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
任继愈
“黄帝内经”是汉初编纂的一部医学全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成系统的医学巨作，它总结了周秦以来的医疗经验。所有的中国医学著作，从“伤寒论”起，都是在“内经”已有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完善起来的，所以历代的中医学者称它为“医书之祖”。
几千年来公认“内经”为“医书之祖”倒不仅是由于它的时代最早，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一套中国医学的理论和医疗原则。
“内经”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不朽的地位，恰如“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不朽的地位一样。
“内经”一书中充满了一些“阴阳”、“五行”、“精”、“气”的观念。在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们看来，是很难接受的，认为中医所讲的道理有些玄虚，觉得“中国医学讲阴阳五行，不科学”。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回溯一下中国古代哲学史发展的必要。
中国古代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一样，也是在两条不同的哲学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条是唯心主义的路线；一条是唯物主义的路线。许多唯物主义哲学流派认为充满了宇宙的是极精微的物质实体“气”所构成的。“气”具有流动性、粒子性、有清、浊之分。清的和轻的气是构成天空的材料，属于阳；浊的和重的气是构成大地的材料，属于阴。阴阳二气构成了万物和人类。这种观点在战国末期（公元前四、三世纪）形成了唯物主义哲学的主流。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礼记的月令、管子中的若干篇，以及后来的汉初的淮南子，都包涵着这种思想。例如吕氏春秋所说的：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这里所谓“太一”，就是原始状态的、混沌未分的气，两仪阴阳是已分的，具有矛盾对立性质的气。
五行的观念，是根据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所最常接触的五种物质形态归纳出来的。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由五种元素——水、火、木、金、土构成的。成分简单的东西由一种元素构成，成分复杂的东西由五种元素在极复杂的情况下构成。这一派还认为五种元素之间有互相推动、孳生的关系，他们叫做“五行相生”；五种元素之间也还具有互相克服、限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叫做“五行相胜”。
阴阳五行的学说在于摆脱上帝支配世界的观念的束缚，力图在物质世界本身中寻求万物发生发展以及消灭的根源，从经验、从生活实践、从当时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向宗教迷信进行斗争。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末期逐渐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阴阳家”。古代的阴阳家都是包括了五行学说的。郭沫若先生曾指出：
〔阴阳五行的学派〕在它初发生的时候，我们倒应当说它是反迷信的，更近于科学的。在神权思想动摇了的时代，学者不满足于万物为神所造的那种陈腐的观念，故尔有无神论出现。有太一阴阳等新的观念产生。对这种新的观念犹嫌其笼统，还要更分析入微，还要更具体化一点，于是便有这原始原子说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现。万物的构成求之于这些实质的五个大原素，这思想应该算是一大进步”（十批判书，405页）。作者基本上同意郭沫若先生的看法，阴阳五行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阴阳五行学说本质上是唯物的，但是应该指出，唯心主义者也利用了这种学说，他们把阴阳对立、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和人们的吉凶祸福，宣传了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这一派和上面所说的阴阳五行学派应加以区别。
“内经”的理论基础是和古代阴阳五行学派密切关联的。“内经”首先根据当时素朴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指出：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作者按：即精神的寄居所）也”（“内经”：天元纪大论）。
“内经”在这里正确地指出人类身体活动、精神作用、生命现象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它从自然规律的统一性这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前提出发来认识生理和疾病现象。在五行观念的支配下，“内经”把人类的五脏、五官、五情，以及五味都和五行配合起来，比如木代表肝，火代表心，土代表胃，水代表肾，金代表肺。“内经”还根据医疗经验，指出五脏之间，有互相制约互相辅助的关系。金可以克木，意味着肺部有病，会影响到肝脏和血液的正常。“内经”也还利用“五行”的观念，把人类的身体器官和它的作用看成统一的整体。因此，中医所谓“胃”，其实不仅限于容纳食物的胃脏，它也指人们的消化系统，还指人身的消化作用。这样，采用了更广泛的、象征意义的“土”来代表胃的器官和功能就方便些。古代中医对其他内脏的看法也是如此。
所以中医用阴阳五行之气来说明病理和生理，看来很“玄虚”，其实是确有所指的。我们说这种基本观点（特别是机构和功能联系，机构之间的制约）是可取的，是有着合理的内核的。
中国古代医学根据当时科学实践，并根据当时素朴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要按照自然规律认识病理和生理现象：“五脏十二节皆通天气”。根据自然规律统一的原则，“内经”认为，顺着自然界的规律，就不会生病，违反了就会生病以至死亡。“内经”说：
“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如果违反四时的变化，就会生病：
“数犯此（作者按：此即四时、阴阳）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内经”：生气通天论）。
中国古代医学已意识到自然界有一种不利于人类身体的极细微的物质，他们称作“邪气”，有时也叫“四时不正之气”。这种邪气侵入人的身体内部，就会使人生病。古人不知道有细菌，但中医根据长期丰富的经验，推测到某种危害身体的不是鬼神的作祟而是某种物质性的“邪气”，这一观点在当时是科学性的假设。中医还指出，只要身体健康，抵抗力强（“阳气固”），就可以避免邪气的侵害。由于中医正确地掌握了这一观点，因而在医疗观点、保健理论方面也经常采用增强病人的体质的措施，使病者“阳气固”，来抵抗疾病。中药中有许多药物并不是有治疗作用（像一些“滋阴”、“养卫”的药品特别多。）却有防病的作用，这在世界医学中是一特色。这种以增强体质来抵抗疾病的治疗观点，和它的自然观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医学从唯物主义的原则认识病理现象，所以治疗理论方面也贯彻了唯物主义的原则：
“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作者按：病象轻微，可用针砭）；其盛，可待衰而已（作者按：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和伤寒的理论根据即在此）；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写（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写（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引之”（“内经”：阴阳应象大论）。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解说这些治疗过程，但是我们应当认识这些治疗过程贯串着一个极有价值的原则，那就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和病人的个别体质强弱的差异而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有的要泻，有的要补，有的要发汗，有的要休息……。中医在治疗效果获得很好的成绩，和它对病理分析所采取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医的理论也还具有直观性和推测性的弱点。有些原则，它天才地说对了，但它却不能对许多复杂的问题做出完全符合科学原则的说明。中医的理论中间有科学，也夹杂着推测。像以上所举的“邪气”或“四时不正之气”可以伤人的假说，确曾有力地打击了鬼神作祟而使人生病的谬说，并且正确地指出疾病的发生有它的物质根源。但满足于“邪气”伤人的假说，而不对疾病的起源作更深入的钻研，那就无法接受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妨害了中医的继续发展。
中国古代医学是以阴阳五行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它一方面具有素朴的唯物主义因素，一方面也具有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医学认为自然界和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有它的阴阳对立的两方面。事物就是在阴阳对立的矛盾中存在着。中医认为：阴阳二气的两种势力在人的身体内，如果能够维持正常的对立平衡状态，人就健康；如果不能维持正常的对立平衡状态，人就会生病。所以说：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生气通天论）。又说：
“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迫〕疾〔急〕，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内经”：生气通天论）。
根据阴阳二气对立平衡的原则，从“内经”开始，就奠立了把疾病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种类型。
“伤寒论”基本上是按照这种观点继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阎德润先生曾对中医的三阴三阳的分类作过科学的说明：
“凡病之热者为阳，寒者为阴；实者为阳，虚者为阴。若以西医之名词注释，则病之属于进行性者为阳，属于退行性者为阴；机能亢进者为阳，机能衰减者为阴”（“伤寒论评释”，人民卫生出版社，7页）。
当然，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古代医学家对人类的内脏及肢体的结构的认识还不能达到精密无误的程度。因而有些地方对于病理现象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古代医学还正确地指出了人类生理的器官部位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整体。五行是不可分割的，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脏也是整体，有相生相克的作用。如果某一部分的机构活动不正常，必然影响到其他有关机构。比如中医认为肝脏发生了阴阳失调的现象，就会影响到眼睛的视力，会影响到消化的不正常，也会影响到情绪容易激动等等。其他部门各器官也是这样。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成为中国医学理论对于形而上学观点的绝妙的讽刺。可惜我们今天也还有些医学家也存在着这类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不但落后于今天先进的医学，甚至连二千多年前的医学中有价值的部分也还没有好好吸取。
中国古代医学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指出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是互相联系的。“内经”中曾说过：肝脏的活动和愤怒的情绪相关联（“怒伤肝”）；心脏的活动和喜悦的情绪相关联（“喜伤心”）；脾脏的活动和思虑作用相关联（“思伤脾”）；肺脏的活动和忧郁的情绪相关联（“忧伤肺”）；肾脏的活动和恐惧的情绪相关联（“恐伤肾”）（以上见“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及其他各篇）。
现代科学业已证明人类心理活动是由于人类的分析器官受到外界刺激引起的大脑皮质的兴奋和抑制作用。心理活动和呼吸、消化、循环各个系统有内在的联系。由于科学的局限性，中国古代医学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说明这种关系。
中国古代医学经常从整体的观点出发，所以反对孤立地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所以对疾病和健康的关系也是联系来看的。因此，中国医学常把保健放在第一位，而把药物治疗放在次要的地位。中国医学主张：
“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 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内经”：移精变气论）。如果不能注意平日的卫生，就会招致危险的后果：
“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小病必甚，大病必死”（“内经”：移精变气论）。从维持健康的整体观念出发，中医树立了预防为主的保健观念：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即使不得已而治疗时，中国医学主张要在早期进行治疗：
“善治者，治皮毛（作者按：病未深入时即治疗），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脏）。治五藏（脏）者，半死半生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
总起来看，中国古代从科学实践中相当深刻地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它在医疗、营养、卫生、保健、生理、心理、病理各方面都具体运用了这一正确的观点。这种思想方法和观点是极可珍贵的，值得充分重视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古代辩证法还不可能发展到十分完善的地步。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思想方法也具有古代辩证法共同的弱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病理现象是复杂的，远在二千多年以前的科学理论决不可能圆满地、深刻地认识这些规律，所以“内经”中也不免夹杂着许多不科学、神秘主义的成分。有些问题，当时的科学水平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勉强解释时，必然陷于牵强附会的错误。这些缺点都是无可隐瞒的。恩格斯的教导值得我们记住：
“自然哲学所能用以执行这个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拿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它还不知道的真实的现象联系，拿虚构来替代缺乏的事实，单只在想像中把真实的缺陷填补起来。这样作时，自然哲学吐露了好多天才的思想和猜到了好多后来的发现，但也有过不少的废话和胡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医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内经”，它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治疗的方法，还在于建立了具有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观点的医学理论，这种理论保证了中国古代医学从世界观上和唯心主义的巫术、迷信截然分开。同时，中国医学的理论的某些弱点、缺点也隐伏在这里。因为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自然界，中间还缺少一段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它的唯物主义还很粗糙，不能区分生理、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现象的本质区别，它的辩证法思想也夹杂着笼统、混淆的弱点。这就妨碍了它进一步的发展。
在今天，学习中医的人，固然要努力学习中医的医疗技术，学习中医的理论；但在掌握了中医的医疗技术，研究了中医理论中合理的内核的时候，还要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以补救在长期停滞的旧时代中国医学所具有的弱点。只有这样，才能为进一步用现代先进的医学理论来予以整理改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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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将停止推行先进班制度
团委会纠正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的偏向
北京大学先进班评议委员会最近向校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停止推行先进班制度。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支持，准备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
北京大学先进班评议委员会在最近讨论了先进班的作用，认为先进班制度在教学改革的现阶段，已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的班过分强调学习上的互助，不恰当地提出成绩指标，形成了学习上的竞赛，甚至有些课程在经过教师讲授后，学生还另开“小课”。这就使得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上产生依赖思想，并且影响另一部分学生对课业进一步的深入钻研和学习，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有些班级中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强求一致，甚至唱歌、跳舞也要求百分之百的参加，影响学生不能结合个人的爱好充分发展他们的特长，造成学生生活刻板、单调。评议委员会认为大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主要依靠个人的独立钻研和思考，集体中的互助只能起到一种辅助作用。
北京大学从1953年以来，就在学生中建立了先进班制度。它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等方面起了一些良好的作用。先进班评议委员会认为，目前学校在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若仍保留先进班制度，就会妨碍学生在学习上的提高，以及独立工作能力的发展。今后除继续巩固并发展过去所培养起来的一切优良作风外，先进班制度的这种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不宜继续推行。
（新华社）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最近作出规定，纠正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的偏向。
据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在四月份下半月的统计，布置在学生中的全校性的活动共有十项。在平时，每个学生都担任了一项社会工作。全校有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系会和班会等组织的学生干部二千六百多人，有的学生干部每周参加社会活动在十五到二十小时左右，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干部的社会活动时间每周在十小时以上的占71％以上，有的学生干部因为太忙连学生科学研究小组的活动都顾不上参加。
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经该校中共党委和行政领导上的同意，已对学生社会活动时间作出新的规定：学生干部每周参加社会活动时间不超过六小时，一般学生不超过三小时，并且重新规定了会议制度。（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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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教师先学会说普通话
各地加紧对教师进行普通话语音训练，推广普通话教学。
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甘肃等省都举行了普通话讲师训练班和中等学校教师语音训练班。湖南省的训练班结业的一千多名中学教师，有87.5％可以用普通话教学。长沙、常德、澧县、桃源等十四个县在寒假期间举办的训练班，训练了小学教师一千七百人。安徽省举办的第二期训练班，训练的学员主要是中学、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共195人。
浙江省杭州市已经把全部小学语文教师和一部分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训练完毕。全市小学语文课已经一律用普通话教学。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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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电影出版社成立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所属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在二十四日成立。
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任务，是编译出版电影艺术、电影技术和电影事业管理等方面的书籍、刊物和图片画册。其中包括电影艺术丛书、电影技术丛书、电影画册和“大众电影”、“电影艺术译丛”、“电影放映资料”等刊物。这个出版社还准备在今年十月创办电影理论批评刊物“中国电影”杂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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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辩证唯物主义讲座受欢迎
济南市已经有一万一千多人次参加了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的辩证唯物主义讲座。担任讲课的科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的教授、讲师已经在全市的八个固定讲演场所共讲演了十八次。讲演的内容有：“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科学的发生发展和近几年来的伟大成就”、“科学上的新发现”等。这些讲座，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
（李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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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戴河盛装迎候避暑的客人
新华
五月，我国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一片葱绿，百花盛开。远远望去，浓绿的丛林中隐隐地露出红色的楼顶，白色的墙壁，显得格外清新美丽。
建筑在山坡和海岸上的疗养院、休养所的楼房，大部分又都修整了一遍，把经过风吹日晒了一年的门窗墙壁，重新涂饰粉刷一新。到五月初，已经有六百多所房屋修饰完毕。室内外的陈设和点缀物，也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等二十多个较大的疗养院，存放在花窖里的二百多种的两万盆花，也早已摆在了大厅、餐厅、休息室、音乐室和走廊。各种木本花，也正在媲美争妍，从老远就可闻见诱人的芳香。许多疗养院的院内院外，道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草花。
今年，北戴河区又为客人们增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为使客人们经常吃到新鲜洁净的猪肉，新修了一个屠宰场。北戴河贸易公司暑期供应站还新盖了一个仓库，里边有冷藏设备，可以保证客人随时吃到鲜美的肉类食物；还有盛各种熟食品的地方，可以把各种不同的熟食品分别存放起来，使它们保持原来特有的味道。在东山，还新建一所食品门市部，五月底就可以完工，它将以各种各样的适口的糕点、糖果和水果等供应避暑的人们。
北戴河区的人们，正在满腔热情地迎接客人们的到来。农渔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说：“我们要生产更多的蔬菜和瓜果，捕捉更多的肥美的鲜鱼，供给来自祖国各地各族的休养人员和国际友人。到五月初，全区八个乡已为避暑和疗养人员种上三百多亩小菠菜、小黄瓜等蔬菜，四百多亩甜瓜和西瓜。国营农场的六百多亩果园，工人们正在紧张地修枝喷药。据农场的一个同志说，他们今年要收四、五十万斤苹果、李子、蜜桃和葡萄等，以满足避暑和疗养人们的需要。
北戴河——我国劳动人民的别墅，正在迎候着它的客人。（附图片）
北戴河“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大楼走廊的一角。 郭村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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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母亲”
袁文殊
作者：海默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海默的“母亲”是最近产生的优秀电影剧本之一。它通过一个普通妇女的成长，概括地反映了几乎一整段历史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丰富多采的一个时期，要在短短的五六万字的篇幅或者是在一个半小时的放映时间里，反映这个复杂而变化多端的历史年代，是需要巨大的艺术概括能力的。作者在处理这一纷纭庞杂的题材的时候，紧紧地把握住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母亲的活动来反映各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作者的笔触始终专注在母亲的命运和遭遇上。虽然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里，有着很多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但作者的注意力却没有被迷惑。而仅仅使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构成人物活动的环境和后景，当它们与主要人物活动没有多大关联的时候，就被巧妙地省略过去了。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将人物作为历史事件的标签和注脚，或者孤立地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描写人物。人物和历史背景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在创作方法上所走的这一正确途径，给作品的成就和母亲这个人物形象的树立奠定了基础。
“母亲”的成就首先在于它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母亲的形象。作品描写了母亲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坚决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她为革命哺育了自己的儿女，她自己的一生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她的命运是与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她走过的艰苦而曲折的道路，正是我国千百个老一辈革命妇女所走过的道路。
作品在母亲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的一个特点，是母亲始终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当中，她的性格是在一系列曲折而富有戏剧性冲突的情节中揭示出来的。从逃荒开始，接着是丈夫梁遇厚的死亡、革命工作者邓非的牺牲以及大儿子承文的被捕……一直到解放前夕自己被特务拷问为止，母亲始终在行动着、战斗着。作者善于从各个不同的时期和环境里，找到主人公性格表现得最鲜明的时机来加以刻划。
剧本的开场是母亲一家在逃荒途中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喜鹊。当母亲最初听到小女孩的哭声的时候，虽然她不忍熟视无睹地走过去，但是由于自己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上不能再加上新的负担了，因此她第一次只能将小女孩抱起来拍了拍，用手抹去她的眼泪，第二次他们也只能分一半最后的一块干粮给她，一直到第三次母亲才毅然将小女孩收养下来。这场戏里人物只说了一句话，却有着非常丰富的潜台词。整场戏里人物内心的活动是丰富的，母爱和对未来生活压力的恐惧在激烈的冲突着，最后母爱终于战胜了生活的压力，母亲把小女孩收养下来了，这时候，母亲性格的善良一面也充分显示了出来。从表现形式来看，这场戏很好地运用了电影艺术所特有的手段，人物的内心波动和变化，都以富有特征性和表现力的外形动作表达了出来。
再如在第十节的一场戏里，作品对母亲等待着党派来的接关系的人的描写是这样的：
母亲：“喜鹊，你听听，是不是有人在外头？”
喜鹊到门边听了听，埋怨地走回来：“妈，你这几天是怎么啦？”
“记住，门口一有动静就告诉我！”
“你说了有一百遍啦！”
这几句简练的对话很生动的说明了母亲焦急的心情。虽然并没有人来，但是她老感觉着有人似的，这种错觉的产生显然是由于她的期待过于殷切的缘故。
接着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已经当了叛徒而母亲还不知道的董尧芬。这时候，母亲的心情是迷惘而愁苦的：邓非牺牲了，承文在监牢里，接关系的人没有来，反而出现一个形迹可疑的董尧芬。母亲的这种情绪便很容易迁怒在孩子身上，当她看到小儿子承武在和着来历不明的面粉的时候，母亲狠狠地揍了他一巴掌。但一了解到孩子并没有什么过错的时候，她只好用脸贴着他刚才被打过的那块地方……在这篇幅不长的一场戏里，母亲对党的急切的追求、她的机智、她对孩子的爱，她的困难的处境和复杂而急剧变化着的心情被表现得细致而真切。虽然离开了党和同志，母亲感到孤立无援，但对未来却又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唉！你们快点长大吧！”母亲在这一节中最后对孩子们讲的这句话，深刻而概括地表露了她当时的心情。
“母亲”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生动的情节和富于戏剧性的场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工人阶级的母亲的印象。
“母亲”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创作风格上的独创性。作者是真正从生活中汲取了素材，并以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素材的。“母亲”的题材是新颖的，人物、情节和细节描写都是富有独创性的。“母亲”的大部分章节都能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幅新鲜的生活画面，在这里我们很少见到重复的已经出现在其它作品中的东西。以革命工作者颜佳四次接关系为例，每一次的环境、条件、方式既区别于其他作品中类似情节而又彼此有所不同，因而每一次的接关系都构成了新颖有趣和富有特征性的戏剧场面。即使在一些细节上，也看得出作者所作的努力。例如颜佳第一次和承文接头的暗号是：“劳驾，请问今天有杨小楼的戏没有？”我们知道杨小楼是二十年代尽人皆知的名京剧演员，这一暗号既新颖适时，又给作品增添了时代色彩。
独创性是创作的灵魂。公式主义的作品是缺乏独创性的。而作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却基本上使“母亲”避开了目前严重危害着我们创作的公式主义的泥坑。
“母亲”这部作品也还有不少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母亲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我以为产生这一缺点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母亲性格的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的缘故。
在序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母亲是非常善良的。她在最艰苦的情况下收养了喜鹊；而她掩护邓非的行动，就是这种善良性格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母亲当时还不能理解邓非和他所从事的活动，在母亲的眼里，邓非还只是个爱惹事的年青人。作为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母亲的善良是包含着阶级感情的因素的，但这还是一种自发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同真正的阶级觉悟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紧接着是六年以后的情形，这时候母亲对邓非更是关怀备至了；为了怕饿着邓非，她把留给儿女们的最后两块山药拿给他吃；当邓非和他的同志们在屋里开会的时候，她在门口望风。甚至她明知道承文同邓非在一起从事一种非常危险的活动，也不加以制止。这些事实说明母亲已经不仅是一般善良的劳动妇女，而是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革命同情者和积极参与者了。但是这一长段的路程母亲是通过什么样的斗争走过来的呢，作品中却没有作正面描写而让它在幕后完成了。作品中的母亲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和邓非、承文等人在思想上就没有什么矛盾和分歧，而只有觉悟程度上的高低的差别。因此在作品的第一部里，通过梁遇厚的死难、入党、邓非的牺牲、承文的被捕等事情对母亲的考验，母亲的性格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第二部和第三部里，母亲虽然又遭到一系列的困难和考验，而这些对母亲的性格虽也有所丰富，但这些斗争毕竟都是外在的，母亲内在的精神状态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发展了。这样，母亲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就显得比较简单。而按照作品的主题任务的要求，这一发展过程是应该作正面的、细致的描写的。作者忽略了这一点，因而使母亲这个人物不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剧本的另一个缺点是篇幅过长了一些。这里所说的篇幅过长主要并不是指文学剧本字数的多少，而是指作品中的过多的对话和场景的变换。作者并不是在所有的场面里都运用了上面所列举过的那种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手段的。例如梁遇厚的死难以及母亲入党等情节，主要都是借助于对话来展开的。这些对话既缺乏强烈的表现力，在未来的影片中又要占据很多的胶片。实际上由于剧本篇幅过长，已经给摄制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
影片“母亲”已经开始摄制了。我们希望经过导演、演员及其他摄制工作人员的集体创作，能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提高一步，让我们将来在银幕上能够看到一个更丰满的英雄母亲的形象。