晦难懂的字句。他经常说：文章“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文集，一卷，一五六页）
韬奋，作为一个优秀的成功的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并没有别的窍门，只是能从现实的人民生活中，去吸取文章写作的源泉。他永远不离开人民，不离开生活。人民生活，本来是最丰富多采的，最生气勃勃的。一个作者，真正热爱人民，忠诚地为人民服务，他就找到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写作源泉，他的文风也决不会是枯燥无味的。就是这样，韬奋的文章，才能有吸引人说服人的力量，并且在人民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优良作用。
今天，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人民生活是远比韬奋从事写作的那时候更加生动，更加丰富了。很多新的事物值得培育和鼓励，很多旧的渣滓需要扫除。而我们，有些写作者却在诉苦，说是没有文章可写了。并且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是干巴巴的，缺乏生气，不能令读者满意。这是不应当有的现象。我们还应当重读一下韬奋的文章，从这里面学到一些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